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药”一词的含义古今有一些差异，与今天理解上的指可以致人死亡或带来极大伤害的“毒药”不同，最初的“毒药”就是指一般的“药”或气性酷烈的“药”。《周礼·天官冢宰》说：“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黄帝针灸甲乙经》卷六“五味所宜五藏生病大论第九”说：“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这里的“毒药”就是指一般的“药”或气性酷烈的“药”。“毒”字在早期典籍中常被训为“厚”，或通作“笃”，都是“厚重”之义，用于指药，就是指药的气性酷烈而言，所以“毒药”就是“气性酷烈的药”的意思。既然“气性酷烈”，当然就会有“毒”。所以，中医认为“无药不毒”“是药三分毒”，中医典籍也很早就根据药性的酷烈程度，对药进行了各种分类。例如，《黄帝内经·素问·五常致大论》分“毒”为“大毒”“常毒”“小毒”和“无毒”；《神农本草经》将药分为上中下三品，上药“无毒”，中药“无毒，有毒”，下药“多毒”。
从古至今，“药”“毒”都关系密切，亲如一家；只要是“毒”，即可入药；“药”是带毒的“药”，“毒”是入药的“毒”。尤其治疗重症，经常要用毒药，正所谓“沉疴要用猛药”，也即《尚书·说命上》所谓“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中医通过选材、制作工艺、计量、配比和使用者的不同，巧妙地以“毒”入药，“以毒攻毒”，常常会“化腐朽为神奇”，使治疗产生奇效。当然，掌握好毒药的配比和计量是用药能否成功的关键，毒药用好了就是“药”，用不好就真成了“毒”，自然也会带来死亡或严重的伤害。明代王绍隆《医灯续焰》卷20“医范”说：“古人有云：药贵合宜，法当应变。泥其常者，人参反以杀人；通其变者，乌头可以活命”，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出土文献中也有一些有关“毒药”的资料，现挑选其中几种，结合传世文献介绍阐释如下。
莽草
莽草又名葞、芒草、菵草、春草、石桂、红桂、鼠莽、山木蟹、红茴香、醉药等，属木兰科，《神农本草经》列为“下品”。莽草的枝、叶、根、果都有毒，尤以果壳毒性最大。莽草常用于治疗跌打损伤、腰肌劳损、关节炎、风湿等症。莽草中毒后的症状是头晕、恶心，严重者会抽搐，呼吸困难，直至死亡。因莽草的果实与八角很像，所以至今还常有误把莽草果实当八角使用而中毒的事件。
莽草除了可以入药外，还可以用来毒鼠和毒鱼，“鼠莽”一名即因其可以毒鼠而来。阜阳汉简《万物》W057有“杀鱼者以芒草也”的记载，这与《山海经·中山经》说葌山：“有木焉，其状如棠而赤叶，名曰芒草，可以毒鱼”的记载正合。典籍中记载的可用于“毒鱼”的毒药，还有如下数种。
1.葶苎。《山海经·中山经》：“熊耳之山有草焉，其状如苏而赤华，名曰葶苎，可以毒鱼。”葶苎俗称“醉鱼草”，《本草纲目·草部》卷17：“渔人采花及叶以毒鱼，尽圉圉而死，呼为醉鱼儿草。”
2. 芨。芨即乌头，《尔雅·释草》：“芨，堇草。”《山海经·中山经》说柄山：“有木焉，其状如樗，其叶如桐而荚实，其名曰芨，可以毒鱼。”
3. 巴豆。桓谭《新论·祛蔽》：“譬若巴豆毒鱼，礜石贼鼠，桂害獭，杏核杀猪，粉鳅畏椒，蜈蚣畏油，天非故为作也。”
4. 芫花。芫花俗名“毒鱼”，《千金翼方》卷3“本草中”：“一名去水，一名毒鱼，一名杜芫。其根名蜀桑根，疗疥疮。可用毒鱼。”
5. 羊屎柴。《本草纲目·草部》卷21：“一名牛屎柴。生山野，叶类鹤虱，四月开白花，亦有红花者，结子如羊屎状，名铁草子，根可毒鱼。”
6. 荨麻。《本草纲目·草部》卷17：“叶似花桑，或青或紫，背紫者入药。上有毛芒可畏，触人如蜂虿螫蠚，以人溺濯之即解。有花无实，冒冬不凋。挼投水中，能毒鱼。”
7. 鱼藤。《台湾通史》卷28“虞衡志”下“滕之属”“鱼藤”条说：“鱼藤，叶并生，性毒，服之死。乡人用以毒鱼。”
