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
上一篇推送我们探讨了调查兵团的“驱逐巨人，追求自由”的理念如何成为帕拉迪岛“民族主义”。笔者也反复强调了这种“民族主义”并非一种近代含义的民族主义，是一种近代民族主义的雏形。
但是，这篇推送的本意并不是简单暴力地论证——在850年获得格里沙·耶格尔（Grisha Jaeger）的笔记后，帕拉迪岛“民族主义”就直接转换成了艾尔迪亚帝国民族主义。实际上，艾伦·耶格尔（Eren Jaeger）父亲的笔记仅仅是一把打开名为民族主义潘多拉宝盒的一枚钥匙，而这篇推送首要的任务就是论证，这个魔盒早已存在。然后本文的第二部分才是论述，从“民族主义”到民族主义的过程中，为何导致了艾尔迪亚帝国民族主义极端化的问题。
二、过去、现在、未来——国民特性
民族主义是一种主张国民特性的意识形态，受赫茨启发，丸山真男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组成分为三部分：国民传统、国民利益以及国民使命。[1]这三部分对应的是民族特性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通过分析这三部分，不难区分那些在845年已经存在的国民特性。
首先是过去——国民传统。民族性本身是历史性的，纵观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无论有无孕育出文字（文明），各民族均有其关于自己民族起源的传说与神话。但是，帕拉迪岛上的艾尔迪亚人却非常的特殊，他们原本也拥有着自己民族的起源的神话（但是谏山创并没有描写，仅描写艾尔迪亚人通过遗传尤弥尔的力量而实现民族强大的历史，我这里的起源指的是‘艾尔迪亚民族从哪里来的问题’）。但是卡尔·弗里茨王（145代王，Karl Fritz）将一部分艾尔迪亚人带到帕拉迪岛后，就使用了始祖巨人之力将这部分岛民的记忆清除。这样一来，墙内的艾尔迪亚人失去了过去的记忆，同时失去了历史性的民族起源神话。
但是不是能认为，145代弗里茨王的记忆清除直接抹杀了国民传统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关于民族起源的神话仅仅是民族性或说国民传统的一个方面。文化、语言、习俗和艺术都是组成艾尔迪亚民族性的一部分，当墙内建立以弗里茨王权为中心的国家时，这些艾尔迪亚人的民族性成为艾尔迪亚帝国国民的国民传统。[2]这种安排是由艾尔迪亚帝国的民族构成决定的，因为壁内世界的艾尔迪亚人远比东洋人以及阿克曼一族这些非艾尔迪亚人更多，这使得帝国的国民传统继承了艾尔迪亚人的民族性。同时，由于长期的被世界孤立，缺乏与岛外国家以及文明的接触，一个相对静止的墙内世界，使得艾尔迪亚人的文化、语言、习俗和艺术不会受到其他文化冲击，这就使得这种国民传统具有绝对的稳定性。
而到了850年，调查兵团获得艾伦父亲的笔记后，帕拉迪岛岛民认识到世界的真相。这一事件主要的冲击并不仅仅在于，告知了岛内艾尔迪亚人他们民族的起源，从而强化了其民族性。更在于了解到壁外存在其他国家与文明，这些国家与文明与艾尔迪亚帝国国民传统并不一样。在这种刺激之下，国民传统的差异孕育出了“我与他者（other）”的意识。所以可以认为，对于国民传统的塑造而言，艾伦父亲的笔记不是前提条件。
然后是现在—国民利益。在上一篇推送中我曾提到，在845年智慧巨人入侵之前，调查兵团壁外调查仅仅是为了“求知”，这种行为本身并不具备民族性。用这里的话来说，壁外调查本身并不代表着国民利益。究其原因，无垢巨人无法对145代弗里茨王利用巨人之力构筑的玛利亚、罗塞和希娜三道城墙造成有效威胁。[3]这样一来，除非壁内世界出现饥荒，帕拉迪岛岛民的生存是不受任何威胁的，难以产生出具有民族性的国民利益，则国民没有一个共同的生存目标以统一艾尔迪亚帝国的国民利益。
到了845年铠之巨人莱纳·布朗（Reiner Braun）及超大型巨人贝特霍尔德·胡佛（Bertoldt Hoover）入侵。
