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在蒙森的潜意识中，帝国主义以吞并土地实行直接统治为特征，实际上是用近代殖民主义帝国的标准来衡量罗马的扩张意图，严重混淆了罗马帝国与近代殖民帝国之间的差异，所以罗马的任何扩张，在古代那种“不作铁砧，便非作铁锤不可”的丛林法则之下，都是合理的，因而为蒙森的防御性帝国主义理论提供了最为方便的解释手段。对罗马人征服希腊的说明，成为蒙森理论赢得最多追随者的案例。
自公元前３世纪末起，罗马人的势力日益深人东部地中海，先是借口伊里利亚人海盗影响了意大利人的贸易活动，出兵亚得里亚海地区，旋即与马其顿发生冲突。经过三次马其顿战争，罗马于公元前１６８年彻底肢解了亚历山大昔日的家乡。由于对马其顿战争的需要，罗马又卷入了对塞琉古的安条克和希腊诸城邦的斗争，经过两次大战，基本摧毁了安条克的势力，包括帕加马、罗德斯、阿凯亚同盟和埃托利亚同盟在内的希腊城邦，或者作为罗马的盟友，或者作为罗马的敌人，在罗马人授予希腊人自由的口号下，在他们自己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实际上沦为罗马附庸。到公元前１４６年，罗马镇压了马其顿的暴动和阿凯亚同盟等的起义后，建立了马其顿和阿凯亚行省，彻底接管了希腊事务。
对于罗马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不顾普通罗马公民反对立刻向马其顿宣战一事，蒙森给出了四条理由：首先，与马其顿的战争不可避免，因为罗马人“万不能允许他（马其顿的腓力五世）取得亚洲希腊的最大部分和关系重大的昔兰尼，压服中立的商业国家，因而倍增他的势力。再者，埃及的覆灭和罗德斯的挫败或降伏，不能不重创西西里和意大利的贸易，意大利对东方的商业被弄得依赖大陆上两个大国，罗马何能袖手旁观？更有进者，自从第一次马其顿战争以来，阿塔鲁斯素为罗马的忠实同盟，罗马对他有个荣誉攸关的义务要履行……最后，罗马主张把他的保护伸张到一切希腊人之权，绝非空谈……如是，以实情而言，一切政治的、商业的和道义的动机一致使罗马从事第二次反腓力的战争——这是罗马所作的最为义战之一”。
然而，蒙森所有的结论，都建立在马其顿可能与安条克结盟，扩大势力进而威胁到罗马安全之上，完全忽略了罗马出兵亚得里亚海可能造成的马其顿的担忧。不仅如此，蒙森还把罗马人描绘为希腊文化真诚的崇拜者，认为他们出兵马其顿是“十分诚意地谋希腊的解放”。第二次马其顿战争结束后，罗马将军弗拉米尼乌斯在地峡赛会上宣布所有希腊人获得自由，是罗马人诚意的表现。遗憾的是希腊当时已经彻底腐败，完全不配享有自由，弗拉米尼乌斯的政策不仅害了希腊，也让罗马卷入了对安条克的战争，“历史对于每一罪孽都有果报，对于无能力而妄想自由如是，对于不明智的侠义亦复如是”。在希腊终于落入罗马统治之下后，蒙森对罗马的扩张做了如下评论：
如果我们回顾罗马自统一意大利至割裂马其顿的过程，则罗马的世界帝国绝不似扩大领土的无厌野心所画定和实行的大计，却似乎是罗马政府不愿甚至违愿而被迫接受的结果。……任何人只要观察不失于肤浅的，无不明见：在此期间罗马政府始终除意大利的主权外一无所望，一无所欲；他们仅不愿有太强大的邻国与他们并立；他们……真心反对先把非洲、次把希腊、终把亚洲纳入罗马的保护范围，直到每次的时势逼迫他们，或至少以不可抵御的力量提示他们，才把那范围扩大。罗马人总力言他们不行开疆拓土的政策，他们永远是被侵者而非侵入者；无论如何，这话不属空言。……当此期间，罗马人绝无贪得领土的欲望，反而对于攻取土地的结果表示很明智的戒心。罗马的政策始终不是由一个雄才大略的头脑拟订而世世相传的计划；这是一个很有能力而胸襟稍嫌偏狭的议会的政策，这议会太缺乏规划伟大结构的能力，太富于要保全他们本国的天然欲望，所以不能以一位恺撒或一位拿破仑的精神来拟订计划。
归根结底，罗马的世界帝国是上古世界并不像近代那样重视国际关系中的均势原则的结果：每个国家一旦完成内部统一，就致力于征服邻国，至少使邻国不至于危害自己的安全。在此过程中，罗马人无意中创建了一个他们自己甚至都不愿意接受的大帝国。如果说这其中有什么规律，那并非罗马军团优于马其顿方阵，而是一般国际关系的必然结果。
蒙森的理论，因其在罗马史领域的权威和欧洲殖民扩张，在２０世纪赢得了大批追随者。其中之一是弗兰克。在《罗马帝国主义》中，他像蒙森一样，把罗马征服意大利视为统一事业，把早期罗马与周边部落的冲突解读为罗马保护拉丁人的战争，侵略高卢人的行动，则被视为解决意大利半岛的自然边界问题。不过他一定程度上承认罗马的扩张源自内部，虽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元老贵族从小熟读国家所有条约，有遵守条约的意识。“而平民在此以前对法律一无所知，他们从未承担过任何法律责任与法律义务。因此，罗马的过去不属于他们，他们拥有的是罗马的现在与未来。”元老们了解周边国家的实力，每次都要掂量战争的得失，“而平民大众对事态的发展漠不关心，他们只是单纯地希望，像以往一样在战后分得一些战利品，或去新征服的土地上殖民”。所以，“民主派是否比贵族派更具有帝国主义野心？尽管我们目前没有任何结论性的观点可供参考，但是我们却有理由相信这是事实”。以第一次布匿战争为例，一方面，他认为罗马的确有理由为了意大利的安全出兵西西里；另一方面，他把元老院在宣战问题上的犹疑作为贵族谨慎态度的表现。最后的宣战，则是因为元老院对事态失去了控制，“一些雄心勃勃的领袖人物开始竞选执政官，他们发表富有煽动性的主战演讲，激起平民大众的热情支持，逼迫元老院同意他们的主张，将国家推向战争的漩涡”。
