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谷霁光先生1907出生于湖南湘潭。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一年后转入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36年起，先后执教于南开大学、厦门大学。1945年11月开始，任国立中正大学(江西师范大学的前身)历史系教授、系主任，至1993年去世，在江西工作近五十年，许多重要论文，也有意识地放在江西的刊物发表，学界早已将其视为赣籍学者了。先生毕生从事中国兵制史和经济史的研究，以南北朝隋唐史为重点，代表作为《府兵制度考释》。全部论著和讲稿汇编为《谷霁光史学文库》(四卷)，1996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我与谷老
未见其人，先读其文。第一次读谷老的论文，感受是震撼：
王安石变法在当时社会上引起那么大的反响，这在封建政治中是少见的。……有关新法利弊问题、王安石历史评价问题，从宋代以来人们一直争论不休，没有得到比较一致的解答。不同立场的文人和学者，对这一重大的政治事件作出过不同的解释。有人拿王安石及其反对派司马光等人的性格执拗这点来说明两派冲突的原因。姑且不谈一个人的性格对于政治冲突和争论会有多大影响的问题，究竟什么契机使某个人或某些人政治上那么执拗，那是我们所当首先予以研究的。有人从义利之辩上来考虑两派的争论。两派对义与利的看法，有不同的也有相同的地方，并不是王安石只言利，司马光只言义。我们应该看到，世界上没有什么抽象的义与利，两派对义与利的争论具体体现在哪些问题上，倒是该当重视的。有人把两派冲突归因于南方士大夫和北方士大夫的利害不同。当时南北方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地区上的差异性是存在着的；但南北不怎样悬殊。事实上，南北方士大夫仍然错杂于两派之中，这足以说明这场冲突并不是起源于南北地区的不同。近来有些历史学者，以存在于北宋地主阶级内部的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之间的矛盾来理解两派斗争。我们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每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的地位，和它们相互间的关系，这是完全必要的。王安石变法在客观上也确实给予各个阶级、阶层以不同的影响。但是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作为整个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出现在当时政治舞台上，不管谁上台执政，都不可能只是代表一个阶层，某一阶层的利益不可能超越于阶级利益之上。他们之间的斗争，一定有着它的焦点，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这是谷老《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一文的开篇。问题一个个递进式地提出，事物的表象也一层层被剥落，事物的本质随之呈现。剩下的便是通过绵密的论证，步步推进，最终对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这可以说是谷老进行史学研究的基本路数，而他深厚的学术功力、宽广的学术视野，以及对相关问题的前沿学术信息洞若观火般的了解，也在这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表现出来。再看另一篇重要论文《汉唐间赋税制度的变化》的开篇：“汉唐间赋税制度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汉唐间赋税制度中有几个较重要的问题，尚没有获得很好的解决，有的甚至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这些问题是：汉唐间赋税征收的主要依据是地？是资？是户？是丁？或者说在某一时期某一项目内究竟以哪一个为主要依据？又从地、资、户、丁征收赋税采用什么样的标准？或者说在某一时期中采用哪一种作为主要标准？又赋税征收的内容基本上是一脉相承，有的名称变了，如由“赋”之变成“调”，为什么会变？“赋”与“调”相同的是什么？相异的又是什么？又封建田制的改变，赋税征收也相应地有了改变，如北魏均田有新颁的赋税制，它与以前的赋税制有何差异？而基本相同之点又是什么？又赋税征收在整个封建统治范围内有着统一的标准，又表现为有着地区的差异，这在封建割据时期表现得极为突出，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我们如何来分析这种一致性和差异性及其主要变化的趋向？以上这些问题，都涉及这一长时期封建剥削的内容、形式与其本质，涉及整个封建经济的发展变化，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涉及阶级与阶级斗争。弄清楚以上这些问题，会有助于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和研究的深入。
