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6年美国战略家列特维克提出罗马帝国的“大战略”理论后，在西方古典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讨论。一方面，当代著名古典学者对这一理论进行了严厉批判，甚至猛烈抨击；另一方面，一些古典学者认为罗马帝国的“大战略”是存在并支持的。一些学者甚至将其应用于罗马边疆的研究，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果。经过40多年的实践证明，虽然这一理论存在不足，长期被学术界忽视，但它的探讨对于深化古典史学研究，拓展古典史学的新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1976年，美国著名战略家爱德华·莱特维克（Edward letwerk）出版了《罗马帝国大战略：从一世纪到三世纪》（以下简称《大战略》），从宏观角度将罗马帝国战略的发展演变分为三个阶段，认为罗马边疆的演变从1世纪动态扩张中的不确定地带演变为2世纪静态的、系统的、高度可见的防线，这些防线由河流和各种人工屏障组成。这一发展只是第三世纪权力丧失的前奏，它将帝国晚期的边疆转变为纵深防御系统中各种糟糕的临时防御阵地，最终导致了边疆的崩溃。笔者认为，罗马帝国“历史性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最初大战略的基本特征，即大战略目标具有卓越的战略品质和高度多样化的手段。出版后，该书很快被翻译成法语、希伯来语、意大利语、希腊语、俄语、阿拉伯语等。在中国，它被列入“和平、战争和战略的经典翻译”。
《大战略》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由于它研究的内容是古代罗马帝国，因此，它在西方古典学术界也产生了较强烈的反响。对它进行严厉批评甚至鄙夷的人很多，而对它表示推崇甚至运用这一理论进行实证研究的人也不在少数。本文拟对这些争论进行概要介绍，并对这一理论在近40年的实践进行简要总结。
一、古典学术界对“大战略”理论的批评
《大战略》出版后，众多古典学者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他们之中不乏当代杰出的古典学家，如约翰·曼、弗格斯·米勒、本杰明·伊萨克等。有学者认为，作者只是美国高层智囊团成员，既不是考古学家，也不是古代史家，只是一个“局外人”，他只是看到了当时美国国家需要的“市场空白”，真正的古典学家是“没有人会去设法搞出这种综合研究的”，这种研究只是“小题大做”而已。更多的古典学者则通过论文或专著从多方面对“罗马帝国大战略”理论进行批评。这些批评的主要焦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关于“大战略”的时间范围问题。《大战略》的标题表明其研究的时间范围是从奥古斯都到公元3世纪，但实际研究延伸到了公元4世纪中期。尽管如此，对整个罗马而言，这个时间范围仍然是非常短暂的，它完全不能代表整个罗马国家，也无法代表整个帝国时期。对此持严厉批评的是约翰·曼，他认为，对以下事实进行质疑是合理的：“它(‘大战略’)在本质上是对共和国时期的忽视，以及罗马对整个地中海盆地的控制这一漫长过程的忽略。它也没有试图去讨论帝国西部崩溃以后，东部的半个帝国存活了近千年的问题。从传统的公元前753年起，罗马国家持续了20个世纪。勒特韦克著作所涵盖的前两个阶段中稳定的两个世纪，在漫长而几乎充满暴风雨的罗马历史中只代表了相对平静的、极其短暂的时期。该书从开始到结束，罗马帝国的整个范围都是一样的，这就在无意中给人以‘标准尺度’的罗马帝国存在的印象，这似乎是有预先的确定：罗马帝国应该达到这种范围和尺度，而所有的共和国历史都仅仅是为了这一固定的、受限制的目标而工作的。当然，这并不是罗马人对自己帝国发展的看法。”费里尔虽然支持“大战略”理论，但他认为公元4—5世纪的帝国皇帝采用了一种新的“大战略”，而勒特韦克的时间范围没能很好地覆盖这一阶段。伊萨克则以帝国东部的历史为例，考察了罗马与整个东部接触的时期，即从共和国晚期到帝国晚期，得出与“大战略”完全相反的结论，证明了《大战略》所包含的时间范围完全不能概括罗马边疆战略。
