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 流亡者文献（之一）
《流亡者文献》这组文章共五篇，是恩格斯于1874年5月中旬至1875年4月写成的。恩格斯在这组文章里介绍了波兰、法国和俄国流亡者们对他们本国发生的革命事变所持的观点。他从分析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入手，得出了有关欧洲革命前景的结论，并通过对巴黎公社经验的回顾阐述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恩格斯试图通过这组文章使德国工人阶级自觉地把他们的斗争与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紧密地联系起来。
一 波兰人的声明
注：1874年5月初，波兰流亡者组织在伦敦向英国人民发出了一份呼吁书，5月4日符卢勃列夫斯基将呼吁书寄给了恩格斯，请恩格斯过目后再寄还给他。此后，恩格斯便写了这篇文章，文中大量引用了呼吁书中的段落，指出波兰人民为恢复波兰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具有重大意义，支持波兰的解放斗争是国际无产阶级应尽的义务。恩格斯还强调了波兰问题对德国工人运动的意义，同时指出了波兰问题的国际意义，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工人阶级为反对剥削阶级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是与受压迫的各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当俄国皇帝到达伦敦的时候，那里的全部警察都行动起来了。据说波兰人想刺杀他，已经物色到了一个新的贝雷佐夫斯基，而且这次比上次在巴黎武装得更完善。著名的波兰人士的住宅受到了便衣警察的包围，甚至还从巴黎召来了一个在帝国时代专门监视那里的波兰人的警官。在沙皇从他的住处到市中心的路上，警察防范措施已按战略原则作了严格部署，——可是，所有这些辛劳都白费了！没有发现任何一个贝雷佐夫斯基，没有响过一次手枪声，同自己的女儿一样提心吊胆的沙皇虚惊一场。然而，这些辛劳毕竟没有完全白费，因为皇帝吩咐赏给为他效劳的警监每人5英镑，督察员每人2英镑（合100马克和40马克）的小费。
其实，波兰人所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不是刺杀高贵的亚历山大。波兰人协会发表了一篇《波兰流亡者告英国人民书》，在这份呼吁书上签名的有：协会主席瓦·符卢勃列夫斯基将军；秘书扬·克林斯基。这份呼吁书在沙皇访问期间在伦敦流传得很广。除《雷诺新闻》（注1）外，伦敦所有各家报纸都一致拒绝刊登它，说是不应得罪“英国的贵宾”！
呼吁书一开头就向英国人指出（注2），沙皇正好是当他在中亚细亚进行一切准备来推翻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的时候来访问他们的，沙皇没有给他们增光，而是使他们受辱，如果英国不去倾听沙皇这位自诩为受他压迫的各民族之父的诱惑性言词，而稍微关心一下波兰人争取独立的愿望，那么英国和西欧其余国家都可以安心地停止自己的大规模备战活动。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俄国的军国主义是整个欧洲军国主义的后台。在1859 年战争期间俄军充当了法国的后备，而在1866年和1870年则充当了普鲁士的后备，从而使这两个各在自己的时代领先的军事大国能够击溃自己的孤立无援的敌人。普鲁士作为欧洲头等的军事强国，是俄国一手造成的，尽管它后来超过了自己的保护者而令其感到不快。
接着呼吁书中说：
“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以及准备随时挺身捍卫人类利益的决心，波兰过去是，将来也始终是捍卫整个东北欧的权利、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先锋。许多世纪以来波兰一方面反抗东方野蛮人的入侵，另一方面又反抗当时几乎压迫着整个西方的宗教裁判所，就是不可辩驳的证明。西欧各国人民能在新时代的决定性时期不受干扰地发展自己的社会的生命力，这是靠了什么呢？是靠了而且只是靠了在欧洲东部边界上有波兰士兵在守卫着，他始终保持着警惕，随时准备战斗，从不吝惜自己的健康、自己的财产、自己的生命。欧洲在艺术和科学方面于16世纪重新苏醒了的生活所以能继续向前发展，工商业和财富所以能达到目前这种惊人的高度，都应当归功于波兰武器的保护。例如，假若不是波兰不顾自己后方遭到蒙古寇群的威胁而去援助中欧反抗土耳其人，不是它用维也纳城下的光辉胜利粉碎了奥斯曼人的强大实力，西方200 年来的辛勤努力所获得的文明的遗产会变得怎么样呢？”
往下呼吁书中指出，就是现在，阻碍俄国用自己的力量来反对西方的，主要也还是波兰的反抗。正是由于这种反抗，俄国的最阴险的盟友：它的泛斯拉夫主义的代理人才被解除了武装。俄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波戈金在一本根据俄国政府的命令并由俄国政府出资印行的书中写道，波兰一向是俄国躯体中的一根刺，现在应当使它成为俄国的右臂，为此就必须使波兰恢复为一个受某位俄国公爵管辖的弱小的王国，——这样就很容易把居住在土耳其和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吸引到自己这边来。
“我们将用一个宣言来宣布这一点；英国和法国会忍痛不言，而对奥地利说来，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所有的波兰人，甚至是最不妥协的波兰人都将投入我们的怀抱；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波兰人将同自己的兄弟们重新亲近起来。现在所有斯拉夫的各支族都在受奥地利的压迫，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直到土耳其的斯拉夫人，都将殷切地等待有一天能像当时的波兰人那样自由地呼吸。我们将成为一个处于统一王权之下的有一亿人的民族，到那时，欧洲各民族，你们来吧，来同我们较量较量吧！”（注3）
遗憾的是，在这个美妙的计划中缺少一种主要的东西：波兰的同意。其实，
“全世界都知道，波兰这样回答了所有这些诱惑：如果说我本来就该活着的话，那么我就要而且也一定作为欧洲各自由民族中的一个自由民族而活着，而不是作为异邦君主征服全世界的计划的工具而活着”。
往下呼吁书阐述波兰是如何实际实现自己的这个不可动摇的决心的。当法国爆发革命的时候，波兰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它已经被第一次瓜分弄得支离破碎，它已为四个国家所分割。虽然如此，它仍然勇敢地借助1791年5月3日的宪法在维斯瓦河两岸竖起了法国革命的旗帜——它以这一举动使自己大大高出所有的邻居。波兰的旧混乱状态由此而被消除；如果再有几十年平稳的、没有外来破坏的发展，波兰就会成为莱茵河东岸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但是，瓜分波兰的列强是不喜欢波兰重新站起来的，尤其是不喜欢它由于把革命引进东北欧而站起来。它的命运被决定了：俄国人在波兰做到了普鲁士人、奥地利人和帝国军队在法国所没有做到的事情。
