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学术垃圾(如果能算得上的话==)

学校对于学生的学业影响

       这部分内容的视域主要在高应试化高功利性的高中(家庭部分内容视域主要是小学),有数个原因。其一是高中乃是非义务教育,学校的功利性质相比于中小学相对突出。其二是高中生身心发展已进入青少年期,这个阶段他们的自我意识,社会认知,个体能动性相比中小学有较大发展。功利性学校与成长了的学生之前的相互作用,是这个学段的主题(该阶段家庭对于学生的掌控和影响已经相对较弱了)。

 

 

1.主要内容

        在以应试升学为核心目的,并且将这种目的加以组织化、制度化的高度功利的高中,是一个“特殊”的小社会,并且有其特殊的运动逻辑。

        学生在该社会中的社会地位主要取决于其学习成绩。(下文主要考察的社会环境视域范围是班级。因为班级是学生个体学习生活的直接微观环境)

        成绩优异的学生在班级中享有高社会地位,受到老师与同学的肯定与尊敬,能够在这种社会结构中获取最多的收益。

        成绩垫底的学生在班级中具有低社会地位,他们几乎无法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红利,甚至本身就是这种社会结构制度层面上的成本负担者,受到组织与成员不同程度的排斥与攻击。

 

2.论述

(1).以升学为目的的高度功利化的学校层面的逻辑

        目前以我的能力尚且无法溯源或者说明这种以升学为目的的高度功利化的学校的历史发展与存在运动机理。但我们这里只需要较为简单地阐述一下这种学校目前的运作机理即可。

        一旦学校确立起了这种功利化的目的,就会将这种目的加以组织化,制度化,贯彻到整个学校教育系统的方方面面。比如规定学生必须身着校服,不许化妆,严格规范上下学,上下课时间,严格规范课堂纪律,定期考试并且依照成绩进行排序,成绩排序的结果也有可能涉及部分利益分配。这些制度化了的规章制度其本身是通过强制规范以确保学生尽可能多地将时间精力投入到应试竞争。

        学校不仅会在行为端制度化自己的目的,也会将这种价值取向作为自己的“法定”学校文化,并通过一定方式“灌输”给学生,学生也会一定程度上将其内化。类似于隐形课程之类的方法。(实际上我也无法说清这种文化“灌输”过程,但我们是可以暂且将其作为黑箱,只考察学生前后状态,得出以上结论)

(2).在高度功利化学校组织中的教师的逻辑

       学校作为组织,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对其组织成员教师施加影响。

       其一是功利方式/物质方式,即教师的薪酬。一般而言教师所教学生的应试成绩会对于学校交付给教师的薪酬产生影响。

       其二是规范方式/精神方式,即教师在学校组织中的社会地位。学生应试竞争的结果往往决定了班主任以及任课教师在学校组织与教师群体间的社会地位。

        由此学校便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对教师施加影响,使教师的教学劳动服务于学校的功利目的。

 

(3).优等生的制度红利与高社会地位

        优等生成绩优异,在以成绩为唯一价值取向的高度功利化的高中,他们自然也因此具有了高社会价值。这种高社会价值成为了学生在该社会系统中进行价值交换的筹码,能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中换取诸多福利。

        比如按成绩顺序选取座位(我初中时是这样的,但我尚不清楚这是否在法律层面合法,这可能需要教育法学相关内容来解释,不过我认为这是对于成绩欠佳学生原本享有合法权力的侵犯。但从事实层面也可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优等生的制度红利)

        比如优等生向老师请假容易通过(一方面是优等生本身品行一般让人放心,但也存在教师因为与优等生存在价值交换关系因而简化流程与审核的现象)

        比如优等生偶尔小小违反规章制度得以“免罚”,大罚化小罚,小罚化了。这些是优等生能够交换到的“可贸易”红利。

        (这里要插一句,上述红利有一些重要基础,其一是教师单方面拥有班级的最高权利,并且可以对班级施加有效干预与控制。其二是优等生与教师的价值交换关系。我们现在的一些中学可能已非如此,但在应试教育严重的地区,这些还比较突出。比如我高中的时候班主任对于班级的班服有一票否决权,此时的班级显然并非班级自治,本质是在班主任这一最高掌权人允许下的部分自治)

 

        此外优等生在该系统中的高社会地位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系统赋予的,一种是班主任及教师的权威的延续。

         一个高度组织化,制度化了的学校系统的各种规章制度,以及组织中成员的言行都有显性或者隐形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观念。这种价值取向和文化观念会在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实践中被学生内化,即学生认同了组织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观念。所以,成绩优异者自然会获得内化了这种价值取向与文化观念的学生的尊敬,并且一般都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享受这种尊敬或者说高社会地位(就类似于在拜金主义社会中,有钱者是最高社会地位)。

        此外优等生与班主任或者任课教师不仅仅只交易到了一些“可贸易”红利,他们还获得了与班主任和任课教师的相对亲近的关系(一是因为优生有更多机会与老师交流,二是因为成绩的交换关系),他们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班主任和任课教师的代言人。而在这种功利化学校中,作为制度代言人的教师与作为服从制度的学生是一种很大的不平等关系。所以优等生自然也因与班主任和教师的交换关系获取了部分这种不平等关系,而取得了班级中的高社会地位。(如果一个班级是完全的自治班级,教师无法对班级施加实质上的控制,那么这部分权威延续带来的社会地位的提高也就不存在了。)

 

