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5期
【内容提要】在学术史与思想史的互动研究中，老庄学具有典型性。老庄学不仅自身形成了一个十分浩繁博大的学术系统，而且跟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由于老庄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考察注解者的理论建树，以及这种建树与时代的关系，那么，以老庄学为立足点的学术史梳理，必将为思想史研究领域增添新的内容。
【关 键 词】老庄学/学术史/思想史
将学术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从学术史角度深化思想史研究，这是近年来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一种新思路。① 这一研究思路不仅注重思想史与学术史的关联与沟通，更为重要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于是，过去一些主要属于学术史范围而不被思想史研究所关注的领域，便重现出思想史的价值，老庄学研究即是如此。老庄学是历代学者对《老子》、《庄子》进行诠释和发挥而形成的一门学问，它涉及史学、哲学、宗教学、文学等各大学科，可视为道家学术史之类。但老庄学又不仅仅是一种学术史的知识，同时也当属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它为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新的视角、新的内容。可以说，在学术史与思想史的互动研究中，老庄学具有典型性，对此，本文拟从三个方面论析。
一、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老子”、“庄子”
由于老子之道具有高度的普遍性、多义性和模糊性，这就为诠释者留下了广阔的发挥空间，因此，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者，都可以对《老子》进行主旨不同的解释。如唐代的赵志坚云：“以文属身，节解之意也；飞炼上药，丹经之祖也；远说虚无，王弼之类也；以事明理，孙登之辈也；存诸法象，阴阳之流也；安存戒亡，韩非之喻也；溺心灭质，严遵之博也；加文取悟，儒学之宗也。”② 韩非、严遵、王弼、孙登等等诸家之解《老》，都有不同的宗旨。对于老学的这一特点，唐末著名道教学者杜光庭则总结得更加具体全面：“道德尊经，包含众义，指归意趣，随有君宗。河上公、严君平皆明理国之道，松灵仙人、魏代孙登、梁朝陶隐居、南齐顾欢皆明理身之道，苻坚时罗什、后赵图澄、梁武帝、梁道士窦略皆明事理因果之道，梁朝道士孟智周、臧玄静、陈朝道士诸糅、隋朝道士刘进喜、唐朝道士成玄英、蔡子晃、黄玄赜、李荣、车玄弼、张惠超、黎元兴皆明重玄之道，何晏、钟会、杜元凯、王辅嗣、张嗣、羊祐、卢氏、刘仁会皆明虚极无为理家理国之道，此明注解之人，意不同也。又诸家禀学立宗不同，严君平以虚玄为宗，顾欢以无为为宗，孟智周、臧玄静以道德为宗，梁武帝以非有非无为宗，孙登以重玄为宗。”③ 杜光庭指出，《老子》书内涵丰富，所以注释时可以有各种角度，或明理国之道，或明理身之道，或明事理因果之道，或明重玄之道，其“指归意趣，随有君宗”，注家可以从《老子》中解读出不同的宗趣，阐发出不同的新义。相对于赵志坚、杜光庭两人来说，宋元之际杜道坚的总结又进了一步。他说：“道与世降，时有不同，注者多随时代所尚，各自其成心而师之。故汉人注者为‘汉老子’，晋人注者为‘晋老子’，唐人、宋人注者为‘唐老子’、‘宋老子’。”④ 杜道坚不仅注意到不同学者解《老》的旨趣不同，还注意到了不同的时代背景对老学发展的重要影响。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老子”，每一个注释研究者也有其各自所理解的“老子”，这是杜道坚对老学发展一般规律的高度概括。从汉“老子”到唐宋“老子”，再到明清“老子”、近现代“老子”、当代“老子”，老学发展长盛不衰，充满了学术活力。
庄学的发展与老学类似，不同时代也有不同的“庄子”，每个时代的学者可以根据政治、道德、思想领域的时代变化，不断地对《庄子》作出新的解释。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玄风激荡，名士风流，《庄子》成为“三玄”之一，读《庄》成风，注《庄》成学，庄学得以勃兴。当时无论是玄学重要人物的思想和学说，或者玄学的一些主要论题，往往通过注解《庄子》而得以阐发。阮籍、向秀、郭象等人的庄学思想可为代表，特别是郭象《庄子注》，不仅裁定《庄子》为三十三篇，而且借注《庄》发挥他的玄学思想，既阐发了“独化于玄冥”的哲学本体论，亦论定“名教即自然”，玄学在他那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时期佛学亦与《庄子》发生了密切的关联，无论其“格义”之法，还是般若学，都有借助《庄子》之处。