其次，关于罗马帝国“大战略”是否存在的问题。这是整个争论过程中最激烈、也是最复杂的问题，不同的反对者从自己的研究对它的“存在”进行了批驳。约翰·曼根据自己实证的和考古的经历，强力宣称每条罗马边疆线都有其独特性，任何想考察其“大战略”的努力都是徒劳。他认为，《大战略》对罗马边境的三阶段划分，看上去是很精确的图景，但它会对逐渐变化的罗马边境系列过程产生一种过度图示化和过度简单化的印象。罗马帝国边疆发展过程中最有趣的现象之一正是它极具多样性，因此，罗马帝国的许多边疆与那些图示化的形式完全不同。作者以不列颠、下日耳曼、北非、达奇亚、上日耳曼等边疆地区的战略为例对这种“图示化”的形式进行了批驳，并认为“罗马并没有战略研究的制度，就政府的军事事务而言，在最简单、广泛的框架里，罗马更多的不是采取行动，而是等待事物的发展并采取反应。边疆的发展很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边疆的每一部分发展都仅仅是对地方环境的地方反应，强迫它们形成一种僵硬化的束缚物是不可能的”。对于罗马皇帝的“行动一反应”政策，在米勒那里也得到了支持。米勒认为，勒特韦克的“大战略”观念是不符合罗马皇帝很少采取主动而主要是应对事件的形象的。
伊萨克虽然主要是以帝国东部历史为研究对象，但他对“大战略”理论的批判显得更严厉、更具综合性。他认为，整个罗马与东部的帕提亚和波斯的战争，展示的特征始终是罗马扩张主义模式。战争通常都是由罗马挑起的，罗马展示出一种对征服和控制的强烈欲望，但罗马没有防御意图，当然也就谈不上寻求一种系统化的、防御性的边疆“大战略”。环绕罗马帝国的庞大边界体系就像一个保护屏障，那只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硬塞给罗马的一个现代发明。如果缺乏任何明确的关于大战略的罗马文献，很难使人相信“罗马人能够在实践中认识到他们不能用字面定义的东西”。比如，罗马既没有强有力的战略解释，也没有任何长远计划来阐明其向帕提亚(以及后来的萨珊王朝)超过7次的进攻，它所有的只不过是对领土的狂热而已。在《帝国的极限：东部的罗马军队》一书中，伊萨克详尽地对罗马边疆政策进行了分析：第一章分析罗马东部边疆的扩张政策，认为罗马用实际行动清楚地阐明其政策是侵略性而非防御性的，第二到六章则分别考察了东部行省的军队问题，认为军队需要承担的主要职责是各种内政，并不存在需要应付的“边疆问题”。就是在战斗最激烈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也不存在什么防御的功能性体系。这里有军队，但其职责是为了防止游牧民族的入侵。作者认为，“把不充分的证据强加于仅仅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而觉得很有吸引力的解释是很危险的……我们对任何罗马防御边疆的解释不是缺乏兴趣，而是根本就没有能力对它进行解释……通常说来，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在他们对罗马边疆的解释中，追求的不仅仅是一种幻想，更是一种乌托邦理想”。对于勒特韦克的“大战略”体系，“我可以钦佩他对材料的清晰分析，接受他的许多洞见，并欣赏他的系统分析方法，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追问他所分析的体系在事实上是否真正存在……他的中心假说，即罗马存在一种把目标集中于防御和增强帝国安全的战略体系，只不过是基于现代军事组织的类比。它不是对古代文献资料或考古材料的独立分析，而是来自于对现代文献的清晰研究，自然地，其结果只是一种已经隐含在大多罗马边疆专家著作中的方法。他的假说遭受了历史研究中熟知的困境：它既不能通过客观方式加以证明，也不能通过客观方式否定。但是，我们所能做的是要通过古代文献和考古材料来检验这些基本的假说。这种检验的结果是，它不能得出已有假说的有效性”。
马特恩则认为，罗马的军事行动在根本上是皇帝及决策者们的临时反应，而不是事先预设好的战略规划。她认为，长久以来，作为防御体系的罗马边疆功能就被认为是一个有问题的争论话题。首先，帝国边疆结构很多，而且各不相同，如沿莱茵河、多瑙河、幼发拉底河的要塞；哈德良城墙的人工屏障；上日耳曼、提埃提亚的屏障；非洲的壕沟及城墙等等，它们都各不相同，而且在不同时期功能也可能不一样，因此，要说它们是长时段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防御战略，是有问题的。再说，罗马边疆作为非常复杂的现象，要对它进行解释是相当困难的，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防御体系，而是一种变化的、多样的和模糊的现象，它的形成是由于无意识的或偶然的力量导致的。因此，勒特韦克的“大战略”是不可能存在的。马特恩的这些看法与约翰·曼、伊萨克等人的主张不谋而合，概而言之，罗马帝国根本不存在“大战略”体系。
