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金吉
史伟和他的祖先是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它与中国各族人民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正是在长期的经济文化联系中，他们接受了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逐步发展成为世界闻名的大国。起初，世卫由许多独立的部落和部落群体组成。他们南北相距数千英里，所以他们与中原有早、晚和或多或少的联系。本文试从以下几个阶段对其进行探讨。
1、 我们的祖先和所有民族之间的关系
室韦及其先人早在远古时代，就居住在兴安岭两侧及黑龙江嫩江两岸，并和周围各族形成了密切的联系。
从文献上可以看到早在周秦时，室韦先人就和中原建立了联系。《山海经·海内经》载：“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玄鸟、玄蛇、玄豹、玄虎、玄狐蓬尾。有大玄之山，有玄丘之民，有大幽之国，有赤胫之民。”郭璞注：“即幽民也，穴居无衣。”这是中原地区和室韦先人产生联系后，对室韦先人的最初认识。
到秦末汉初，“匈奴强盛，东破东胡，北服浑窳、屈射、丁零、隔昆、新之国”。室韦先人活动区南的东胡，区北的丁令，都为匈奴所统治。室韦先人当同样隶属于匈奴，接受了匈奴的经济文化影响，并通过匈奴间接受到汉朝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
在两汉之交，室韦先人的一支拓跋部从大兴安岭北麓，西南迁到呼伦贝尔附近。《魏书·序纪》载：“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爰历三代，以及秦汉……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
这段记载，其中有不少属于后世假托之辞。如拓跋祖先之出自黄帝，出自鲜卑，都属此类。拓跋氏属蒙古语族，而黄帝为汉族祖先属汉语族，分属两个族系。拓跋氏根本不可能是黄帝子孙，这是拓跋族入主中原后的假托之辞。拓跋族和鲜卑虽同属一语族，但也并非一族，而是“自号鲜卑”以后的假托之辞。
其实，拓跋族是室韦先人的一个支系。只是由于这些假托之辞，才使拓跋族的族属长期以来混淆不清。
最近拓跋石室的发现，使我们得以确定拓跋祖先最早是居住于大兴安岭北麓。并引起人们对拓跋族和室韦关系的注视。进一步认识了拓跋和室韦不仅居住地相同，而且经济、语言风俗也相同。
拓跋族南迁前的经济状况，据《魏书·序纪》：“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而《魏书·室韦传》载：“（室韦）颇有粟、麦及穄，唯食猪鱼，养牛马，俗又无羊，夏逐水草冬则城居，亦多貂皮。”两者都是以畜牧及狩猎为主。有人认为拓跋族在南迁前已有农业，根据是《魏书·序纪》：“初圣武帝尝率数万骑田于山泽。”按古代的田为田猎之意，所以才载“数万骑田于山泽”，不能理解为数万骑种田于山泽。
拓跋族语言据方壮猷等考证，属蒙古语族和室韦语言相同。
拓跋族的发式和室韦发式相同，都是索发。据《南齐书·魏虏传》：“被发左衽，故呼索头……”《资治通鉴》卷十七成帝咸安二年注：“以其辫发，故谓之索头。”和《北史·室韦传》：“丈夫索发……南室韦其俗丈夫皆被发”，完全相同，都是被发向后梳辫，以索系之。
以上都说明拓跋和室韦祖先同族。
又据《魏书·序纪》：“宣皇帝讳推寅立，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徙，未行而崩。……献皇帝讳邻立，时有神人言于国曰：‘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其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人并号曰‘推寅’，盖俗云‘钻研’之义。”