壁内世界才因为生存空间的压缩、对巨人入侵的恐惧产生出一个统一的国民利益——则要生存下去，就要“驱逐巨人”。当时间推移到850年，玛利亚之墙夺还战胜利后，帕拉迪岛民众得以从报刊中得知世界的真相。他们了解到马莱帝国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入侵他们的国家，国难当前，发展科技积极备战成为了艾尔迪亚帝国的国民利益。这种尽一切办法防止被入侵的想法以及其中的努力是超越阶级的，它守护的是是全体艾尔迪亚帝国国民的国民利益，而不是某一个阶级、政府或王族的利益。
最后是未来——国民使命。笔者认为，艾尔迪亚帝国的国民使命是在其国民利益上，逐步发展而来的产物。正如前文以及上一篇推送所言，由于845年智慧巨人的入侵，岛民生存所需的“驱逐巨人”与调查兵团的“求知”合流，构筑出“驱逐巨人，追求自由”的理念。这一理念解答了“艾尔迪亚人将到哪里去”的哲学问题，也就是艾尔迪亚帝国的国民使命，它鼓舞并驱使了艾尔迪亚帝国国民走出墙外，甚至到到国外进行考察。正如笔者之前所说，850年获知世界真相，是打开民族主义潘多拉魔盒的钥匙，因为它提供了构筑民族主义的最后土壤，成为了现实（国民利益）到未来（国民使命）的桥梁。
诚然，帕拉迪岛岛民的国民特性孕育出了艾尔迪亚帝国民族主义。然而，艾尔迪亚帝国民族主义却是一种具有对外侵略性倾向的极端民族主义，这是因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均已埋下了极端化的种子。
三、国民特性中的极端化因子
如果认为艾伦本人及耶格尔派导致了艾尔迪亚帝国民族主义的极端化，笔者认为，这种判断似乎不够客观。造成艾尔迪亚帝国民族主义极端化的因素是多维度的，极端化因子早已植根于帕拉迪岛岛民的国民特性之中。
其一，是“过去”的因子。在上一篇推送，笔者曾经提到，为结束艾尔迪亚帝国的内战，解放被压迫和奴隶的马莱等国。“和平主义者”卡尔·弗里茨与拥有战锤巨人能力的戴巴家族合作，对过去历史进行“重新建构”（reconstructed）。[4]根据协议，安排一位马莱人扮演英雄荷洛斯，声称荷洛斯与戴巴家族合力策反七个智慧巨人，打败艾尔迪亚帝国的反动统治。这实际上隐含了一个艾尔迪亚帝国历史的重要信息——艾尔迪亚帝国帝国曾经拥有统治全球的能力，只是统治的时代被“叛徒”145代弗里茨王勾结外部势力而结束。通过“过去”维度的解读，我们能发现，经历850年的帕拉迪岛不再是“建立”艾尔迪亚帝国而是“复兴”艾尔迪亚帝国。艾伦带领耶格尔派，甚至强迫调查兵团发动对马莱侵略战争，不是“夺取”世界的统治权，是“重夺”世界的统治权。所以，“过去”已被埋入了极端化因子。
其二，是“现在”的因子。845年智慧巨人入侵后，岛民为了生存，“驱逐巨人”是必须的。但是，“驱逐巨人”如同近代日本“攘夷”一样，是一种否认国际关系对等意识的民族主义，只是在一开始，它们的区别在于喊出“攘夷”口号的日本人意识到西方人同样是人，只是跟大和民族不同。而帕拉迪岛岛民在获知世界真相之前，并不知道巨人是人，所以“驱逐巨人”本身就是一种针对“非人的怪物”的“民族主义”，必然是否认对等关系的。只是到了他们直到世界真相的时候，“驱逐”的对象从怪物变成了人类，否认对等关系的这种基本逻辑并未被清除。所以如同一战后的日本一样，“攘夷”走向法西斯主义，而“驱逐巨人”同样也走向了法西斯主义。究其原因，就是将“统治巨人或是被巨人统治”的阶级意识直接转移到处理国际事务上，就像日本人用国内阶级统治的视角看待国际关系。[5]
其三，是“未来”的因子。“驱逐巨人，追求自由”的理念鼓舞并驱使了艾尔迪亚帝国国民走出墙外。但是，正如丸山真男在分析日本军国主义的时候指出，这种鼓舞实际是鼓舞人民解除那些“人民的敌人”的武装。[6]这是因为，艾尔迪亚人的“自由”被马莱帝国压迫，后者将犯罪的艾尔迪亚人变成无垢巨人，放逐到帕拉迪岛上。诱使艾尔迪亚民族自伤残杀，并剥夺墙内人走出墙外“追求自由”的权力。这样一来，艾尔迪亚人的国民使命、或说艾尔迪亚人的“未来”是与马莱帝国水火不容的。就像近代亚洲民族主义的力量源泉一样——受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赤贫民众给民族主义崛起提供了巨大能量一样。得知被马莱帝国长期压迫生存空间真相的帕拉迪岛岛民，长期的压迫给民族主义赋予了“极端激进性”。[7]所以国民使命比起国民传统与国民利益，更能赋予民族主义的侵略性。
