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南泉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3期
[摘 要] 随着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崛起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话题，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要我们总结和借鉴本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还应该总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苏联；解体；中国；和平崛起；启示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70(2005)03-0044-06
随着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崛起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所谓崛起，就是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大国。为了使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走得顺利，我们不仅要对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走过的26年的实践进行总结，还应该总结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是如何在落后的俄国进行革命后，一步一步变成世界大国、强国，并成为世界两霸之一，最后又为何衰落并最终解体，中国从这个进程中，可以得到不少启示。
一、苏联强国的主要因素
（一）实行赶超战略
长期以来，苏联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实行赶超战略。1939年3月在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其总结报告中，一方面继续坚持“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口号，另一方面不顾客观条件的可能性，又提出苏联的基本任务是要在10-15年内按人均计算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
斯大林执政后的赶超战略，集中体现在工业化方针与政策上。其主要特点是：1.强调高速度是工业化的灵魂。其做法是高积累高投入，把基本建设投资主要用于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布哈林当时认为，应该使工业化具有尽可能的速度，但“不是把一切都用于基本建设”，不能片面追求积累和工业投入，“应该坚决地把严重的商品荒缓和下来，并且不是在遥远的将来，而是在最近的几年中”。[1]他还指出：单纯追求高速度，是“疯人的政策”。[2]但斯大林不顾反对，还是竭力追求 高速度。当时苏联国家计委制定的“一·五”计划提出两种工业发展速度的方案：一是初步方案，规定的工业发展各年增长率分别为1928年21.4%,1929年18.8%，1930年17.5%，1931年18.1%，1932年17.4%；二是最佳方案，规定的各年增长速度相应为21.4%、21.5%、22.1%、23.8%和25.2%。联共（布）举行的专门讨论“一·五”计划草案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上，还是通过了以高指标方案的五年计划文本。
“二·五”计划工业年均增长率规定为16.5%，并从一开始就提出“五年计划四年完成”。
2.集中一切力量片面发展重工业。斯大林一再 强调，苏联不能实行“‘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开始实行工业化”。[3]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就要大量资金的投入。“一·五”计划期间，在整个国民经济投资中用于重工业的投资占32%，在整个工业化时期其比重均在30%左右，有时甚至达40%。在整个工业投资中重工业的投资比重更加突出，“一·五”计划期间高达86%。
3.用高积累与剥夺农民的办法保证工业化所需的资金。“一·五”计划期间的1932年国民收入用于积累的比重为27%，在整个工业化时期一直在30%左右。另外，为了高速工业化、片面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用强制的办法，使农民的一半收入交给国家。据估计，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从农业吸收的资金占用于发展工业所需资金的1/3以上。对此，戈尔巴乔夫说：“在斯大林时期，工业化 是靠农业的破产来实现的。”[4]
赫鲁晓夫上台执政后的赶超战略，是把赶超美国作为建成共产主义的主要内容与标志。他在苏共二十大提出了“20年内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的想法，即第一个十年内工业生产绝对量与按人均计算的工业产品的产量都压倒美国，从而使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工业强国，第二个十年内即到1980年在按人均计算的工业产品生产方面将把美国远远地抛在后面。十分明显，赫鲁晓夫经济上的赶超战略，是 把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与同美国进行经济竞赛这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战略的指导思想是把国防问题视为“在全部工作中占第一位”的，他说，苏联的安全和粮食是他一生最关心的两件事。同时考虑到赫鲁晓夫时期过于强调速度的经济发展战略所出现的问题，苏联逐步注意解决经济的“质量与效率”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问题。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则提出了“加速战略”。他针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出现停滞和苏联与美国经济实力的差距呈拉大趋势的情况，在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上提出了“加速战略”。这一战略包括的内容：首先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15年内要实现国民收入翻番的目标；其次是加速科技发展；另外，还包括执行积极的社会政策。戈尔巴乔夫提出，这一战略要实现的经济规模要比以往时期大，用15年的时间做完苏维埃政权68年里要做的事。
（二）赶超战略的重点是发展与军工密切相关的重工业
我们在前面分析斯大林工业方针的特点时就看到，苏联的工业化是集中一切力量来发展重工业。赫鲁晓夫时期的赶超战略，其中要实现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发展重工业。勃列日涅夫为了增强经济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同样优先发展重工业，其重点是发展能促进科技进步的机器制造业、能源与金属材料部门。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加速战略”，虽然强调经济结构的调整，要考虑社会政策与社会关系方面的改革，但侧重点仍是强调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并提出计划在六七年内使苏联重要的机器、设备与仪表的参数达到世界最高水平。