这一连串问题的急促提出，几乎将读者逼得喘不过气来，而作者对问题的深思熟虑成竹在胸也跃然纸上。
但是，第一次面见谷老却是有些失望的。再普通不过的面容，比一般城里人更黝黑的皮肤，抽着“壮丽”牌的低档烟（“壮丽”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算是中档烟，三毛四分钱一包，但到八十年初已是低档烟了。谷老自称这种烟中有薄荷，可以止咳嗽。）怎么也和心目中的谷老形象拢不到一起。哪里是享誉学界的著名学者？整个像是老农!但谷老就是谷老。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已经是快八十岁的老人了，仍然思维敏捷、记忆惊人，而且对学术界的新成果、新动态了如指掌。当我对此表示惊讶时，他那双并不怎么“炯炯”的眼睛突然现出狡诈的光芒：“你没听说秀才不出门，已知天下事？”就在这一刹那，我突发奇想，这才是真正的晚年谷老：大智若愚。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为自己初见谷老时的失望而内疚。直到有一天得知，已故姚公鶱教授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曾赠谷老一诗，第一句就是：“天生一副农民相。”心里才找到了平衡，说明对谷老有这第一印象的不仅仅是我一人，算不上是大不敬。
2、学术历程
谷老1907年2月2日出生于湖南湘潭乌石乡白竹坪塔塘。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一年后转入历史系。1933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留校任助教。此后受聘为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特约纂述与编辑，并在天津《益世报》和南京《中央日报》协助主持“史学”副刊。1936年9月，离京东去，到南开大学文学院任讲师，兼任商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副研究导师。1937年9月，随南开大学南迁长沙。
从1930年由清华大学物理系转入历史系，到因日本侵占华北而南下，这是谷老步入史坛并初步奠定其在中国兵制史特别是南北朝隋唐时期兵制史研究地位的时期。而这一研究方向的确立，很大程度上是由两个因素所决定。因素之一是受陈寅恪先生的影响。谷老自陈：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期间，受陈寅恪先生影响至深，“每当听陈先生讲课时，不独注意其传授知识，而是更多地注意其传授研究方法和经验。特别是陈先生当时写出关于《桃花源记》的社会政治背景的重要论文，认真阅读后，受益大得不可估量。”而陈寅恪先生当时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南北朝隋唐时期。因素之二是自己的最初研究成果受到学术界的认可。1935年，也就是大学毕业后的第三年，谷老的《补魏书兵志》和《唐折冲府考校补》二文收入《二十五史补编》。这一事件视为他“步入史坛”的标志。前一因素带来的多为兴趣，它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谷老将他的“断代史”即研究时代聚焦在南北朝隋唐时期；后一因素带来的则多为自信，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谷老将他的“专门史”即研究方向集中在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兵制特别是府兵制度。这种研究方向的选择或确定的方式，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在许多学者的学术经历中都可以看到。
这一期间还有两件事情对于谷老日后学术生涯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件事情是1934年春夏之交“中国史学研究会”的组建。谷老在为汤象龙先生《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所作的序中说：“我不能不回忆1934年春象龙同志和吴晗等发起成立的小小‘史学研究会’，最初人数不多，第一批会员只有十人，他(按：指汤象龙先生)任总务，吴晗和罗尔纲先后任编辑，我任文书。”由于这个“史学研究会”最早的成员只有十人，所以也称为十人史学小组，主要发起者是十人中年纪较小的汤象龙先生和吴晗先生，两人都出生于1909年，比罗尔纲先生小8岁，比谷老小3岁。这批年轻人都有志于史学研究，又都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他们在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创建了《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这是我国研究经济史和社会史最早的学术刊物；在天津《益世报》和南京《中央日报》办起了“史学”副刊，各出了一百多期。他们并以此为阵地，相互激发、遥相呼应，发表了大量的史学论文和杂文，人人都闯下了极大的名头。谷老对这个群体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并在上序中逐个进行介绍：