《庄子》思想丰富了般若学，般若学也对庄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又如宋元时期，思想学术转换创新，理学繁衍，庄学研究继魏晋以后出现了另一个高峰。该时期庄学作品的形式多种多样，思想内容丰富多彩，研究方法不拘一格。学者们注重阐发《庄子》的义理，一方面注意庄子本身的主要思想，但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注者对庄子思想加以创造性的发挥。如王雾以儒家的道德性命之学解《庄》，陈景元将《庄子》与道教的炼养方法联系起来，林希逸援理入庄、庄禅并用，褚伯秀把“性命双修”思想与《庄子》会通，等等，充分显示出了宋元庄学多姿多彩的时代风貌。再如明清时期，学风丕变，学术逐渐实证化，庄学发展到一个总结性阶段。该时期庄学成果众多，其特点有四：其一，注意采用文学语言的言道方式；其二，注意辨析庄子思想的源流；其三，注重篇章真伪的考辨；其四，字义考证的兴起。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欲合老庄与释氏于一家；释性通《南华发覆》以道德二字概括庄子内外篇之大旨；方以智《药地炮庄》诠以佛理，借汪洋恣肆之谈，以自摅己意；王夫之作《庄子解》、《庄子通》，以为“庄生之说，皆可因以通君子之道”，故就庄子思想“因而通之”，大大丰富了自己的思想学术体系，等等，明清庄学在总结中又有发展。⑤
由上可以看出，老庄学不仅自身形成了一个十分浩繁博大的学术系统，而且跟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
二、老庄学研究的三个层面
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老庄学进行考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的内容：其一，作注者对《老》、《庄》文本的领会与掌握情况；其二，作注者本人在诠释过程中所完成的理论建树及其思想特点；其三，老庄学的时代特色，即老庄学思想所折射出来的一定历史时期某些哲学思潮的特征以及思想文化的发展规律。显然，老庄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第二、三个层面。
以对《老子》哲学思想的解释为例，汉代的学者大都从宇宙生成的角度来理解老子的道论，到王弼注释《老子》时，则融进了新的时代精神，他通过本末体用等范畴的运用，开发出了以本体论为中心的玄学思想。如他注《老子》“反者道之动”章云：“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以无为本”成为了其哲学理论的中心内容。将老子之道本体化，这是王弼对老学的重大发展与贡献。
到唐代时，老学研究者对《老子》本体论的探索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标志便是重玄学的出现。重玄学是成玄英、李荣、杜光庭等一批道教学者在注释《老子》（也有《庄子》）时发展起来的，其建立和发展，是援佛入老，佛道相激的结果。不过，重玄之学之所以能够在唐代蓬勃发展，除了佛教对老学影响增加的原因以外，亦有解《老》学者自身的因素，即唐代的《老子》研究者们对王弼等人建立的玄学体系已感到不满，认为“魏晋英儒，滞玄通于有无之际”⑥，也就是说，魏晋清谈尚未穷尽《老子》一书的微言大旨，像王弼主张的“以无为本”和裴頠提倡的“贵有论”，或趋于虚无，或流于实在，都是各执一偏。“贵无”实质上就是“滞于无”，“崇有”实质上就是“滞无有”，也即是说，玄学本体论乃“滞于有无之际”，因而显得不够抽象和超越，还没有达到本体思维的最高层面。因此，重玄的旨趣，首先要破的就是玄学家的“双执”，既不滞于有，又不滞于无，亦不滞于非有非无。重玄之学，正是通过这种否定之否定的方法，从而使本体论达到了更加抽象圆融的哲学高度。
宋代以后，心性之学作为一个时代课题而为儒、道、释三家一起讨论。对理学来讲，心性之学是其最重要也最富特色的部分，而禅宗本来就以心性学说为看家本领，道教亦积极发展了自己的心性论。因此，此一时期的老学既受到道教的辐射，又得以禅宗的影响，再加上理学的刺激，其有关《老子》哲学思想的解释出现了新的突破，即唐代老学中出现的心性理论，在宋代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趋于成熟，心性学成为《老子》哲学思想解释的重心。以心性解《老》，是宋代以后老学发展中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儒、道、释学者莫不为之。