然而，在对东部地中海扩张的问题上，弗兰克似乎又抛弃了他的“阶级分析”，回到蒙森的立场上，把“对腓力的厌恶，以及对即将面临的腓力入侵的恐惧交织在一起”作为罗马宣战的主要原因，同时强调罗马对希腊文化的崇拜，以便“让罗马国家获得无尚荣光的尊崇地位，将使罗马人在整个古老的文明世界中赢得声望，也将有助于增强罗马元老院的权威”。对土地的贪求，似乎退居次要地位，“因为在战后罗马没有获得其他的领土，甚至没有收回被腓力于公元前２０５年夺走的伊利吕库姆地区；另外，在意大利有大面积的荒芜土地等待开发利用，这些土地远远超出了罗马投资者们在二三十年间的投资需求”。所以，罗马向东方的扩张，既“体现了罗马直接从希腊人那里借用过来的一些特殊政策”，也是“斯奇庇奧和他的支持者们倾慕希腊文明的非凡魅力，渴望这种魅力能够将罗马从它那迟钝单调的实用主义之中解脱出来，从而使罗马快速地摆脱受人轻视的‘蛮族’帽子，跃居为与启迪它的希腊老师同等的地位”。只是在情感政策被证明在腐败的希腊根本无法有效之时，罗马人才改行务实政策，接管对希腊的统治权并将其整合为行省。对弗兰克而言，罗马夺取西地中海是维护意大利的安全，即使偶有扩张倾向，也是民主派和平民所为。在东部地中海，是时势迫使罗马变成了统治者。甚至在那时，元老院仍出于对军事英雄们的恐惧心理，极力主张以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只有在所有其他手段都已经无效时，才实行干涉政策。对迦太基的摧毁、对希腊的兼并，“标志着罗马历经半个世纪萌发起来的世界霸权主义思想得以确认，标志着罗马从此可以为所欲为地横行世界，标志着古代世界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那种实际平等的盟约、真诚的盟友、公正的调停以及有益健康的竞赛活动从此不复存在。罗马霸权日益发展成为罗马统治的鲜明特征”。虽然如此，罗马扩张积极的一面，仍然得到弗兰克的肯定：
罗马的领土扩张，出自于健全守法的罗马人的顺其自然的活动，他们根据自己理解法律与秩序的程度，来积极地扩展罗马国家的法律和秩序的势力范围。他们努力的结果，使这个国家开始容纳众多的民族，这些民族并非在一个共同联盟的基础上得以同化，而是在使用武力征服的前提下被迫同化。这种同化，必须要依靠一个独一无二、坚强有力的领导权威来指挥强大的军队加以完成。于是，军事独裁应运而生。
如此，罗马的扩张，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连共和国的垮台和军事独裁，也变成了传播罗马文明的必由之路，其“有益的帝国主义”调子，再明显不过，罗马帝国主义与近代殖民扩张帝国，也因此具有了共同的使命。
法国学者奥洛、美国学者贝狄安基本循着蒙森的路径前行，但略有修正。在其为《剑桥古代史》第８卷所写的关于罗马与希腊的章节中，奥洛批评了蒙森和弗兰克等有关罗马人对腓力五世作战源自喜爱希腊文化的论调，因为他们的所谓爱希腊仅停留在精神层面，在公共行动中，爱希腊不可能成为一个因素。另外，腓力本无意挑战罗马的权力，所谓腓力曾派援军前往扎玛参战、罗马的希腊人盟友受到马其顿侵犯的史实，是后世笨拙的伪造。所以罗马本来没有任何理由向腓力宣战。他同时否认罗马人因贪求领土或者商业利益发动战争的理论，因为从公元前２００年到前１８８年，罗马人不曾占领任何领土，在与马其顿和安条克签订的和约中，也无任何条款涉及商业特权。罗马人所有的行动，都是出于防御目的，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要尽可能少地动用力量，所以有些情况下罗马人姗姗来迟，有时到场了，行动却缺乏连续性，这表明它根本上无意统治希腊或推翻马其顿的势力。但在汉尼拔战争后，而且是在罗马公民几乎精疲力竭的情况下，罗马毕竟匆忙发动了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在此之前，还选举了了解希腊事务的加尔巴为执政官。为解释这种现象，他只能将其归于外部的环境和罗马人的臆想，即腓力与安条克的结盟。“所有这一切让我们相信，像过去一样，他们的干涉是外部环境影响的结果，它似乎把行动强加给了罗马人。如同在公元前２２９年那样，如果没有图塔的挑衅，他们不会渡过亚得里亚海，公元前２１４年，如果不是必须遏制腓力与汉尼拔的同盟，他们不会进军希腊一样，如果不是发现了腓力和安条克的同盟以及他们在该同盟中看到的威胁，他们也不会再次东进。”“事情的真相，是他们在并未受到威胁时，想象自己受到了威胁。两个国王不真诚的盟约绝不是针对他们（罗马人）的；此外，如果他们（国王们）确实让他们（罗马人）感到吃惊，则它已经解体。如果他们（罗马人）的干涉不是那么冒失，他们本会看到最初的盟友乃公开的敌人，一场战争会在两个国王间爆发，那会让罗马免除所有担忧。”然而，历史无法假设。同床异梦的两个国王的盟约引发了罗马人的惊慌，造成了后者的干涉，并给罗马带来了若干场始料不及的战争以及对希腊的卷入。
在有关共和国后期罗马帝国主义的专著中，贝狄安更多地追随熊彼得关于帝国主义乃人类社会一般特征的理论，开篇便指出“某种程度的帝国主义，像人类，至少是如其社会组织一样古老。自己所在的群体将权力扩展到其他群体，仅仅是自己一方战胜对方一种特殊类型的胜利。就人类层面言，它不需要解释”。尽管如此，他还是从罗马人关于美德、执行权和政治运作机制出发，对罗马的扩张行动做出了解释。他讨论的时限，上不过公元前２００年，下到奥古斯都时代，尤重于共和国末期的１００年左右，属罗马人扩张最为强劲的时期。他承认在罗马人的所谓美德中，出身、军事荣誉、担任官职是美德的主要表现，但所有一切，都需要通过竞争来实现。竞争力的强弱，又取决于自己赢得的胜利的大小和多少，以及被庇护者的数量，两者都要求罗马人向外扩张。然而，罗马统治阶级也有另外一套规则；任何人都不得过于突出，以至于超出共和国政制的规定和寡头集团的统治，从而突破共和国体制。所以，元老院对于吞并外国领土的扩张行为一直态度谨慎。对于弗兰克等人归于罗马扩张中的经济因素，贝狄安予以否认，认为无论是骑士还是平民，都满足于在现有框架内享受帝国的成果。只是从公元前２世纪末开始，具体地说是从盖约？格拉古开始，罗马人才看到夺取行省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启动帝国主义的步伐。尽管如此，相关证据显示，元老院仍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政策，传统甚至到公元前１世纪中前期的苏拉和卢库鲁斯时代，仍发挥着某种程度的作用。然而意大利人进人公民队伍以及罗马政客的野心，终于在公元前１世纪中期突破了传统的限制，庞培是这批人中的第一个，是“被征服世界上最大的所有者”，恺撒和克拉苏都是在模仿庞培，恺撒则是那些“匪徒中最伟大的一个”。以吞并土地为特征的帝国主义，只是在此时才真正成为时尚。在此之前，罗马人的所有行动，至少在领土扩张问题上，都是不得已才为之的。贝狄安观点的新奇之处，不在于他承认共和国末年的政客和军人们借助扩张自肥，而在于他观点相反的暗示：帝国主义的典型特征是吞并对手的土地，准此而论，即使到共和国末期，除庞培等少数例外，罗马统治阶级总体上仍无意扩张。所以，罗马人的帝国主义仍属防御性质，无意中获得了他们本不愿得到的大帝国。共和国的历史，也只能是统治阶级的历史。他的基本思路和观点，显然基本仍停留在蒙森时代。他忽略了罗马平民对扩张政策的影响，对经济动机的否认，也让他的论点不可避免地遭到批评。