“考斯丘什科曾同时为波兰的独立和为平等的原则而战斗。众所周知，波兰从丧失自己的民族独立的时候起，就不顾这种独立的丧失，依靠自己的爱国心，依靠同一切为人类利益而斗争的民族的团结，随时随地做保护遭到破坏的权利的先进卫士，参加一切旨在反对暴政的战斗。波兰没有因自己的灾难而气馁，没有因欧洲各国政府的盲目和恶意而动摇，它一刻也没有违背它本身、历史以及未来所赋予它的义务。”
它同时也制定了组织这个未来的即新的波兰共和国所应当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在1836年、1845年和1863年的宣言中都作了阐述。（注4）
“这些宣言中的第一个宣言，除了宣布波兰的不可动摇的民族权利而外，还宣布了农民的平等权利。1845年的宣言是在波兰的领土上，在当时还是自由城市的克拉科夫发表的，并得到波兰各地代表的确认；它不仅宣布了这种平等权利，而且还宣布了农民应当成为他们世世代代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这一提法——在被俄国人占领的那部分波兰领土上，地主们把上述宣言看作是波兰民族权利的基础，他们依据这些宣言，在沙皇的所谓解放宣言发表之前很久，就决定自愿地和通过同农民协商的办法来解决这个使他们的良心受到责备的内部问题（1859-1863年）。波兰的土地问题，原则上已由1791年5月3日的宪法解决了；如果说波兰农民仍然遭受着压迫，这完全归咎于沙皇的专制和权谋，他是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地主和农民之间的仇恨上的。上述决定早在1861年2月19 日沙皇宣言发表之前很久就已经作出了，而这个受到全欧洲热烈欢迎的、似乎要确立农民的平等权利的宣言本身，只不过是沙皇用来掩饰他夺取别人财产的一贯图谋的一个幌子而已。波兰农民依旧受着压迫……沙皇成了土地的所有者！而为了惩罚1863年波兰为反抗自己压迫者的阴险野蛮行为而举行的流血起义，对波兰进行不断的残酷迫害，其残酷程度甚至会使过去许多世纪的专制暴君都要不寒而栗。
但是，不论是整整一个世纪来沙皇对它的残酷压迫，不论是欧洲的冷漠态度，都不能扼杀波兰。我们活过来了，我们还要活下去，因为我们靠的是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发展，这种发展使我们大大超出我们的压迫者之上，因为后者的存在彻头彻尾是依靠野蛮的暴力、监狱和绞架，而他们的对外行动的基本手段就是秘密的阴谋，背信的袭击，以及最后就是暴力的征服。”
以上援引的这几段话已足以表明这个呼吁书的特点，我们现在暂且把这个呼吁书放一放，来就波兰问题对德国工人所具有的重要性谈几点意见。
不管俄国从彼得大帝以来有了怎样的发展，不管它在欧洲的势力有了多么大的增长（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这方面出了不少力，而且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但是在占领波兰之前，它实质上仍然像土耳其一样是一个欧洲之外的大国。1772年波兰遭到第一次瓜分；1779年俄国已经根据泰申和约（注5）要求并得到了干涉德国事务的正式权利。这对于德国各邦君主应当是一个教训；但是，尽管如此，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这个唯一认真反抗俄国政策的霍亨索伦王朝成员和弗兰茨二世仍然同意完全消灭波兰。拿破仑战争之后俄国更攫取了前普鲁士所属和奥地利所属波兰各省的极大部分，现在它公然以欧洲仲裁者的身分出现了；这个角色它连续不断地扮演到1853年。普鲁士对自己在俄国面前摇尾乞怜颇感自豪；奥地利则是违背己愿跟着俄国走的，但是在决定关头它总是由于对革命的恐惧而让步，因为沙皇始终是反对革命的最后支柱。于是俄国便成了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同时也不放弃利用泛斯拉夫主义的煽动在奥地利和土耳其准备实行进一步的掠夺。在革命年代俄国军队对匈牙利的镇压，对东欧和中欧说来，就像巴黎六月战斗之于西欧一样，是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其后，当尼古拉皇帝在华沙充当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之间的仲裁者的时候，反动派对欧洲的统治也就随着俄国的统治的建立而建立起来了。克里木战争使西欧和奥地利不再受沙皇的鄙视；普鲁士和德国各小邦则更加殷勤地匍匐在沙皇面前；但是，在1859年他就因为奥地利人的不顺从而惩罚了他们，不让他的德国藩臣袒护他们，而在1866年普鲁士则完成了对奥地利的惩罚。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俄国军队充当了整个欧洲推行军国主义的借口和后备。只是因为尼古拉自恃有百万大军，——诚然大部分都是有名无实，——在1853年向西方进行挑战，路易－拿破仑才能利用克里木战争作为借口来把当时相当弱的法军变成欧洲最强的一支军队。只是因为俄国军队在1870年阻碍奥地利站到法国那边，普鲁士才能战胜法国人，并建成普鲁士德意志军事王国。在所有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幕后，我们都看到了俄国军队。虽然毫无疑问，只要俄国的内部发展不是很快地转入革命轨道，德国对法国的胜利就必然会引起俄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就像普鲁士在萨多瓦战胜奥地利引起了普法战争一样（注6），——但是，俄国军队将始终帮助普鲁士来反对国内的任何运动。官方的俄国直到现在仍然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掩蔽部和保护伞，而俄国军队则仍然是一切其他镇压欧洲工人阶级的军队的后备军。
这支庞大的专事压迫的后备军的矛头首先针对的正是德国的工人，其中既包括所谓德意志帝国的工人也包括奥地利的工人。只要奥地利和德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还有俄国撑腰，整个德国的工人运动的双手就一直会被束缚住。所以，我们比别人更关心摆脱俄国的反动势力和俄国军队。
在这方面我们只有一个可靠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靠的盟友：波兰人民。
波兰由于其全部历史发展和目前所处的状况，较之法国在更大程度上面临着一种抉择：不是革命就是灭亡。因此，关于波兰运动本质上是贵族性质的运动的一切无稽之谈都是不攻自破的。在波兰流亡者中可以见到不少怀有贵族欲望的人；但是只要波兰本身一投入运动，他们就会成为完完全全的革命者，正像我们在1846年和1863年所看到的那样。这些运动不仅是民族运动，而且还直接为了解放农民和把土地转归农民所有。1871年，在法国的人数众多的波兰流亡者完全听从公社的支配，难道这是贵族的行为吗？难道这不是证明这些波兰人已经完全站在现代运动的高峰上了吗？自从俾斯麦把文化斗争（注7）引入波兰并且借口教皇受亵渎而取缔波兰文教科书，限制使用波兰语，并且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使波兰投入俄国的怀抱以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波兰贵族越来越接近俄国，以便在它的统治下至少重新统一波兰；革命群众的回答则是：建议同德国工人政党结成同盟，参加国际的斗争行列。