“史学研究会”的往事至今我们还是记忆犹新的。……罗玉东(《中国厘金史》的作者)、刘隽(研究中国近代盐政史的，发表过多篇论文，而且是1934年全国盐政研究会论文比赛第一奖的获得者)，两人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去世了。朱庆永(东欧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梁方仲(明代经济史专家，原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解放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吴晗(明史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解放后任北京市副市长)三人在十年动乱中被“四人帮”迫害去世。夏鼐(考古学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所长)、孙毓棠(中国近代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也于最近逝世了。十人之中只剩下象龙、尔纲和我三人。
可见，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这个研究会对于包括谷老在内的所有成员的学术生涯来说，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则是1936年谷老离开清华大学、往南开大学任教。几乎所有有关谷老生平的文献均载，1936年9月，也就是他清华大学毕业留校三年多后，离开清华，去了南开，在文学院任专任讲师，兼商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这一选择，对于谷老研究方向的拓展，即在进行兵制史研究的同时进行经济史研究，并将兵制史的研究纳入经济史研究之中，或者说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经济的背景之下研究兵制史，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谷老为何弃清华而赴南开，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不见任何文献记载，至今仍为谜团。须知当日的南开大学与清华大学不可同日而语，况且清华大学有谷老所崇敬的陈寅恪、雷海宗先生，北京有他的许多挚友。
罗尔纲先生为谷老史学论文集《史林漫拾》所作序言有这样一段记载：
47年前(按：序写于1981年2月4日，47年前当为1934年即谷老在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期间)，我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做整理艺风堂金石拓片工作。霁光同志每天从西郊清华大学进城，到我的工作室来，阅看那尘封已满的北朝、隋、唐的金石拓片。……后来，霁光同志去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每星期六下午来北京，住在我家，星期天下午回天津。他这样每周必来北京为的是要到北京图书馆去看书。
罗尔纲先生这段记载的本意，是强调谷老对学术的执著和勤奋，却透露出谷老当时的无奈。我今年（2005年）7月27日上午7点30分从北京马甸江西驻京办事处乘出租车到北京火车站南站，勉强赶上8点35分从北京开往天津的快速列车，9点50到天津站，出站后再乘出租车，10点40到南开大学。花了三个多小时。按1936年的交通状况，从南开大学到天津火车站，再乘火车到北京站，再到北京图书馆，需要大半天。反之从北京图书馆或罗尔纲先生家到南开大学，也需要大半天。花去如此多的时间，只能在北京图书馆看半天的书，其间的艰辛自不待言。这就不由得再次产生这样的疑虑：谷老当初为何去南开？谷老的助手、江西师范大学已故左行培教授生前告知，谷老曾在一个场合对他说了这一选择的原因：1935年下半年或者1936年上半年，清华大学聘了谷老的低一班同学、同是十人史学小组成员的吴晗为讲师，但比吴晗年长两三岁，自认为教学科研绝不下于吴晗的谷老则没有受聘，仍然是助教。表面谦虚平和，内心却自视甚高的谷老不服气，出于对清华大学的不满，而南开大学又急于网罗一批人才，向谷老发出了邀请，谷老遂拂袖而去。
