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的阶级战争
历史与回忆录
编辑：A.哈洛宁(A. Halonen)
“革命是历史的推动力。*” – 马克思
“革命将教会我们，将教会人民群众，这是毫无疑问的。” – 列宁
*译注: 或译作“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由美国芬兰社会主义出版公司联盟出版
在美国印刷
Työmies Society Print, Superior, Wis., 1928年印刷
致读者
已经过去了长达十年的时间，当时芬兰的社会状况恶化到无法避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武装冲突的地步。阶级关系紧张到了极点，调解已无法实现，而资产阶级准备夺取一切权力。自从芬兰无产阶级回应资产阶级的挑战，宣布革命，尝试摆脱被剥削和压迫的地位，已经过去了十年。充满希望的未来激发了芬兰工人的斗志，他们拿起枪支，打倒了日益嚣张的资产阶级。成功带来了巨大的激励，无产阶级的自由似乎已在地平线上闪耀。芬兰无产阶级在1918年寒冷的一月日子里英勇无畏地开始了他们的历史任务，以此效仿俄罗斯伟大的无产阶级榜样。20世纪资本主义的枷锁开始破裂，新社会的基石开始奠定。然而，尽管开始看起来不错，战斗却最终以无产阶级的彻底失败告终。国际帝国主义的强大力量显现了。芬兰工人无法战胜它们，最终被德国军国主义打败。十年后，无产阶级回忆起1918年的巨大热情时，心中仍会涌起自豪感和自信心。尽管当时的战斗以失败告终，但无产阶级仍然展示了他们的力量。他们成功地将芬兰的一部分变为红色，并证明自己足够成熟，能够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尽管失败，芬兰的阶级战争仍是推动进步的力量。它给无产阶级带来了许多宝贵的教训，将来必须加以考虑。
十年后，我们也回忆起血腥白色恐怖的黑暗时期，这是失败后紧接着的。数千名被谋杀，在集中营中被杀害的工人同志的记忆仍在我们心中刺痛。芬兰的资产阶级在毫无人性的行为中暴露自己会践踏一切人道主义的原则。随着阶级战争而来的白色恐怖将在历史中作为一个被玷污的篇章，它讲述了资产阶级无节制的复仇暴行。白色恐怖还阻止了真相的发现。无产阶级的声音被压制，而资产阶级则以更大的声音赞美他们的巨大胜利。”白色”势力出版了无数著作，以最片面的方式描述1918年事件的发展、原因和后果。他们用无耻的言辞试图掩盖自己的罪行。随后是背叛革命的叛徒，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以和解的使者身份出现。他们抱怨无产阶级在走向革命之路时犯下的所谓”错误”，无视了无产阶级革命是唯一可以走的道路这一历史事实。虽然无产阶级还没有发表自己的声音，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却敦促人们忘记1918年的事件。但这些事件不能被忘记，无产阶级也不能忘记它们。相反，我们应该将其铭记并从中吸取教训，以备未来斗争之需。这样可以避免重复1918年所犯的错误，当阶级关系再次紧张，无产阶级走上革命之路时。
* * *
在芬兰，仍然存在着无情的恐怖统治，这使得明显与阶级战争有关的作品在那里无法出版，在这些作品中事情将从无产阶级的角度进行讨论。白色统治者在进行长达十年的折磨后仍无法接受这些真相！因此，在美国的芬兰工人希望出版一本关于阶级战争十周年纪念的作品。为此，已经有了两年的材料收集，形成了一个特别的芬兰阶级战争档案，对于本书的编辑工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帮助。这个计划的发起人和实施者是美国工人共产党芬兰办公室、美国芬兰社会主义出版联盟的报社以及负责档案收集的委员会。
搜集阶级战争信息的请求得到了令人钦佩的回应。参与阶级战争的同志们不遗余力地写下他们的经历。许多文章内容如此广泛，以至于尽管已经比原计划大幅增加了页数，但也只能在本书中摘取一部分。由于空间有限，其中一些文章不得不移至档案馆，将来那里使用。还有许多在苏联和芬兰的同志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帮助。由此，我们的作品《芬兰的阶级战争——历史与回忆录》诞生了。
我们的目标是在作品中尽可能全面地描述芬兰阶级战争的各个方面。可能会有一些不完整之处，因为目前还没有机会编写一本完全完整的作品。芬兰仍然生活在白色恐怖的困扰下，而距离使得在美国的编辑工作面临困难。即使在这本作品的编辑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它只能在许多同志共同努力的支持下完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伊约.希罗拉(Yrjö Sirola)同志，他在苏联为编辑工作提供了各种帮助。
非常重要的是确保描述革命斗争的信息能够尽可能准确，因此，芬兰的革命运动研究已成为一项系统的工作。任何发现本书中的错误或不完整之处的人都可以通过向编辑报告他们的发现，为这项研究服务。
