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Zhizhen Zhaizhu
余平波和胡适都被主流红学家视为“新红学”的奠基人。所谓“新红学”，是以胡适1921年出版的《红楼梦考证》为标志，不同于蔡元培领导的“索音派”的旧红学。1923年，余平波出版了《红楼梦》。24岁时，他与胡适一起成为“新红学”的创始人。因为“新红学”的研究方法打着科学的旗号宣传所谓的“科学研究”，赢得了许多学者的认可，这也让许多红迷感到困惑，使红迷们错误地认为提到“研究”是科学的，不管研究结果如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特殊历史时期，由于学术界的政治干预，“新红学”的主要观点成为官方观点，并被写入各种教科书、词典和文学史。值得注意的是，“新红学”的名称来源于顾颉刚的《余平波红楼梦》序言：“我希望你能看到旧红学的颠覆和新红学的建立。从那时起，你就可以理解一种学习知识的方法，知道所谓的方法并没有成为人们用来询问学习的方法蔡元培领导的旧红学所采用的方法。“新红学”创始人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一书中谴责“隐学”为“愚笨大叔”和“猜愚笨之谜”，历史学家顾颉刚扬言要推翻旧红学。如果旧的红学在六、七十年代被最高领导人推翻，“索印派”在大陆将永远无法恢复，而“考据派”将占据主导地位。从那时起，红学一直在胡适创造的错误道路上运行。
余平波的红学观与胡适的红学观相似，也可以说是追随胡适的脚步，这一发展拓宽了“新红学”的研究范围。胡适很少研究《红楼梦》的内容，有些词很浅薄。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说：”其实,”红楼梦”的考证,可以不用隶属的方法。我们只需要确定这本书的作者是谁，作者的事迹和家庭背景，写作的时代，这本书曾经有过哪些不同的书，这些书的起源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是《红楼梦》之后，胡适对《红楼梦》的研究基本上没有突破作者、作者出身、著书年代、版本等问题。余平波不仅考察了胡适的研究范围，还对《红楼梦》进行了艺术鉴赏，开创了《红楼梦》文学批评的新模式。
俞平伯和胡适一样都认为《红楼梦》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是高鹗续书，并对后四十回给予客观的评价。俞平伯明确提出研究《红楼梦》的第一步是要“分别原作与续作”，并从后四十回的回目入手，用“前八十回来功后四十回”，指出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的矛盾之处，证明后四十回回目和内容皆非曹雪芹原笔。俞平伯认为高鹗续书的失败主要在于他与曹雪芹“性格嗜好的差异”，是造成后四十回人物性格出现转变、内容上出现矛盾、个别人物结局过于牵强或被写丢的原因。俞平伯认为对《红楼梦》各种版本的校订和对八十回后轶文内容的适当推断，有助于读者对曹雪芹原意的理解。俞平伯主张从前八十回的内容和批语提示中，推断八十回后轶文和人物结局，这属于探轶学的研究范围，可以说俞平伯也是探轶学的开创者。俞平伯对批语持谨慎态度，对批语不是全盘接受、盲目迷信。
俞平伯最难能可贵的地方是知错就改，这体现了他追求真理而不是被名利束缚的学术精神。相比之下，胡适就缺乏追求真理的学术精神，他自从《红楼梦考证》一书出版后观点基本没变，晚年潘重规教授给他写信质疑他的红学观点，他并不公开回应，只是在《答臧启芳书》中对潘重规的观点进行评价，他甚至对索隐派继续索隐《红楼梦》感到大惑不解，并且为他的“科学考证”没有打倒“牵强附会的猜笨谜红学”而郁闷惭愧。胡适说：“总而言之，我们用历史考证方法来考证旧小说，若不能说服‘索隐式的红学’，我们只能自己感到惭愧，决不被希望多写一封信可以使某人心服的。方法不同，训练不同，讨论是无益的。我在当年，就感觉蔡孑民先生的雅量，终不肯完全抛弃他的索隐式的红学。现在我也快满六十岁了，更知道人们的成见是不容易消除的。”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一书中得出六条结论，其中第六条是：“《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故贾府在长安都中，而甄府始终在江南）。”这就是胡适的“曹家家事说”和“曹雪芹自传说”。俞平伯的曾祖俞樾在《小浮梅闲话》中有如下记述：“《船山诗草》有‘赠高兰墅鹗同年’一首云：‘艳情人自说《红楼》。’注云：‘《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然则此书非出一手。按乡会试增五言八韵诗，始乾隆朝。而书中叙科场事已有诗，则其为高君所补，可证矣。”