(2).学困生的制度成本与低社会地位

        学困生在这种社会系统中的境况就很凄惨。他们由于成绩不佳,太“穷”,因而几乎没有可供交换的价值。

        他们因此几乎无法从这种社会结构中获取任何的红利,甚至还会承担这种社会结构的成本。

        一个班级中被班级掌控者—班主任,变为可贸易存在的东西越多,学困生承担的成本也就越多。就比如选座位本应该是遵循机会公平的平等原则,但一旦被变成可依据成绩进行贸易的“商品”,学困生便遭到了相对剥夺。中等生总体上没有太多损失与收益,优等生则实际上通过这种制度获取了本属于学困生的权益。优等生的制度红利本质来源是学困生,学困生不仅没有获取制度红利,反而遭受相对剥夺,承担了制度成本。班级教学生活中,遭受“贸易化”的权益越多,优等生所获取的红利也就越多,学困生承担的制度成本也就越多。

        这种“贸易化”,主要是由功利化学校组织的规则管理者进行控制的。在功利化的学校组织中,教师由于其是独立个体,其文化不一定完全服从于学校系统(差异越大教师遭受的压力与制度成本也就越大),这种“贸易化”的程度往往也由教师进行控制,但也只是“度”的改良,不改变“质”的本质。

        除了这种“贸易化”也存在“创造式”的红利,比如评奖评优。当然这种就相对还好一点,至少不是以学困生的绝对损失为基础的。但他们也同样无法获得该部分红利。

        学困生的社会地位分析大抵如上,但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地位实际上是一个相对概念/共轭概念。高低社会地位一定是相伴出现的,一定是共轭存在的。优等生高社会地位的享有,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学困生的低社会地位衬托。

 

(3)学困生在此制度逻辑下的可能运动

       我猜测,高度功利化的学校系统本身就存在显著的分化效应,可以使部分中间区域的学生向上下进行分化。下文的论述是选取了一个理想的学困生模型(暂且不讨论导致其成为学困生的过程与原因,而是关注他作为一个学困生,进入这种系统,其后续状态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上文已述及,学困生在学校系统中的制度成本负担与低社会地位。他们实际上受到的伤害远比这要多。对于一个良好内化了上述类型学校的价值取向与文化观念的学生,如果他的客观学业成绩较差,即使不看外界环境,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也必然是偏消极与否定,会带来内源性的消极的心理体验。

        而且不光是内源性的,更有外源性的排异。比如,即使是一个品行异常优秀的学困生,他不会触犯任何学校与班级的规章制度,但在一些场合,当同学与老师使用学业成绩作为价值评定标准时,他必然无法得到高的评价(虽然学校的学习生活并非是所有场合都采取这种评价,但一旦出现这种场合都会对学困生产生外源性消极心理体验)。而且更糟糕的,上述同学是品行异常优秀的学困生,一旦某一个具体的学困生其行为触犯了学校与班级的规章制度,他所遭受的还有实打实的惩罚。如果一个班级的功利氛围不太重那尚且还行,而一旦一个班级主流文化是应试升学,那个学困生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更是格格不入,时刻都在遭受“排异反应”。

        如果学困生不能提升自己的学业成绩,就势必会持续遭受外源与内源性的消极心理体验。如果个体能适应这种情况还好,但如果个体不能适应,则必然导致两种结果。其一是个体产生一些心理与生理问题,比如抑郁症与焦虑症等。其二是个体改变自己的价值取向与文化观念,形成非学校的或者反学校的价值取向与文化观念。

        后者是一种自我保护行为。因为如果个体综合判断,认为自己上升无望,那么继续持有这种价值取向与文化观念必然会伴随对自己的持续伤害。只有个体不以学校文化为参考系,构建自己相对学校文化的,非学校乃至反学校的文化参考系,在这个参考系中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地,或积极或消极地同学校文化抵抗。

        然而我们都知道,这种自我保护的结果,必然导致非学校,乃至反学校的行为,行为结果基本不对学习成绩提升起积极作用,甚至大部分时候都是消极作用。

        比如学生在意识里会不同程度调低学习成绩的重要性,会将自己的目光投向学习之外的东西,从中寻找快乐,寻找价值,寻找意义。

        比如女生可能会花费时间去化妆,寻求一种容貌价值与认同。男生可能会沉迷打球,寻求学习不能给他带来的快乐。(这里所论述的一些行为本质是中性的,并不是说打球或者化妆不好,只是分析特定对象的特殊行为逻辑)

        这种自我保护行为还可以分为:软/消极自我保护,比如不以蓄意破坏规章制度为目的的一些轻度的“违规”行为,上课睡觉,迟到,溜号去打球,化妆,早恋等(escape文化,学生试图通过逃避行为,来从这种学校系统中保护自己,他们大体上还是内化了学校的文化,并且总体上是依循学校的运动逻辑)

        硬/积极自我保护,比如以蓄意迫害规章制度为目的的一些重度的“违法”行为,比如故意顶撞老师,故意逃学逃课(break文化,学生试图通过对抗行为,来反抗学校系统,他们几乎已经抛弃了学校的文化,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情况,如果学校家庭无法好好引导,就非常容易演变成“混混”或者社会闲散人员。至少我初中出现过2个同学就初三毕业来照了张毕业照。高中因为升入重点中学,经过了筛选,班级中尾部的同学主要是escape,软/自我保护)

         至于向上分化的逻辑也就同理了,全部反过来就行,消极体验/伤害,对应积极体验/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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