沃尔斯特，马斯。(Worcester, Mass)1928年1月30日。
A. H.
北方的劳动民族
在那北方，寒风肆虐，自然的冷酷力量将大地和水域冻结，束缚住它们，
那里居住着一个小小的民族，
几个世纪以来，为了自身的存在而与沉重的铁斗争。
时而与野蛮的人力对抗，时而与自然的狂风搏斗。
无尽的苦难，几个世纪来一直伴随着它。
在冻僵的手中保持着苦难，那些眼睛，长时间注视着新一天的曙光，
看到的却是贫困和恐惧的形象。
比冥府的天空更加黑暗。
这个小小的民族承受的苦难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多。
——这个民族是芬兰的无产阶级。
几个世纪过去了，自从很久以前，一支顽强的民族来到了寒冷的北方，
为了获得自由，它从远方赶来，从乌拉尔山脉的那边来到北方的土地，
选择了寒冷、荒凉的石丘作为家园。
他们选择了那里，并在冰雪和阴森的荒野之中开垦了自己的国土。
历史无法告诉我们，它的祖先自由生活了多久。
——直到外来的势力带着铁甲骑士来到那里，
用剑割断人民的鲜血，将他们变成奴隶，
他们带来了贫困和压迫，使这个民族分裂成两个群体，
一个是主人，一个是奴隶。
几个世纪黑暗已经过去，压迫继续，贫困的日子越来越多，
它们持续，持续下去，
直到有一天，
希望的光芒闪耀：”芬兰祖国从外来的压迫者中解放出来了！”
这一消息在全国回响。
那时人民的胸怀充满了喜悦。
但是自由啊，你是多么傲慢，多么卑鄙和可怜的欺诈。
以你的名义，它们能做出什么！
你还没有来到我们这里，你没有来到荒野中的小屋，
你没有来到城市的边缘。
自由的统治阶级，只是为自己保留了权力，奴隶们却被剥夺了权力。
愤怒已经刺痛了人民的心，他们闪耀，脱离束缚，
“让正义存在”，这在大地上回响，”我们要夺回被夺走的权利！”。
战争的阴云笼罩着北方的天空，其中透出希望的星星，
希望的星星——革命的光芒。
强大的统治阶级开始战栗，压迫开始动摇——但是它立刻找到了救赎之路，
它从远方带来了那些凶残的弟兄，带着黑色的旗帜进入祖国，
他们将贫穷的人民的血液注入自己的体内，
伟大的、经历过苦难的人民崛起了，
他们却扼杀了最好的人，将他们埋葬在坟冢中，
他们杀戮、咆哮、嘲笑、强奸、撕裂，以剑杀戮，以饥饿手段残忍杀戮。
恶棍们向世界夸耀：”奴隶思想已经被杀死，它永远不会从坟墓中复活！”，
但是贫穷的人民没有死去。
即使是那些谋杀团伙也不会让它死去，尽管他们想要这样做，
并且试图用尽一切力量，将这个弱小的种族推向灭绝。
人民死去，安静地倒下，崛起的人民男子们沉默地落入自己祖国的狗坑、沙土之中。
母亲平静地站在枪前，女儿冷静地走向死亡，
父亲被带走，母亲被带入坟墓，孩子们哭泣，紧紧跟随着，哭泣，
护送着他们的父母去受苦。
但是很快，在死亡的过程之后，看起来好像被击败的人民，
从死亡中站了起来，从坟墓中站了起来。
奴隶思想从来没有死去，它再次燃起，点燃了人民的心。
将旗帜高高举起，在那旗帜下，奴隶们为人之道而倒下的数以千计。
巨大的力量重新填补了那些倒下的英雄的空缺。
思想在那里奏着胜利的赞歌，伟大而英勇的英雄的坟墓，
成千上万的湖泊歌唱着甜美的赞美诗，给芬兰的儿子和女儿。
森林中霜冻覆盖的松树轻轻摇动着，用温柔的手为倒下的人们摇篮，
他们在平静的安息中安详地入睡，在母亲土地的怀抱中幸福地。
波罗的海的波浪汹涌澎湃，
也向遥远的地方诉说着：“看看这片土地和人民，为了自由，
他们献出了牺牲，比其他许多国家更多，他们献出了最勇敢、最珍贵的一切，
但作为回报却得到了压迫，比任何地方都要血腥的压迫。”。
但是他们再次崛起，不会屈服，他们带领他们的军队再次投入战斗，
“从压迫的黑暗中崛起！”军队的声音像老人一样唱着。
北方的宝贵民族将很快自由。
– WM. LAHTINEN
无产阶级的崛起和斗争
芬兰工人运动在其早期阶段的特点
1884年成立了芬兰的第一个工人协会——赫尔辛基和瓦萨的工人协会。这些协会的创始人主要是工厂主和工头，也有一些受过教育的人。无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参与这些协会的活动，甚至在最初的几年里可能对它们不太熟悉。