奥洛和贝狄安等的论述，表明蒙森传统至此已经难以再给罗马帝国主义提供新的启示。他们始终难以解释，既然罗马人缺乏扩张的动力，为什么不主动抽身撤退，反而占领了越来越多的地区，尤其是在西班牙那样在经济上和财政上看来得不偿失的地区，甚至在遭遇多次丢脸的失败后，仍然拒不放弃？如果统治阶级真的如此担心他们的政制因扩张难以承受变革，那罗马的统治阶级何以前赴后继地发动了一场接一场的战争？如果罗马的平民真的从战争中无法获得他们期待的收益，那他们何必如此长时期地忍受战争的艰辛，甚至在元老院表现犹疑之时，支持他们的执政官发动战争？
哈里斯与罗马帝国主义研究的转折
第二次界大战后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以及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失败，让反思罗马扩张成为潮流。早在１９５４年，提尔已经在有关罗马海权的著作中，抨击罗马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的侵略行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学者所以更愿意谴责迦太基，是“因为可怜的小小的罗马人如此为人喜爱，因为罗马人是我们精神上的伟大祖先”。霍普金斯则证明，罗马所以不断发动战争，一个重要原因，是统治阶级需要劳动力。１９７３年，意大利史学家莫米利亚诺在其为剑桥大学所做的特里维廉讲座中指出，罗马的同盟体系，促使罗马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罗马国家和军队一样，是一种二元组织，一方是罗马人，一方是同盟者。同盟者是被罗马战败的昔曰的敌人，他们虽不缴纳贡金，但需要在战争中追随罗马人并提供军队，同时分享战争胜利带来的成果。罗马成功的秘诀，在于他们有效地控制着同盟者，保持着后者的忠诚，但：
人们不能期待他们主动忠诚于罗马，可是，他们必须忠诚，而且他们必须忙于战争事务，否则整个罗马组织的大厦就会崩溃。由于军事义务成为联系罗马和同盟者唯一现实的纽带，罗马就需要最大程度地利用这些义务，以免它们变得无意义，更糟糕的，可能会使同盟者的军队掉过头来反对罗马。正犹如雅典帝国有她自己的逻辑一样……意大利同盟也有自己的逻辑——没有贡金，意味着最大限度的军事合作。
合作实现的方式，是罗马年复一年的战争，从公元前２８０年到公元前１〇〇年，正是罗马不断的战争，保持了同盟者的忠诚：
罗马从一个战争转到另一个战争，根本不让人们过多地去思考下述形而上的问题：这些战争究竟是为罗马获得权力，还是让同盟者更忙乎。战争本身就是罗马组织的本质。森提努姆战役是皮德纳战役、甚至是毁灭科林斯和同盟者战争的自然前奏。
我们可以批评莫米利亚诺相对简单化的概括，似乎只有让同盟者忙于战争，同盟者才没有时间考虑反对或者挑战罗马的权威，因为在共和国历史上，的确有部分同盟者，包括卡普亚那样重要而且长期忠诚的同盟者，曾因负担过重向罗马抗议，有些盟友借汉尼拔战争的机会向罗马提出要求，在要求未能满足时，公然倒向汉尼拔。但他从罗马国家内部组织的构造去理解罗马对战争的“偏爱”，的确开辟了解释罗马帝国主义的新路径。如果我们提到，莫米利亚诺的导师是意大利著名学者德桑克提斯，而后者是最早批评罗马帝国主义的学者之一，或许更容易理解这位意大利学者的立场：对不少意大利学者而言，罗马征服意大利并非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而是消灭了意大利的多样性与自由，甚至拉丁语的传播，也被从负面去理解：语言的多样性被消灭。而罗马的许多所谓独创，实际都借用自其他意大利部落或民族。
不过，上述著述大多从一些具体问题入手，或仅论及国家结构，或仅讨论一场具体战争中罗马的责任，涉及的是罗马扩张中具体的问题，影响相对有限。与它们比较，哈里斯的《罗马共和国的战争与帝国主义：公元前３２７—前７０年》的风格完全不同。虽然罗马帝国主义一直是罗马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但如此系统和全面地讨论罗马的扩张问题，在英语世界是第一次。该书一般认为划分为两个部分，实则应当是三个部分。第１一２章论罗马扩张的动机，第３章论罗马扩张在古代作家中的反映，第４一５章具体分析了罗马历次战争的动机、手段和态度以及放弃吞并土地的原因。全书既有理论的透视，也有对每场具体战争的分析。其次，可能也更加重要的，是哈里斯并不详细叙述罗马战争的进程，而从罗马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分析造成共和国时代罗马战争绵延不绝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与防御性帝国主义完全不同的看法。在大多数战争中，罗马实际上是侵略者。少数主动放弃吞并对方领土的案例，则各有客观的环境。谢尔曼一怀特书评的标题《侵略者罗马？》，表达了这个观点对古典学界的震动。他用很少见的５页的篇幅，从多个角度反驳了哈里斯的看法。而短短两三年时间里发表的有关该书近１０篇的书评，体现了它的影响力。最后，是哈里斯尽可能地利用了相关文献，并对不少史实重新做出了解释，其论证的深入和具体，都远远超过了他此前的论文以及其他论著。哈里斯证明，罗马是一个军国主义社会，战争和扩张是罗马社会上下都认同的基本目标。
从统计学上看，战争频发是共和国历史非常重要的特征。虽然希腊城邦之间也经常发生战争，雅典那样的城邦，在其帝国时代，更是视战争为家常便饭，用莫米利亚诺或芬利等人的话说，是生活中的事实，但就历史的实际来说，绝大多数城邦大多数时间里生活在和平中。与它们比较，罗马共和国显然不同。“自公元前３２７年以降的最初８６年中，就能从不完整的资料中能够看到的而言，没有战争的年份至多４一５年。在经历了非常长的间隔期后，雅努斯神庙的庙门可能在公元前２４１年关闭过，但很快就因法利斯奇人暴动再度打开；然后，就我们所知，公元前２４〇—前２３９年在无战事中度过，可以理解的是，那是在经历了与迦太基精疲力竭的战争。之后。公元前２２７年和前２２６年可能是和平年代，可是，虽然罗马战争的．季节性特征在公元前３世纪下降，尤其是公元前２１８年以后，战争却继续成为罗马公共生活中完全正常的特征。直到公元前１５７年，罗马才再度在各个地区都享有了一整年的和平……又一代人过去后，罗马人才再次获得了和平，那是公元前１２８年、前１２７年和前１１６年。……公元前１世纪，对外战争几乎同样经常。”