除以上所举之外，典籍中还记载了一些虽然不是“毒药”却也可用于毒鱼的植物，其中有泽漆（清代多隆阿《毛诗多识》卷11）、木瓜烧灰（《本草纲目·果部》卷30“木瓜下”引《淮南万毕术》）、木茶子（《天工开物·膏液第十二》）等。
典籍记载用“莽草”毒鱼的具体做法是“人用捣以和陈粟米粉，纳水中，鱼吞即死，浮出，人取食之无妨。”（《本草纲目·草部》卷17）《淮南万毕术》作“取莽草叶并陈粟米合捣之以内水，鱼皆死”。宋代沈括《补笔谈》卷3“药议”谓：“襄、汉间渔人竞采以捣饭饴鱼，皆翻上，乃捞取之。”几种典籍所述的方法大致相同。
“毒鱼”属于“涸泽而渔”的做法，破坏力较大，既污染环境，又会伤及无辜。台湾文献丛刊《树杞林志·志余》载有一首诗，其中有句作“一网打尽既不宜，绝流而渔更惨之；还有一端加倍惨，截把江河毒药施。”形象地评估了“毒鱼”造成的惨状。为此，历代都立法对“毒鱼”加以限制。《荀子·王制》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这一记载与出土文献中秦汉的律令正可对应。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和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田律》说：
“禁诸民吏徒隶，春夏毋敢伐材木山林，及进〈壅〉堤水泉，燔草为灰，取产麛卵鷇；毋杀其绳（孕）重者，毋毒鱼。”“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泉。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麛、卵鷇，毋□□□□□□毒鱼鳖、置穽罔（网），到七月而纵之。”
“毒鱼”在佛教中被视为“恶业”，传撰于宋代的《阴骘文》中即有“勿登山而网禽鸟，勿临水而毒鱼虾”的告诫。明代闵文振著志怪小说《涉异志》中有
条，就讲了一个明宣德年间宁德督银场太监周觉成因毒鱼而被
索命而死的故事，正是这一观念的反映。
礜石
礜石又名白礜石、太白石、立制石、青分石、固羊石、食盐、泽乳、鼠毒、毒砂等，是一种性热含砷的矿石，即硫砒铁矿，是凝制砒霜的主要原料，《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下品”。礜石入药常用于治疗诸风、丁肿痈疽、痔漏、七窍病、风毒脚气等，并治疗一切蛊毒、妖邪和鬼疰病。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伤痉”条下治疗“诸伤，风入伤，伤痈痛”方中就用到了“礜”，但因帛书上下文皆残，具体计量和用法不详。
礜石在古代常用于毒鼠，《山海经·西山经》说皋涂之山“有白石焉，其名曰礜，可以毒鼠”。郭璞注：“今礜石杀鼠，音豫；蚕食之而肥。”
因“礜石”为白色，故又称“白石”，它与红色的“丹砂”、黄色的“雄黄”、青色的“曾青”、黑色的“磁石”并称为“五色石”，是“五石散”的主要原料，也是古代“炼丹”的主要材料。魏晋间，人们认为“五石”含“精”，称为“五石之精”，认为服食“五石散”可以“神清气朗”“身轻不极（极是疲惫之意）”甚至可以长生久视。《黄帝九鼎神丹经诀》说：“礜石，少阴之精，入五石之数，炼而服之，令人不老不死。”
因“五石”含“精”，古人又用来作为辅料冶炼制造阳燧、刀剑、威斗和铜镜等器物，认为用“五石”为辅料冶炼出的器物可以趋吉避凶，坚固精良。东汉“杜氏镜”有一类铭文作：“遗杜氏造珍奇镜兮世之眇微，名工所刻画兮湅（炼）五抵（砥）之英华，睪=（绎绎）而无极兮辟邪配天禄，奇守（兽）并来出兮三乌……所欲，吏人服之曾（增）秩禄，大吉利。”其中的“五抵（砥）”就是指“五石”，体现的正是这一思想。《越绝书》卷11“记宝剑”中薛烛回答勾践的话里有“夫宝剑，五色并见，莫能相胜”和“干将作剑，采五山之精，合六合之英”之句，其中的“五色”和“五山之精”也是这一观念的反映。“五石”还可以辟兵，东汉《宜虫桑镇墓文》里就有“五石辟金兵”的记载。