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这些协会主要是资产阶级活动的据点。它们的目的是阻止社会主义运动在芬兰的发展，以”保护工人不受那些通常以外国工人的要求为标志的过分要求的伤害”正如赫尔辛基工人协会的第一任主席、工厂主冯·赖特所说的那样：”这对我们的祖国可能产生极坏的后果，我们必须全力避免它们。”可以说，工人运动开始于1892-1893年，当时芬兰正经历着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失业、工人的饥饿工资和长工时引发了无产阶级的不满，甚至到了1894年1月，失业工人走到了赫尔辛基市场大厅，拿走了食品却不付款。这个由工人的饥饿和其他困苦引起的行为激起了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媒体对无产阶级的狂怒。资产阶级严厉地挥舞着法律之剑，威胁要严惩工人，指责那些煽动工人进行不理智行动的人。这个事件表明了阶级关系的激化和阶级斗争的开始。
随着1895年经济困难的结束，工人的地位得到改善，活动也变得活跃起来。例如，《工人报》于1895年3月开始每周出版一次。这份报纸唤起并激励工人，工会活动也开始重新活跃起来。这份报纸并没有采取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正如它在国外已经出现的那样——而是关注工时和工资问题，主张劳动保护法律，倡导”工人事业”。
1896年被称为芬兰工人运动的”大罢工之春”，当时全国各行业爆发了罢工。同时，工人协会中也激烈辩论着工人在扩大选举权、降低或废除选举权阶级壁垒中应该采取何种立场。无产阶级的觉醒受到了坦佩雷工人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影响。在那里，所谓的”激进”派取得了胜利。大会与会者以微弱多数决定放弃支持过去的保守主义，芬兰化运动，并采取稍微自由开放一些的年轻芬兰人的立场——废除选举权中的阶级壁垒。工人运动逐渐稳定下来，已成为发达工人阶层的核心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作，要改变整个社会体制。无产阶级必须参与决定社会事务并发表意见。核心队伍已经壮大，开始筹划合法地每周出版《工人报》。计划于1898年开始实施。然而，由于未获得官方许可，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因为三位大资本家代表前往当时的沙俄总督处，对沙俄反动派施加影响，颁布了禁令。但禁令并没有阻止报纸的发行。《工人报》从1898年开始每周以七栏的形式出版。内容也有所改善。多年来，工人中已涌现出一些知识分子，他们能独立思考和评价社会问题并通过报纸为无产阶级发表意见并展开讨论。从当时的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人们正在寻找更广阔的道路。然而，正如在邻国已经出现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不过在当时并不明显。在那个时期，阐明工人运动的文学作品也非常匮乏。懂外语的人可以了解与工人运动相关的问题，但只会芬兰语的人只能凑合着从报纸里的报道上了解。每年各个工人协会都会出版《工人年历》。但它们的意义非常有限，因为它们通常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式和思想来编纂。直到1898年，才出现了第一批以芬兰语写作的无产阶级运动相关的小册子。
在早期，即使是口头宣传也不存在。而在1897-1898年间，工人运动兴起时，进行了首次宣传。克服了最初的困难后，这一领域也得到了重大进展。最初的宣传者的言辞对工人来说就像黄金般宝贵。这些话言简意赅地传达到优秀的接受者哪里。通过这项工作，人数不断增加，报纸的发行量扩大，宣传活动中售出了大量的书报，同时也筹集了资金用于工人报纸和宣传费用。集体行动得到了发展和巩固。
在那个时期，《工人报》已经开始播下了种子，工人党的建立想法也在成熟。因此，在1896年的坦佩雷会议上，提出了建立工人党并拥有自己的纲领的问题。然而，工人代表团在会议上拒绝了这个提议。1898年的秋季进行了国会选举。沙皇召开特别国会，对新的义务兵法“发表意见”。这件事给工人党的诞生带来了强烈的推动力。当法律最密切和最严重地影响到工人时，赫尔辛基和坦佩雷的工人向资产阶级政党提议，将工人候选人列入名单。这两个城市的资产阶级团体都拒绝了工人的提议。这导致工人决定进行选举罢工。随即，资产阶级团体的报纸中涌现出对工人不忠诚的严厉指责。由于指责和争议，赫尔辛基的工人在一次大会上决定宣布自己为独立的地方工人党派。然后，在1899年夏天，在图尔库举行了第三次工人协会代表大会，独立工人党的想法已经成熟并被接受，尽管它遭到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激烈反对和威胁。