据《三国志·东夷传》引《魏书》：“（檀石槐）乃分其地为中、东、西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夫余、貊为东部，二十余邑，其大人曰弥加、阙机、素利、槐头。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为中部，十余邑，其大人曰柯最、阙居、慕容等，为大帅。从上谷以西至敦煌，西接乌孙为西部，二十余邑，其大人曰置鞬、落罗、日律、推寅、宴荔游等。”表明拓跋族第二次南迁到匈奴故地是在檀石槐时。2世纪，献帝邻即西部大人推寅，所迁之地在上谷郡（今河北省怀来县）以西，所经之路为大兴安岭西侧。有人认为拓跋部南迁时，曾迁到今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南杨家营子遗址是拓跋族南迁后的遗存。但从呼伦贝尔迁到鲜卑西部，是西迁，没有可能经过巴林左旗，并且南杨家营子是1世纪的，而扎赉诺尔墓葬是东汉末（2世纪），不应先到扎赉诺尔后到南杨家营子。
从檀石槐时（2世纪）上推七世为第一推寅时，估计约在1世纪初。拓跋部南迁到大泽（今呼伦贝尔）约在此时。
拓跋部从1世纪初，南迁到呼伦贝尔后，就成为匈奴所属的一部，因此《宋书·索虏传》载：“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头亦其一也。”《南齐书·魏虏传》：“魏虏，匈奴种也”，都以为拓跋是匈奴的一部。
1世纪末，东汉和帝永元中窦宪等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拓跋部也因而自号鲜卑。拓跋部建立北魏后，更自以鲜卑正宗自居。而把自己最初居住的幽都之山，称为大鲜卑山。因此一般人都以为拓跋部是匈奴族或鲜卑族。
《魏书·序纪》载：“至成皇帝讳毛立，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似乎在拓跋部未南徒前，已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这些都应是室韦部落。但按当时拓跋和室韦的社会发展阶段看，还不可能形成这样庞大的部落联盟。因此所谓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应是拓跋部南迁到匈奴故地后，始祖神元皇帝时（3世纪）之情形。这时拓跋部直接受到匈奴、鲜卑、汉族的先进经济文化影响，很快向阶级社会过渡。这时才有可能建立这样庞大的军事部落联盟。
拓跋部在入居中原，建立北魏后，迅速汉化融入了汉族。但和它同一族系的室韦先人曾居故地继续保持着较原始的生活方式。
2世纪鲜卑强盛。据《三国志·鲜卑传》载：“檀石槐既立，乃为庭于高柳北三百余里弹汗山啜仇水上，东西部大人皆归焉。兵马甚盛，南钞汉边、北拒丁令、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从“北拒丁令”看，在丁令以南的室韦先人，当然也臣属于鲜卑，鲜卑族这时有一部分人北迁到嫩江流域和扎赉诺尔附近。近年在扎赉诺尔、完工等地发现了与鲜卑居住区——巴林左旗基本相同的墓葬，其葬俗为土葬，经济文化也比当时甚至以后的室韦先进，这些应该是东汉鲜卑人向北扩展的遗迹。
4世纪末，柔然兴起于大漠南北。这时室韦可能受统于柔然。至5世纪北魏与柔然建立和亲关系，室韦族的一部乌洛侯才直接向北魏朝贡，正式见于历史记载。
二、北魏到隋代室韦和各族的关系
室韦族正式和中原建立联系是在北魏时。据《魏书·乌洛侯传》载：“世祖真君四年（443年）来朝。”又由于乌洛侯向北魏报告：“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这是中原第一次正式派遣使者到嫩江流域，因此被郑重载入史册。同时，这也表明通过乌洛侯的报告，世祖的遣使，拓跋魏正式认祖归宗，明确承认了它与室韦族同源，这更促进了室韦和北魏联系的加强。