共和国战争的频发，首先与罗马的政治文化有关。罗马是个城邦型共和国，基本由少数显贵统治，但其制度中包含着相当多民主因素。所以显贵们并不是一个世袭的集团，而是一个相对开放和流动的群体，其成功的标志，就是担任高级官职，而要赢得高级官职，就需要取得选民的支持。选民所以支持某位候选人，不仅因为他的家世，更因为候选人的能力和功绩，能力和成绩，又主要体现为军功和官职。须知罗马官职数量相当之少，最高官职执政官每年只有两人；拥有统兵权的副执政最初仅有１人，到公元前３世纪末才因为司法事务的复杂和统治行省的需要，增加到６人。至于另一具有重要影响的官职——监察官，则每５年才选举一次，每次也仅两人。罗马官职的另一重要特征，是科层性和竞争性。公元前１８０年通过的任职年限法规定，任职必须从最基层的财务官做起，逐级晋升，不得越级。但问题在于越往高层迈进，官职的职位越少。如副执政官有６人，执政官只有两人；监察官每５年才选举一次，也只有两人。那意味着仅有三分之一的副执政官可能晋升到执政官，而仅有五分之一的执政官可能出任监察官。至于更有影响的元老院的首席元老身份，能够担任的人更少。官职资源的寡少和候选人数量的众多之间，暗示候选人如果希望胜出，必须面对激烈的竞争。胜出的资本，就是家世、军功，当然还有金钱。它们之所以必需，是因为罗马的显贵不仅仅在他们内部操纵，还必须以各种手段争取选民支持。争取选民的手段，除通过战争积累军功外，还通过在广场和法庭发表演说，举行宴会招待民众，以及兴办公共工程，以吸引民众注意力。所有这些，都把贵族与战争捆绑在一起。
哈里斯首先从罗马的政治文化人手，讨论战争对于共和国的重要性。对一个人的成功来说，如撒鲁斯特等古代作家已经注意到的，家世当然重要，一个人的祖上如果有人担任过执政官、独裁官或军政官等高级官职，则他等于继承了祖先的美德，在竞争中会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如果一个新人担任执政官，哪怕战功显赫，也会被认为玷污了官职。但正如霍普金斯和博顿指出的，显贵家族的后代之中，相当部分不曾达到高位，一些新的家族，也会加入到显贵的圈子中。无论是新人还是旧人，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军功都具有决定意义。据波利比乌斯，担任任何官职的前提，是候选人必须先服１〇年的兵役。而在担任官职的过程中，如果他希望更进一步，则基本的手段，是通过参与战争和担任军队统帅，获得声望和积累资本。共和国末期，随着演说技术的发展，军功不再那么必需，西塞罗等没有任何军功的人，也可能通过在公民大会上演说以及在法庭中担任控告人与辩护人赢得声望，但参与战争仍是出任官职最为便捷的途径，也是继续晋升和掌握权力的基本阶梯。共和国末期恺撒和西塞罗的命运，给两种晋升途径提供了最为清晰的说明：西塞罗靠演说起家，面对三头同盟只能以笔和舌头战斗，最后死于恺撒的继承者之系。恺撒不仅有杰出的演讲才能，而且通过高卢战争掌握了庞大的军队和权力，成功建立了独裁统洽。屋大维则利用恺撒老兵的支持，成为罗马事实上的皇帝。因此，即使到共和国末期，“战争中的成功是其（贵族）最为光荣的成就，通过战争，他能够证明自己的勇敢，因此有强烈的动机促使他追求成功。在其他刺激因素中，支持战争政策对于他的经济也有好处，虽然这个因素相当重要，但并不占据支配地位”。“关于赞美和荣耀的意识形态，要求或多或少连续的战争所提供的机会。如此构造的罗马，如果不经常追求对其他国家的战争，倒极其不合逻辑了。”
然而我们不应忘记，从共和国的根本制度来说，组成罗马军队的是普通的罗马公民，尤其是那些能够自备武装参战的自耕农，主要由他们组成的罗马公民大会，至少名义上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代表民众的意志。从法律上看，有关宣战、媾和、官员选举、处置被征服地区土地等最为重要的问题，要由公民大会决定。无论由精英阶级组成的罗马上层统治者如何愿意发动战争，如果得不到普通公民的支持，则精英阶级对战争的渴望，只能是空虚的愿望。罗马共和国帝国主义的特殊之处，在于不仅统治阶级有发动战争的需要，普通民众在接近３００年的时间里，追随，有时甚至推动精英阶层发动了战争。虽然在罗马的文化中，权威和服从一直是一种重要传统，统治阶级也有足够的能力和手段，控制民众的政治参与，“我们不知道任何此类案例，其中人民成功抵制了元老院进行战争的决定，甚至在波利比乌斯写作后不久，连形式上对战争进行投票可能都停止了”。“对于与外国举行谈判，他们没有任何权利；一旦战争开始，他们对战争的持续连形式上的控制权都没有。”但民众在３００年中年复一年地追随精英阶层征战，“无论如何，元老院做出决定之时，无法完全忽视公民群体的其余部分，然后简单地获得自动赞同。”以至于持续的战争最后造成了罗马乃至意大利农民阶级的破产，销蚀了共和国存在的基础。如果不对农民的顺从做出解释，则有关罗马帝国主义的解读，仍然是片面且不完整的。
所以，哈里斯向自己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普通的罗马公民有多么好战？当他们发现战争的意图难以识别时，他们会被违反本意地被征调吗？对严厉的爱国主义要求的屈从会驱使他们服役吗？换句话说，他们会像许多贵族一样，觉得战争某种程度上是他们作为公民存在的一种有吸引力的选项吗？”遗憾的是，像古代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现存的罗马文献大多也出自精英阶级之手，而他们写作的目的，也是为精英阶层服务，一般不屑关注普通人的想法。不过，哈里斯仍然从波利比乌斯、普劳图斯等人的记载中找到了证据，证明普通罗马人同样非常欣赏战争中的勇敢以及因此获得的荣誉。一方面，小人物普遍怀着大人物的热望；另一方面，罗马精英阶级的表演面对的是普通民众，目的是争取普通选民的投票，因此，他们所做的，正是选民认同的。在这个意义上，精英阶级与普通民众抱持同样的意识形态。罗马人连续多年能够动员大量士兵加入军团并上战场，本身就是普通公民态度的反应。除汉尼拔战争期间外，“贵族之外的许多罗马人满足于用在军团服役代替平民生活，直到公元前２世纪中期，他们的态度才逐渐开始变化，变化的顶峰，是阿斯科尼乌斯提到的法律和公元前１〇７年马略（军队）的‘无产者化’”。
