“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
——裘锡圭先生访谈录 文史哲 2007年第4期
裘锡圭，男，1935年6月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古文字学家。现为复旦文科杰出教授，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殿爵中国古籍研究中心学术顾问。
主要从事汉字学、古汉字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先秦、秦汉部分）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也从事先秦、秦汉史的研究。曾参加过望山楚墓竹简、曾侯乙墓文字资料、郭店楚墓竹简、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尹湾汉墓简牍的整理考释工作。著有《文字学概要》及《古文字论集》等一些文集。
裘锡圭接触到“古史辨”派，主要还是在1952年进复旦大学历史系读书之后。虽然那个时候院系调整已经基本结束，也经过了思想改造运动，但我感到，当时的史学界，—至少在北大、复旦这些学校的历史系和中国科学院的历史所，其实还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延续着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的那种史学传统。譬如我们的“中国通史”课程，由胡厚宣、谭其嚷先生来讲。他们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接受过“古史辨”派的影响。
1958年之前，教授的权力相对来说还比较大，后来就不行了
古史辨派说“三皇”不是历史人物，“三皇”的说法是后人造出来的，这是有他们对古书中有关三皇的资料的通盘整理为依据的，不是靠古书辨伪得出的结论。从古书看，三皇五帝的说法的确有一个形成过程。我认为否定三皇五帝系统的历史真实性是很大的贡献。
我觉得目前似乎不必花太多时间去进行方法论上的争论，也不必忙于建立新体系，最重要的是，大家要端正研究态度(即一切以学术为依归)，扎扎实实地做工作。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但我仍勉励自己努力去做。
关于古史传说，我基本倾向于“古史辨”派的观点，承认有夏代，夏代以上是传说时代，三皇五帝的系统不是历史实际。关于社会性质，我认为中国古代是在父系氏族、父系宗族、父系大家族的组织没有崩溃的情况下，进入了文明时代 。
恩格斯曾讲过文明社会产生于分工。在我国古代，较大规模的分工开始是在族与族之间进行的，前辈学者像童书业、唐兰两先生都谈过百工氏族的问题。分工、交换的发展是进入文明社会的必要条件，在我国，这个过程是在父系氏族制没有被打破的情况下进行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同氏族、部落之间发生了统治与被统治或从属的关系。氏族内部也有分化，也可以使用奴隶，但族的系统(包括氏族、宗族、家族)没有打破。我在有的文章里曾根据侯外庐先生的说法，认为我国古代早期的所有制是贵族宗子所有制。父系宗族和大家族的框架还没有打破，族人之间还存在一种公社关系。“宗子”就是宗族长，也可以是大家族之长。
春秋晚期到战国时代出现了很多依附人。依附人是一直都有的，但从春秋晚期开始到战国时代，就成为一种比较突出的社会现象。他们成为主人的武装力量。他们往往是从贵族中分化出来的，也有从平民中分化出来的其实就是后来的“士”(与春秋以前大夫、士的“士”不同)的萌芽。
战国时代的土地所有制基本上是国家所有制。国家奖励耕战，实行爵等制，这跟西周、春秋时期以贵族宗族制为基础的卿大夫制不一样。
冯友兰接受马列主义是真的，不是假的，当然也是个悲剧，因为他接受得并不是很好，有的地方很机械，阶级分析做得很肤浅，但看得出他是真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