日本侵略军对华北的占领，迫使北方一批著名高校的南迁。谷老先后供职的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以及北京大学，都迁到了云南昆明，并组建了著名的西南联大。谷老的同学和朋友吴晗先生也去了西南联大，但他自己却因病滞留长沙，于1938年辗转到了福建，受聘为厦门大学历史系，为副教授，1940年晋升教授，兼学报编辑。1945年11月，应聘为国立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不久任系主任、代理总务长，直至1949年10月南昌解放。
由清华大学历史系，到南开大学文学院和商学院，再到厦门大学、国立中正大学，作为一位学者，谷老完成了他由单纯的兵制史研究到兵制史和经济史结合研究的过渡。同时，作为一位著名大学的讲师、副教授、教授，谷老也完成了由单纯的学术研究到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过程。对于这一结合，用谷老自己的话说：“教学是基础，科研是主导，教学促进科研，科研提高教学，二者互相促进，互为因果，并不断使二者向广度、深度发展。”他历数了在这一时期所做的教学工作：
这时，我在教学上，主要表现为专中求博，博中求专，而在主观愿望上，则更主要的在于专以求通，通以益专，并力求做到专通结合。当时由于教学的需要，我讲授的课程很多，除“中国通史”常教外，先后开设过“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中国近代史”、“历史研究法”、“中国史学史”、“中国经济史”、“中国历史文选”、“史学概论”等十多门课程。除口授外，有的课程，还编写印出了教材，如《中国通史资料简编》、《史学方法实习题汇》、《魏晋南北朝史讲义》等，还有后来在原讲稿基础上编印了《中国历史文选》、《中国通史》(上、中、下)等讲义。
《谷霁光史学文集》第三卷为《隋唐宋元史》，实由“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两门课的讲稿整理而成，30余万字。第四卷收录了谷老的《史学方法实习题汇》，约6万字，序言(含：课程性质、教学现状、改进由来、改进步骤、实习注意)之外，共分16目：史料搜求、卡片应用、撰人考订、地域考订、时代考订、史料校雠、正误、辨伪、史料诠释(一、二)、史料综合(一、二)、史篇编撰(一、二)、综合复习(一、二)。每一目均有注意事项和习题，读来令人惊叹和感动。须知当时一切均为手工操作，一字一句都要在纸上写下来。可以看出，当时尽管处于战争时期，各高校的管理仍然十分规范，大学教授的敬业精神仍然十分强烈。经过如此训练的学生，专业基础想不扎实也不可得。如果今天的大学教授们能够交出类似谷老当年《实习题汇》的练习册，交出类似谷老当年《隋唐五代史》的教案，各高校在接受教育部本科评估前便大可不必惊师动众、劳民伤财了。
结合教学，谷老的科研也大大突破了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他历数了自己在厦大五年所从事的研究课题：
转辗来到厦大以后，因原曾担任过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导师和《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的特约纂述与编辑，因此，这个时期除兵制史外，经济史研究自然成了我的主要研究课题之一。后来，教学工作的实际需要，促使我在学术研究上不得不与此相吻合，即求通，求博。因此，这时的成果，除《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再论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辽金虬军史料试释》、《秦汉隋唐间的田制》、《明清时代之山西与山西票号》、《战国秦汉间的家业生产》等兵制、经济史论文外，其他专题非常之多，上起秦汉，下迄明清，各个断代，均无不涉及。政治史有如《宋代继承问题商榷》、《南北的和战关系》，民族史有如《东胡氏姓研究》，社会史有如《六朝门阀》，地理沿革有如《安史乱前的河北道》、《唐六典中地理纪述志疑》，版本目录学有如《廿二卷本云麓漫钞志疑》、《大清宣统政纪(草本)校记》，金石学有如《孝文吊比干墓文碑跋》等等。
当然，谷老在这五年间更毋论在1933年至1949期间所撰写和发表的论文远远不止上面所列举的篇目，但其研究的领域就“断代史”而言，上起秦汉，下迄明清；就“专门史”而言，包括政治史、民族史、社会史、历史地理学、版本目录学、金石学等。周銮书先生或许比谷老自己说得更确切：“教学的范围有多广，研究的范围就有多广，其实研究的范围要更广泛得多。上逮远古，下至晚清，涉猎数千年。”
3、学术成就
