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培育情怀 超越问题
我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海外中国学》一文中曾发过这样的感慨：
如果有宽松的研究环境、良好的研究条件、平和的研究心态，中国历史研究的最好成果应该是由中国学者贡献。因为只有体内流淌着中国血液，才有可能真正用心去感受中国的事情、才可能有与生俱来的对中国问题的感悟。历史学家应该有“纵览天下”的视野，应该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追求，却不必也不可能揽起“包打天下”的责任。除去浮躁、卸下不该背上的包袱，好的作品或者更容易出来。
重读这段感慨，发现其实是在说两个概念：一个是“情怀”，一个是“问题”。我一直认为，自然科学需要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所以“问题意识”应该更为强烈；人文学科更多的是在“解释”或“解读”问题，所以需要多一些“非问题意识”以培育人文情怀、超越具体问题。即使是“自然”科学家，当研究达到一定境界时，也必然会注入更多的人文情怀，这才是他们不断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终极动力。我们熟知的许多华人科学家，如华罗庚、李政道等，恰恰是因为拥有博大的人文情怀，才促使他们走上研究科学的道路。
作为历史学者，我们能够通过“问题意识”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主要是具体的考证问题。如前见顾诚教授考证沈万三的活动时间是在元朝还是明朝，以及为何明明是元朝人却被误认为是明初人的问题；再如近见南炳文教授考证之“沈周”何时到南京，以及为何有关于沈周11岁或15岁到南京的记载的问题；再如我在《“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考证诸多“传奉官”真实身份，以及他们的公开职务与真实身份关系的问题；等等。以历史学科为例，人文学科能够解决的，主要是“有形”的问题， 即具体的人物、具体的时间、具体的地点、具体的事项，等等。
对于“无形”的问题，如谷霁光教授关于王安石被称为“拗相公”之“拗”的解释、吴晗先生关于明太祖朱元璋定国号为“大明”的解释，以及《“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中关于传奉官现象与明代中期多元化社会的关系的解释，等等，都只能是解释而很难说是已经解决，更不用说明朝为何亡而清朝为何兴、中国走出中世纪为何如此艰难等“巨大”而且“无形”的问题。
其实，许多人文与社会问题，是无法真正有定论的。我一直为忘记一则史料的出处而耿耿于怀。这则史料是一位晚明官员的笔记，说是在崇祯十三、十四年间（1640—1641），西北有张献忠、李自成，东北有皇太极、多尔衮，官场中文官爱财、武将怕死，皇帝又是没有经过实践历练的青年，明朝眼看无法收拾，于是人们竟然怀念起魏忠贤来：觉得如果这个时候“魏珰”还在，以“魏珰”的铁腕，国家恐怕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而就在十年前，魏忠贤还是人人必欲杀之而后快的。
当然，即使是看似“有形”的问题，我们常常也未必能够“解决”而只能“解读”。比如陈寅恪先生关于“牛李党争”中牛党多寒门而李党多世族的著名论断，再如田余庆先生《蜀史四题》中关于刘备集团中的中原、荆州、蜀中三大势力关系的分析，等等，都是言之有据且鞭辟入里，但历史的“真实”未必完全如此。再如我在《阳明史事三题》中提出的王阳明没有生育能力的推测，自以为理由充分。但《阳明年谱》明明记载，在原配诸氏去世之后，续弦的张氏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后来继承王阳明“新建伯”爵位的 “嗣子”王正億。真相到底怎样？恐怕只有动用“DNA”了。
周一良先生曾经用六个“W”概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诸要素：WHO（何人）、WHEN（何时）、WHERE（何地）、WHAT（何事）、HOW（如何）、WHY（为何）。我们能够解决的，充其量只有两个半“Ｗ”，即时间、地点，以及人物或事件的部分内容，其他的只能是解释。那么，用什么理念进行解释，当然要有“问题意识”，但我认为，更需要的是“人文情怀”，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人文关怀”，也可以说是“非问题意识”。
前些年读刘大椿教授的《问题意识与超越情怀》，感到有知音；近日读黄宗智教授的《问题意识与学术研究：五十年的回顾》，更感到振奋。在当代知名学者中，黄宗智教授是十分强调“问题意识”的，但就在《问题意识与学术研究：五十年的回顾》这样讨论“问题意识”的文章中，他开篇就说：
今天回顾，我清楚地认识到学术研究也是一个自我认识和理解的过程，其中的关键也许是个人心底里最关心的问题。对我来说，主要是在中西思想和文化的并存和矛盾之中，怎样来对待其间的张力、拉锯、磨合，甚或融合和超越。这既是一个认识的过程，也是，甚至更是感情层面上的过程。这样的矛盾可能成为迷茫和颓废的陷阱，但也可以是独立思考和求真的动力；它可以使自己沮丧，但也可以成为深层的建设性动力。
黄宗智说自己的学术研究是一个自我认识和理解的过程，虽然用了“也许”两个字，但真切地呼唤出“心底里最关心的问题”。而这个“心底里最关心的问题”，显然并非我们所理解的“问题意识”所说的“问题”，而是深切的人文情怀。所以，他说自己50年的学术历程，既是一个“自我认识和理解的过程”，更是“感情层面上的过程”。那么，是什么样的“感情”推动作者做出学术的转变并向学界和社会贡献出一部又一部高品质的作品？
黄宗智并没有把答案放在这篇文章的标题上，而是放在“把‘老百姓’的福祉认作人生和学术的最高目的和价值”。正是这种把“老百姓”的“福祉”认为人生和学术的“最高目的和价值”的感情和情怀，成为黄宗智价值观上的“关键动力”。而黄宗智所说的这个“关键动力”，正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意识之前的“潜意识”。如果黄宗智自己不揭示出来，谁也不会把他后来的研究，特别是将《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和1948年的一场使上海一夜之间冻死三千人的事件联系在一起，自然更不会把这些著作与《水浒传》《三国演义》等“闲书”的影响，和“侠义”的精神、“抱不平”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