古代医书说礜石可以“辟除众恶，杀鬼逐邪气”，所以礜石的另一个重要用途就是镇墓驱鬼。在汉代的镇墓文中，“五石”常被称为“神药”，如《东汉阳嘉曹伯鲁镇墓文》说：“何以为信？神药厌鎭，封黄神越章之印。”《东汉咸阳永平三年镇墓文》中有“慈（磁）、礜、雄黄、曾青、丹沙（砂），五石会精，众（？）药辅神，冢墓安宁”的话，《东汉光和二年段氏镇墓文》有“故礜石厌直□，曾青厌东南”的记载，传出山西的《东汉王氏镇墓文》中有“礜石八两在东方”之句，皆可为证。用“礜石”驱鬼的实例还见于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诘咎》篇，简文说：“鬼恒召人之宫，是是遽鬼毋所居，罔謼其召，以白石投之，则止矣。”句中的“以白石投之”与《抱朴子·登涉》的“山中见吏，若但闻声不见形，呼人不止，以白石掷之则息矣”中的“白石”说的是同一种东西，这一“白石”以往常被误解为一般的“白色石头”，其实是错误的，所谓“白石”指的正是 “礜石”。汉印中有“左礜桃支”印，疑为道家驱鬼之印，印文中的“礜”和“桃支（枝）”的作用一样，都是驱鬼之物。
乌头
乌头又名菫、川乌头、乌喙、附子、黑附子、侧子、天雄、射罔、奚毒等，《神农本草经》将之列为“下品”，《本草纲目》列为草部“毒草”类。“乌头”是中医使用率很高的一味毒药，主治诸风、风痹血痹、半身不遂，可以除寒冷，温养脏腑，去心下坚痞、感寒腹痛、寒湿，还可以散风邪，破诸积冷毒，补命门不足、肝风虚，助阳退阴。“乌头”为多年生草本毛茛科植物，毒性很强。乌头的有毒成分是乌头碱，学名二萜类生物碱。一般人口服纯乌头碱0.2mg 即可中毒，3—5mg 即可致死。误服乌头会导致心肌麻痹，同时也损害心脏周围神经功能，表现症状是唇、舌、脸及四肢麻木，伴随着流涎、呕吐、烦躁、心慌、心率减慢或心动过速、肤冷、血压下降，早期瞳孔缩小，后期放大，肌肉强直，呼吸痉挛直至窒息而死。至今，南方还有一些地方喜欢用乌头泡酒，因此常常会发生乌头中毒事件。乌头被《中国药典》列为“大毒”之品，民间称其为中国古代“五大毒药”或“九大毒药”之一。《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说：“臣闻饥人所以饥而不食乌喙者，为其愈充腹而与饿死同患也。”《淮南子·主术》：“天下之物，莫凶于鸡毒，然而良医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文中“鸡毒”即乌头的别名“奚毒”。乌头常用于治疗虚羸之人和濒死之病，此即清代周凯在《内自讼斋文选》里说：“病之剧也，虽乌头堇勃亦当用，但审其势何如耳。”
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和胡家草场汉简《医杂方》中都多次出现“乌喙”，又称“毒乌喙”或“毒菫”，用于治疗金枪伤等诸伤和腋臭、痈疽、多汗、风湿等症。除此之外，在马王堆汉墓养生保健类医书中，乌头还被作为春药和长寿药来使用，治疗“老不起”“不起”“用少”（指精液稀少），目的是“除中益气”“醪利中”“近内”。经现代医学检验证明，乌头碱有强心和扩张血管的作用，会使心肌收缩力度加大，速度加快，令人情绪振奋，可见用乌头作为春药和长寿药是有一定道理的。《永乐大典》卷12017“上蔡语录”中载谢显道对尹和靖说：“譬如有人服乌头者，方其服也，颜色悦怿，筋力强盛；一旦乌头力去将如之何？”说明服食“乌头”会让人的身体呈现出良好状态。
在古代医马方中，也经常用到“乌头”，如《元亨疗马集》中治马“揭鞍风”“破伤及诸风病”“水疔疮”等诸方，就都有乌头的身影。《肩水金关汉简》（贰）中有如下一段：“鼻寒，跕足，数卧起，据犀之炊（吹）鼻，以四毒各一桯·肫鼻温，腹不满，据（？）犀，跕足，数卧起，自□押陛犀之灌淳酒二□，姜、桂、鸟□半升。乌喙、□毒各一刀刲，并和以灌之…… ”（73EJT21:24） 就是有关用“乌喙”等毒药为马治病的记录。