从1949年10月到1966年6月间的谷老，经过了“八一”革命大学和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近两年时间的学习，又先后担任了国立南昌大学—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江西省教育厅副厅长、南昌大学副校长，当选了江西省和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人大常委。文化大革命后，谷老是江西大学的名誉校长。由单纯的学者，拥有了学者和官员的双重身份，有大量的行政工作要做，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他的学术研究。他回忆当时的情形：
那时，我除了所管辖的日常工作以外，几乎每天都有会议或其他应酬，这是“八小时以内”的公事，尽心尽力做好，一点马虎不得。但“八小时以外”的时间，则由我自己支配，即回到家里，闭户不出，伏案著述，长年如此。当时有些人对我不理解，甚至有些受“左”的思想影响的人，说我上班时无精打采地应付“社会主义的公事”，养精蓄锐后好下班回到家里精力充沛地种“资本主义的自留地”。我对此权当没听见，或视为无知可笑之至，不予理睬，只顾照做去做，心里感到非常踏实和无限欣慰。
人与人之间是不同的，有人在担任了行政工作之后做不出学术或不再愿意做学术、有人在运动之中没办法做学术或不敢做学术。但谷老一生最好的学术恰恰是在这时做出来的。
作为多年的挚友，又同是十人“史学研究会”的成员，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先生在论及谷老的学术研究时，归纳了谷老的“四种研究方法”：第一、留意于通与专的辩证关系。第二、注意于现象与本质的区别。第三、注意整体与局部的辩证关系。第四、注意源与流、因与果的辩证关系。
但是，谷老的这些研究特点或者说是研究方法，在1949年以前，大抵上是一种本能或者说是潜意识。尽管已经是誉满学界的著名兵制史和经济史专家，但谷老仍坦言当时他的学术研究其实已进入困境。虽然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成果也十分丰硕，一旦向纵深发展时，便受到理论和方法上的障碍。谷老在《治学自述》中说：
我以前治史，总想以博求通，结果是谈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论史实的纵横联系，往往就历史的现象诸方面，就事论事，流于客观主义。这样，局部的片断的史实似乎可以说得通，整体的却又不通；诸般现象上似乎可以说得通，本质上却又不通。这是由于当时自己的学术观点主要属于“经济史观”范畴所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得有机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经过“八一”革命大学和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近两年时间的学习，不仅在政治上进行了彻底的思想改造，更加坚定了社会主义信念……而且在学术研究上，通过马列主义的学习，并以此为指导，重新审视了以往的研究工作，一步步地冲决藩篱和羁绊，最终懂得了史学研究上的“通”，就在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透过历史发展的诸般现象，阐明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并刻意朝此目标努力，从而使自己的史学研究似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天地。
这段话在今日一些“西化”比较彻底的学者看来，在一些并没有接触多少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青年学者看来，可能难以接受，可能以为谷老是在唱高调，是言不由衷，甚至是为了讨好当局。但只要认真研读谷老在接触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前后所写的学术论文，就不难发现，无论就考证问题的严密性还是洞察问题的穿透性，后者都比前者有突破性的进步，更毋论气势的宏大和视野的开阔。
府兵制度研究可以说是谷老毕生学术成就的核心内容，从1934年撰写《补魏书兵志》、《唐折冲府考校补》，对府兵制度的具体构件进行考订；到1937年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发表《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以及此后的“再论”(《厦门大学学报》第2集，1944年)、“三论”(江西师范学院《科学与教学》1958年第1期)，对府兵制度的起源、变化及其利弊，府兵的征集、训练及调遣，府兵的组织及演变，府兵的阶级成份等进行多角度的考述；再到1962年《府兵制度考释》出版，对府兵制度进行总结性研究；乃至此最后的“四论”(《江西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五论”(《江西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对府兵初期资粮与军备、对作为国家军队的府兵制度形成过程中私兵、部曲的消亡过程进行再探讨。