俞樾把张问陶说的“《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理解成了后四十回是高鹗续的，胡适也赞成俞樾的观点，这就是“高鹗续书说”的由来。俞平伯1923年出版《红楼梦辨》的时候，完全赞成胡适的“曹家家事说”和“曹雪芹自传说”，并且反复宣称：《红楼梦》是作者自传，书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实有而非虚构，作者的唯一手段就是写生实录。到了1925年初，俞平伯就修正了自己的一些观点，明确提出“最先要修正的”就是“自传说”，他认为“自传说”的错误就在于分不清“历史与历史小说的界线”，他认为“小说只是小说，文学只是文学”，不能当做历史和科学论文。俞平伯说：“贾即是曹，宝玉即是雪芹，黛为某，钗为某……这何以异于影射？何以异于猜笨谜？”
1954年3月，俞平伯在《新建设》第3期上发表了《红楼梦简论》，对他的红学观点进行归纳。“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读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后认为他的观点不对，撰写《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一文，向“新红学”权威俞平伯发起挑战，并且得到了最高领袖的支持。同年9月，俞平伯遭受非学术的政治批判。同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肃清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兼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错误观点和方法》一文，对俞平伯进行批判。俞平伯所在的文学研究所从1954年11月25日至12月27日，共召开了6次批判会。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从10月31日至次年2月8日，共召开8次批判会。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协也召开联席会议，并组织了专题批判小组批判俞平伯。据统计，仅1954年10月24日到年底1个多月的时间里，共组织各种层次的座谈会、批判会110多次，发表批判文章500多篇。在此期间，哪里有批判会俞平伯就到哪里接受批判。大批判结束以后，他仍然坚持红学研究。1958年出版了他和王惜时校注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这之后还写了甲戌本《红楼梦序》。1963年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他还发表了《关于十二钗的描写》。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留存的有关《红楼梦》的全部资料、笔记毁于一旦，他才终止了一切研究工作，从此淡出了红学界。
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当继承胡适红学衣钵的周汝昌、李希凡、冯其庸等人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的时候，俞平伯却沉下心来深入思考红学问题。政治气候冬去春回的1978年，俞平伯开始偷着写红学笔记，名曰《乐知儿语说红楼》，他以全新的观点反思过去自己的红学研究。他在其中的一篇文章《从“开宗明义”来看<红楼梦>的二元论》中写道：“人人皆知红学出于《红楼梦》，然红学实是反《红楼梦》的，红学愈昌，红楼愈隐。真事隐去，必欲索之，此一反也。假语村言，必欲实之，此二反也。”1985年，他在《关于治学问和做文章》一文中写道：“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之的当了。胡适之是考证癖，我认为当时对他的批判是击中其要害的。他说的‘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确实把不少青年引入歧路；‘多谈些问题’就是讲他的问题。现在红学方向就是从‘科学的考证’上来的；‘科学的考证’往往就是烦琐考证。《红楼梦》何须那样大考证？又考证出什么了？一些续补之作实在糟糕得不象话，简直不能读。”已到人生暮年的俞平伯对《红楼梦》的重新认识，让他的某些红学观点往正确的道路上迈了一大步，有些观点甚至是颠覆性的。