波兰是扼杀不了的，它在1863年证明了这一点，而且现在每天都在证明着。它在欧洲各民族大家庭中独立生存的权利是不容争辩的。但是，波兰的恢复，对于德国人和俄国人这两个民族自身来说尤其是必要的。
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只要俄国兵士还侵占着波兰，俄国人民就既不能获得政治解放，也不能获得社会解放。但是在俄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下，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俄国失去波兰之日，也就是俄国国内的运动强大到足以推翻现存秩序之时。波兰的独立和俄国的革命是互为条件的。而波兰的独立和俄国的革命——在社会、政治和财政无止境地崩溃下去的情况下，在贪污贿赂之风腐蚀着整个官方俄国的情况下，这个革命的爆发比乍看起来要快得多——对德国工人来说，就意味着德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简言之即德国的反动势力将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了，而对于这些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自己是能够对付的。
二 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
注：《流亡者文献》这组文章的第二篇是恩格斯针对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团体“革命公社”1874年6月在伦敦发表的宣言《致公社社员》而写的，完成于1874年6月。恩格斯通过分析这篇宣言，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的基本原则，揭露了布朗基主义冒险主义的实质。恩格斯所阐述的观点不仅对法国工人运动制订战略方针意义重大，而且也对欧洲正在形成的其他无产阶级政党制订纲领具有重要的意义。
每当革命或反革命遭到失败之后，在逃往国外的流亡者中间就会掀起狂热活动。形形色色的党派集团纷纷成立，它们互相责难，说对方把事情搞糟了，骂别人有背叛行为和犯了种种可能的重大罪孽。同时，它们都同祖国保持着密切联系，组织并进行秘密活动，印发传单和出版报纸，发誓要在24小时内就重新“干起来”，并且说胜利是有把握的，因此，它们在事前就把未来政府中的职位分配好了。不言而喻，结果总是不断使人失望，由于它们不是把这一点同它们所不愿意了解的、必然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而是归咎于个别人物的偶然错误，互相间的责难就越积越多，最后发展为普遍的吵闹。这便是从1792年的保皇党流亡者直到今天的所有流亡者的历史；而流亡者中那些头脑仍然清醒和明智的人，只要有可能以委婉方式避开一切无谓的争吵，就力求避开，并着手做些更有益的事情。
在公社失败以后，法国流亡者也没有逃脱这种不可避免的命运。
由于在整个欧洲掀起了一个矛头针对着所有的流亡者的诽谤运动，特别是在伦敦，由于那里设有被法国全体流亡者看作共同核心的国际总委员会而对流亡者掀起了诽谤运动，有一个时期，流亡者们不得不至少对外界掩盖自己内部的纠纷，但是，最近两年来，他们已经无法掩盖他们内部日益加速的分化过程。到处发生公开的争执。在瑞士，一部分主要受秘密同盟创始人之一马隆影响的流亡者加入了巴枯宁派。接着，伦敦的所谓布朗基主义者也脱离了国际，另外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团体，称为“革命公社”。以后还产生了许多其他的团体，不过它们一直处在不断的变更和改组的状态中，而且连一篇宣言之类的像样东西也提不出来；可是，布朗基主义者却在不久之前提出了《致公社社员》的宣言，把自己的纲领公诸于世。（注8）
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布朗基主义者，决不是因为他们属于布朗基本人所创立的集团（三十三个在纲领上签字的人中只有两三个人曾同布朗基谈过话），而是因为他们想要根据布朗基的精神和传统行动。布朗基主要是一个政治革命家；他只是在感情上，即在同情人民的痛苦这一点上，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既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没有改造社会的确定的实际的建议。布朗基在他的政治活动中主要是一个“实干家”，他相信组织得很好的少数人只要在恰当的时机试着进行某种革命的突袭，能够通过最初的若干胜利把人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就能实现胜利的革命。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布朗基当然只有通过秘密结社的形式才组成了这样的核心，于是便发生了在搞密谋时通常会发生的事情：那些对没完没了地保证马上就干起来这种空洞诺言感到厌倦的人，终于再也忍耐不住了，开始闹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有一种选择：或者使密谋瓦解，或者在没有任何外部导因的情况下开始起义。起义爆发了（1839年5月12日），但是立刻就被镇压下去。顺便说一句，这是布朗基的唯一的一次没有被警方侦查出来的密谋；这次起义对警察局是一个晴天霹雳。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数革命家所进行的突袭，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进行突袭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事先又被组织在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的专政之下。
由此可见，布朗基是过去一代的革命家。
对革命事变进程的这种看法，至少对德国工人政党来说，早已过时了，就是在法国也只能得到不太成熟或比较急躁的工人的支持。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就是在上面提到的纲领中，这些看法也已经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我们伦敦的布朗基主义者所根据的仍然是这样的原则：革命完全不是自行成熟的，而是制造出来的；革命是由为数不多的一批人根据预定的计划实现的；在任何时刻都可以“马上干起来”。