古人认为服食“乌头”可以“轻身捷行”，犹如《水浒传》中的“神行太保”戴宗一样。《医方类聚》卷97“脚气门二”载掺有附子的“治远行脚肿痛方”，效果是“用之可行千里，轻便甚妙”。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中有治疗“走”的诸方，方中基本都有“乌喙”，阜阳汉简《万物》W30说：“服乌喙百日令人善趣也。”都是基于服食“乌喙”会让人跑得快的理念。这一理念不光针对人，还旁及到马身上。阜阳汉简《万物》N006有“乌喙与蟇□节□也，令马□□□□也”，N060有“乌喙与□（卑？）使马益走也”的记载，都说明了这一点。
前文引《山海经·西山经》郭璞注说礜石“蚕食之而肥”，“乌头”却是“牛食之而肥”，胡家草场汉简《医杂方》有“肥牛”方，其中就有“乌头”出现。
“乌头”在古代常被作为“迷药”使用，明代王同轨《耳谈》之二“涪州妖人抹脸儿法”条记载了妖人王大虎、王二虎、王三虎兄弟三人用乌头、花椒、南星、半夏、海竽、砒霜等数十味药制造迷药拐卖人口的事。清代和邦额《夜谭随录》卷1“梁生”条记录了汪、刘二生垂涎于梁生妻之美貌，欲行“就其家为寿，暗置乌头酒中，听其鼾睡，彼时为所欲为”的阴谋，后被梁生妻将计就计，反受其辱的故事；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卷7“孙生”条讲的是孙生采用同窗所献之计，迷奸不肯同房的新妇的故事，其所用的迷药也是煮有乌头的酒。
传世典籍中有不少用“乌头”毒杀人的记录，最有名的就是《国语·晋语》载骊姬“寘鸩于酒，寘菫于肉”一事，《太平御览》卷990“药部”七引《梁冀传》曰：“冀迫杀大家母宣服乌头丸而死。”《新唐书·李宝臣传》载妖人欺骗李宝臣曰：“‘公饮甘露液，可与天神接。’密置菫于液，宝臣已饮即瘖，三日死，年六十四。”唐代张读《宣室志》卷1：“尹君笑曰：‘吾去岁在北门，有人以菫汁饮我者，我故示之以死，然则菫汁安能败吾真耶！’”《明伦汇编·氏族典》卷19记前蜀张扶在高祖宴前斥责王宗佶，“宗佶大惭恨，阴令庖人置菫毒杀之”。以上都是历史记载中用“乌头”毒杀人的具体实例。直到今天，利用“乌头”毒杀人的案件还偶有发生。
因为“乌头”毒性大，很容易被用来行不法之事，所以历代常常会制定相关的法律来限制“乌头”的买卖和使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简18说：“有挟毒矢若谨（菫）毒、
及和为谨（菫）毒者，皆弃市。或命
谓鼷毒。诏所令县官为挟之，不用此律。”文中
字读为
，
字字书又作
，《广雅·释草》：“
，奚毒，附子也。”王念孙《疏证》：“
，《玉篇》作
。奚毒，一作鸡毒。”“附子”与“乌头”为一种植物的不同部位，所以“对言则别，散言则通”。“奚毒”“鸡毒”“鼷毒”指的是同一种毒。从上引张家山汉简可知，私人持有或藏有菫毒以及私自制作菫毒，都会被判“弃市”的重罪。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简285—386+264—234有“宠于市从不处姓名男子市菫毒一两，两直（值）钱卅五，傅矢三界”的文字，也是涉及买卖菫毒的法律案件，从中可知当时“菫毒”的黑市价格为一两三十五钱。《唐律疏议》载唐律有“诸以毒药药人及卖者绞”的规定，《唐律疏议》解释说：“凡以毒药药人，谓以鸩毒、冶葛、乌头、附子之类堪以杀人者，将用药人及卖者知情并合科绞。”《元典章·刑部》之三有“禁毒药”条，其中提到：“开张药铺之家，内有不畏公法之人，往往将有毒药物，如乌头、附子、巴豆、砒霜之类，寻常发卖与人，其间或有非违，致伤人命。”《续通志》卷147“刑法略四”引元代《历代刑制》有“诏谕四川行省：沿边屯戍军士逃役者处死；禁市毒药如附子、乌头、巴豆、砒霜之类；及不通医理妄行针灸，或与妇人堕胎戕害人命者，加等治罪”的记载。
“乌头”还有一个最大的用途，即用为军事物资。具体包括两种：用于向敌人投毒；用于制作毒箭或涂毒于刀剑。