第三，罗马帝国时代受到低效率和信息的限制，从而使它不可能建立“大战略”体系。在这一点上，米勒的批评最具代表性。米勒认为，“大战略”与罗马帝国的低效率和受到信息限制的皇帝不相符合。“因此，更重要的是要质问我们是否能够知道，皇帝或者其他人能得到或者已经获得这些地区的信息、看法并形成决定。当然，我们并不知道……在帝国中，帝国的决定是保密的，流传出来的通常都是不真实的，至少是不可确证的……我们知道在皇帝及其代理长官之间有关于边境政策的通信，但并没有这样的通信文本保留下来；皇帝与蕃属王之间也有通信，但我们所能看到的文本仅仅是公元4世纪的文献(如君士坦丁大帝写给沙普尔二世的书信以及公元358年沙普尔二世与康士坦提乌斯之间的通信)，而且其真实性也不能确定。”因此，我们仅仅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很困难，更何况要从未知的发生中寻求“大战略”体系，这完全不可能。奥斯汀和兰科夫主要以铭文材料为基础，对罗马边疆的军事情报机构进行了宏大的构建，但他们得出的最终结论却是，罗马皇帝是用这些机构人员控制自己的指挥官，而不是为了构建一个“大战略”。伊萨克也认为，罗马帝国的战略决策是以不准确的信息、政治紧张特别是意识形态野心为基础的，根本不存在以真实信息为基础的“大战略”。著名的罗马军事史家坎贝尔也对“大战略”理论持否定态度，其中第一个理由就是“尽管如同大多数政府掌管着大量的军队一样，它们可能有一些战略性的计划，但罗马人严重缺乏发展出这种具有远见性或前瞻}生的理论所必须的情报信息”。
二、古典学术界对“大战略”理论的支持及运用
尽管勒特韦克的“大战略”理论遭到了很多批评，但还是有许多古典学者对这种理论研究表示赞同和支持，甚至认为罗马帝国的这种“大战略”是存在的，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合理的，更有不少古典学者运用“大战略”理论对罗马边疆进行研究，并得出有益的结论。
在对“大战略”理论表示赞同和支持方面，一些古典学者认为，这种宏观性、理论化的研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惠特克称“大战略”理论“被证明是把罗马边疆从考古学家的铁铲下解救出来的催化剂”。他认为，在此之前，罗马边疆研究只是局限于一系列的国际性、考古性的会议之中，这种会议是随着来自从苏格兰的贝尔斯登到叙利亚的波斯特拉的资料的急剧增加，在已故的埃里克·伯利的倍受鼓舞的领导下于1949年开始的，事实上，这些资料对于我们准确地构建对罗马边疆的整体理解并没有增加什么作用。正因为如此，当《大战略》刚出版，一些颇具声望的评论者就盛赞道，研究的顺序终于轮到了边疆研究。不仅历史学家，而且考古学家也都充满了热情。’这不仅是对伯利尖锐批评的直接回击，更是对诸如“大战略”这样的理论研究的积极鼓励。毕晓普也认为，那些认为罗马帝国“大战略”只是一个具有现代化倾向的历史学家的时尚虚构的人，他们只是在我们试图破解罗马意图的绝望中举手投降而已。这也未免太悲观了。由于信息的缺乏，当必须通过行为来推测其动机时，罗马历史的确充满了偶然性。但如果罗马的边疆政策仅仅是实用主义的，那么罗马帝国也不可能维持如此广袤的疆域，反之，如果要研究罗马边疆，对罗马的战略政策进行理性讨论则显得非常重要。因此，虽然勒特韦克并不是真正的古典学者，但他所做的宏观性、理论化研究工作正好弥补了古典学者研究的不足。
不仅有不少古典学者支持“大战略”理论的宏观性、理论化研究，更有古典学者认为罗马帝国的“大战略”理论是存在的，至少在某些方面有其合理性。卡甘认为，只要学者们能获取文献的支持，罗马帝国的大战略就能够得到研究。现存文献中关于罗马帝国军队调动的模式表明，皇帝会决定怎样在帝国范围内对其所遭遇的目标进行资源分配，因此，即使他们没有认识到大战略这一观念或进行长时段的规划，但他们确实在思考着大战略方面的问题。尼卡塞认为，到帝国晚期，罗马至少存在“纵深防御的大战略”，其重要表现就是整个帝国的“疯狂建筑”，而且这种大战略明显与更早时期的情况大不相同。针对不少学者提出大战略理论缺乏文献证据的质疑，作者认为，“固定的防御体系的防御功能，对古典学者来说是不证自明的，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因为充满怀疑的现代学者的原因而进行解释”。不仅如此，他甚至认为，罗马帝国后期不仅存在防御性战略，还具有进攻性战略，而且对伊萨克等人的观点进行了逐一反驳。雷乌特也认为，军事建筑与边疆建造物是罗马中心的、战略的规划证据；铭文也经常会涉及到一些为罗马战略规划负责的人，比如政府长官或行政代表，还有些铭文是以皇帝自己的名字命名，它是一种“集权的建造机构”，并对历史学家暗示着一种边疆系统的全景战略控制。惠勒认为，罗马固定的边疆并不机械地意味着是静止的边界线，马人有他们的战略思想，并能够设计出“大战略”防御体系。