很自然，抱着这些原则的人只能无可救药地充当流亡者的一切自我欺骗的牺牲品，接二连三地去干蠢事。他们最愿意扮演布朗基这种“实干家”的角色。但是在这里只有善良的愿望还是不够；布朗基的革命本能和他的果断精神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无论哈姆雷特说过多少次要有毅力，但哈姆雷特始终是哈姆雷特。而当我们这三十三位实干家在他们称之为实干的领域中毫无作为的时候，我们这三十三位布鲁土斯就陷入了与其说是悲剧性的，毋宁说是喜剧性的自我矛盾中，这矛盾并不因为他们满脸愁容，似乎人人都是“怀藏匕首的麦罗斯”，而显得更富有悲剧性。顺便说一下，这一点甚至是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他们怎么办呢？他们策划下一次“干起来”，并提出了公敌名单，以便纯洁(épurer) 公社参加者的队伍；因此其他流亡者就称他们为纯洁派(les purs)。我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否接受这一称号，何况对他们中间有些人说来这一称号是很不恰当的。他们的会议是不公开的，决议也应当是保密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整个法国人住区在第二天早晨把这件事当作闲谈的资料。正如这类严肃的实干家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常常会有的情形一样，他们卷入一场与某位旗鼓相当的对手的起先是私人性质的，接着是学术上的论战；这位对手是巴黎小报最声名狼藉的人物之一，一个姓韦梅希的人，他在公社期间出版了《度申老头》，这是对1793年阿贝尔的报纸的可怜的模仿。（注9）为了回答他的对手们的道义上的谴责，这位高贵的勇士在他的一篇讽刺文章中把他们全体称为“无赖或无赖的帮凶”，用罕见的一大堆下流话来骂他们：
“每一个字，都是一把夜壶，而且不是空夜壶。”（注：见海涅《罗曼采罗》第3集《希伯来调》第86行。）
面对这样的对手，我们的三十三位布鲁土斯认为有必要在大庭广众之前一展身手！
事实上无可怀疑，经过了战争的浩劫和巴黎的饥馑，特别是经过了1871 年5月的那些可怕的流血日子之后，巴黎无产阶级需要一段较长时间的宁静，以便养精蓄锐，任何过早的起义企图只会导致一次新的、可能是更惨重的失败。但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却另有高见。
在他们看来，凡尔赛保皇党多数派的瓦解宣告了：
“凡尔赛的崩溃，为公社复仇的时刻已经到来。因为我们正接近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接近一次大危机，由于灾难深重似乎陷入绝境并走向死亡的人民正重整旗鼓开始革命的进军。”
于是，又干起来了，并且立即干起来了。这种立即“为公社复仇”的愿望不单纯是流亡者的幻想；对于那些硬要在他们认为从革命攻击的角度来说恰好无所作为的时刻成为“实干家”的人说来，这是必不可少的信仰象征。
这已成为老一套的成规。既然已经干起来了，他们就认为，“一切还保持生命力的流亡者应该明确自己立场的时刻到来了”。
于是，这三十三个人向我们声明：他们是(1)无神论者，(2)共产主义者，( 3)革命者。
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与巴枯宁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他们都想成为走得最远、最极端的派别的代表者。因此，顺便提一下，尽管他们的目的与巴枯宁主义者根本对立，他们采用的手段却常常与后者相同。这就是说，他们要在无神论方面比所有的人都激进。在我们时代，当个无神论者幸而并不困难。在欧洲各工人政党中无神论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事，虽然在有些国家中它往往带有一位西班牙巴枯宁主义者的无神论所带有的那种性质，这位巴枯宁主义者说：信奉神，同整个社会主义是背道而驰的，但信奉童贞马利亚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每一个正派的社会主义者当然都应该信奉她。至于德国绝大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则甚至可以说，无神论在他们那里已成了往事；这个纯粹否定性的术语对他们已经不适用了，因为他们已经不只是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根本不相信神了；他们干脆把神打倒，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和思考，因此他们是唯物主义者。在法国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最简单的做法莫过于设法在工人中广泛传播上一世纪卓越的法国唯物主义文献。这些文献迄今为止不仅按形式，而且按内容来说都是法兰西精神的最高成就；如果考虑到当时的科学水平，那么就是在今天看来它们的内容仍有极高的价值，它们的形式仍然是不可企及的典范。但是，这却不合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的胃口。他们为了证明自己比谁都激进，于是像1793年那样，用法令来取消神：
“但愿公社使人类永远摆脱昔日苦难的这个幽灵〈神〉，摆脱人类现今苦难的这个原因〈这个不存在的神竟是原因！〉。——在公社中没有教士的位置；一切宗教宣传和宗教组织都应加以禁止。”
而这个要求，即遵照穆夫提的吩咐（注：意即根据上面的命令；穆夫提是伊斯兰教教法说明官）使人们成为无神论者，是由两位公社委员签署的，而他们一定已有充分的机会体验到：首先，在纸上可以随便写多少条命令，而用不着去实际执行；其次，取缔手段是巩固不良信念的最好手段！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在我们的时代唯一能替神帮点忙的事情，就是把无神论宣布为强制性的信仰象征，并以禁止一切宗教来超越俾斯麦的文化斗争中的反教会法令。
纲领的第二点是共产主义。
这里我们到了一个熟悉得多的领域，因为在这里我们所乘的那只船就是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1872 年秋天就已经退出国际的五个布朗基主义者宣称，他们拥护一个在一切基本点上同现今德国共产主义纲领相一致的社会主义纲领并声称他们退出国际的理由仅仅是由于国际拒绝按这五个人的意见推行革命。（注10）现在三十三人委员会已经接受这一纲领及其唯物主义历史观，虽然这一纲领是用布朗基主义的法语翻译的，译文还有许多地方尚待改善，因为它没有十分确切地表达《宣言》的原文，例如下面有这样一段话：
“资产阶级撕下了从前遮盖着对劳动的剥削这一奴隶制最后表现形式的神秘面纱：在这个可归结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简单对立的社会里，政府、宗教、家庭、法律、过去和现在的各种设施最终表现为压迫工具，资产阶级用它们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并镇压无产者。”
请把这一段话同《共产党宣言》第一章比较一下：
“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等等。
但是，只要我们从理论下降到实践的领域，这三十三个人的特色就显露出来了：
“我们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我们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在中间站停留，不作妥协，因为妥协只会推迟胜利到来的日子，延长奴隶制的寿命。”