接下来要解释的，是普通人为何愿意服役。在哈里斯看来，士兵们之所以愿意服役，一可能是变换生活环境，二可能更加重要：通过战争获得土地和战利品，从而致富。他举例说，“意大利战争中，许多罗马人之所以战斗，肯定是希望获得土地和战利品，二是对战利品的期待，在整个我们讨论的时期，这种态度都影响着公民”。在有关帝国主义经济动机的讨论中，哈里斯详细讨论了罗马人可能从胜利的战争中获得的好处，它们包括战胜后直接的战利品，获得土地和进行殖民，赢得商业特权，掠夺奴隶，在行省中放高利贷以获得巨额利息等。另外，由于从掠夺战争中获得大量现金，自公元前２世纪中期到公元前１世纪末，罗马公民获得了免税特权。“对罗马人（一般来说古代世界的其他人）来说，土地、劫掠、奴隶、收人是成功经常性的和自然的结果，他们是胜利和权力预设的结果。这并不是说这些是促使罗马人进行战争和扩张仅有的事物，其中也有其他不那么物质的好处，也不是否认罗马人在从胜利和权力中索取经济收益时，会有所收敛和缓和。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一个罗马人来说，几乎不可能把得益的期望与成功的战争和扩张分离开来。”“在我们讨论的整个时期，对各类经济收益的渴望，都是驱动罗马人走向战争和促使他们扩张势力的一个重要动力。从一个战争程度不同地服务于所有公民的社会中，通过给他们提供土地和战利品，会发展出一个比较富有和更加复杂的阶级，其中经济的收益有时会被视为次要，但各个阶级的公民仍努力利用他们的经济机遇。我们拥有的此类证据表明，那些决定政策的罗马人充分意识到了成功的战争和罗马势力扩张的经济后果，不管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他们自己。对理解罗马帝国主义来说，认为掠夺和直接剥削而非投资才是流行的行为模式，所以这些罗马人并非受到贪婪的驱动，是灾难性的错误。”
战争中罗马人对待被征服者的残暴，体现了罗马人天性喜爱暴力，而且是系统性的、有计划的暴力。波利比乌斯的记载，给哈里斯的论点提供了证据。公元前２０９年，斯奇庇奥攻陷新迦太基，“他根据罗马人的习惯，指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付城市中的人民，告诉他们杀死他们遇见的所有人，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直到他们得到命令后，才开始抢劫。这种习俗的意图，我认为是为了制造恐怖。因此，人们经常发现，在被罗马人占领的城市里，被杀的不仅有人类，甚至狗都被劈成两半，其他动物的肢体都被砍掉。在这种时候，此类屠杀的规模非常之大。哈里斯还证明，在波利比乌斯的记载中，这类证据虽然不至于俯拾即是，但并不少见。它们表明，“罗马帝国主义很大程度上是罗马人方面相当理性的行为，但它也有黑暗与非理性的根源。罗马战争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它的经常性，军团几乎每年都会出发，对某些人实施群体性暴力，这种经常性让这种现象具有了病态特征”。这种对暴力的喜爱，成为罗马人扩张的一个重要动力。
在确认了罗马社会结构及其政治制度与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后，哈里斯试图在古代作家的记载中搜寻罗马人对扩张的态度的证据。在此之前，哈里斯对有关罗马帝国主义的概念进行了清理，认为我们不宜把现代的领土性帝国概念应用到罗马时代，因为他们的帝国概念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他们通常认为帝国并非正式吞并的行省区域，而是由所有罗马行使权力的地区组成”。当罗马作家们开始讨论此类问题时，他们一般也都不把罗马的势力范围限于行省。他对波利比乌斯以及罗马作家所做的梳理表明，至少从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罗马人已经有了统治世界的欲望，“那些代表国家祈祷增加帝国的人肯定是对贵族真实愿望的呼应。恩尼乌斯和阿奇乌斯都假设扩张势力是罗马的目标。与波利比乌斯的材料合并起来，这些材料组成了我们拥有的关于罗马对外事务一般意图的史料的大部分。其认为元老们在讨论对外政策的具体事务时会经常性地详论这个目标，离题太远。相反，它是一个共同拥有的态度问题，那是在一个长时期里共同拥有的态度（虽然我们无法将之追溯到公元前３世纪中期以前太远），是贵族内部增强罗马势力的共同决心”。当然，这不是说罗马人从最初就有先征服意大利、后征服地中海的长远规划，那是任何古代国家都不具备的。重要的是罗马人对扩张共同的态度，成为帝国主义的基本动力。
最后一章，也是全书最长的一章，是对公元前４世纪末以来罗马所有战争的回顾，希望证明扩张在历次战争中都是这个共和国一以贯之的政策。他首先分析了罗马人所谓的战和祭司团问题，指出“罗马人总是小心为进行战争找到借口，他们努力不让自己表现为侵略者，而总是在保卫他们自己，被迫加人到战争中”，“无论是战和祭司法还是正义战争的概念都表明，在我们涉及的时期里，罗马人仅仅在他们感到必须保卫罗马或其盟友时才进行战斗”。在对征服意大利以及向地中海扩张的所有战争的原因进行分析后，哈里斯证明，在有文献记载的罗马的历次战争中，有时罗马人的确感到自己受到了威胁，有时或许真的存在这种威胁，例如汉尼拔和高卢人，有时非理性的恐惧也会发挥作用，促使罗马走向战争，然而绝大多数情况下，“罗马的许多战争并无足够的理由可以被视为主观上的防御战争。从公元前３２０年在意大利的战争到公元前１１３年及其随后的与辛布利人的冲突，罗马思想中的防御性因素已经被极大地夸大了。这部分是罗马宣传的结果，例如，第二次布匿战争被归于迦太基对萨根图姆的进攻，却缺少对那个城市原初义务的解释；部分是或多或少天真地倾向于胜利原因的结果，后者是近代大量有关罗马帝国主义的史学的特征。确实，罗马人的确是为应对外来威胁而开始新的战争（虽然并非新的战役），有时的确是真正的威胁性事态，更常见的是让人厌烦的事态（导致罗马开始新的战争）……针对这个或那个敌人的战争，以及某种程度的‘证明’，罗马人期待着并且计划着每年的战争”。