工人运动的迅速增长和日益多样化导致了对日报的迫切需求。人们要求满足这一需求。因为工人的热情和支持不端增长，《工人报》(Työmies-lehti)试图扩大为每个工作日出版。然而，希望没有实现，股票没有售出(Osakkeet eivät menneet kaupaksi.)。除此之外，图尔库从1899年开始每周出版一次《西芬兰工人》(Länsi-Suomen Työmies)坦佩雷每周出版三次《人民报》(kansan-lehti)，工人的关注和贡献开始扩大。同时，科特卡和维堡地区的工人也在筹备属于自己的宣传媒体。除了经济上的困难之外，工人运动和《工人报》(Työmies-lehti)在1899年初还面临着激增的资产阶级迫害。
迫害也蔓延到了别的媒体，《西芬兰工人》(Länsi-Suomen Työmies)被迫从图尔库转移到坦佩雷进行印刷，因为图尔库的资产阶级印刷厂拒绝印刷该报。与此同时，所有当时的其他报纸和出版尝试都被禁止，对工人报纸的审查规定也更为严格。
同年秋天，雇主发布了《工人报》(Työmies-lehti)的一个月停刊命令，这使得该报的处境非常困难，因为工人们的力量似乎已经衰竭。全国的经济状况十分糟糕，工人们也面临困难。但是停滞并不是长期的。本国资本家在工厂和工作场所里再明显不过的剥削、有组织地对工人的骚扰、对罢工者的抓捕、在法庭上指责领导罢工的工人、集会和言论自由的严厉迫害、俄罗斯和国内官方的专横、令人厌恶的警察和监视指令，所有这一切在1900年之后，特别是在1901年维堡党代表大会之后，无疑是对无产阶级的巨大挑衅、激怒和触动。
在沙俄反动总督鲍布里科夫最困难的日子里，罢工和斗争不断爆发。工人们勇敢而顽强地为争取结社自由而斗争，例如在1903年的瓦尔考、菲斯卡尔斯和平雅斯特工厂。1904年，由于工头史密斯的行为，沃伊坎(Voikan)纸厂爆发了大规模罢工。这场沃伊坎工人的罢工不仅激起了无产阶级的激情，还对全国的劳动者产生了触动。最终走向行动。一些工人的骚扰者、小老板被从工作场所赶走。普选权斗争进行得更为坚决。年轻的无产阶级处于强烈的动荡状态中。
工会的成立问题在当时的党领导层和赫尔辛基、坦佩雷的工人之间引发了长时间而坚定的争论。反对工会的人认为，成立这样一个组织是不必要的，因为它会使广大群众脱离政治活动，导致活动变得琐碎化，只追求个人利益。此外，会出现两个工人组织，一个负责政治事务，另一个负责经济事务。结果就是，这会分散工人群体而不是团结起来。然而，这场争论的结果是它在工人群体中产生了活力。特别是赫尔辛基的成立工会意见得到了工人群众的支持。同样，维堡于1901年举行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对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增长也具有重要意义，许多问题，如税收、工作时间、住房和佃农等重要问题都有决议。在这次大会上，已经提出了将党名改为芬兰社会民主党的意见，但直到1903年在福尔萨的下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才实施了这一变更，并在该大会上通过了党的原则性和实践性纲领。值得一提的是，福尔萨大会是在国家镇压达到顶峰时举行的。大会的讨论和决议表明了明确而坚定的斗争意志。福尔萨大会的讨论是宣传性和鼓动性的。纲领的原则性内容在大会后被查封，不过在反动势力稍有减弱后，它也落到了无产阶级手中。大会还通过了选举权宣言，其中体现了革命的阶级斗争精神，并激起了资产阶级的愤怒。这个声明包括以下内容：”芬兰工人完全被排除在国家誓约之外，无法承认贵族议会为其制定的法律为神圣不可侵犯，因此也无法对这些法律感到任何约束，除非是外在的强制力所赋予的义务。出于同样的原因，工人也无法对其*施加任何具有约束力的义务，因为他们被剥夺了他们作为公民的那部分权利。”