他在关于基督教作家朱利乌斯·阿弗里坎努斯的《克斯托伊》(Kestoi)的讨论中，认为它就是“罗马战略思想的一个例子”，是公元3世纪罗马人用来打败波斯人的“各种方案及神奇方法”的汇集，罗马皇帝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思考“帝国的防御”及相关的军事计划与行动。费里尔虽然反对勒特韦克所主张的罗马具有一种固定防御的“马奇诺防线思想”，但他还是认为，罗马皇帝对于帝国的防御体系费尽心机，并主张公元2世纪的“可见的边疆”在事实上不是边境线而是“外部纵深防御”体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罗马帝国的战略防御体系是存在的。切丽也认为，勒特韦克的边疆理论对理解罗马边疆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能因为它的某些不足而否认罗马人对自己边疆的理解，他们有自己的边疆思想和边疆战略。费里尔不但认为罗马大战略存在，而且还对勒特韦克著作中没有涵盖的时间范围进行了完善，系统地考察了大战略从帝国初期到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兴衰。由此可见，对于罗马“大战略”理论是否真正存在，古典学者之间的争论是非常激烈的，而反对者的意见并没有占据绝对主流地位，支持者的声音仍然非常强大。
不但如此，更有不少古典学者运用“大战略”理论对罗马边疆的相关内容进行研究，并得出有益的结论。琼斯在讨论罗马不列颠的边疆问题时，运用勒特韦克的“大战略”理论，对罗马人在不列颠地区的边疆观念及其演变进行了分析，认为该理论能够很好地理解哈德良城墙的各种问题，如罗马人对于不列颠这一“未定地带”的侵犯并在此建立起“静态的、可见的”防御线，最后哈德良城墙成为罗马帝国边疆防御体系的标志，并见证了罗马的崩溃。威廉斯在解释巴塔维亚莱茵边疆时发现，勒特韦克的框架对他的研究很有用处。他在书中多次直接运用勒特韦克的理论对其研究主题进行分析，比如，他认为，“勒特韦克在罗马帝国安全的战略分析中对权势与武力的区别令人钦佩，它还同样可以运用到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区别中”。同时，他在分析罗马帝国对巴塔维亚的扩张中，直接借鉴了勒特韦克的两种帝国模型理论；在对“前进防御体系”本质的分析中，对勒特韦克边境防线与帝国领土相连的战略分析的借鉴等；在整本书中，作者直接或间接引用勒特韦克的著作达10多处。戴森在《罗马边疆的创建》一书中，详细考察了公元前4—前2世纪罗马共和国西部边疆的形成。作者虽然研究的是共和国时代的西部边疆，也没有明确表示自己受“大战略”思想的影响，但他却指出：“每个地区的罗马边疆经历，都将被当作是联结地中海化和不断增长的原著社会复合体的更大进程的一部分。”“’这里其实已经隐晦地表达了作者把共和国西部边疆的扩张看作是罗马整体边疆体系的一部分，而这种边疆体系也正是罗马人寻求的防御性边疆动机的组成部分。“扎哈里亚德致力于被图拉真皇帝所征服的达奇亚的研究，以便检验罗马人是否真的具有“一般战略原则”。经过研究，作者发现，罗马人在对达奇亚的综合防御体系上，与勒特韦克描述的公元4世纪的纵深防御战略中的先发制人体系是一致的；罗马人获取达奇亚物质资源的过程，其实就是他们长期战略计划的一部分。这些借用“大战略”理论对罗马边疆的具体研究，不仅深化了对研究的认识，而且也在具体研究中部分地检验了“大战略”理论，至少局部地证明了它的合理性。
三、对“大战略”理论争论的思考
作为战略学家的勒特韦克“越过”自己的专业领域，对罗马帝国的战略体系进行综合性、理论化研究，并提出一套自己的理论，在西方古典学术界一石激起干层浪。但从前面关于“大战略”理论的争论来看，如果说批评者认为勒特韦克的“大战略”研究走向了脱离“古典史学”的极端的话，那么，古典学者对它的尖锐批评甚至不屑一顾则走向了学术虚无的另一个极端。从“大战略”理论提出至今40年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对它有更客观的认识。