哈里斯试图证明，罗马进行的所有战争，某种程度上实际都由罗马有意挑起。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哈里斯都提出了不同于过去的解释。如对马其顿的战争，哈里斯将腓力的反应归于罗马在亚得里亚海的扩张，对第二次布匿战争，罗马人有意与萨根图姆结盟，因此对战争的爆发负有直接责任。然而，当哈里斯试图证明罗马几乎在所有战争中都是侵略者的时候，他或许对某些资料的解释过了头。谢尔文－怀特和布里斯科都证明，在许多场合，罗马人有理由发动战争；有些书评也指出了哈里斯分析的偏颇之处。在所有的讨论中，诺斯的分析更加充分，也更令人信服。他承认，通过分析罗马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及其与战争态度的联系，哈里斯对罗马帝国主义提出了全新且富有说服力的解释，所以前四章已经证明了他的论点。最后一章对罗马历次战争的分析，虽然合理，却并非必需，因为即使我们承认罗马人偏爱战争，但它与抨击罗马人在所有战争中都是侵略者，终归有本质性的区别。
最近的走向
哈里斯的研究，使学术界有关罗马帝国主义的研究出现了本质性的转向：罗马从一个被动的扩张者变成了主动的侵略者，而且这场转变如此猛烈，以至于哈里斯本人似乎都始料未及。在他为其名作简装本所写的序言中，他不耐烦地抱怨说，“我并未坚称罗马人早已计划建立他们的帝国（请见第１０７页），也未说他们在共和国中期进行的所有战争中都是‘侵略者’（可是，我承认下述观念绝不荒谬：该时期的罗马是一个罕见的富有侵略性的国家）；我甚至并不否认罗马人有时进行的是防御性战争；事实上，一个决心攫取除自己之外众多民族统治权的国家，有时必须保卫它的权力，是相当自然的。这些问题，除那些天真的二元对立思想的学者们（罗马要么有罪，要么无罪），几乎不会误解”。
然而，哈里斯的提醒似乎并未产生明显效果。在《古代世界的政治》中，芬利从民众参与的角度论证了包括雅典和罗马在内的古代国家，尤其是罗马这类国家扩张的必然性：由于民众对城邦政治的持续参与，以及希腊罗马世界生产的落后和小农普遍遭遇的威胁，殖民和扩张是解决内部冲突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手段，“帝国的物质收益对理解它们的政治是决定性的。在雅典，收益是多样化的，被征服的土地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在罗马，土地和安置是支配性因素。我并不是暗示，那些出席会议的公民做出决定时，纯粹就是计算着他们随后会从被没收的敌人领土上获得多少英亩土地，但我确实认为，在讨论的问题事关战争和帝国时，雅典的移民点和罗马人称为‘公有地’的东西从不曾远离公民们的意识”。具体到罗马，“正是在罗马东方政策具有不确定性的最初几十年中，大约为定居者创造了五万个小农庄，我认为这很能说明问题，那是真正的连续性”。
埃尔斯金在某种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哈里斯的理论。他显然受到了莫米利亚诺的影响，认为罗马的意大利同盟体制因其不征收贡金，需要年复一年地进行战争，以充分利用同盟者的资源，同时确认罗马的领导权。“罗马与同盟者的关系，的确很大程度上鼓励了连续的战争，并给进一步扩张提供了动力。更多的战争会带来更多的同盟者，它反过来增加了可以利用的人力。”“因此，老的牺牲者与罗马人合作，会分得新牺牲者的财产和土地，如此这般。”他显然也赞同哈里斯关于罗马帝国主义与近代帝国主义根本不同的看法，认为“将这个概念（即现代领土性帝国主义概念）强加给罗马人可能是错误的；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需要采取吞并领土的立场。当波利比乌斯宣布，公元前１６８年的皮德纳战役后罗马几乎统治了所有已知的世界时，他描述的世界上，他的希腊家乡并无罗马总督和军队，可是对他来说，希腊屈从于罗马。重要的是对罗马命令的服从（Ｄｅｒ〇Ｗ，１９７９），而这是可以轻松地在行省之外，犹如在行省之内发挥作用的”。“罗马人逐渐把帝国划分为行省，表明权力表达方式逐渐转变：从命令转变为制度性的结构。”
除同盟体制需要罗马人不断发动战争外，罗马社会为显贵和普通公民设定的晋升阶梯，使罗马社会带有严重的军事至上色彩，因为“战争中的经验和成就赋予地位，这种规则……在罗马帝国主义的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种贵族间竞争与军事至上社会的结合……由于需要不断的战争——在其中贵族可以取得声誉和荣耀——驱动着罗马的帝国主义。罗马的制度加剧了这种形势，因为官员们任期仅有一年，因此增加了每年一度的战争的压力。没有战争的一年，对现任官员来说，是一个失去的机会，而他不仅要与同僚，还要与自己的祖先竞争。”只有在奥古斯都成为皇帝，凯旋式等成为皇帝的禁脔之后，竞争才会失去动力，罗马的扩张，也因此放缓了自己的步伐，最终因各种原因完全停止。
埃尔斯金也承认经济因素对罗马扩张的刺激作用，尤其是罗马政治的竞争特性对候选人经济的压力，促使显贵们通过战争迅速致富，以在国内收买支持者，从而赢得更高的官职和更大的社会与政治影响，使自己能够既超越同僚，也超越祖先。不过，他并不像哈里斯那样，力证罗马在大多数战争中都是侵略者，而认为“罗马帝国历经数百年发展起来，因此不同时期发挥作用的因素可能不同。罗马本身并不是静止的，它与他人相互作用的方式也是动态的。基本的事实，是浸透了罗马社会与制度结构的军事目标，成为共和国几乎不间断战争背后的原因，但它是与一个相互竞争的贵族和同盟者愿意提供军队结合起来发挥作用的。公元前１世纪意大利同盟者转变成为罗马公民，以及强有力的个人不断增长的支配权力，最终以皇帝的降临达到顶点。这两个因素的联合，将改变帝国扩张的动力，最终会产生遏制性效果”。那就是扩张到奥古斯都后基本停止。同时，罗马人也逐渐转变了对帝国的观念，过去以权力表现的帝国，最终被直接的领土性帝国取代。一旦领土性帝国成形，对臣民进行直接的政治控制与经济上的剥削，都成为可能。
埃尔斯金的论证，在许多方面推进了哈里斯的看法，他更明确地把罗马扩张与罗马社会的特征联系起来，但更进一步指出了竞争性贵族集团对战争的需要，罗马国家结构，包括同盟者与战争的联系，以及普通公民能够年复一年参战的基本原因。尤其值得肯定的，他在帝制的形成与罗马扩张的基本停止之间建立了联系，看似回到了近代早期欧洲的部分思想家那里，但更具体地从制度上揭示了帝制对扩张的遏制作用。