这段声明在资产阶级报纸上被直接解释为无政府主义。所有资产阶级报纸都对这个声明感到愤怒，还有对芬兰社会民主党作为党名以及党纲宣言的通过也同样引起了愤怒。稍后，这份声明的成千上万份副本被制作并分发给无产阶级。通过这份声明，工人被激励并要求选举制度的改革。福尔萨大会对芬兰工人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译注: “其”应该指的是贵族议会制定的法律，也就是说，在该法下工人没有要求法律保证自身权利的权利
由于日俄战争和内部强大的革命运动的影响，沙俄的政治局势已经发展到了不会在芬兰增加政治压迫的程度。1904年鲍布里科夫将军在赫尔辛基被暗杀，由此芬兰的紧张局势得到了缓解，他的继任者奥博连斯基亲王在同年秋天做出了一些让步，许多工会得以召开代表大会，举办讲座和其他会议，新闻自由也稍有松动。选举权斗争得到了新的强劲推动力，政府决定在1904年秋季举行议会选举，并提出了关于政治选举权的法案草案。因此，《工人报》(Työmies-lehti)上提出了意见，认为应该召开特别党代表大会，在赫尔辛基决定工人与议会选举的关系。意见得到实行，特别党代会于1904年9月25日至28日在赫尔辛基举行。
通过这次会议的决议，芬兰自由党和青年党(两党之间当时存在激烈的争议)开始争夺工人的支持。这两个资产阶级政党的竞争导致它们都承诺支持普选权。在1904年圣诞节前，议会开会后，无产阶级组织了抗议活动，要求选举权改革。1905年4月14日，在赫尔辛基参议院广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示威活动。游行队伍前面举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共产党宣言》的标语：“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 游行中飘扬着红旗，上面写着标语：“打倒爬行者！”、“打倒反对选举权的人！”、“废除剥夺妇女人权的法律！”、“打倒反对选举权的人！”、“人民意愿是至高无上的法律！”、“打倒阶级既得利益！”、“消除不合理状况！” 正如标语所示，示威活动中的演讲也表现出革命的阶级斗争精神。俄罗斯境内的政治事件的快速发展，将革命的浪潮推到了芬兰。1905年11月爆发了大罢工。无产阶级加入了俄国穷人的自由斗争，并在10月30日宣布了大罢工。
大罢工成为一场全国范围的彻底罢工，持续到11月6日。当时的领导层对大罢工感到意外，他们被孤立了。赫尔辛基的无产阶级选择了一个执行委员会，即所谓的国家委员会，来掌控事态和进行调整。然而，这个委员会并没有发展成像彼得堡那样的苏维埃，也没有意识到苏维埃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国家委员会不仅仅限于掌控首都，而是成为那时解决全国最重要的问题的领导机构。大学生、小资产阶级教师和其他组织通过他们的代表团向这个工人机构宣布加入罢工。通过这种方式和有力的措施，无产阶级将摇摆不定的小资产阶级和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纳入自己的阵营。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试图通过宣布支持工人宣布的罢工来掌握大罢工的领导权。然而，资产阶级并未成功实现这一目标。
芬兰的资本主义，昨天还对工人实行每天10至14小时的工作制度，许多工作场所以解雇威胁工人，要求他们不得加入当地工人协会，派遣军警出席工人会议，甚至禁止工人报纸销售给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将《工人报》(Työmies-lehti)报社驱逐到街头，当工人勇敢而团结一致地行动时，他们才感到震惊。而最让资产阶级恐惧的是，俄国的局势越发不可收拾。
受到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运动的压力，沙皇尼古拉向芬兰发布了一份宣言。宣言于11月4日到达，但罢工委员会直到5日才允许它印刷。宣言恢复了资产阶级的旧宪法，并消除了鲍布里科夫时期颁布的沙俄帝国主义俄罗斯化政策。资产阶级得到了完全满足。因此，立宪派立刻对工人展示了他们的獠牙。它们比以往更为暴烈，在罢工的最后几天，他们准备动用武力对付无产阶级，因为工人在得知沙皇的宣言内容后并未终止罢工，而是继续进行。在此之后，阶级对抗问题在无产阶级中变得越发尖锐和清晰。