虽然黄宗智为这篇“回顾五十年”的文章取名为“问题意识与学术研究”，但自始至终都在阐述自己的人文情怀，并且在文章的结尾再次强调：
回顾自己过去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我自己都感到比较惊讶的是，感情，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的来源和动力，其实比理性的认识起到更根本的作用。我们习惯认为“问题意识”主要来自于一个学者的学术或理论修养，而在我的人生经历之中，它其实更来自于感情。而且，感情的驱动，区别于纯粹的思考，也许更强有力、更可能成为个人长期的激励。
这种情怀开始的时候往往不易被察觉到，往往是一种“潜意识”。但在弗洛伊德看来，潜意识恰恰是人类更深层、更隐秘、更原始、更根本的“心理能量”，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内驱力”。正是这些心理能量、这些内驱力，从深层支配着人的心理和行为，成为人的一切动机和意图的源泉。
黄宗智的这种人文情怀，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非问题意识”，正是老子所说的 “无欲以观其妙”的境界。当然，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自然是由无数的问题组成的 “问题意识”在推动，这也是老子所说的“有欲以观其窍”的过程。
不仅仅是黄宗智，黄宗智的老师萧公权、和萧公权同辈的钱穆，同样是具有深切人文情怀的学者。萧公权先生“人如秋水淡，诗与夕阳红”的境界，决非一般的 “问题意识”可以企及。钱穆先生的巨制《国史大纲》，首揭中华文化的三大特征：历史的“悠久”、发展的“不间断”，记载的“详密”。可以说，“中华文化”这一大情怀，是钱穆所有著作的“原动力”，是超越和驾驭研究过程中所有“问题”的大视野。
岂止黄宗智、萧公权、钱穆，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伟大学者，皆有大情怀。司马迁的情怀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光的则是“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我们常常说“无欲则刚”，既然“无欲”，为何要“刚”？“刚”的目的又是什么？“刚”说明有欲，但非一般的欲、非世俗意义上的具体的“欲”，而是有大“欲”，有大的抱负和大的情怀。
这里又牵涉到另外一个命题：“为学术而学术。”就我看来，“为学术而学术”也应该有两层境界。第一层境界是心无旁骛地关注正在学习或研究的对象，把学习或研究做到就专业要求而言可能达到的极致。在这个过程中，“问题意识”应该是基本的动力。没有这个层面的“为学术而学术”，没有“问题意识”，就根本进入不了学术。但是，当学术做到一定的层面，得进入第二层境界也是更高的境界。
那么，一个学者所追求的“为学术而学术”的更高境界是什么？不同的学科可能各有不同，就历史学而言，我认为应该是两千多年前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尽管我们无法真正做到“究天人之际”，我们最终也许只是自以为“通古今之变”，但是，我们却需要带着这样深切的人文情怀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这才是历史学 “为学术而学术”的更高境界。
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和数、理、化等“自然”科学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对于“人文”，与其称之为“科学”，倒不如称为“学科”，除非我们建立起划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不同的界定标准。否则，按自然科学的要求，人文是无法进入“科学”范畴的。而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完全没有必要硬挤进以 “自然科学”为标准的“科学”行列，也没有必要用自然科学般的“问题意识”来考察其科学性。否则，或许成为“科学”了，但“人文”也就剥离了。
近几十年人文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问题、各种困境，与用“自然科学”的理念进行要求、用“自然科学”的办法进行管理不无关系。这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并非福祇，而是灾难。当然，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不完全在管理者，也在一些人文研究者自身，研究活生生的“人”的学问，为何硬要往公式化的“科学”行列中挤？
今日的人文学科论著不可谓不多，问题意识不可谓不强，但为何难以出“大制作”，恐怕在于“非问题意识”不够，急功近利，人文情怀缺乏。似乎可以说：没有“问题意识”，不可能有好的作品；没有“非问题意识”，不可能有大的制作。而缺乏人文情怀的作品，则不可能奢望得到社会的人文认同。
相比许多勤奋的学者，我比较懒散；相比许多高产的朋友，我属于低产。人与人之间，性情、阅历、师从和环境不一样，学习、研究的路数可能也不一样。这篇文章只是根据自己的感受，不主张过于“刻意寻求”问题，而是建议多在“欣赏过程”中“发现问题”；主张在倡导“问题意识”的过程中，多一些“非问题意识”，多注入一些人文情怀。如果这样，学者的胸怀可能更加博大、视野可能更加宽广，境界可能更加升华，作品的穿透力可能会更加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