然而，哈里斯和埃尔斯金的论证，似乎并未说服所有人。在其２００２年出版的《罗马共和国史》中，德国学者布林格曼仍然坚持了蒙森和奥洛等人的看法，认为“罗马崛起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霸主，不是由于其处心积虑地想要成为世界强国，而是应对一系列不同挑战的结果。罗马总是单独应对一次挑战，如果说在此过程中罗马的政策具有一贯性，其原因在于，元老院决心勇敢地面对这些外部挑战，绝不屈从于外来控制”。罗马之所以让西西里、撒丁尼亚、西班牙、希腊都臣服于自己，并非它蓄意抢占领土，也不是追求物质利益，而只是要“剥夺其竞争对手强国迦太基的领地和资源”，以消除一个危险的敌人，罗马在东方设立行省，是间接统治崩溃后不得已的措施。因此，罗马始终是一个防御者的角色。如果蒙森再生，肯定会视他的这位当代同行为知音。但它也表明，所谓防御性帝国主义的论调，再无新词可以提供。
另外一些学者则放大眼光，认为过去单纯从罗马的立场出发分析罗马扩张，不免狭溢，而应当注意当时地中海世界的形势。格律恩是尝试这种方法的第一人。在其两卷的《希腊化世界与罗马的来临》中，格律恩指出，对罗马人的扩张，我们需要从当时东地中海的整体背景把握。当罗马人涉足希腊化世界时，希腊人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外交习惯，罗马最初遵循的，也是希腊人的规则。而希腊人的贵族，是“联合通常采取‘友谊’（ｐｈｉｌｉａ）的形式，那是希腊人当中方便的、通行的、富有弹性的安排，非常适合罗马的利益。正式的条约关系导致不受欢迎的遏制，在东方，罗马人曾长期逃避它。当他们最终真正加入到这种关系中时，他们利用了希腊人熟悉的条约和同盟关系”。“当希腊人将罗马拉入他们熟悉的制度框架中时，他们也让那些制度为他们自己的目标服务。希腊人的主动屡次启动了事件的进程，为了希腊人的目的利用罗马的实力和权威。”“希腊最终所以落人罗马的权威之下，不是因为罗马人把他们的结构输出到东方，而是因为希腊人持续地把这个西方人拉入他们自己的结构中的结果，直到那个结构不再属于他们。”
格律恩的看法，更多地从古代国家间关系入手，似乎希腊人主动邀请和利用罗马，最终造成了自己势力的垮台和罗马的接手。然而单纯从对外政策着眼，不免忽视了罗马扩张背后的动力，间接地解脱了罗马人的战争责任。可是，被动地扩张也是扩张，如果没有罗马自己的主动，希腊化国家大约不大可能求助于罗马，更不大可能让自己主动屈从于罗马。试想，当罗马使节用自己的权杖围绕国王安条克画上一个圆圈，逼迫国王就是否从埃及退兵做出决定，而且这个时刻，正是罗马结束皮德纳战役之后。安条克犹疑再三，最终服从了罗马人的决定。如果罗马使者被动接受希腊人的规则，大约不会如此“放肆”，而罗马使节在东部地中海国家傲慢行事的，这并非仅有的一例。
埃克斯坦的两部主题类似的著作，以及他发表的论文，试图利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学派的理论，解释古代罗马的扩张。他基本接受哈里斯等罗马帝国并非领土性帝国的理论，认为罗马的“ｉｍｐｅｒｉｕｍ”表示的是权力而非具体的领土，所以到公元前１６８年左右，尽管罗马在东方并无任何行省’甚至没有常驻军队和外交活动，波利比乌斯和加图都会认为，那时的罗马已经掌握了地中海地区的统治权，因为该地区所有国家都需要服从罗马官员的指令。关于罗马扩张的动力，他既否认罗马帝国主义是病态的共和国社会的产物，也不认为罗马的扩张背后有任何经济动机。对于前者，他指出罗马的显贵并非铁板一块，而是一个内部竞争激烈的集团，军官（其中大部分出自显贵家庭）的阵亡，使得元老们对战争的危险有深切的体会，大多数罗马官员满足于在日常管理中度过他们的任期；有些官员，如老加图、斯考鲁斯和西塞罗等，并无任何军功或军功并不显赫，仍能取得巨大影响；至于普通人，则更愿意享受和平生活而不愿承受战争的重负；罗马和平较人们通常认为的公元前１世纪更早，公元前２世纪初年以后，地中海地区已日益走向和平。所有这些史实，都表明罗马似乎并不是刻意在寻求战争。“这种一般趋势暗示，当严重的威胁最终都被处理后，当控制最终在罗马人需要或期望，的地区确立后，罗马共和国中期的战争显著地减少了。”
埃克斯坦批评过去的研究都将注意力放在罗马一个国家身上了，犹如那个世界只有孤零零的一个罗马，一个好斗且侵略丨生十足的政治机体，而忽略了其他国家的行为以及国际体系对罗马行为的影响。他借用边缘一中心理论和沃尔兹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派理论，认为“在古代世界，一种重要但典型的外交互动，是面临当地威胁的较弱的国家会寻求较强国家的保护，而较强的国家倾向于回应这类请求，哪怕肯定性的回应意味着把一场地方冲突变成较大的冲突”。所以，“除非把这个复杂的互动过程考虑进来，否则人们无法充分理解罗马霸权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将战争责任片面强加到罗马头上，并不合适。他承认“罗马是一个侵略性和扩张性国家，但它存在于一个并非它创造且不属它控制的环境里，并在那个环境中行动”。无论是当时的意大利，还是希腊化世界，都是一个“残酷的竞争性国家体系，结构上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希腊化时代国际法的缺位，如同在之前的古典时代一样，造成了各国一种强烈的倾向军国主义和权力最大化的行为模式”。所以，罗马的扩张，“与其说源自贪婪，不如说是自保的愿望”。作为证据，他提到周边部落如埃奎人、沃尔斯奇人等对罗马持续的袭击，以及希腊化世界持续不断的冲突，“公元前３２３—前１６０年的１６３年中，仅有６年不曾有这一或那一王朝卷人的大战发生”，中等的阿凯亚同盟，更小的城邦国家，也都不能置身事外。“在这样的世界上，可能的外部安全威胁注定会被所有统治阶级的精英极其严肃地对待。同样，对较弱国家请求的积极回应，尽管可能非常危险，也是增加自己资源的措施，同时剥夺潜在对手的资源。这类行动如果成功得到执行，也会增加一个强大国家的声誉。在个缺乏法则的世界上，可怕的名声对安全和生存是有利的。”基于此，“罗马主要因其罕见的强烈的军国主义、好战和侵略获得成功的论点，就需要怀疑了。罗马人的确军国主义、好斗、扩张和侵略成性，但所有其他国家也都如此（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该体系压力的结果）。果真如此，则罗马的军国主义、好斗与侵略本身，并不足以解释共和国中期罗马异常的成功”。