例如苏辙在《老子解》中提出了“道之大，复性而足”的观点，将“性”与老子之道等同起来；邵若愚的《道德真经直解》认为“心常无欲者，乃众妙之门”，《老子》之真谛在于教人“无心”、“无欲”；范应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则直接把老子之道解为“本心”，认为自然本心，合乎天道；白玉蟾的《道德宝章》更是将老子思想解释成了一套系统的道教心性超越理论，等等。心性理论的创发，充分反映了宋元老学发展的时代特色。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老学发展史上，王弼注释《老子》阐发玄学宗旨，建立起了宇宙本体论的哲学新体系，这是对《老子》哲学思想解释的第一次重要发展；唐代成玄英等人借《老》以明重玄之趣，丰富和发展了老学的内涵，这可以看作是对老子哲学思想解释的第二次重要突破；而从唐代的重玄本体到宋元时期心性理论的演进，则可视为老子哲学思想解释的第三次重要转变。而关于老子哲学思想解释的这三次转变，实际上也是同样适用于庄学的。⑦
上面的分析显示，我们对老庄学的研究，重点不在于注者的解释是否符合《老子》《庄子》书的原意，而在于注者的思想创新和时代特色。当然，对《老》《庄》的诠释，也并非可以如天马行空，随意发挥。王弼以“得意忘言”的方法注解《老子》，郭象以同样的方法注解《庄子》，对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以及老庄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王弼的解《老》，郭象的解《庄》，都是以“辨名析理”为基础的，他们的解释，自有其学理和逻辑体系。因此，我们固然重视对《老子》《庄子》的创造性诠释，但不能忘了，任何创造性的诠释都不能离开《老》《庄》文本的基本规定以及道家哲学的基本精神，否则，就会出现任意曲解乃至歪曲《老》《庄》的不良倾向。
既然老庄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考察注解者的理论建树，以及这种建树与时代的关系，那么，以老庄学为立足点的学术史梳理，必将为思想史研究领域增添新的内容。下面试举三例：
1.道教老学与道教思想史
道教老学指道教人士对本教最高经典《老子》的注解与发挥。蒙文通先生曾言：“以儒家言之，秦汉至于明清二千余年，学术之变亦多，派别亦复纷歧，然决未有一派之中曾无人注六经者，于注经之家即足见各注之宗旨，于《经义考》求之，一部经学史略具于是也。至于道教，何独不然，未有一派之中而无人注《道德经》者，于此考之，而道教思想之源流派别发展变化亦略具于是也。”⑧ 的确，历代道教人士莫不尊崇《老子》，故从其历代注解《老子》之作中，不仅可以发现作注者对《老子》原义的领会与把握情况，而且可以看出作注者本人的思想，进而考见一定历史时期道教思想义理的发展衍变。可以说，一部“道教老学史”，也就是一部“道教思想史”。
自东汉张道陵创立五斗米道，借《老子》五千文以弘道阐教，道教老学由此形成。早期道教对《老子》的诠释与发挥，在主旨上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是在《老子想尔注》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老子的神化，如《老子序诀》即是如此；其二则是突出以术解《老》，如《老子内解》、《老子节解》等。但两晋以后，随着佛教的发展，佛、道之间的冲突加剧，在彼此论争的过程中，道教义理不够深刻的缺陷逐渐显露出来。为了回应佛教的冲击，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道教人士开始加强理论方面的建设。这一点，首先在道教老学的发展过程中得以体现，其标志即是重玄学的产生与发展。重玄学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东晋时的孙登，他解《老》的旨趣便是“托重玄以寄宗”⑨。到南北朝时期，道教人士如陆修静、顾欢、孟景翼、孟智周、臧玄静、窦略、诸糅、宋文明、韦处玄等均有《老子》注问世，而他们大多数人的解《老》都是“以重玄为宗”。隋唐道教老学承续南北朝老学义理化的特点，并进一步展开，具体表现为重玄学的兴盛。重玄学对老子思想的创造性阐发，在道教思想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提升了道教哲学的境界。其二，为道教性命双修之先导。其三，为理学的产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⑩ 宋元道教老学在隋唐道教老学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该时期高道辈出，诠释《老子》的水平很高，并形成了新的时代特色。除了儒道释思想的进一步相互融通以外，尚有两个方面十分突出：第一，对《老子》诠释的学理性进一步增强。道教人物解释《老子》，与一般人士不同，往往包含学理与宗教信仰或者说道与术的双重层面，这一点，宋元道教老学同样不例外，如吕知常、邓錡等即是代表。