德国共产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通过一切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始终清楚地瞄准和追求最后目的：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三十三个布朗基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愿意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种妥协，那就万事大吉了，只要——他们确信如此——日内“干起来”，政权落到他们手中，那么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因此，如果这不能立刻办到，那他们也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
把自己的急躁当作理论上的论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
可是归根到底，我们这三十三个人是“革命家”。
而在这个方面，就大言不惭而言，大家知道巴枯宁主义者可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却认为自己有责任要胜过他们。怎样胜过呢？大家知道，从里斯本和纽约到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的所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都立即对巴黎公社的行动承担了全部责任。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认为这还不够：
“至于说到我们，我们要求对〈公社期间〉处死人民的敌人一事负自己的一份责任〈应该计算被枪决的人数〉，我们要求对旨在破坏君主压迫或资产阶级压迫的工具，或者为了保卫战斗者而纵火一事负自己的一份责任。”
在任何一次革命中，就像其他任何时候一样，难免做出许多蠢事；当人们最后平静下来，能够重新进行批评的时候，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做了许多最好不做的事，而没有做许多应该做的事，因此事情搞糟了。
但是，如果把公社看作是完全神圣的，宣布它是绝对没有错误的，断言烧毁的每一幢房子，枪决的每一个人质都是毫无差错的，即使细枝末节也做得完全恰当，那是多么缺乏批评精神！这不就是断言，在5 月的一周中人民枪决了恰恰那些该枪决的人，烧毁了恰恰那些该烧毁的建筑物？这不就是等于断言，第一次法国革命期间每一个被斩首的人，起先是罗伯斯比尔下令斩首的人，以后是罗伯斯比尔自己，都是罪有应得？可见，实质上很温和的人硬要装出十分吓人的样子时，事情就变得多么幼稚可笑！
够了。尽管这些流亡者做了各种蠢事，尽管他们让小伙子卡尔（注11）装出吓人样子的种种尝试变成一出出滑稽戏，但是不能不看到，这一纲领向前跨了极为重要的一步。这是法国工人赞同现代德国共产主义的第一篇宣言。而且，他们还是属于把法国人看作革命的选民，把巴黎看作革命的耶路撒冷的那一派别的工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是瓦扬不容争辩的功绩，他在纲领上同别人一起签了名，大家知道，他精通德文和德国社会主义文献。而德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在1870年证明他们完全摆脱了一切民族沙文主义，现在他们会把法国工人接受正确的理论原理（尽管这些原理是从德国来的）这一事实看作良好的预兆。
三
注：《流亡者文献》这组文章的第三篇是恩格斯于1874年8月初至9月中下旬这段时间写成的，发表在1874年10月6日和8日的《人民国家报》第117和118号。恩格斯写这篇文章的主要原因是，1874年3月第2期《前进！》杂志上刊载了彼·拉甫罗夫的文章，文章否定公开揭露巴枯宁主义者在国际内部进行的分裂活动，鼓吹团结，反对革命党内部的任何论战。恩格斯反对拉甫罗夫采取的折中主义立场和与巴枯宁主义者进行妥协的政治策略，再次指出了巴枯宁主义对工人运动造成的危害。
在伦敦有一家不定期的俄文评论性杂志，名叫《前进！》(《Vperёd! 》) （注12）。它是由一位极可敬的俄国学者（注：彼·拉·拉甫罗夫）主编的。在俄国流亡者文献中盛行的一种严格的礼节禁止我们说出他的名字。甚至那些装作是真正的革命的食人者、那些把对任何东西的尊敬都叫作背叛革命的俄国人，在自己的论战中也恪守不指名道姓的虚套，而且丝毫不苟，这种精神只有在英国资产阶级报刊上才能见到；他们始终遵守这种虚套，即使这已经显得很可笑也要加以遵守。譬如在上述场合就是这样，因为所有俄国流亡者和俄国政府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我们当然根本不想无缘无故地泄漏这个保守得这样严格的秘密；但是，因为每一个儿童都应当有个名字，所以，我们在这篇文章中为了行文方便起见用俄国人喜爱的名字彼得来称呼《前进！》的这位编辑，希望他不要见怪。
朋友彼得按哲学观点来说是一个折衷主义者，他力图从各种千差万别的体系和理论中选择最好的东西：把一切都试一试，把最好的留下来！他知道，一切东西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好的一面应当吸收，而坏的一面则应抛弃。但是由于每件事物，每个人，每种理论都有这种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每件事物，每个人，每种理论差不多既是好的，又是坏的，就像任何别的东西一样，因而从这个观点看来，着急去肯定或否定这一事物或那一事物是蠢举。从这个观点看来，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一切斗争和一切争论，都应当看作是极其荒谬的行为，只能使他们的敌人称快。因而完全可以理解，一个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总企图使所有这些互相斗争的人们调和起来，认真地劝他们不要再在反动派面前演出这种闹剧，而应该只是攻击共同的敌人。如果他是刚刚从俄国来的，那么这就更加自然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俄国工人运动达到了极其高度的发展。
因此，《前进！》千方百计地劝导所有社会主义者保持和睦，或者至少避免任何公开的纠纷。当巴枯宁主义者企图通过种种阴谋诡计、欺骗和谎言使国际受他们的统治，从而在这个协会中引起了尽人皆知的分裂的时候，《前进！》却在呼吁团结。当然要达到这种团结只有一个办法，即立即让巴枯宁主义者为所欲为，并把国际手脚捆绑起来听凭他们的秘密阴谋去处置。人们并没有完全失去责任心，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接受了挑战；海牙代表大会（注13）作出了自己的决定，赶走了巴枯宁主义者并决定公布文件，以证明开除是正当的。
《前进！》编辑部大发牢骚，抱怨没有把整个工人运动当作贡品奉献于心爱的“团结”之前。但是，当使巴枯宁主义者声誉扫地的文件真的在委员会的报告（见《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65-515页。——编者注）不伦瑞克白拉克出版社德文版）中出现以后，惊恐的情绪就更加严重了。我们听听《前进！》自己是怎么说的。
“这个出版物……带有充满火气的论战性质，矛头指向站在联邦主义者前列的人物……它的内容充满了私事，这些私事都只是道听途说来的，因而它们的可靠性对于起草人来说不是没有疑问的。”（注14）
为了向履行了海牙代表大会决定的人证明，他们犯了多大的罪，《前进！》指出了《新自由新闻》上登载的一个叫卡尔·塔勒的人写的一篇小品文（注15），这篇小品文