由于集中力量发展与军工有关的重工业，苏联军事力的发展速度很快。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人造卫星上了天，宇宙飞船两次遨游太空，并成功地返回地面。苏联在与美国的空间技术和热核武器的竞赛中，在某些方面居于领先地位。而到了勃 列日涅夫时期，尽管整个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增速大大下降，但在与美国搞军备竞赛方面堪称为“鼎盛”时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与美国已形成战略均势。
实行赶超战略，加速经济发展，也使得苏联在经济实力方面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20世纪70年代中期，不仅是苏联军事力量的“最盛时期”，在经济方面也达到了顶峰。据苏联统计资料，苏联国民收入与工业产值1940年均不到美国的30%，但1975—1982年苏联国民收入为美国的67%，而工业产值为美国的80%以上。
（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在苏联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的斯大林经济体制，最重要的特点是：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化，管理方法的高度行政化。这种体制在苏联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实行赶超战略，集中力量发展与军事工业密切相关的重工业，都起过积极作用。首先，最大限度地集中全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设一些重大项目，在战前的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共建成了9000个大型工业企业。其次，利用这种体制，通过行政手段（往往是强制性的）调整经济结构，加快了苏联基础工业建设。第三，通过对落后地区增大投资等办法，较快地实现了调整生产力布局的战略意图。加速对资源丰富但经济又十分落后的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的开发，就说明这一点。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用于重工业新建项目的投资约有50%用于这一地区。1928年到1937年，西伯利亚工业的总产值增长了8倍，几乎为全苏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的两倍。这一地区的加速发展，满足了工业化的原料需求，也使东部地区在卫国战争中发挥了后方基地的作用。第四，对一些落后的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也起过一定的作用。
（四）政治上的集中制发展到专制主义
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实现政治集权的保证，而政治上的集权又是促进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发展的必要条件，两者互为条件。斯大林在超高速工业化和全盘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不只是通过行政命令进行的，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借助了强制和暴力。他在20世纪30年代搞的“大清洗”运动，最后完成了由政治上的集中制到专制主义的转变，使全党全国服从于斯大林一个人的意志和思想，在苏联建设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
（五）苏联强国战略是实现斯大林扩张政策的重要条件
斯大林执政后，一直认为，要在全世界进一步扩展“世界革命”，就必须首先扩大苏联在全世界的影响，扩大苏联的疆域。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其实质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而要做到这一点，斯大林必须依赖于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依赖于高度集权的政治与经济体制。也基于上述原因，在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实际上仍基本沿袭这一高度集中的体制，实施赶超战略，一步一步地走向强国之路，推行霸权主义。
二、苏联解体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启示
苏联在强国过程中，尽管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同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最后导致苏联的解体。苏联解体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一）必须对体制进行不断的改革
20世纪82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各国先后发生剧变，根本原因或者说深层次原因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丧失了动力机制，它的弊端日趋严重，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阻力。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讲的：“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5]之所以发展苏联经济增到这种严重地步，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二是斯大林逝世后的历次改革，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种制度模式，其问题与矛盾日积月累，最后积重难返，使危机总爆发，苏联东欧各国人民对其失去了信任，力求寻觅另一种社会发展道路。也正是这个原因，苏联东欧各国在发生剧变后，无一例外地都宣布彻底与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决裂，朝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方向转轨。所以，中国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来摆脱斯大林—苏联模式，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避免出现苏联东欧各国悲剧的一项最重要的政策。
（二）要集中精力，一心一意地把经济建设搞好
如何正确评价苏联经济建设的成效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是剖析苏联剧变、苏共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它与广大人民生活密切相关。人民是否拥护与信任党和政府，取决于它能否使他们在经济上得到实惠，使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也是体现一个社会制度是否具有优越性的一个重要标志。
不可否认，经过70多年的努力，苏联经济取得了不小的发展，在1978年，它的工业产值己占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但是，评价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只是一个量的概念，更重要的应从综合的质的方面去分析。如果从这一角度来评价，完全有理由认为，苏联的经济建设没有搞好，是不成功的，这是后来广大苏联人民不信任苏共、抛弃苏共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经济功效日益衰退。