但是，比较而言，宋元时期的道教人物解《老》，往往更多注意其学理，注意对“道”的阐发，而不重神仙方术之说。这种重道轻术倾向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受当时重义理学风的影响，另一方面则与道教人士自身对《老子》的认识以及道教教义的发展有关。第二，道教心性论的阐扬。前已指出，在老学发展史上，从唐代的重玄本体到宋元时期心性理论的探讨，可视为对《老子》哲学思想解释的第三次重要转变。宋元时期的道教老学，正是在心性论上大做文章，以心性解《老》，借《老子》而谈道教性命之学，是该时期道教老学发展的重要特点。明清时期，道教老学进入总结阶段。这一时期的道教老学成就虽然总体上没有超越前代，但仍然表现出了自己的生命力，在某些方面颇具特色，如以丹道解《老》获得了新的突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显得更加强烈，等等。
从上面简要的梳理可以看出，道教老学的发展，折射出道教思想文化演进的时代特征，从中不难了解到道教哲学的建构、道教教义的创新、道教与儒释的交融与碰撞等等丰富的内容。
2.老庄学与宋代理学
学术界对理学与道家关系的研究，大都停留在宏观的方面，缺乏微观深入的剖析，而如果把理学的建构与老庄学发展结合起来，将有助于对理学产生新的认识，并能够促使老庄学研究进一步深入。
在北宋，理学处于形成与发展阶段，这一时期老庄学与理学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老庄学对理学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来说，宋代老庄学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其对理学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把握：一方面，从道教学者陈景元等人的老庄学理论来看，如关于道气本体论的阐释、把仁义道德上升到“道”的高度、用禀气之清浊不同来说明人性善恶有别等等，这些内容与二程之理学已具有一种内在的亲缘关系；另一方面，与二程基本上同时或略早的一批儒家学者如王安石、王雾、吕惠卿、司马光、苏辙等人在注解《老子》、《庄子》时，亦自觉地将儒家的性命之学与老庄思想互相结合起来，以性命之学解《老》《庄》成为了他们老庄学思想的共同特点，而司马光所论之“诚”、王安石所论之“理”、苏辙所论之“性”，这些范畴都可以视为十分重要的理学“因子”。二程理学的思想来源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定包含了当时儒、道学者老庄学研究所获得的理论成果。到南宋时期，理学成熟并逐渐流行，于是理学反过来对老庄学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如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即对《老》《庄》有深刻的阐发，林希逸《老子口义》、《庄子口义》的理学色彩也很鲜明。理学家亲自注《老》解《庄》，使得理学的观念很快渗透到了当时的老庄学之中，理学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和命题如太极、天理、人欲、理气、命、性、本心、理一分殊、体用一源等等都大量出现在老庄学著作里。一批道教学者如董思靖、范应元、褚伯秀、白玉蟾、杜道坚等人为《老子》、《庄子》作注时，同样受到了理学明显的影响。理学对老庄学的渗入与影响主要产生了两方面的功效：其一，进一步促进了理学的传播；其二，增加了老庄学本身的理论活力。由此可见，宋代老庄学与理学的交融互摄关系，构成了宋代思想史中的重要一环。
3.老庄学与近代西学
近代以来，中西学的交流与碰撞始终是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一个时代课题。由于老庄之道的高度抽象性与开放性，使得各种学说都容易与之结合。随着西学大量传入中国，中西文化之间势必产生激烈的交锋，而老庄学以其开阔弘大的学术品格，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学术平台，近代老庄学既为理解、消化西方思想提供了深刻的哲学基础，同时，在西学的影响下，近代老庄学自身也呈现出了与传统老庄学不同的学术风貌。