“来自资产阶级阵营，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它最清楚地表明，工人队伍中为政权而斗争的战士之间的互相指责的论争著作对于工人等级的共同敌人，对于资产阶级和国家说来会有什么意义”。
我们首先指出，巴枯宁主义者在这里简单地被称为“联邦主义者”，其对立面则是所谓的集中主义者，这说明作者似乎相信了这种不存在的、为巴枯宁主义者所发明的对立。事实表明，实际上这是无中生有的。其次，我们指出，作者是根据维也纳《新自由新闻》这种下流的资产阶级报纸的定货写成的小品文得出结论，说什么真正的革命者不应当揭露假装的革命者，因为这些相互指责会使资产阶级和各国政府拍手称快。而在我看来，《新自由新闻》以及所有这一帮报人尽可以写出成千上万的小品文，但是对德国工人政党的行为丝毫也发生不了影响。任何斗争都包含有不能不使敌人在某种程度上称快的因素，不然换个方式就会使自身遭到肯定的损害。幸而，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我们是可以让敌人称快一下的，只要以这个代价可以取得真正的成就。
但是，主要的指责是，报告充满了“私事，它们的可靠性对于起草人来说不是没有疑问的”，因为这些私事都只是道听途说来的。但是，朋友彼得从何得知，像国际这种在整个文明世界都有自己的常设机构的协会只能凭道听途说收集这类事实。这一点他没有说明。他的论断无论如何是极端轻率的。报告所谈的事实都有真实的文件作证据，连所涉及的人物也不敢对它们提出异议。
但是朋友彼得坚持认为，私事和私信一样，是神圣的，不应在政治争论中加以公开。如果这样无条件地运用这条规则，那就只得一概禁止编写历史。路易十五与杜芭丽或彭帕杜尔的关系是私事，但是抛开这些私事全部法国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理解。或者，我们就近看看当代的情况吧：如果某个贞洁的伊萨伯拉嫁给了一个人，据深知他的一些人（例如，陪审官乌尔利希）作证说，这个人不喜欢女人，因而只迷恋男性，而她，受到冷淡后，就乱找男人，——那么，所有这一切完全是私事。但是，如果上面提到的贞洁的伊萨伯拉是西班牙女王，而陪伴着她的青年人当中有一个年轻的军官，名叫塞拉诺；如果这个塞拉诺由于两人单独在一起时立下的功劳而被提升为元帅和内阁首相，后来被另一个宠臣所排挤和贬黜，然后又依靠其他遭遇相同的伙伴的帮助把自己的不忠实的女友从国内撵出去，最后，在经过种种惊险之后，自己成了西班牙的独裁者，成了俾斯麦竭力为之效劳以求博得各大国承认的大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伊萨伯拉和塞拉诺的私人历史就成了西班牙历史上的一章，如果有谁想写现代西班牙的历史，而又有意地不向自己的读者提这段情节，他就是伪造历史。同盟是一个匪帮，其中除了受骗者外，还有大量骗子、冒险家、欺诈者、警探、投机钻营分子和懦夫，当描述这个匪帮的历史的时候，是否应当伪造这个历史，把这班先生们的种种下流勾当当作“私事”有意地加以隐瞒呢？朋友彼得尽可以随便吓成什么样子，但是他可以相信，我们还远没有全盘端出这些“私事”。材料正越积越多。
如果《前进！》把报告说成主要是用私事编成的拙劣作品，那么它所采取的是什么立场，也就很难说了。一个会写出这种东西来的人，或者是根本没有读过这个报告，或者由于见识太少或成见过深而不能理解它，或者明明知道自己所写的东西是不真实的。读过《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之后不能不深信，其中引用的私事是这本书中最不重要的东西，——为了更好地评判其中所提到的人物而列举的例证，——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删去而无损于这本书的主要目的。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其唯一目的是要使欧洲工人运动服从少数冒险家暗中的独裁；为这个目的干出了种种卑鄙勾当，特别是涅恰也夫在俄国干出的卑鄙勾当，——这就是该书所谈到的东西；断言它的全部内容都是私事，——说得轻一点，这是不负责任的。
当然，把俄国运动中肮脏的，毫无疑问非常肮脏的一面这样突然地、赤裸裸地向西欧揭露出来，对某些俄国人说来可能是非常不幸的。但是，这是谁的过错呢？不是那些代表这个肮脏一面的俄国人，不是那些欺骗自己的同胞还嫌不够，竟然还想让整个欧洲工人运动为自己的私人目的服务的俄国人自己，又是谁呢？如果巴枯宁和他的同伙只是在俄国施展自己的英雄行为，在西欧就未必有人会认为应把他们当作靶子。俄国人自己会操心自己的事的。但是，既然这些对西欧工人运动发展的条件和进程一窍不通的先生们竟想在我们这里扮演独裁者的角色，那就不是小事了：应当直截了当地制止他们。
况且，俄国运动是能够安然地经受起这类揭露的。一个产生了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两个大作家、两个社会主义的莱辛的国家，决不会因为一度产生了像巴枯宁这样的骗子和一些像癞蛤蟆一样好吹牛皮、到头来互相吞食的不成熟的大学生，就会灭亡的。其实，就是在俄国年轻一代中间，我们知道也有一些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杰出才能和精力充沛的人，他们靠自己的语言知识，在熟悉各国的运动方面超过了法国人和英国人，而在处世灵活方面则超过了德国人。那些了解工人运动并亲自参加工人运动的俄国人会认为，使他们摆脱对巴枯宁主义者欺诈行径的共同责任，是对他们的一种帮助。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妨碍《前进！》用下面这段话来结束自己的评论：
“我们不知道，这本小册子的作者们如何看待该书所获得的结果。我们的大部分读者想必会像我们一样感到心情沉重，我们就是怀着这种心情阅读这本小册子和为了履行史家的职责而在我们的刊物上披露这些可悲现象的。”
我们的叙述的第一部分就谈到朋友彼得的这种沉重心情为止。第二部分从《前进！》同一卷上所载的下面这段话开始：
“我们用另一则这类消息来使我们的读者共享快乐。我们的著名著作家彼得·尼基提奇·特卡乔夫现在也同我们站在一起，加入我们的队伍了；经过四年监禁之后，他成功地逃出了使他无所作为的流放地，从而加强了我们的队伍。”
著名著作家特卡乔夫是什么人，我们从他本人在1874年4 月出版的一本俄文小册子《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中可以知道。这本小册子表明，他是一个幼稚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仿佛是俄国革命青年中的小卡尔·米斯尼克。他告诉我们说，到处都有人要求他参加《前进！》杂志；他知道，编辑是反动分子；然而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前进！》杂志，顺便说一句，这完全不是别人对他的要求。他来到之后惊异地发现，编辑，即朋友彼得，操有最终决定取舍文章之权。自然，这种不民主的行动方式使他感到愤慨；他写了一封详尽的信，信中说，“从维护正义和基于纯粹理论方面的考虑……”他为自己和所有其他的撰稿人要求（顺便说一句，后边这些人根本没有这种要求）“在刊物的写作和经济方面的一切问题上，都有平等的〈同主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在这里，一种稚气立即暴露出来了，它在俄国流亡者运动中虽然不占上风，但是或多或少是受到宽容的。一位在本国负有盛名的俄国学者，流亡到国外，筹集资金在国外创办一个政治性刊物。他的事业刚刚有所进展，未经任何邀请，就有一个陌生的、多少有些过度兴奋的年轻后生跑来，自荐为他撰稿，并且极其幼稚地提出条件，要在有关写作和金钱的一切问题上都同刊物创办人享有同样的表决权。在德国，对这种人会干脆嗤之以鼻的。但是俄国人则不是那么粗野。朋友彼得同样“从维护正义和基于纯粹理论方面的考虑”竭力说服他，要他相信自己错了。自然，这是徒劳的。深受委屈的特卡乔夫像阿基里斯一样躲进自己的营幕，并且用自己的小册子从那里向朋友彼得开火，称后者为“庸俗哲学家”。