1986年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举行庆功会，俞平伯整理了《一九八零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书》和旧作《评<好了歌>》作为大会发言。在《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书》中，他对《红楼梦》研究提了三点意见：（一）应该从文学、哲学两个方面加深研究；（二）为了帮助读者理解《红楼梦》，建议编写“入门”、“概论”之类的书；（三）不赞成一边倒地赞美曹雪芹。应该说俞平伯以上三点意见是很中肯的，过去胡适红学热衷于考证曹雪芹及其家事，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哲学层面的意义研究得很不够，因为对《红楼梦》的赞美自然也就赞美作者，甚至把“曹雪芹”神化，吹捧他为“十三大”。其实到目前为止“曹雪芹”究竟是谁？是真名还是化名？是哪个时代的人？有什么人生经历？都没搞明白。
在《评<好了歌>》一文中，俞平伯指出：“《<好了歌>解注》与《红楼梦》不相当，不是由于偶然的。一、广狭不同。《红楼梦》既是小说，它所反映的面是有限的，总不外乎一姓或几家的人物故事。《好了歌》则不同，它的范围很广，上下古今、东南西北，无所不可。《红楼梦》故事自然包孕其中，它不过是太仓中的一粟而已。妙在以虚神笼罩全书，如一一指实了，就反而呆了。二、重点不同。《红楼梦》讲的是贾氏由盛而衰，末世的回光返照，衰而不复盛。然而《解注》的意思却不是那样，它的重点正在衰而复盛上，却不与《红楼梦》本书相抵触，因得旺气者另一家也。”
俞平伯敏锐地看出了甄士隐《<好了歌>解注》对结局的预示和内涵，如果还像胡适红学理解的那样，把《红楼梦》仅仅当做一个或几个大家族盛衰的故事，那就与《<好了歌>解注》的预示不符。按照《<好了歌>解注》一个家族衰亡了，另一个家族兴起了，这岂不是在说朝代更迭吗？如果联系到书中多次交代的“末世”、“地陷东南”、姽婳将军林四娘的故事、通灵玉嘲讽诗“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等，这岂不是在说明清改朝换代的故事嘛。贾家或者曹家衰落了，他们都没有能力再复兴。而《<好了歌>解注》影射的是一个王朝覆灭了，新的王朝兴起了的改朝换代。俞平伯也许参悟到了《红楼梦》真正的时代背景是明末清初，只是碍于形势不能明确说出来。
1986年11月19日至25日，俞平伯受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和香港三联书店之邀访问香港。此次香港之行，俞平伯发表了著名的演讲：《索隐派与自传说闲评》，这是他把1978和1979两年写的红学笔记的主要观点做了归纳总结，其要点如下：一、“（索隐派和自传说）在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又是互有得失。谁是谁非，很难一言论定。”二、“索隐派务虚，自传说务实，两派对立，像两座对峙的山峰、分流的河水。”但是两派之间有联系和共通之处，要理解全书必须两派结合。三、“索隐派的研究方向是逆入，自传说则是顺流。”既然作者明说有“隐”，为甚么不能“索”？如果有所收获，不也很好吗！四、“我们很难断言作者在著书时，没有影射人、事的意思。”五、“曹雪芹从来就没说过是他自己独写《红楼梦》。”“依我个人之见，《红楼梦》的完成，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它凝聚着许多人的心血。”六、“追踪他们（索隐派与自传说）共同的疑惑，源远流长，历时二百年，这绝非出自偶然，是与明、清改朝换代的历史有关。”七、“索隐、自传两派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但他们都把《红楼梦》当作历史资料这一点却是完全相同。只是蔡元培把它当作政治的野史，而胡适把它看成是一姓的家传。”
胡适竭力贬低、攻击索隐派，嘲讽索隐派是“大笨伯”“猜笨谜”。而俞平伯到了暮年开始深刻反思红学错误，承认索隐这种方法在研究《红楼梦》上不可或缺的作用，指出考证本身的问题。他开始以宽容的态度对待某些索隐结论的荒谬，认为“猜谜的即使猜不着，也无伤大雅，一笑了之就是了。”俞平伯认识到了《红楼梦》这部书不是“曹雪芹”一个人创作的，“从最早的甲戌本看，那上面列了大堆名字，有：空空道人、情僧、吴玉峰题红楼梦、孔梅溪题风月宝鉴、曹雪芹题金陵十二钗、脂砚斋仍用石头记。这众多人名中，曹雪芹固然是真名之一，但那些假托的人名，也未必毫无含义。”虽然他依然认为“曹雪芹”是真名，但是他也承认吴玉峰、孔梅溪等人有意义，这就颠覆了从胡适开始至今主流红学坚持的《红楼梦》是曹雪芹独创的观点。俞平伯意识到了《红楼梦》与明清改朝换代的历史有关，这在时代背景上又往前迈了一大步。当今民间红学绝大部分研究者认为《红楼梦》时代背景是明末清初，而主流红学依然固守原来的阵地。