首先是研究范式的转变，即近代学者普遍用西方学术分科的方法研究老庄思想。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对老庄的研究，是真正从西方意义的哲学的角度来进行的；刘鼐和《新老解》明确将老子思想冠以“哲学”之名；孙思昉《老子政治思想研究》从本体论、无为论、民本论等方面研究老子的政治思想；苏甲荣《庄子哲学》、曹受坤《庄子哲学》都从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等方面揭示庄子的主要思想等等。其次是研究宗旨与研究内容的转变。如王国维于1906年发表《老子之学说》，认为“孔子于《论语》二十篇中，无一语及于形而上学者，其所谓‘天’不过用通俗之语。墨子之称‘天志’，亦不过欲巩固道德政治之根柢耳，其‘天’于‘鬼’之说，未足精密谓之形而上学也。其说宇宙之根本为何物者，始于老子”(11)。他以《老子》第25章、第4章为例，指出“此于现在之宇宙外，进而求宇宙之根本，而谓之曰‘道’。是乃孔墨二家之所无，而我中国真正之哲学，不可云不始于老子也”(12)。他进而指出，老子“恍惚虚静之道，非但宇宙万物之根本，又一切道德政治之根本也”(13)。王国维从西方哲学本体论的角度探讨《老子》的价值，并确立了老子作为中国哲学奠基者的历史地位。严复的《老子评点》，则将老子思想与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联系起来。如第10章的评点：“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故能长而不宰，无为而无不为；君主之国，未有能用黄老者也。”第39章评点：“以贱为本，以下为基，亦民主之说。”第19章评点：“故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由，自由则物各得其所自致，而天择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又如其《庄子评语》，更是强调“挽近欧西平等自由之旨，庄生往往发之，详玩其说，皆可见也”。另外，近代学者还常以科学思想解释《老》、《庄》，如严复、刘鼐和、胡适都认为老庄思想与西方的进化论相通，陈柱则援引一些其它的科学概念解释《老子》，如释第14章说：“此所谓夷、希、微，盖如二千年前希腊之科学家所谓原子，或近人所发明之电子相同。是物也，视而不可见，然而所以传见者是物也；听而不可闻，然而所以传闻者是物也；搏而不可得，然而所以成物者是物也。就目谓之夷，耳谓之希，手谓之微，名虽不同，其为原子或电子一也。故曰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也。”(14) 认为老庄具有民主自由科学思想，确是发前人之所未发的新论。这样的诠释，充分显示出近代老庄学的时代性，所折射出来的乃是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特征。
四、结语
汤一介先生指出：“注重历代对《老子》、《庄子》注释，是全面了解中国哲学发展的至关重要问题。”(15) 这一论断适用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同样也适用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老庄学跟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有着特殊的联系，它是与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近代西学的发展交融共进的，与儒、道、释三家的关系盘根错节，十分复杂。因此，从学术史的角度梳理其发展脉络，再从思想史的高度阐扬其理论价值，这当是老庄学研究的应有宗旨。
注释：
① 张岂之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学说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为这种研究方法的代表性著作。
② 《道德真经疏义》卷六。
③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五。
④ 《玄经原旨发挥》卷下。
⑤ 具体论述可参熊铁基、刘固盛、刘韶军著《中国庄学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相关章节。
⑥ 李荣《道德真经注·序》。
⑦ 郭象、成玄英、褚伯秀三人的解《庄》可以分别代表庄子哲学思想解释的三次转变。
⑧ 《道教史琐谈》，《中国哲学》第四辑。
⑨ 成玄英《老子道德经开题》，《中华道藏》第9册。
⑩ 具体论述可参拙文《唐代重玄学派道论的特点》，《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11)《王国维文集》第三卷，第10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12)《王国维文集》第三卷，第102页。
(13)《王国维文集》第三卷，第103页。
(14)《老学八篇》第55页，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
(15)《论魏晋玄学到初唐重玄学》，《道家文化研究》第19辑，三联书店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