整整五十年的时间，关注着同一问题，可见谷老对这一课题的倾心。需要注意的是，以《府兵制度考释》为界标，以前所写的相关论文如谷老自己所说，虽然考订较为严密，但主要还是探讨事物的“是什么”、它在当时起着何种作用。但在《府兵制度考释》中，以及在此后的相关论文中，则不仅仅是探讨事物的“是什么”，而且在此基础上，自觉地探讨事物的“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探讨事物和当时的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探讨事物在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地位，将研究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同时也全面体现和提升了作者的史学、史才和史识。正如他在《府兵制度考释》的“引言”中所说
作为封建主义上层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府兵，是与当时封建经济基础的变化相适应的，是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它随同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而演变着。毫无疑问，府兵制度研究，不仅涉及整个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历史发展规律，而且涉及到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我们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研究府兵制度，旨在加强对中国中世纪史的规律性的了解。例如府兵由家兵、部曲转化成为皇朝直辖化的军队和兵士自备资粮，是以统一的物质条件与封建占有的均田制为其基础。研究府兵制度，即在于阐明这些问题，从而为进一步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历史，提供一些有益的论证和资料。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的固然是宏观或整体问题，但对微观或具体问题也同样具有指导作用，加上谷老纯熟的考证功夫，所以更能高屋建瓴、运用自如。如关于府兵制度与其他兵制的并存问题，关于府兵宿卫和禁卫军并在问题，谷老强调指出：
府兵制实行的同时，还始终存在着其他兵制。即使府兵成为最主要的军队的时候，其他军队的重要作用，仍然不能予以忽视。西魏以来，州郡兵一直不曾削弱，有时候还有继续加强。隋的都尉、唐的州都督府，兵数是增加的。另有镇戌兵，唐代更在边疆设置军、守捉等，名目也不少。至于临时设置的有如隋的骁果，临时招募的有如唐的猛士，也很繁多，而且有许多属于中央军，隋的骁果还可以担任宿卫。……杨志玖先生在其《隋唐五代史纲要》中对唐代的兵，只讲了府兵，不曾提到其他军队，而且说：“(府兵)因有这些优点，所以唐朝便拥有雄厚的武力，保证了初唐对外战争的胜利。”由于忽视了其他兵制，就不免夸大了府兵的作用。岑仲勉先生估计唐代兵数单是边兵一项就有49万；府兵约60万人，一般以六番计算，在番的只有10万人，“不得不取资于别项兵源”，这话是正确的。至于对外战争的胜利，固不能完全看兵的数量，府兵一度是比较精锐，作用是大一些，但是如果完全忽视其他军队的职能，单纯归功于府兵，必然不符合于当时的实际情况。
府兵是不是封建皇朝的一种禁卫军呢？应该说是的。……不过府兵只能说是禁卫军的一种，有时虽属于最主要的一种，也从来不是唯一的，另外总是有一种称为禁军的禁卫军存在。……禁军与府兵同属宿卫，具体任务却有所不同，虽然有时府兵上番可以调归禁军统领，这只是承担宿卫时如此，组织系统始终区别开来，不会混淆。唐长孺先生把北周二十四军宿卫与禁军宿卫等同起来，误以为禁旅全属二十四军的军人或军士，因而忽视了禁军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其原因就是不了解府兵与禁军始终同时并在这一普遍事实。
在这段文字中，谷老对府兵制度与其他兵制和兵种的关系进行了清晰的论列，同时对岑仲勉、杨志玖、唐长孺三先生的相关成果进行了讨论。既采用了岑先生对唐代边兵和府兵数的估计，用以证实自己的论点，也对杨先生论唐代兵制只说府兵而不及其他、唐先生将禁军宿卫和府兵宿卫等同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无论是表示赞同还是表示异议，均建立在对整个唐代兵制、对府兵制度从起源到解体的全过程进行全面考查的基础之上，所以言之凿凿，有理有据。