格律恩和埃克斯坦的研究，不仅把国际关系理论引入了古代史领域，而且给理解罗马帝国主义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不过，正如埃克斯坦本人也意识到的，过于强调相互作用，可能有落入“严重低估大国自身所发挥的作用”的危险，也就是说，罗马是否愿意介人，最终还是取决于罗马自身，“大国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边缘政治体的操纵或挑衅行动无助的牺牲者，卷入的决定最终只属于它们自己”。这样的保留，等于部分消解了埃克斯坦因极力证明的国际体系乃罗马扩张动力的理论，因此在阐释罗马扩张的动力时，如何在罗马社会与政治的内在病症与国际形势，即内因和外因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仍然是一个需要深人探讨的问题。
结语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两千多年来，罗马帝国从未远离人们的视线。从波利比乌斯到狄奥尼修斯的古代作家们对罗马扩张的动力及其成功原因做出了最初的解读，奠定了后世所有解读的史料基础与基本视角。中世纪欧洲的思想家们虽然对罗马了解有限，但也从基督教和世俗统治的意义等立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近代早期西欧的思想家们专注于国家的强大，对罗马帝国倾注了相当的热情，马基雅维利和孟德斯螅都犟调了共和国政体构造原则与罗马强大之间的联系，几乎无一例外地肯定了罗马的扩张行动。１９世纪的民族主义与殖民扩张，给罗马帝国主义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蒙森的论述，最终树立了罗马乃意大利诸民族代表，罗马共和国在此过程中应当受到批评的地方，是它在面对历史的要求时，居然采取了被动立场，由此确立了防御性帝国主义理论的统治地位。弗兰克和奥洛对罗马与希腊关系的回顾，进一步完善了蒙森的基本论点。这些把罗马人视为意大利乃至西方文明代表的观点，不免都天然戴上了罗马人的有色眼镜，有意无意地为罗马人的各种残暴行为辩护。在叩问罗马人扩张的动机，或者分析其手段时，多从积极肯定的方面入手，把罗马人变成了文明的象征和传播者。部分学者从基督教的立场出发，甚至可以认为，那是上帝借罗马人之手，在为福音的传播提供必要的场所。即使偶尔有批评罗马人作为的，最多是指责个别将军和官员的贪婪，那些遵守罗马法律、统治相对温和的罗马官员，如加图、格拉古和阿格利科拉之辈，则会被作为文明的象征，大书特书。与此相对，那些敢于和罗马对抗的地区、部落和国家，多被置于阻挡历史基本规律的对立面，或因不守罗马人的规则（在这些学者笔下，实际代表文明世界的法则），或者对罗马造成了威胁，或者干脆就是不识时务，因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否定。
然而，这垄基本从罗马自身立场出发做出的论证，几乎没有考虑到被征服地区的感受和立场，随着２０世纪初年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殖民主义遭遇的反抗，罗马统治的另一面逐渐受到注意。？早在２０世纪前期，长期在西班牙主持努曼提亚考古发掘工作的德国学者舒尔坦，已经站在西班牙人的立场上，严厉坪击罗马人的贪婪和残暴对西班牙造成的破坏，为西班牙人反抗的合理性辩护。弗兰克和罗斯托夫采夫则发现，促使罗马扩张的动力并非那么髙尚，罗马人对土地的贪求，对商业利益的追求，至少是他们部分战争的动机。２０世纪中期，乌特勒支大学古代史教授提尔在其有关罗马海权发展的著作中，也把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的罗马放在了侵略者的被告席上。到１９７０年代，罗马帝国主义终于被与罗马社会和国家的内在病理联系了起来。莫米利亚诺、霍普金斯和哈里斯先后出版的著作，成为这一时期批评罗马帝国主义的代表。哈里斯著作的系统性、观点的激进和周密的论证，使它成为新学说的代表。然而，新理论所以能在学界得到响应和讨论，还在于１９７０年代末期世界的去殖民化已基本实现，第三世界崛起并成为国际格局中的重要力量，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影响下成长起来且经历了反战运动的一代，对帝国主义的代价有了更直接的经验，也意识到那种从罗马立场出发肯定罗马帝国主义行为的片面。哈里斯著述得到的赞许抑或批评，如果脱离了１９７０年代人们的经历，大约难以解释。在这个问题上，罗马帝国主义研究，体现了克罗齐所说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特征。
时代与视角的变化之外，史学研究自身的深化，对认识罗马帝国主义的动力与特征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史学研究毕竟需要坚实的史料支撑，对基本史料的深入分析，是所有结论的基础。２０世纪以来史学的专业化和对文献更深入的解读，促使学者们注意到罗马扩张动机的复杂性。正是在两位研究社会经济史的专家弗兰克和罗斯托夫采夫那里，罗马扩张中的经济动机首次得到强调，或许并非偶然。当塔西陀写作罗马史的时候，他仍然只能把眼睛放在宫廷的活动上。但随着近代考古发掘和对铭文的解读，行省的历史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于是有了蒙森关于帝国时代罗马行省的历史。２０世纪以来更多文物和铭文的出土，则让罗马主流文化与被罗马统治地区的当地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所谓的罗马化，在不同地区也相应地表现出更加多样化的特征，并恰当地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任何读过哈里斯著作的人，都不难看到２０世纪以来古代文献学、考古学、碑铭学、人类学等众多学科在罗马史领域留下的痕迹。该书第五章对罗马历次战争的解析，也展示了２０世纪以来罗马史学界在诸多具体研究上取得的扎实进展。所以，对罗马帝国主义评价的不断变化，不仅代表着学术界在这个具体问题上的进展，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整个罗马史学术的镜子。
晏绍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