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吉见俊哉（东京大学教授）
多纳卡米大王 翻译
1、“大众”的诞生——从他者到操作对象
“大众”概念虽然是本特辑的主题，但很明显的是，“大众”这一语词本身，只是一个拥有大量性的意味的，无法被捕捉的语词。因此，“大众”不仅表示人数的大量，如果指涉拥有体积（质量）的一块物质的话，同样能指涉大量的信息的堆积（mass data）。如果把这种指涉限定在人的集合之中，19世纪末的勒庞和塔尔德提出的集体心理学将凝聚在一定空间中的“群众”（crowd）作为焦点。与其相对的，他们认为“公众”（public）相比“群众”，在空间分离之后依然能保持很多的特征。在“公众”开始被这样思考的时候，“大众”（mass）就变成了广泛使用的语词。因此，如果按照字面的理解，把“大众”认为是像集合成一大块物质一样的很多的人，并没有依据特定历史的脉络来进行思考。
但是实际上，从知识话语的历史中来说，“大众“是带着极强的意识形态的历史语境出发的。最大的理由是，该语词的由来是因为法国大革命后，精英阶层知识分子的面前迅速出现了一幅具有传染性的暴徒的图景。知识分子把这些暴徒当作“巨大的块”，和恐怖的精神相结合起来。知识分子们用这样捉摸不透的“巨大的块”来指涉暴徒，同时开始寻找理解的语词。因此，比勒庞更久远的之前就开始，“大众”（crowd/mass）作为捉摸不透的、大量的他者在不断被发现，他们对19世纪的知识分子来说，可以说是在国内的“东方”。（译者注：这里的东方指代的是萨义德的“东方主义”）。
虽然这样说，但那个时期并没直接使用“大众”这一语词。“大众”这一语词，还是指代的是令人厌恶的大量性的和不定形性的，充满着不能预测性的下层的大众。它绝不是无色透明的中性词。我这里并不想追溯大量的语言的变迁，众所周知，这种变迁最终的到达点是勒庞的群集概念。19世纪末的集体心理学中，“巨大的块”到达了相当可以被理解的程度，甚至根据不同场合如何控制他们的可能的思考也开始了。虽然那样，但还是存在着凝视和被凝视的紧张关系。但是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向全世界的总体战体制动员中，“巨大的块”无论是作为“大量的士兵”，还是作为“大量的顾客”，开始变成了一种应该用生产方法进行分析的东西。
“大众”概念的成立首先展示的是视点的转换。精英阶层知识分子认作为“东方”的“巨大的块”，被给予了“大众”的名字，这一方面是由于战时宣传的视角，另一方面是由于战后市场营销的视角，这个“巨大的块”开始被科学地理解，开始作为有用的兵力/购买力被操作。而且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特别是在美国，从“群众”到“大众”的知识话语的重心移动大举进行， “大众媒介”“大众传播”“大众社会”“大众文化”和“大众”的大行进开始了。
在这个大行进中被言说的“大众”，虽然可以说是大同小异，但是它进行着微妙的视角变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于“大众”的大行进，知识分子的勉强抵抗被汇集在了何塞·奥尔特加（译者注：也常被译成奥特加·伊·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之中。他对于“大众”的恐惧和厌恶，被认为是勒庞以来的“贵族主义”的大众批判。但是那个大众，已经不是从社会的底层出发迅速浮现的暴徒，而是成为像空气一样在社会的各个地方普遍的体制了。这样的“大众”，和特别是在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席卷了世界的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形象融为了一体。
正如同常识性的学说史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围绕着“大众”的议论，被康豪瑟条理清晰地概括了。他做出了一个清晰明了的社会学古典式的模型——被“向精英接近的可能性”和“非精英的操作可能性”着两个概念区分出的四象限的图示。“大众社会”是向精英的接近可能性高的社会，同时也是非精英操作可能性高的社会。社会的流动性很高，但是因为一个人的自律性弱，人们很容易在不安中受到暗示。今天是一个被民粹主义支配的社会，并非因为独裁者的存在，而是因为人们很容易被假新闻简单地左右，很容易变得排他，法西斯主义就出现了。
像这样，从群众论开始到大众社会论为止，在成为社会科学主流的话语中，“大众”从来没被不加批判地肯定过。确实，到了战后的美国社会学的话，从勒庞到奥尔特加的对大众厌恶的姿态消失了，好像把大众社会的位置建立在一个无色透明的框架之中。但是，就连康豪瑟也认为在大众社会中，中间集团失去了链接社会的纽带成为了当时孕育法西斯主义的契机，应该追求的是更多元的市民社会。
但相同的时代，在“大众传播”“大众媒介”领域中，相关的学术话语对于“大众”批判的声音却变弱了，而且，在“大众文化”的理论中，“大众”还因其草根性和平凡性而有很强的被肯定的倾向。
一般的社会科学和“传播学”“媒介学”“文化”相关的学术话语中对于“大众”评价的微妙差异产生的缘由，与其说是社会本身，其实和后者把使社会成立的媒体=媒介当作关心的焦点是息息相关的。当然，这种关心是在第一次大战之后才以清晰的制度形式出现的。和以前的勒庞相比 ，对于不断出现的新人们加以肯定的加布里埃尔·塔尔德，他所关心的是以报纸为代表的活字媒体的普及，使和以场所为基础的群众集合完全不同的社会集合，或者说，“公众（public）”，出现了。根本上，因为被媒介媒介化的社会，开始成为一个“身体的接触作为条件开始慢慢不重要”的社会。媒介是使“想象的共同体”变为可能的基础，而这又是在以印刷术为作为出发点的复制技术革命的初期成为可能。
在1920年代以后，特别是收音机大众普及的背景下，从宣传研究走向传播研究这一众所周知的历程开始发展。从奥尔波特、坎特里尔到拉扎斯菲尔德为止，作为大众媒介的广播的功能急剧扩大和效果研究的潮流的形成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换句话说，在大众传播研究的开创期一以贯之的关心是探究像广播这样的新媒体带来的效果，而并不一定关心作为收信人的“大众”到底是谁。换言之，他们的研究志向是以发达的大众媒介作为基础的宣传研究和大众传播研究，而不是关于作为社会主体的“大众”自身的研究。这一点就是基于对社会学关心的“大众社会”论的研究和基于对媒介关心的“大众传播”研究的微妙的分水岭所在。
进一步说，从宣传研究开始到大众传播为止的系谱，关于其目的是不是真的研究“传播”，笔者还残存着一系列的怀疑。不用说，传播学是包括着从面对面的多人间的对话，到跨文化传播多种多样的领域。任何一个场景都是两个及以上的社会主体之间的互动为根本形成的，误解，对立，妥协等等多种多样的社会过程在其中发生。但是，就算承认了限定效果论或后续理论要去强调的，“受众”的解释的能动性，但其实传播研究和效果研究真正想要捕捉的就是对方被传播给予了怎么样的影响，而不是如何如何和对方进行交流。而且，就算作为研究系谱更为原点的存在，新闻学和新闻媒体论，其主要着眼点也在于向对方传达什么，以及如何才能传达。它（译者注：效果研究）确实是传播的一个侧面，但位于中心的倒不如说是“分配（distrubuton）”研究或“广播（broadcasting）”研究的思考方法。它被故意叫做了“传播”，是因为它附上了那个时期美国社会特有的意识形态。
附「東洋論文訳業」发刊词：以译促学，磨练心性。Flag：一周至少三更o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