何兹全先生赞扬谷老的这一研究是用丰富的材料分析说明府兵制和魏晋以来军府领兵制度以及拓跋部族制兵制的渊源关系，使府兵制的出现和汉族皇朝的兵制联系起来，和鲜卑拓跋氏的兵制联系起来，使府兵制和当时的社会联系起来，“使府兵制成为历史发展中相互联系的一环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同时又指出，由于史料缺少，有关府兵制度的许多问题一直没有弄清楚，但其中不少问题在《府兵制度考释》中得到了解决。他以初期府兵的军备给养问题为例，《北史》和《邺侯家传》所载相互矛盾，成为研究中争论的问题。谷老却指出，这正是私家的私兵、部曲中央化过程中的现象。“这是谷先生从发展上看待历史问题，辩证的看待历史问题的结果。看来似乎是矛盾的现象，却原来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前后相连续的现象。矛盾的问题解决了。”
罗尔纲先生更敏锐地看到，谷老对府兵制度的研究，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而这一境界的进入，是由两个方面所造成的。其一是五十年如一日的对史料搜集的极其重视，是资料功夫之所致。为了到北京图书馆读书，便每周往返于京津之间；为了不遗漏史料，读书便是“倒架”地读、“倒本”地读，将图书馆的书从第一架读到最后一架、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其二便是解放后经过了“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锻炼”，“很好地把社会锻炼、业务锻炼与研究三结合起来而取得今天的成就”。其实是经过了新的理论和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与实践。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是一定历史时期人类认识社会的最高智慧的结晶，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直至今日，它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仍然是分析和解剖人类社会历史的有效理论和方法。作为继承了中国古代学术传统和初步接受西方学术理论、又历经社会动荡的谷老，以及和他同时代的学者，一旦迎来了新中国的独立和解放、一旦接触到了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获得独立和解放的马克思主义，其喜悦和激动当是发自内心的，其对理论和方法的追求和学习也是如饥似渴的，其结果如谷老所说，是“从而使自己的史学研究似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天地”。至于此后的一连串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人类文明的摧残，已经无法改变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分析和解释历史和现实，已经成了他们的习惯和自然。
4、学术风格
由于在中国兵制史和经济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谷老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二十世纪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学家之一。但正如弗兰茨•梅林在《马克思传》的序言所引用的传主那句名言一样：“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任何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其决策总是难免有失误；任何一位伟大的研究者，其成果也总是难免有缺憾。谷老的研究也同样如此。
周銮书先生是谷老的学生，也是谷老五十年代的助手。他回忆说：“无论是编讲稿还是写文章，他(按：指谷老)总是在搜集大量材料之后，才开始充分酝酿，有时如达摩面壁，久坐不动，反复思量。一旦贯通，即奋笔疾书，中途从不停顿。5000-10000字的论文，往往一天或一昼夜完工，可谓一气呵成。从来没有见过他边看边想、边想边写的情况，没有什么拼凑成文、草率成篇的事。”已故左行培教授也是谷老的学生和助手，他回忆当年谷老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约写作《府兵制度考释》，主要是依靠暑假的时间，基本不用草稿，每写完一章即行誊录，然后寄出，出版社收稿后便进行排版，而谷老又在进行下一章的写作。