通过11月的大罢工，无产阶级在言论、集会和出版自由方面获得了显著的胜利，现在更有机会组织和准备人员，加强组织。政治选举权和一院制议会也在持续的努力下获得。这些成就的结果是工人运动的加强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力增大。大罢工清楚地表明，无论资产阶级以多么美丽和民主的口号出现，它仍然是无产阶级最凶残和最残酷的敌人，而且在各个国家都是如此，并且它们之间有联合关系。芬兰的无产阶级从中得到了巨大的教训，加强了与其他国家无产者的联盟关系。同样，资产阶级试图武力对付无产阶级的企图，促使无产阶级在大罢工结束后保留了赤卫队，将其建设为覆盖全国的各个地区，受集中领导和组织，有武器、军事纪律和一定训练的武装。在这里，无产阶级已经明确认识到，不通过强制手段，就无法推翻资产阶级的特权地位。然而，赤卫队在沙皇政权于1905年和1906年压制了革命力量之后解散，这对芬兰的资产阶级当然产生了影响。而且在1906年的奥卢党代会上，也没有要求继续保持赤卫队的存在，在那种情况下，合法地公开活动被认为更为有利。
为了继续对抗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试图组织地下行动。尽管在大罢工之前就已经尝试了地下活动。在赫尔辛基和其他地方出现了一些小团体，他们讨论革命行动，并参与积极分子和俄国人的活动。大罢工事件之后，这种工作的必要性变得更加明显。大罢工结束后不久，在赫尔辛基成立了大罢工委员会。委员会由40名成员组成，代表了工会、青年团体和工人禁酒协会选出的代表。此外，委员会还有工人赤卫队和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代表。它实质上是一个革命的工人委员会，每周定期召开一次会议，有时在紧张时刻甚至会召开两次。会议上了解国内外的形势，特别是俄罗斯的形势，那里仍在进行革命与反动的斗争。他们还考虑了铁路、电报等国有企业的权力问题，并组织了相应的行动。此外，还有6个小委员会，定期在不同的咖啡馆或同志的住所召开会议，讨论和准备有关地方政府机构的问题，以及革命宣传问题。
在赫尔辛基，地下印刷厂制作了传单，有俄语、爱沙尼亚语和芬兰语的版本，这些传单被分发给工人、步兵和要塞部队。军事宣传也在士兵组织的舞会、赤卫队和其他地方进行。某些小组还进行了商人仓库的”清理工作”，以及对大资本家的银行和其他机构的财产没收。这些物资主要供俄罗斯革命者使用，但也保留了一部分供自身使用。如果强制没收涉及到芬兰工人，所得款项将移交给协助革命工作的机构，该机构领导这种行动，并组织由10人组成的小队执行每个任务。这些资金主要用于购买武器和其他必要的战斗工具，这些物资通常都很缺乏。一些武器由全国各地的资产阶级秘密战斗组织“Voimaliitto”(力量联盟)持有，但他们当然不愿意将其交给工人。在维堡岛起义期间，当与这些人谈判武器供应时，他们只同意每10人提供一支步枪，并且前提是在战斗结束，推翻沙皇制度后，将枪支归还给他们。强制没收引发了在工人中的争议，特别是存在一些堕落的参与者将资金用于个人目的。较温和派别极不赞同这种行动。
地下行动一直持续到维堡岛起义。在维堡岛起义期间(7月30日晚上至8月4日)，由大罢工委员会选出的一个15人委员会负责处理赫尔辛基的事务。7月31日，由科克上尉宣布的大罢工只成功了一部分。在事态尚不明朗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党委会拒绝在全国范围内宣布大罢工，但同意在赫尔辛基宣布大罢工。当起义爆发时，虽然由于特务阿塞文(Asevin)的行动导致时间提前，但执行委员会的任务是监督工作场所 筹备生活必需品 进行宣传工作 为起义者提供衣物和住所等各式援助，并与赤卫队总部保持联系，该部队驻扎在维堡山上。