由于长期以来苏联在发展经济方面实行片面追求高速度的赶超战略，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苏联经济发展速度是高的。但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斯大林—苏联模式，随社会的发展，其功效日益衰退，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经济增长率的递减，并没有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也没有避免经济危机的出现。从20世纪60年代起经济增长速度递减趋势已十分明显（详见下表）：
由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并出现危机，导致苏联与美国的经济差距出现了扩大的趋势。据有关材料计算，1990年按GNP计算的苏联经济总量已下降到仅为美国的40%左右。
第二，落后的增长方式长期不能改变。
苏联经济难以保证持续增长，并最后出现经济危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落后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长期不能改变。就是说，经济的增长是靠大量投入新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达到的，是一种拼消耗、浪费型的经济。
苏联自20世纪30年代消灭失业后到80年代末，每年平均增加劳动力为200万人。基建投资不仅增长幅度大，而且增长速度快。它一般要占国民收入的30%左右，约占国家预算支出的50%。基建投资增长速度快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如1961到1987年，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为5.4%，而基建投资为5.6%。苏联生产每单位产品的物资消耗很大，如在20世纪70年代末，生产每单位国民收入用钢量比美国多90%，耗电量多20%，耗石油量多100%，水泥用量多80%，投资多50%。
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经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扭转已开始出现的速度下降趋势与提高经济效益。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经济发展由粗放转向集约。
苏联直到1991年底解体，基本上仍是粗放经济，经济效益没有提高，如基金产值率继续下降，每卢布生产性固定基金生产的国民收入从1970年的55戈比下降到1990年的28戈比。80年代中期生产的切削机床的金属耗用量比美、日、德和法国同类新产品高1-1.5倍。苏联集约化方针之所以未能取得进展，根本原因是经济体制问题。因为一定的经济运行机制决定着相应的经济增长方式，而经济运行机制基本上是由经济体制决定的。从微观经济层面讲，在苏联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集体企业，经营机制不是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的，它对市场的敏感性与适应性很差，投入多产出少的情况比比皆是；从资源配置层面讲，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是由指令性计划决定的，这必然导致经济结构不合理并且长期难以调整，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再从宏观层面讲，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方法是直接的行政命令，而不是间接的经济方法。这样也就排斥了市场的作用，使官僚主义的唯意志论盛行，往往造成重大的政策失误和经济损失。由于受体制的制约，不能适应科技革命发展的要求，企业缺乏采用新技术的内在动力。经济增长方式的落后，决定了经济素质低，它的大多数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能力。
中国经过25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这说明：一、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大框架基本形成，整个国民经济开始按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运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已发挥基础性的作用；二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企业管理制度等方面，还有待完善。这也说明，我国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虽然不像在苏联时期因排斥市场经济而产生严重阻力，但也决不是说，在这方面不存在问题了。现在中国强调，党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始 终站在时代前列领导和谋划改革”，“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总之，要“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这就是说，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视角来考虑，党执政能力的提高，表现在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能否解决以下主要问题：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强化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微观基础的企业管理；促进科技进步；调整经济结构；摈弃传统的发展思维，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最终是要达到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促 进资源优化配置，从而保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对我国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经济结构严重畸形，比例严重失调，抑制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长期以来，苏联实质上推行的是经济军事化政策。其推行的经济赶超战略，核心是军事力量的赶超。国民经济的军事化给苏联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苏联“在一些年份里，用于军备的开支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25%-30%，也就是说，比美国和欧洲北约国家的同类指标高出了4-5倍”。[7]“没有任何敌人能像军国主义化那样吞没一切，给经济造成如此严重的破坏。这是在人民面前犯下的罪行。”[8]