此后，乌洛侯以北的室韦部复入贡于北魏。《魏书·失韦传》载武定二年（554年），室韦“始遣使张焉豆伐等献其方物。迄武定末，贡使相寻”。这首先是经济上的联系，室韦、乌洛侯用自己的狩猎、畜牧产品及土特产，换取中原的农产品及手工业品。同时又是一种文化和政治联系，表明室韦和乌洛侯在以前和匈奴、鲜卑、柔然联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与中原王朝建立政治联系，向我国各族人民的大家庭跨进了一步。在室韦经常入贡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条从和龙（今朝阳）到达室韦居住区（今嫩江流域）的交通道路。交通道路的形成，更促进了我国中原地区与东北边疆的密切联系。到北齐时，室韦继续入贡。《北史·室韦传》载：“及齐受东魏禅，亦岁时朝聘。”乌洛侯也继续入贡。据《唐会要》卷96《室韦》：“乌洛侯……自魏太武真君四年，历北齐、周、隋及唐武德朝贡不绝。”《太平寰宇记》卷199“乌洛侯”所载略同。《北史·室韦传》及《隋书·室韦传》漏载。有人就认为南室韦北齐至隋未入贡，其实南室韦也入贡，不过不以南室韦之名见于史，而是以乌洛侯之名见史。《北史·室韦传》所谓“余无至者”当
指深末怛、钵室韦、大室韦等部。室韦对北齐的入贡，始于天保二年（551年）即北齐王朝建立的第二年，几乎是每年都入贡。《北齐书·文宣帝纪》载：“天保二年（551年）闰四月，室韦国遣使朝贡。”天保三年（552年）夏四月丙申，室韦国遣使朝贡。”
《北齐书·武成帝纪》载：“河清二年（563年）二月壬申，室韦国遣使朝贡。”
《北齐书·后主纪》编：“天统三年（567年）冬七月，室韦国遣使朝贡。”
但在552年到563年间，这一正常关系一度受破坏而中断。据《北齐书·王峻传》：“先是刺史陆士茂诈杀室韦八百余人，因此朝贡遂绝。”至王峻任营州刺史，“峻命将士，要其行路。室韦果至，大破之。虏其酋帅而还，因厚加恩礼放遣之。室韦遂献诚款，朝贡不绝，峻有力焉”。陆士茂残酷屠杀室韦族，诈杀八百余人，严重破坏了室韦与中原的正常关系。王峻虽也采取了战争手段，但他多少认识到民族残杀的错误，对被虏酋长厚加恩礼放遣之。这种做法对恢复室韦和北齐的正常关系起了一定作用。
6世纪中叶，原居住于柔然西面的突厥族兴起。6世纪末叶，更推翻了柔然的统治。柔然的遗部，有一部分以柔然著名酋长檀檀的名字为号，居住于大兴安岭西侧。因为它与室韦在经济习俗上有相近处，因此隋代把它看作室韦五大部之一，取其首音而名大室韦。柔然是由匈奴自号鲜卑者，及鲜卑匈奴化者组成。它的语言混有蒙古语和突厥语，和室韦属纯粹的蒙古语族不同。因此，《隋书·室韦传》载大室韦和其他室韦部落语言不通。
此时，突厥强盛，室韦为突厥所统治。据《隋书·室韦传》：“突厥以三吐屯总领之。”至583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二部。东突厥接受隋朝统辖，室韦也就直接入贡于隋。《隋书·高祖纪》下载：“开皇十三年（593年）春正月……丙午，霫、室韦并遣使贡方物。”《隋书·炀帝纪》下载：“大业六年（610年）六月辛卯，室韦遣使贡方物。”
但同时室韦还继续依附于突厥，并通过突厥间接臣附于隋。《资治通鉴》卷一八〇载：“大业三年（603年），（隋炀帝）欲出塞耀兵，经突厥中，指于涿郡。恐启民（突厥可汗）惊惧，先遣武卫将军长孙晟谕旨。启民奉诏，因召所部诸国奚、霫、室韦等酋长数十人咸集。”
室韦不仅和隋、突厥发生密切联系，而且和南面的高丽建立了经济交往。故《隋书·室韦传》载：“其国无铁，取给于高丽。”当时，高丽并吞了夫余，北界到达今农安附近，正和居住在呼林河流域的南室韦诸部相邻。因此，和高丽经常交往的主要是南室韦。室韦的南面诸部由于和邻近各族频繁交往，接受了邻近各族的经济文化影响，因此“其衣服与契丹同”。而“乘牛车，籧篨为屋，如突厥毡车之状”。“造酒食啖与靺鞨同俗”。有农业与夫余、高丽相同。多猪、牛，与夫余、勿吉同。并从高丽引进了铁器。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室韦的北面诸部，由于和各族交往较少，经济文化就比较落后和单纯。