因此，艾伦父亲的笔记不仅打开了名为民族主义的潘多拉魔盒，激发了国民特性中极端化种子的生根发芽。至此，艾尔迪亚帝国的民族主义与极端化就像孪生兄弟一样，走向了“发动地鸣，获取自由”。
小结
经过较长篇幅的探讨，我们可以认为。其一，格里沙·耶格尔的笔记起到了促进艾尔迪亚帝国民族主义形成的作用。但是这一民族主义的形成并不能完全归咎于笔记本身，也不能归咎于帕拉迪岛岛民获知了世界的真相。艾尔迪亚帝国民族主义形成是因为，墙内早已形成了民族主义必须的国民特性。因此，我们应当客观地评价艾伦父亲笔记的作用，就像圣马丁在1821年颁布谕令将原住民全部塑造成秘鲁人一样，[8]笔记重新将帕拉迪岛岛民重新塑造成了艾尔迪亚人，起到了联系整个民族的作用。
其二、墙内世界的国民特性早已埋下了极端化因子。无论是845年智慧巨人的入侵还是850年玛利亚之墙夺还战，这些事件只是让极端化因子发芽的诱因。只是在艾尔迪亚帝国民族主义诞生的那一刻，它与极端化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如此一来，艾伦·耶格尔及其支持者耶格尔派采取“发动地鸣，夺取自由”这种灭世政策，只是时代意识在个人身上的反映罢了。
参考文献
[1] 丸山真男：《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陈力卫译，《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302-304页。
[2] 马克思·韦伯言：“民族的”就是一种特殊的激情，它在一个由共同的语言、宗教、习俗和命运而结合的人的群体里，与一种这个群体所固有的、现存的或者渴望建立的政治权力结构组织的思想结为一体，而且愈是强调“实力”，他就越特殊。参见 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52页。
[3] 三道城墙一方面起到了防御无垢巨人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起到确定政治边界的作用。福山认为政治边界是实现民族认同的途径之一。参见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4-175页。
[4] 许纪霖：《国族、民族与族群：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如何可能》，《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第11页。
[5] 丸山真男：《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陈力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54页。
[6] 丸山真男：《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陈力卫译，《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302-304页。
[7] 丸山真男：《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陈力卫译，《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99-300页。
[8] 本尼迪克特：《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88页。
另参见上一篇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