他不厌其烦地引用了一大堆巴枯宁主义关于真正革命实质的已被重复过无数次的词句，来指责朋友彼得，说他的罪行就是要人民为革命预先作准备，使他们“明确了解和意识到自己的需要”。但是，谁想这样做，据说他就根本不是革命者，而是和平进步的信徒，亦即反动分子，“合乎德国人口味的不流血革命”的朋友。真正的革命者“懂得人民是时刻准备着发动革命的”；谁不相信这一点，他就是不相信人民，而相信人民“乃是我们的力量之所在”。对于那些不相信这一点的人，作者援引了涅恰也夫这位“我们当代青年的表率”的格言。朋友彼得说，在人民作好发动革命的准备之前，我们应当等待。“但是我们不能，我们也不想等待”，真正的革命者和庸俗哲学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认为自己有权随时号召人民起来革命”等等。
在我们西欧，只要一个简单的回答就可以终止所有这些幼稚言行：如果你们的人民时刻准备着发动革命，如果你们认为自己有权随时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如果你们已经再也不能等待了，那你们干吗还用废话来烦扰我们，鬼知道你们为什么不干起来呢？
但是，在我们的俄国人看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朋友彼得认为，特卡乔夫先生的幼稚的、枯燥的、矛盾的、永远在迷堂中打转的议论，能够对俄国青年产生一种像维纳斯山那样的魔力，于是他这个俄国青年的忠实的埃卡尔特，就出版了一本长达60页印得密密麻麻和警语连篇的书翰（注16）。他在这里陈述了他本人对革命实质的看法，一本正经地研究了，人民是否已经准备好进行革命，革命家们是否有权并且是在什么条件下有权号召人民起来革命，此外还发表了其他诸如此类自作聪明的议论。这些东西整个看起来和经院哲学家关于童贞马利亚的研究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里“革命”本身成了某种像童贞马利亚之类的东西，理论成了信仰，参加运动成了祭祀，而一切活动都不是在平庸的尘世展开的，而是在泛泛空话的九霄云外进行的。
但是，朋友彼得却因此陷入了可悲的自相矛盾的境地。他虽然鼓吹团结，反对革命党内部的任何论战、任何“互相指责的论争著作”，但是他如果不同样参加论战，当然就不能履行自己的埃卡尔特的责任，如果不同样指责自己的对手，当然就不能回答对手的指责。这种“可悲现象”是以多么“沉重”的心情发生的呢，——朋友彼得将亲自告诉我们。他的小册子一开头这样写道：
“两害相权取其轻。
我很清楚地知道，俄国流亡者的全部文献包括的都是些互相指责的小册子，其中争论谁是真正的人民之友谁不是真正的人民之友，谁是真诚的谁不是真诚的，谁才是俄国青年的真正代表、名副其实的革命政党的真正代表，——这全部纯系俄国流亡者私人之争的文献，使读者感到厌烦，对革命斗争事业也没有任何价值，而且只能使我们的敌人称快…… 我知道这个，但我仍然认为，我应当写这些篇章，应当用自己的手为这可悲的文献增加一点数量，使读者厌烦，敌人称快…… 所以应当这样做，因为两害相权应取其轻。”
妙极了。但是，既然朋友彼得在《前进！》杂志上大大发扬真正基督徒的容忍精神，并要求我们容忍被我们揭穿了的骗子——正如我们所看见的，他和我们一样清楚地知道这些骗子——那么为什么他对报告的作者们就一点也不容忍呢！竟不问问自己，他们是否也有必要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怎么回事呢？他一定要先碰了钉子，然后才认识到，如果不进行比较尖锐的论战来反对那些在假革命活动的掩盖下力图使整个欧洲工人运动走上歧途并取消整个运动的人，那就可能发生比这种论战更有害的事情，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不过，我们对朋友彼得还是宽厚一点吧，他的遭遇已经是够严酷的了。他怀着完全知罪的意识还没有做完他责备我们所做的那种事情，涅墨西斯又赶着他往前走了，迫使他为卡尔·塔勒先生提供新材料，以便为《新自由新闻》写下一篇小品文。
“或者”，——他问随时准备起义的特卡乔夫，——“你们的宣传鼓动大概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吧？你们的组织大概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吧？确实准备好了吧？难道这不是’典型’革命家的著名的秘密委员会，发号施令的两人委员会吗？我们的青年受了多少欺蒙，受了多少哄骗，他们的信任被可耻地滥用了，弄得他们已经不敢立即相信革命组织已经准备好了。”
当然，俄国读者不需要别人说明，这“两人”就是巴枯宁和涅恰也夫。接着写道：
“但是有人声明说，他们是人民之友，是社会革命的信徒，然而在他们的活动中却带有我在前面称之为’旧社会的复活’的虚伪和不真诚品质…… 他们利用了新制度的信徒们对旧制度的不公平的愤慨，提出了一条原则：在斗争中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他们把欺骗同志，欺骗那个似乎是他们服务对象的人民都算作是这种可用的手段。他们只要能组成一个相当强大的党，就不惜欺蒙所有的人，好像组成一个强大的社会革命的政党可以没有党员的真诚团结似的！他们准备在人民中燃起劫掠和不劳而获的旧欲望…… 他们准备剥削自己的朋友和同志，把他们变成自己计划的工具；他们在口头上准备捍卫个人和小组的最充分的独立和自治，同时却在建立最坚决的秘密独裁制度，把他们的信徒培养成最驯服的、盲目听从的工具，好像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联合，一个由那些在行动上经常否定在口头上宣扬的东西的人组成的团体就能完成社会革命似的！”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却是事实：这段话很像是从《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中摘引来的，两者的相象看起来就像两个鸡蛋一样，而写这段话的人正好是几个月前把这本书当作反对共同事业的犯罪行为来谴责的那个人，理由是该书进行了攻击，而这种攻击却和上面所援引的那段话一模一样，所反对的也同样是那些人。现在我们可以满足了。
如果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一看胸怀壮志但却一事无成的特卡乔夫先生，以及我们这位朋友彼得在这件事情上所遭到的一点不幸，那就该轮到我们来说：
“我们不知道，作者们如何看待所获得的结果。我们的大部分读者想必会像我们一样感到’愉快’，我们就是怀着这种心情阅读这篇文章和为了履行史家的职责而在我们的刊物上披露这些’特殊’现象的。”