在谈到维堡起义时，必须提到与芬兰屠夫卫队在哈卡尼米广场发生的第一次枪战。约200名屠夫队队员出动，打算袭击赤卫队。赤卫队得知情况后派出了一支由10人组成的队伍迎击屠夫队，后者对着列队整齐、准备开火的屠夫队开枪。屠夫队立即在混乱中逃窜，留下一些倒下的人在哈卡瑟尔广场。由此，屠夫卫队被解除了武装。虽然维堡起义最终仍以失败告终。但是，这是芬兰工人为俄国革命而流血，为芬兰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流血的第一次。而芬兰资产阶级再次表明，他们是如何背叛与沙皇制度的”自由斗争”。芬兰资产阶级确实试图招募工人加入”力量联盟”，但却不给予工人武器，当时俄国革命者正在战斗。而资产阶级则等待时机，一旦俄国革命者推翻沙皇制度，他们就准备用武力夺取权力。为此，他们已经开始手持武器对抗无产阶级。除此之外，芬兰资产阶级还严厉惩罚了参与起义的工人，通过其阶级法院对80名工人判处3至5年，甚至更长的监禁。
维堡起义之后，革命活动趋于平息。革命局势已经过去，保守势力的权力不断加强。芬兰工人开始准备参加议会选举和其他活动。由于地下活动没有像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那样系统地发展成党内活动，结果是后来的这些活动所需的经验更为依赖学习，特别是从俄国布尔什维克同志那里学习。
1905年的大罢工对工人的觉醒和公开活动产生了强烈推动作用。在大罢工之后，芬兰的工人处于蓬勃发展的状态。不仅城市和工厂地区的工人，而且农村的贫苦工人也都参与了运动。罢工在各地蔓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北部地区的大规模木材工人罢工，派遣警察部队以镇压，逮捕一些罢工的领头人物并判处多年徒刑。同样，埃沃的林业工人罢工吸引了全国工人的注意，其中61名工人被判处三个月监禁。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坦佩雷的工厂罢工、赫尔辛基的金属工人封锁行动以及许多农奴佃农的罢工，其中最受铁拳打击的是劳肯男爵斯坦德斯基尔德的佃农。男爵从赫尔辛基召集了大批骑警来赶走佃农。这些”鞭打者”砸坏佃农的窗户和门，破坏炉子，把家具扔进庭院和街道，用鞭子殴打老人和孩子。这种野蛮行径激起了工人的愤怒。在罢工运动的影响下，工会组织重新振兴，成立了许多行业分会，旧的联盟开始运作，还成立了新的组织。人们开始着手创建一个覆盖全国的工会组织，以创建一个统一的、强大的阶级斗争力量，这个计划在1907年4月的坦佩雷会议上得以实现。农奴佃农们在全国各地召开会议，并在1906年的坦佩雷代表大会上汇集了400多名代表。在佃农会议上制定并通过了一项广泛的改革计划，包括对新土地租约和耕作义务的要求。
谈及早期工人运动及其发展时，特别值得提到的是1906年在奥卢举行的党代会，它标志着议会行动和劳工运动的新时期的开始。这次代会发生在无产阶级群众已经觉醒行动、大规模罢工和劳工运动紧张充斥的时期。在这次代会上，建立了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形式，包括地方和选区组织，并制定了选举纲领。同时，还通过了后来的党代会上以“锡尔塔岛精神”为特色的行动准则。这次大会通过的选举纲领，主要关注最紧迫的社会改革工作。
为组织和启蒙工人，工作分支延伸到许多其他领域。因此，工人妇女和青年组织成立，合作社运动、体育运动、宣传教育等活动得到发展。工人妇女早在1900年就已经觉醒，参加到有组织的合作中，因为就在当年，赫尔辛基举行了第一次工人妇女代表大会。佣人联盟成立于1902年。大罢工期间，女佣们的要求引起了雇主、地主和夫人们的愤怒和恐惧。在某些地方，雇工们不做饭、不喂牲畜。大罢工期间，女佣们要求每周放一个假日，享受8天的夏季假期，如果工作超过10小时，应支付加班费。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要求得到了接受，但后来女佣们又失去了这些权益，也没有形成有活力的联盟。
合作社运动诞生于20世纪初。起初，无产阶级对合作社运动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认为它只是一种“浮于社会表面”的运动。人们认为它注定只能停留在零售业阶段，对无产阶级的实际利益作用有限。然而，随着合作社运动的发展壮大，无产阶级也开始更加重视，并意识到合作社运动可以成为阶级斗争的重要工具。多年来，合作社运动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强大的经济组织。1913年在科特卡(Kotka)举行的合作社代表大会的决议界定了合作社运动与工人运动的关系。决议指出，合作社运动应更加接近无产阶级，并考虑其要求。然而，随着阶级关系的激化，合作社运动组织最终瓦解，因此在芬兰形成了资产阶级和所谓的进步主义合作社组织，后者由现任社会主义部长领导。