三、唐代室韦和各族的关系
隋末中原战乱，突厥强，室韦臣附于突厥。
唐武德三年（620年），“突厥颉利可汗立……以突利可汗主契丹、靺鞨部，树牙南直幽州，东方之众皆属焉。突利敛取无法，下不附。故薛延陀、奚、霫等皆内属”。
室韦也于此时企图依附于唐。武德八年（625年）遣使朝贡。贞观三年（629年）遣使朝贡丰貂。由于室韦的入贡，唐因此设师州以领之。“师州，贞观三年置，领契丹、室韦部落，隶营州都督。”贞观四年（630年）营州都督薛万淑遣契丹酋长贪没折，说谕东北诸夷，奚、霫、室韦等十余部皆内附。
此后室韦连年入贡于唐。贞观四年（630年）七月，室韦遣使贡方物。贞观五年（631年）遣使朝贡。贞观六年（632年）十一月，遣使朝贡贞观八年（634年）四月，室韦来朝。贞观九年（635年）九月，室韦遣使来朝，贡方物。
乌洛侯也于同时入贡于唐。“乌洛侯……自魏太武真君四年，历北齐、周、隋及唐武德朝贡不绝。”贞观六年（632年）遣使朝贡云。“是年，乌罗浑君长遣使献貂皮。”
自此，室韦、乌洛侯等部都成为唐的属部。
但从贞观四年（630年）唐灭突厥后，薛延陀强盛，并东迁。其曰至“东室韦、西金山、南突厥、北瀚海”。薛延陀和室韦为邻后，常掳掠室韦及乌洛侯部人。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六月丁丑，唐下诏赎还被铁勒掳掠的汉民。于此同时诏：“其室韦、乌洛侯、靺鞨三部人为薛延陀所掠者，亦令赎还。”
这表明唐政府当时已把室韦、乌洛侯等部当作其属民，而加以保护，甚至不惜以金帛赎还室韦、乌洛侯、靺鞨三部被掠者。
天授初（690年）默啜自立为突厥可汗，屡攻唐。室韦为其所胁，亦于延载元年（694年）随之叛，为唐将李多祚所击破。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因受唐营州都督赵文翙侮，而反唐。战乱累年，室韦与唐联系也中断。原来领室韦、契丹部落的师州，也于万岁通天元年（696年）迁于青州（今山东）安置。神功元年（697年）契丹孙万荣为唐和突厥所败。突厥求归河曲九州降人，又请粟田种十万斛，农器三千具，铁数万斤。武后初不许，但在突厥威逼下，又与之。归粟、器、降人数千帐，繇是突厥遂强，地纵广万里，诸蕃悉往听命。室韦当亦属突厥。
室韦无法忍受突厥的凌压，因而于景龙初复朝献于唐，并请助讨突厥。“时默啜年老愈昏暴，部落怨畔……突厥势寝削。”室韦遂附于唐，复连年入贡。“景龙元年（707年）十一月，室韦首领……遣使朝贡。三年（709年）十月，室韦并遣使贡方物。景云二年（711年）室韦遣使献方物。先天二年（713年）二月，室韦遣使朝贡。”
自唐初至此，近一百年间室韦经常入贡于唐，和唐保持了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它主要入贡的物品是貂皮，以换回他们所需的手工业、农业产品。并在政治上建立了对唐的依附关系，依靠唐的保护来抵御突厥和薛延陀的掠夺压迫。但这种关系还不稳定，受突厥影响还相当大，和唐关系还是时断时续。
开元年间（713～741年）室韦又屡攻唐。
《金石萃编》卷九五《臧怀洛碑》载：“公讳怀洛……开元初，尝游平卢，属奚、室韦大下，公挺身与战。”
《旧唐书》卷一四五《刘全谅传》：“父客奴……少有武艺，从平卢军。开元中，有室韦首领段普洛恃骁勇，数苦边。节度使薛楚玉以客奴有胆气，令抗普洛。客奴单骑袭之，斩首以献。”
《资治通鉴》二一三：“开元二十年（732年）六月丁丑……上命裴耀卿赍绢二十万匹令赐立功奚官。耀卿谓其徒曰：今赍重货深入其境不可不备。突厥、室韦果发兵邀隘道，欲掠之。比至，耀卿已还。”
