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1 为：符合标准之意。例如：“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 子曰: 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论语.宪问》)。再例如，“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 《论语.宪问》)
2 故，古也，旧有的文献知识。
3 “温”是一种长时间的、浸润涵泳的过程。“温故”不是急功近利，而是悠游自得，在渐次深入古典传统的过程中，自然地把握其思想要义。就情感特点而言，“温”不仅是对象化的知识获取，更在经典传习中浸润生命的热度与情感。守护周礼秩序并为其赋予生机，这是“温故”; 积极改造贵族性的礼乐传统，以“仁”为核心建立普遍价值，这是“知新”。
4 师：最早是军官，负责贵族子弟之教育，因为后者需要学习射箭、驾车技术。后来教育下移至平民，不再需要学习射、御技术，师之标准随之发生新的变化。孔子在这里强调为师者在学习、吸收已有文献知识基础上要有新的创造。孔子继承周礼，但创造性地赋予其“仁”的精神内核，将以礼乐为核心的王官之学转型为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学，充分适应了文化权力下移和平民教育兴起的历史方向，最终成为中国古典教育的主流。所以孔子可算是真正的温故而知新。
翻译：把握旧有的知识，在此基础上有所创造和突破，这是做老师的标准
管理学解释：
老师的标准是什么？今天我们可能认为能够把课本上的知识讲清楚、讲明白，能够增加学生的知识量，就是好老师了。但是孔子不这么认为。在其看来，老师需要在把握已有文献知识的基础上有所创见。否则，就不符合做老师的标准。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高的标准了。按照这一标准，今天大多数高校老师，包括一些所谓的著名教授，距离老师的标准可能还是比较远的。他们可能发表了很多的论文和成果，但是平心而论，真正有创造性的成果却可能很少。大量学术成果的背后实际上是国家财政资源的浪费。混迹学术圈多年，up主对这一点还是有所了解的。而导致这样一个问题的原因不应归咎于学者们本人，主要还是应该从高校科研体制方面找原因。
前面对于“温故而知新”的解释说明，儒家强调做学问要悠游涵养，从容不迫，要在渐次深入古典传统的过程中，通过生命情感的浸入自然地把握其思想要义。另外，《论语》还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一说。其中的“游”字就反映了一种从容不迫的把玩心态。而宋儒也强调“学者须敬守此心，不可急迫: 当栽培深厚，涵泳于其间，然后可以自得”( 《二程遗书》)。今天的高校科研体制却与儒家这种做学问的心态完全背道而驰，表现为急功近利，甚至动辄以饭碗、学位相威胁，要求老师、博士生等多、快、好、省地发论文。这导致今天校园里做学问的人虽多，然而真正能静下心来看书、做研究的却少之又少。偌大一个校园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并非夸张之言。因此，高校每年的论文成果虽然很多，但真正有创新性的却不多。对于人文领域来说，问题则更加严重。因为人文学科中很多问题的理解需要人生阅历和生命情感的积累。急功近利式的科研无异于给水果喷药催熟，品质得不到保证不说，也非常容易耗尽青年学者对学术研究的热情。
高校这样一种急功近利表现了高校领导者们对于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领域学术研究的特点缺乏基本的了解，总以为加点压力，逼迫老师们多付出点努力，创造性的成果自然就会出现了。实际上人文领域的创新往往是很难的。古往今来，少数杰出的天才虽生活在科技、经济、交通等并不发达的古代，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于哲学、历史、文化等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与认识，因此在很多问题上留下了后人难以超越的学术洞见。例如，孔、孟、老、庄等以其天才般的贡献造就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峰。后来人想要超越他们、有所创新实际上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更多的只是在这一基础上做一些修修补补甚至注释的工作而已。而能做到这些的实际上就已经是非常优秀的学者了。大多数学者可能连这些都做不到。
上述问题，今天一些非常优秀的学者也不讳言。复旦大学王德峰教授在一次演讲中公开说自己大多数学术著作和成果没多少创新性，因为那都是为了评职称而凑数的。自己对于哲学、历史的一点感悟是没有了评职压力后慢慢获得的。而北大著名的孔庆东教授也说，虽然自己出版了十几本书，但是真正有所创建的、属于自己的文字可能不到一本书。很多时候他认为自己有所得、有所创建了，最后却发现某个古人很早前就说过类似的话了。这些学者的现身说法一方面说明高校科研体制有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真正的创新实际上是很难的。著名的大学者尚且如此，一般学者又能有多少创新呢？所以一方面学者自己要有所自知，另一方面高校也应该有所反思。真正的创新不是加大考核压力和资源投入就能够实现的。高校领导应该相信老师本身是愿意为国家搞科研的，应该改变用富士康模式管理科研工作者的做法，创造一个宽松的、鼓励其做大学问的环境，使其能够有条件“温故而知新”。一个学者一辈子能有三、五篇有创见的文章就不错了。要求高了，只会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