但是，还是把玩笑搁在一边。迄今的俄国运动中之所以发生许多奇怪现象，是由于长期以来任何一部俄国著作对于西方说来都好像是封了七道火漆似的，因此巴枯宁及其同伙就很容易把他们所干的勾当向西方隐瞒起来，而这些勾当在俄国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他们大力散布这样一种意见：说什么为了运动本身的利益，即使俄国运动中肮脏的东西，也应当向西方隐瞒起来；谁把俄国的事情——因为它们见不得人——告诉欧洲，谁就是叛徒。现在这种情况已经结束。通晓俄语，现在至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已经不是那样稀罕的事情了；俄语是活的语言中最有力量和最丰富的语言之一，所以无论就其本身而言，或者就其所展示的文学作品而言，都是完全值得学习的。俄国人应当顺从不可避免的国际方面的命运，就是说他们的运动从今以后要在欧洲其余国家的面前并在它们监督之下进行。任何人都没有像俄国人自己那样不得不因与外界隔绝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不是处于这种隔绝状态，他们是不会在许多年中被巴枯宁及其同伙那样可耻地愚弄的。从西方的批评中，从西欧的各种运动同俄国运动的相互国际影响中，从终于正在实现的俄国运动同全欧运动的融合中获益最大的正是俄国人自己。
注1：即《雷诺新闻周报》，这是英国的一家工人周报，由接近宪章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乔·威·麦·雷诺创办，1850年起在伦敦出版，1871年曾支持巴黎公社。
注2：本段和以下引文，均引自《波兰流亡者告英国人民书》第2-5页。
注3：米·彼·波戈金《波兰问题。议论、笔记和意见集。1831-1867》1867年莫斯科版第54-55页。
注4：1836年12月4日波兰流亡者组织波兰民主协会发表的宣言，号召实行“人民革命”，呼吁人民起来进行斗争，争取废除封建义务和等级不平等，把农民耕作的土地交归农民所有。1845年底起草并于1846年2月22日以传单形式发表的克拉科夫起义的宣言，要求废除农奴制，取消封建赋税并把土地交给农民。波兰中央民族委员会在1863年1月22日发表的宣言是1863-1864年波兰起义的纲领。宣言号召波兰人民拿起武器，要求废除等级和等级不平等，将农民耕作的土地划归他们自己所有，要求以1772年确定的疆域为准保持波兰的独立，还要求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人民从今以后应该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注5：泰申和约是普奥之间的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于1779年签订的。作为这项和约发起国的俄国，起初充当交战双方的调停人，而在和约缔结时则同法国一起被宣布为条约所规定的秩序的保证国，实际上获得了干涉德国各邦事务的权利。
注6：这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1870 年9月9日）中已经谈到。
注7：文化斗争这一概念是由左翼自由派医生鲁·微耳和提出的，是对19世纪70年代以俾斯麦政府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为一方，以具有资产阶级分裂主义倾向的教会中央党和天主教教会为另一方展开的政治论战的概括。由于内政和外交上的原因，俾斯麦与天主教教权主义势力处于敌对状态。中央党与其他分裂主义势力，其中包括进入帝国国会的波兰人结成了联盟，俾斯麦认为这一联盟危及具有普鲁士特征的以新教为主的帝国的进一步巩固，因而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法律措施。
俾斯麦利用在论战过程中于1872年3月11日在普鲁士公布的教学监督法来压制波兰居民的文化活动，推行波兰居民的普鲁士化。这一法律实施的结果是，普鲁士官员不仅应对波兰神职人员进行监督，而且也应对所有波兰居民的学校进行监督。此外，1872年10月26日的一项王室法令以及1873年10月27日由省里颁布的一项命令还规定，除宗教课以外，德语为波兹南中等学校和公立学校的教学用语。
注8：指一群法国的布朗基派流亡者于1874年6月在伦敦出版的标题为《致公社社员》的小册子。
注9：《度申老头》是法国的一家报纸，1790至1794年由雅·阿贝尔在巴黎出版；反映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城市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情绪。19世纪70年代的《度申老头》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71年3月6日至5月21日在巴黎出版，欧·韦梅希是该报的三个责任编辑之一，该报的方针接近布朗基派，大部分文章出自韦梅希的手笔。这家报纸的名称与雅·阿贝尔出版的报纸名称雷同，“度申”的拼写稍有区别，但读音完全一样。
注10：1872年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以后退出国际的一群布朗基主义者（阿尔诺、瓦扬、库尔奈等人）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国际和革命》。
注11：此文在1874年发表时在“卡尔”这个名字之后还写有“（或爱德华）”。后者暗指爱德华·瓦扬。
注12：指《前进！不定期评论》，是1873至1877年在苏黎世和伦敦出版的俄文杂志（总共出了五卷），负责该杂志编辑工作的有彼·拉·拉甫罗夫、瓦·尼·斯米尔诺夫以及尼·库利亚勃科－科列茨基。杂志刊载有关俄国发展状况，国际工人运动，国际总委员会的文件，各国国际支部的材料以及评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文章。
注13：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2-7日在荷兰的海牙举行。和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各国的15个全国性组织的65名代表。这次代表大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领导并亲自参加下，从理论上、组织上彻底揭露和清算了巴枯宁等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的种种罪恶活动，并把巴枯宁等人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后来建立各国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
注14：这段话摘自拉甫罗夫的一篇文章，载于《前进！》杂志1874年苏黎世版第2卷（第二出版年）第2编第2部分第26页。
注15：《新自由新闻》是奥地利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由米·埃蒂耶纳和麦·弗里德兰德创办，1864年9月1日至1939年1月31日在维也纳出版。恩格斯提到的卡·塔勒的小品文载于1873年10月14日和15日《新自由新闻》第3284和3285号。
注16：指彼·拉·拉甫罗夫匿名出版的论战性著作，标题是《致俄国社会革命青年。关于小册子：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1874年伦敦版。以下恩格斯引用的是该书第3、17、44-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