从这些回忆中可以看出谷老的成就其实不仅仅靠勤奋，还应该有他的天赋，熟悉史料、驾驭史料、统驭全局的天赋，以及超常的写作能力。但不管怎样的记忆力，中途不停顿地疾书5千至1万字的学术论文，其疏忽和缺漏总是难免的。而近30万言的《府兵制度考释》，写一章即寄一章排版一章，不事修改，其间的缺憾和重复也在所不免。所以尽管他的成名作《补魏书兵志》受到好评，并被收入《二十五史补编》，近日编辑《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学术论文集》时，陈金凤博士对该文进行校订，却校出史料确有讹误者近十条。而何兹全先生在《<府兵制度考释>读后》一文中，一方面高度评价了谷老对中国兵制史研究所作的贡献，一方面也指出该“文字上不免使人有琐碎甚至重复之感，大的系统线索也因之不够鲜明突出”。不能不佩服何先生读书的细致，他可能并不知道谷老写作此书仍各章分别而就，但问题正出在这里。一次和谷老说到何兹全先生的这篇文章，谷老称道何先生读书认真、仔细：“我意识到的问题他发现了，我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他也发现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故研究员熊德基先生对谷老的勤奋和认真赞叹不已，并且特别指出：“如果他不是这么勤奋的博览，焉能每一个朝代都有论文发表呢？”但谷老自己对此却早有反思，他在说到自己根据教学的需要，研究范围扩大，上起秦汉、下迄明清之后说：“教学工作的实际需要，促使我在学术研究上不得不与此相吻合，即求通，求博。……我当时采取这样的一种研究途径，于提高教学质量，多少是有好处的；而对于学术研究中的真正融会贯通，开拓出新的境界，则得少而失多。”对于研究领域的拓展，谷老自己的评价是“得少而失多”。对于自己研究中的缺憾，谷老不断地进行解剖，毫不掩饰；对他人的成果，即使是前贤或挚友，谷老也同样进行解剖。
梁启超是谷老敬佩的清华前贤。但于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谷老则明确表示不予苟同：
维新事业的最初发动，在于京外的军需工业改革。曾(国藩)李(鸿章)的发动和清廷的允可，都原于平乱迫切的关系。当日清廷首先所最感到切肤之痛的，莫过太平天国之变。正因为这种革命，清廷有即时倾覆之可能。至于外人内侵，其危险可至民族危亡，但从清廷的立场看起来，其祸尚不致推翻本朝，所感的恐怖，也就大为减少。所以鸦片战争后，不能引起一种维新运动，正是这个原因。其后维新事业，着着遇到阻碍，个别的原因虽然很多，但主要的恐怕不是苟且偷安的心理所造成。大抵患难不迫，一般守旧分子，但可从容议论，大弄唇舌与文笔，维新人物，也就多着一层阻碍。……梁谓李鸿章“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自然是后来人的观点立论，不是站在同光时代的环境中去批评的。后来人对于李鸿章，固然也可以如此希冀，但当事人的大小环境，也应当注意到。否则历史上的人物，都难有公允的诊断，也未免失之过苛。
评价人物，“必须注意到人的大小环境，否则难有公允的诊断”。谷老由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延伸到了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梁启超及后人对李鸿章评价的偏差，正出在违反了这一原则。不幸的是，在我们的历史研究中，这一原则不断被违反，评价的偏差也就不断地出现。
罗尔纲先生是谷老的至交好友，谷老对其《太平天国史纲》的四、五、六章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认为“最为谨严、最为切要”，但对于一、二、三章的叙述和论断，则明确表示“有商榷余地”，并逐条进行讨论。
学术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其实也是谷老学术个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附记：探讨谷霁光教授的治学历程和学术个性，在当今江西学界中，我以为至少有三位比我更有资格。第一位是周銮书教授。周教授是谷老的入室弟子，长年任谷老助手。文革初，北京揪“三家村”总店掌柜邓拓、吴晗、廖沬沙，南昌揪“三家村”分店老板谷霁光，周教授荣膺“少老板”美誉。第二位是黄今言教授。黄教授也是谷老的弟子，得谷老经济史与军事史互动研究的真传，在秦汉史研究中已蔚为名家。第三位是邵鸿教授。邵鸿学术根基深厚、视野宽广；九十年代初江西师大副校长邹道文教授与我论及为谷老配助手事，我推邵鸿为首选。其他如赵明教授为谷老关门弟子，于谷老的学术品质独有心得；梁淼泰教授关于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和明代九边研究，颇具谷老学术风范；周升柱教授曾为谷老秘书，对谷老的生平及晚年思想知之甚详。他们也都是写作此文的当然人选。
当年邹道文校长还有一问：你们这一辈中，邵鸿之外，谁还可做谷老的学术助手？我冒昧回答：恐怕是区区在下。正因为有此一答，故余悦教授力邀我写作此文时，略作推辞，便欣然应允。但随即忐忑，不胜惶恐。
（来源：本文原载《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
（作者：方志远，系江西师范大学“传统文化与江西现代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