国民经济军事化，是以牺牲人民消费品生产为代价的。因为，按苏联的经济实力，它做不到“既要大炮又要黄油”。长期以来，苏联市场紧张，社会主义经济一直被称为“短缺经济”。到苏联发生剧变的1991年，市场上真是“空空如也”。事实证明，苏联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更多的是为满足实行扩张政策的扩军备战的需要，广大人民的物质与文化需要一直不是放在发展生产的首要目的上。这种经济不可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也就更谈不上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另外，不论是农、轻、重的比例还是工业 内部的比例，都是不协调不平衡的。这就决定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如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它是不可能健康发展的，是不可能持续发展的，而出现由停滞、全面停滞到衰退一直到垮台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方面，中国应吸取的教训有：一是作为大国，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考虑到国际局势的复杂性，天下还不太平，加上还没有完成国家统一的大业，适当提高国防力量是必要的，但决不参与军备竞赛；二是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人的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第四，经济理论的僵化与教条化严重阻碍经济 的发展。
长期以来，苏联的经济建设理论，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不能与不断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和不同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因而往往不能体现苏联经济前进的方向，不能使苏联经济的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服从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的要求。苏联在改革与发展方面的理论都日益僵化，这也是导致其经济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中国和平崛起后在国际关系中产生的影响
按照战略构想，再经过45年，即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就可以算是崛起了。
目前世界上，有一些人存在的疑虑是，中国崛起后会不会对世界特别是周边国家形成威胁。产生上述问题，一般说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不少人看来，中国经济发展快、资源少、人口多，因此，发展到一定时候，会出现经济扩张，如争夺资源、向别国移民等；二是有些人根据过去日本、德国、美国和苏联崛起的历史，认为大国崛起后，都要通过战争来改变国际格局与秩序，不断扩张，达到称雄世界的目的。
中国崛起后，会对国际关系产生什么影响，会不会对别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形成威胁。这里谈几点看法。
（一）中国和平崛起将主要立足于自己的力量，依靠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雄厚的资金储备，以及改革开放带来的机制创新，中国以和平方式、正常的商业渠道获得资源。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加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等途径，获得我们所需的资金。前25年中国经济迅猛发展，证明了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并没有像有些大国那样，依靠对外侵略、扩张乃至战争去掠夺别国资源。
（二）事实证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国际社会带来的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以2003年为例，中国从东盟和韩国的进口增加50%以上，从日本和欧盟进口增加近40%，从美国进口增加24.3%。客观发展情况表明，中国的迅速发展，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到3000美元时，中国的市场潜力和为世界提供的各种机遇要比现在大得多，更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
（三 ）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即使强大了也永远不称霸，这是中国恪守的一项基本外交政策。一个大国崛起后，并不像有人断言的那样，一定要通过武力来改变国际格局。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一直在争取有一个良好的和平国际环境，一直反对依靠发动战争来打破原有的国际关系体系，而是主张通过改革、和平协商和 国际关系民主化等途径，逐步建立起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几年来，国际社会发生的种种冲突乃至战争，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一直在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努力。布热津斯基 认 为 ：“中国正在成为被国际社会接受的世界大国。新一代领导人对于和平崛起的意义与责任有深刻地理解。”[9]
（四）中国的崛起决不是排他性的。可以肯定地说，经过几十年或更长一点时间，会有一批发展中国家得到大的发展，综合国力会大大增加。发达国家也会进一步发展。上面提到，中国的发展不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兴起。对周边国家，中国奉行睦邻、安邻和富邻的政策。
（五）文化特点，也是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关于这一点，正如温家宝指出的，我们有自己源远流长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是以和为贵，是和的文化。和而不同是相互补充、相互借鉴，而不是冲突的源泉。与一些西方国家不同，构建“软实力”的目的，并非谋求控制世界的霸权，而在于寻求更多的国际认同和尊重，更好地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成分，特别是儒家、道家的诸多重要观点，已经得到了国际认同并运用于国际关系的处理之中。[10]
参考文献：
[1][2]布哈林[M].东方出版社1988（中）：293，309.
[3]斯大林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499.
[4][7][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35-211.
[5]普京文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5.
[6]据保守的估计，1974-1984年苏联获得的石油价值约2700-3200亿美元.
[8][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改革运动》[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169.
[9]21世纪经济报道。2004-10-4.
[10]转引自学员研究报告[R].中共中央党校.2004（9）：54.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