第一种用途的实例见于《墨子·杂守》篇，文曰：“常令边县豫种蓄芫、芒、乌喙、祩叶，外宅沟井可窴塞，不可，置此其中。”文中的“芒”“乌喙”二种毒药即本文所谈的“莽草”和“乌头”，“芫”即前文谈“莽草”部分中提到的可以毒鱼的“芫花”，“祩叶”两字疑有讹误，但具体原貌已不得而知。此段文句大意是说：“时常令边县人民提前种植与储存芫花、莽草、乌头等毒药，（为防止敌人攻城），城外的水井可以填埋，如果不能填埋，就把芫花、莽草、乌头等毒药放置其中。”《通典》卷152“兵五”“守拒法”条说：“凡敌欲攻，即去城外五百步内，井、树、墙、屋并填除之。井有填不尽者，投药毒之。”其做法如出一辙。
第二种用途中用“乌头”制作毒箭的例子典籍很多见，“乌头”一名“射罔”，即因其用途而来。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简264—379有“时昭持柘弩一张、菫毒矢”，简264—91有“挟菫毒”，简263—17有“侠（挟）菫毒射伤人”，简261—134+263—35有“应以所持弓、毒矢射隆、孝，穿衣”。简文中的“菫毒矢”“菫毒”“毒矢”都是指涂有“乌头”的毒箭。小说《三国演义》七十五回“关云长刮骨疗毒，吕子明白衣渡江”中描写关羽中了毒箭，华佗为他疗伤时说：“此乃弩箭所伤，其中有乌头之药，直透入骨；若不早治，此臂无用矣。”用乌头制作的毒箭当然不光射人，也用于射野兽，如《北史·匈奴宇文莫廆传》载匈奴即有“秋收乌头为毒药，以射禽兽”的习俗，唐代白居易《禽虫十二章》有“*******，艾叶雀衔夺燕巢”句，白居易自注“乌毒”谓：“箭毒多用乌头，故云乌毒。”用涂有“乌头”的毒箭射杀禽兽，禽兽的肉也极易染上毒，《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第二十四”说：“鸟兽有中毒箭死者，其肉有毒，解之方……”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在提到“毒矢”之后的简20中说：“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燔其余。”文中的“脯肉” 泛指“肉食”，怀疑在简中即指中了“毒矢”的禽兽的肉。
“乌头”除了可以用于制作毒箭，还可以涂在刀剑等兵器上用以杀伤人。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简264—273中有“挟菫毒刃贼杀人”的记录，“菫毒刃”应该是指刃上涂有“乌头”的刀剑类兵器。
关于用于制作毒箭的“乌头”的处置方法，《本草纲目·草部》卷17《集解》引《大明日华本草》说：“土附子生去皮，捣，滤汁，澄清，旋添，晒干，取膏，名为射罔，以作毒箭。”元代李冶《敬斋古今黈》卷9讲了一个病目的农叟用箭毒治愈目疾的故事，文中解释箭毒说：“此射生药箭所用，盖取生乌头汁杂诸毒物熬成者。”明清小说《生绡剪》第十九回“严子常再造奇恩，成寿叔重施巧报”有如下一段：“那些箭头，用乌头药物九次煎淬，中着虫禽，立时便死。”
“菫毒”作为重要的军事物资，禁止私人持有和买卖，但官方却需常备储存。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简19说：“军（？）吏、缘边县道得和为毒，毒矢谨臧。节追外蛮夷盗，以假之，事已辄收臧。匿及弗归，盈五日，以律论。”意思为“军吏和边境县道可以制作菫毒，但毒箭要小心储藏。如果用于追击境外蛮夷或盗贼，可以借给毒箭，但事后必须收回储藏。如果隐匿不归还，超过五天，就要以法律论处”。尹湾汉简《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中有“菫毒八斗”一项，与其他兵器登记在一起，其作为军事储备物资的性质就更为明显。
以上对出土文献中所见的三种毒药，结合传世文献进行了介绍和阐释。“毒药”虽小，但其背后却蕴含了许多古代的历史事实、物质文化和思想观念，从中可以“以小见大”，对古代世界的诸面相产生更为清晰、立体的认识。
（作者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