对于古典学者来说，《大战略》的确有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如它缺乏对古典原始文献的解读，研究的时间范围主要集中在帝国前期最稳定的时期，“大战略”理论对于长达4000公里的罗马边疆的每一个细节都能给出恰当的解释也是不现实的，等等。但是，如果我们因为这些不足而无视它的价值，这也不是学术研究的科学态度。古典史学的研究需要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包括非古典学专业的学者，这些学者由于他们自身所具备的专业背景，可能会给古典学术界提供新的思考和启迪。勒特韦克的“大战略”理论研究就是典型代表之一。对此，吉列姆在《大战略》的序言中给予了极其中肯的评价：“由于系统地分析罗马帝国在4个世纪里的大战略，他为罗马史学家做了他们自己一直未做的事情……通常，他们(罗马史学家)研究一个相对有限的时期或地区。就我所知，没有可与本书比拟的研究存在。”“没有人会认为如本书这样的一部综合性著作再也没有必要对它所提出的问题深入关注。专家们无疑会发现错误，或对其论断持有异议。新资料和新研究将继续面世。对历史学家而言，通过指出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从而对书中的抽象模式做出回应，这亦属自然。但是，如果他们决定修改或者拒绝这里的某些模式，那么他们至少会发现，自己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已经在这里被清晰地提出了。”事实上，勒特韦克所提出的问题也正好是古典史学家们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而他所做的工作却又是古典史学家们长期忽略的，在这个意义上，惠特克称它是“把罗马边疆从考古学家的铁铲下解救出来的催化剂”再恰当不过了。
其次，在古典学者中，已经有不少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了“大战略”理论对于具体罗马边疆研究的有益性。如前所述，琼斯对罗马不列颠边疆问题的研究，威廉斯在分析巴塔维亚莱茵边疆时对“大战略”理论的一再运用，戴森隐晦地对“大战略”理论的承认，扎哈里亚德对“一般战略原则”的检验，等等。这些研究对于深化古典史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这一角度看，我们也应该对“大战略”理论持比较公允的态度。
再次，在勒特韦克之后，学术界展开了对所谓的罗马帝国大战略的讨论和研究，这本身就是对学术积极推进的表现。对于罗马帝国大战略这一富有争议而又魅力十足的重要问题，古典学术界在经过几十年的争论后仍然认为有必要继续深入探讨下去。正如卡甘指出的那样：“罗马帝国的大战略研究与任何现代国家中的大战略研究一样是有效的、重要的、有益的。大战略主要考虑的是资源在不同的军事和政策目标中的国家分配问题，并且与政治、外交、经济及和平与战争等诸问题紧密纠缠在一起。所有庞大而复杂的国家……它们都会有自己的目标，并确立优先目标，把资源分配给它们。罗马帝国在这种一般法则前面亦不例外……抛弃或忽略罗马的大战略研究将会剥夺理解罗马帝国在古代史领域中一套重要的工具及系列问题。”并强调自己的“目标是要推进古代史家界定大战略的方法，重新评估研究罗马大战略的价值，并对古代史家和政治科学家们提出思考的新问题”。卡甘的意见对于勒特韦克提出的课题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性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部分古典学者在对待传统研究领域时的新方向。马特恩也指出，现在是重新思考罗马“大战略”的定义的时候了。她认为，罗马“大战略”必须放到哲学领域而不是长时段的军事计划术语中加以检讨，即从心理的、道德的、地位的领域探讨罗马人的“价值”，甚至认为罗马战略的主要方面是“形象”，即罗马人(特别是贵族)的价值观。就连对“大战略”理论采取骑墙态度的惠特克，虽然一方面表示“大战略”理论属于军事方面，自己只研究边疆的社会与经济，但另一方面却又总是离不开对“大战略”理论的讨论。这些主张和研究不管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合理性，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它们有利于推进古典学术界对罗马边疆史的深人研究，也有利于拓展古典史学研究的新领域。事实上，勒特韦克的“罗马帝国大战略”理论本身就开启了罗马边疆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因为“所有的当代罗马大战略理论都是以勒特韦克的著作为开端的”。因此，如果说勒特韦克的理论是美苏冷战的结果的话，那么，它对古典学研究新领域的开拓却是无心插柳的结果。
冯定雄，浙江海洋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徐进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