俞平伯在与叶圣陶的书信中多次谈到《红楼梦》，可以说他后来公开发表的一些红学新观点最初是跟叶圣陶书信中提出的。例如，1979年2月17日，在致叶圣陶书中，就作者问题俞平伯写道：“八十回殆非出一手，曹是最后的整编人而非唯一之作者。其义甚繁，非此能尽。”这种观点出自新红学奠基人之口非常震撼。由此可见俞平伯是真爱红楼，并且以追求真理为要务，知错就改，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暮年的俞平伯曾悲哀地说：“老实讲，我还有很多想法，例如我一直想搞的《〈红楼梦〉一百问》，还有过去所谈的也有许多不妥之处，应予纠正。但手头没有资料了，还搞什么？”酷爱《红楼梦》，研究《红楼梦》曾经让俞平伯蒙受二十多年不白之冤，但《红楼梦》的情结一直根植在他的内心深处。据他的外孙韦柰回忆，1990年6月，俞平伯病重后虽然处在半昏迷状态，但每次见到韦奈总重复说一句话：“你要写很长很长的文章，写好后拿给我看。”意思是要让韦奈帮助他重新评价后40回。临终前，俞平伯用颤抖的手写下：“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俞平伯还曾亲口对韦柰的母亲俞成说：“我不能写了，由你们完成，不写完它，我不能死！”
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究真相、追求真理，研究者要有勇于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品格和精神，这也是搞学术研究的基本素质和要求。由此可见，学术精神也是一种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精神。揭开真相和真理的面纱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往往要走很多弯路，要犯很多错误。一个真正的学者决不能自以为是，要不厌其烦地修正自己的错误，要让自己的研究成果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实践的检验。只有不断否定自己、超越自己，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从而成为学界的精英和学术带头人。然而，人最难做到就是具有否定自己的精神勇气，因为这事关自己的脸面和利益。缺乏学术精神的现象在红学界尤为严重。2017年秋末，由中国红楼梦学会主办，红楼梦学刊杂志社、深圳韩江文化研究会承办的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在深圳召开。在会议闭幕以后，“读创文艺”所刊发的新闻稿中这样写道：“近年来，一些学者对于《红楼梦》的作者提出质疑，至今有70多种‘作者新说’。对此，张庆善以及红学家胡文炜均在会上表示，不管是从《红楼梦》中的叙述，还是脂批本，抑或是和曹雪芹的朋友有密切关系的永忠、明义、敦诚、袁枚等的诗人，都告诉我们《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的著作权不可剥夺。虽然不断有人出来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权，可他们又拿不出一条可靠的文献资料来证明《红楼梦》是什么人写的，仅仅凭着想当然和主观臆测，这是站不住脚的。”对比新红学的开创者、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先生，那些说“曹雪芹的著作权不可剥夺”的红学家实在缺乏学术精神！
最后本文用南京大学中文系苗怀明教授的话作结：“与其他红学家相比，俞平伯的红学研究还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那就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学术观点也在不断调整修正之中。这种‘善变’并非像有些批评者所说的不可捉摸、立场游移之类，它恰恰体现了一位学者健全良好的学术品格和治学态度，毕竟否定自己先前的学术观点是需要勇气和人格的。按说随着阅历、学养、识见的丰富深厚，学术观点的变化调整自在情理中，如果意识到自己早年的错误，但为保全脸面而曲为辩护，以示自己的一贯正确，那才是最不可取的态度。在这方面，俞平伯先生确可称为后学者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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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王华东 编辑：潇湘夜雨
深度解读，高屋建瓴。吴氏红学，高端学术。 知识的盛宴，智慧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