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某大学做了一个小型报告，是分享将斯图尔特·霍尔编码/解码模型进行简化后，应用到分析电子竞技与动画观众，以及各种网络“水军”上。报告虽然不长，也受到一些批评，但总体上其他学者老师还是给出A Level的高评价。
朋友看到后希望我发到国内网络上，因为编码/解码模型相关分析在国内网络上内容很少，很多朋友（比如考研，或者写论文什么的），不太好简单搜索到一些可以直接使用的资料，所以我摘取报告核心的部分模型介绍，评估，以及参考文献部分发上来，希望对其他人有所帮助，也给大家在写评论文章时，对于文本信息和观众行为提供一个视角。（不建议有人直接拿出抄袭，非常容易被查重，我自己抄袭我自己的就被发现了）
原报告标题是：《Golden Jigsaw: A new perspective for reviewing, evaluating, and applying the Encoding/Decoding Model》（《黄金拼图：审查、评估和应用编码/解码模型的新视角》)
大部分是机器翻译的，所以读起来稍微有点奇怪。
文中配图没有用，本质是来打断文字的。
简介下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社会学家，文化理论家，在如今文化研究领域占据极其主导的地位，他提出的编码/解码模型被后人多次分析和使用，而围绕这个话题的争论也堪称旷日持久。
正文：
简化模型部分：
1.总览
编解码模型是斯图亚特·霍尔的综合性学术研究。他受到索绪尔的符号学、艾柯的图像编码观、巴特的大众传媒研究、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建立了编码/解码的分析框架（Kropp，2015）。
该模型说明了“产品”（有意义的话语/信息）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Bodker，2016）。换句话说，“事件”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组织的，这种方式涉及到生产的设备、关系和实践，并按照语言规则（Hall，1980）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形成“产品”，这就是编码过程。其次，“产品”在受众中的传播和分发构成了有意义的话语/信息从编码端传递到解码端。最后，受众接受“产品”（有意义的话语/信息），这将导致他们进行转译并重新再生产这些信息（Hall，1980），从而构成解码过程。
图1-1清楚直观地展示了霍尔的理论。
2.编码过程
在信息能够满足“需要”、“使用”或产生“效果”之前，必须对其进行编码以形成有意义的话语/信息（Hall，1980）。换句话说，编码是将“事件”转化为有意义话语的过程。因此，编码涉及两个问题。首先，如何编码？其次，有意义的话语在编码中扮演什么角色？
编码过程如表1-1所示。
编码人员（注：就是类似于节目的策划，创作者，记者之类的人）需要依靠编码过程中的技术基础设施、生产关系和知识框架来形成有意义的话语。换句话说，编码人员通过他们的知识系统理解“事件”，通过技术基础设施和生产关系将“事件”编码成有意义的话语。因此，有意义的话语就是编码过程的结果。
其次，有意义的话语遵循语言规则，这意味着它具有最有利于产生和传播意义的语言特征（Hall，2003）。换言之，有意义的话语可以使信息更简单、更清晰，并通过媒体更有效地传输给译码器和接收者。
当然，与编码过程的描述相比，霍尔在编码/解码模型中更加关注解码过程。
3.解码过程
编码/解码模型通常表示为对称框架，解码被视为编码的镜像（Lewis，1983）。换句话说，解码人员（注：通常是观众，听众，读者等等）在访问“产品”（有意义的话语）后，通过他们的知识、技能、经验和洞察力对这些来自媒体的话语/信息进行解码;同时，他们可以从这些“产品”（Hall，1980）中培养复杂的感知、认知、情感、意识形态或行为后果，从而对信息形成扭曲和结构化的“反馈”（Steiner，2016），这构成了信息的再生产过程（解码过程如图1-1所示）。
值得一提的是，解码人员可能无法根据编码人员预设的解码路径完美解码，这意味着解码人员有时会出现“误解”的情况。
“误解”来自于编码过程和解码过程的对称程度是否趋于相同。对称度是信息交换中的“理解”和“误解”程度，这取决于编码人员和解码人员之间的关系和结构上的不同位置（Hall，1980）。换言之，由于编码人员和解码人员之间的关系和结构位置（身份、知识、常识、意识形态和个人经验）的差异，受众可能会误解编码者所生产的有意义话语，从而导致他们处于不同的解码位置。
因此，霍尔提出了三个假设来解释解码过程中解码器-接收器的不同立场。
第一种位置是支配霸权立场，它与霸权代码密不可分。
在任何媒体节目中都有一个主导代码，这意味着主导代码决定了有意义话语所建构的节目方向（注：比如芳文社作品是卖萌的，所以萌是作品的主导方向，内容围绕方向构建）。此外，霍尔认为，专业代码与主导代码密不可分。专业代码遵循主导代码制定的规则，但保留“相对独立性”（霍尔，1980年）。专业人员，如电视台的工作人员，通过专业、技术和实践标准将主导代码转变为专业代码，但保持了主导代码在专业代码中的霸权本质（注：很容易理解的一种实践就是专家对某个话题进行“洗地”）。
因此，解码过程的主导霸权立场是受众在主导代码和专业代码的范围内运作，即受众的信息解读方式完全符合编码者在编码过程中设定的路径和期望。
第二个位置是协商立场，它与解码过程中的协商代码密不可分。
协商代码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协商代码遵循主导代码形成的抽象宏大叙事。另一方面，协商代码仍然显示出其自主性，这意味着它将重点放在与主导代码领域一致的更受限制和情境的层面上，以保持独特的地位（Hall，1980）。此外，协商代码可以协调主导代码以适应“具体的媒体条件。”
因此，一旦观众通过协商代码理解媒体内容，他们就立于协商立场，这意味着观众可能承认节目中的特定内容，但不承认节目中主导代码的含义（注：比如有人支持电竞运动，但不认可电竞运动对国家发展有利）。
最后，解码人员可能完全理解“产品”给出的字面意义和内涵意义，但不被他们接受或同意。换句话说，他们根据对媒体内容的相反解释来理解“产品”（Kropp，2015），这意味着解码者以相反的立场参与解码过程（注：参考微博各种官媒下的评论）。
评估编解码模型的优势
霍尔提出的编码/解码模型具有许多优点。
首先，编码/解码模型作为霍尔的一个新兴研究重点，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蓝图，以便在媒体和传播领域提出更有价值的想法。该模型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公式”（Davis，2004），详细说明了制作、流通、使用和复制如何成为媒体相对自主的时刻，以及文本在这些时刻以何种形式流动（Steiner，2016）。因此，这个详细的公式决定了它方便验证的特点，并吸引了众多研究者在此基础上展开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例如，Brunsdon和Morley在BBC时事节目的观众身上测试了编码/解码模型，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结果。