但室韦同时又常入贡于唐。《新唐书·东夷传》载：“开元十一年（723年）又有达末娄、达姤二部首领朝贡。达姤，室韦种也。”《册府元龟》卷九七载：“开元十三年（725年）七月，室韦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五载：“开元十九年（731年）二月辛丑，室韦遣使贺正，授将军，放还蕃。十月癸巳，领西室韦遣使来朝，赐帛五十匹，放还蕃。开元二十年（732年）三月壬戌，室韦大首领薛勃海恍来朝，授郎将，赐帛五十匹，放还蕃。”
这时期室韦和唐的关系增加了新内容，不仅朝贡于唐，而且接受了唐的将军、郎将等官职。入贡的也不仅室韦、乌洛侯二部，又增加了达姤部和岭西室韦部。表明室韦和唐联系的扩大和深入。
这时期室韦对突厥的关系也既有顺从的一面，又有敌对的一面。开元二十年（732年）立的突厥阙特勒碑载：“三十姓鞑靼之民来悲泣也。三十姓鞑靼之民皆敌也。”此三十姓鞑靼即室韦，阙特勒死而来悲泣，表明室韦对突厥的靠近。但突厥仍视为“敌也”。室韦既请唐助讨突厥，又附突厥合兵攻唐，也表明室韦对突厥的矛盾态度。
但天宝以后室韦对唐的依附日益加深。据《资治通鉴》二一五载：“平卢节度镇抚室韦、靺鞨。”据《新唐书·室韦传》：“天宝间凡十朝献。”《册府元龟》九七一载：天宝四载（745年）二月，黄头室韦遣使来贺正，各献方物。十二月九姓坚昆及室韦献马六十匹，令西受降城赐印而纳之。天宝七载（748年）正月，黄头室韦、和解室韦、赂丹室韦、如者室韦等并遣使朝贡。三月，黑水靺鞨、黄头室韦、和解室韦、如者室韦、赂丹室韦并遣臣献金银及六十综布、鱼牙绸、朝霞绸、牛黄、头发、人参。天宝九载（750年）正月，黄头室韦并遣使贺正。
从上看来，天宝以来朝贡次数的勤，入贡部数的多，物品的丰富，都是空前的。朝贡的次数，平均每三年有二次以上。朝贡的部落又增加了黄头室韦、和解室韦、赂丹室韦、如者室韦，这时见于记载的室韦入贡部落已增加到九部。入贡的物品也不仅是貂皮，还增加了其他许多手工业品及方物，表明了室韦各部经济的发展。
安禄山反唐，室韦也随之反唐。《资治通鉴》卷二一七载：“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众，号二十万，反于范阳。”
室韦和唐的联系中断十二年，至代宗大历二年（767年）复入贡。据《通志》载：“大历中，十一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二载：大历二年（767年）九月室韦、十二月室韦等国各遣使朝贡。大历四年十二月，室韦遣使朝贡。大历七年十二月，室韦各遣使朝贡。大历八年闰十一月室韦并遣使来朝，十二月，室韦并遣使来朝。大历九年（774年）正月室韦并遣使来朝，十二月室韦遣使来朝。大历十年（775年）正月室韦、十二月室韦各遣使来朝。大历十二年（777年）四月室韦、十二月室韦并遣使来朝，各献方物。
同书并记载了德宗及以后室韦的入贡。德宗贞元八年（792年）十二月，室韦都督和解热素等来朝。贞元九年（793年）十二月，室韦大都督阿朱等三十人来朝贡。敬宗宝历二年正月，室韦并遣使朝贡。太和三年（829年）十二月，室韦皆遣使朝贡。太和九年（835年）十二月，室韦大都督阿朱等三十人来朝。开成元年（836年）十二月室韦大都督阿朱等来朝。开成二年（837年）十二月室韦朝贡。开成四年（833年）室韦大都督秩虫等朝贡。武宗会昌二年（842年）室韦大首领热伦等来朝。会昌六年（846年）室韦等使并朝于宣政殿。
唐德宗以后室韦和唐的关系又有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唐正式任命室韦首领为都督。先后任室韦都督见于记载的有和解部的热素，有阿朱、秩虫等人。
总的说，唐代室韦最初附于突厥，由于突厥对室韦的残暴剥削压迫，使室韦转而附唐。同时室韦和突厥经济类型差别不大，室韦对突厥经济上的需求不多，更需要的是唐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这更促进了室韦和唐的政治联系。天宝初，突厥内乱为回纥所破，室韦正式接受唐官职，成为唐的蕃国。德宗以后更任其首领为都督，成为唐管辖下的一个地方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