其次，编码/解码模型有效地挑战了线性传输模型中的简化假设（Steiner，2016）。霍尔认为，信息是多义的，永远不会在一次阅读中结束（Grossberg，1992），这使得编码者不可能完全预测文本对解码者的意义。因此，该模型解决了传统线性模型只关注信息的单向传输，而没有将不同时刻视为复杂关系结构的问题（Zhang和Li，2016）。
最后，编解码模型挑战了法兰克福学派将公众视为工业文化主导下的被动受众理念（Carrington，2019）。该模型解释了解码者可以通过有意义的话语在解码过程中培养主观能动性。换句话说，他们不仅是信息的接收者，而且是信息的再生产者。
评估编解码模型的劣势
尽管编解码模型是一个划时代的理论，但该模型仍然存在一定局限性。
首先，霍尔认为，观众活动以某种方式融入编码过程，形成了信息的再生产过程，但他没有对这一有价值的过程作更多解释。换句话说，信息的再生产似乎是编码/解码模型中的“留白”，它面临着来自媒体和通信领域的许多挑战。例如，Hall提到“产品”（有意义的话语/信息）流通源于话语形式，但他没有解释解码人员在解码这些“产品”时是否根据相同的话语形式或伴随其他话语形式重新生成信息（Bodker，2016）。此外，消息的重新生成过程可能是相当复杂的，例如解码者有时会从其他人的产品消费中再次消费进而重新生成消息（Rey，2012)(注：就是那种在微博上转发别人转发的信息，套娃行为），然而，霍尔并未说明这些问题。也许，正如他在一次采访中提到的那样，编码和解码只是他临时提及和发展的想法。他从未想过它会成为一个在未来25年内持续研究的模型（Bodker，2016）。
其次，霍尔在解码过程中对解码人员的研究也比较粗糙。其一是缺乏对受众动机的详细分析。霍尔似乎默许观众会完全接受媒体的文本内容，但事实并非如此。“冷漠的观众”（Dominique，2003）已经证明，他们可能不关心有意义信息中的各种意识形态、知识框架和技术经验，这导致他们作为旁观者在解码过程中脱离（Morley，2006）。因此，很难通过编码/解码的三个解码立场来描述这些“冷漠的观众”
模型的第二个问题是编码/解码理论可能高估了媒体与其受众之间关联的政治维度（意识形态和阶级），而忽略了其他维度与解码过程之间的关系（Morley，2006）。例如，一些观众从对立的立场观看综艺节目，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节目嘉宾的外表。
摘取的模型分析部分大概就是这些，总体来说这个模型可以拿来分析所有新媒体和亚文化作品，还是比较好用。
参考文献：
Bodker, H. (2016) ‘Stuart Hall’s encoding/decoding model and the circulation of journalism in the digital landscape’,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33(5), pp. 409–423. doi: 10.1080/15295036.2016.1227862.
Carrington, B. (2019) ‘Remembering Stuart Hall: learning to think differently’, New Formations, 96(1), pp. 251-259.
Davis, H. (2004) Understanding Stuart Hall. London: Thousand Oak.
Dominique, P. (2003) ‘Reception, rejection and interactivity: political navigation of the media deluge among young citizens’, ARSRP conference.
Grossberg, L. (1992) We gotta get out of this place: Popular conservatism and postmodern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Hall, S. (1980)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1972-79. London: Hutchinson.
Hall, S. (2003)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Kropp, E. (2015) ‘Using social scientific criteria to evaluate cultural theories:
encoding/decoding evaluated ’, KOME, 3(2), pp. 11-12.
Lewis, J. (1983) ‘The encoding/decoding model: criticisms and redevelopments for research on decoding’,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5(2), pp. 179.
Merve, B. et al. (2020) ‘Understanding the diverse field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s revealed in twitter job postings: encoding / decoding approach’, The Qualitative Report, 25(8), pp. 2044-2066.
Morley, D. (2006) ‘Unanswered questions in audience research’, The Communication Review, 9(2), pp. 13-15.
Rey, J. (2012) ‘Alienation, exploitation, and social media’,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6(4), pp. 399–420. doi:10.1177/0002764211429367.
Steiner, L. (2016) ‘Wrestling with the angels: Stuart Hall’s theory and method’,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27(2), pp. 102–111.
Zhang and Li. (2015) Understanding Stuart Hall. Pek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