20世纪初兴起的工人运动吸引了年轻人的参与，尤其是在大型工业中心。然而，成年人的组织，如禁酒会和青年团体，并未能满足工人青年的需求。在新兴的工人运动中，他们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感受到觉醒的阶级意识的召唤。初期的热情将大批工人青年带到工人组织中，他们以极大的热诚投入活动，并投身于自学工作，当时工人协会的演讲和讨论会为此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在这些团体中，社会民主主义青年组织得以建立起来。人们知道，国外存在着专门的社会主义青年组织，青年们在其中从事自我教育工作，并纳入了青年保护问题等议程。这激励人们朝着同样的方向努力。于是，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于1905年初成立。首先在坦佩雷成立了青年部门。十一月的大罢工也推动了青年运动。资产阶级看到了青年群体的巨大崛起，于是邀请当时在工人阶级中著名的“乞丐传教士”米科·皮拉伊宁创立“芬兰青年友谊联盟”，作为社会民主主义青年运动的竞争对手。他打算通过该联盟在学生青年和工人青年之间建立联系。然而，该联盟并没有取得活力，消失于1906年社会民主主义青年组织的活动开始后。青年联盟与党的关系一直很稳定，直到阶级斗争爆发。该联盟的成员超过了1万人，青年报的发行量达到了1.2万份。青年运动在整个工人运动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说明工人运动的繁荣和发展，我们还要提到，例如，1900年工人协会有64个，会员人数为9,446人，而到1915年已有1,528个协会，会员人数达到51,821人。在大罢工之后的几年里，党派似乎成为了一条迁徙的大道，吸引了许多人。有些人稳定下来并留在了党内。例如，1906年会员人数增加到85,000人，但在之后的年份一直维持在50,000人左右，直到1917年。在1900年，工人仅拥有14栋自己的房屋，但到1915年已经增加到911栋。协会的净资产在1900年为285,098马克，而在1915年已经增加到700,515马克。
党的报刊也迅速增加。1905年只有5份报纸，而到1916年已经增加到21份。前者年份的总发行量为83,000份，而1916年为174,000份。除党报外，几乎每个行业工会以及职业工会组织都有自己的发声机构，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工人的组织和意识的提升。
众多工人协会进行的教育和培训工作具有重要价值。协会拥有自己的图书馆和阅览室，戏剧团体，工人剧院，歌唱和乐团。体育俱乐部也在为身体美丽、健康和活力以及政治意识的培养做出努力。所有这一切连同会议、学习班、讲座和演讲等活动，对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同时也是对统治阶级的斗争，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教育工作。广大工人群众开始意识到社会现实中存在的不公正现象，认识到其真正原因以及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手段。因此，1917年无产阶级准备参与革命事件，就像1918年阶级战争爆发时一样。8万名工人掌握了枪支，旨在摧毁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体制。
然而，对于许多重大和重要事项的深入了解仍然缺乏。人们没有理解帝国主义的含义和意义，也没有意识到1914年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对无产阶级革命性的阶级斗争运动可能产生的影响。同样，人们没有充分理解俄国革命的意义，也没有意识到它可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人们也没有理解到一个具有统一、铁一般纪律的共产党的重要性和存在的必要性。当这些重要因素的认识缺乏时，很明显，芬兰的无产阶级必须通过艰难的经历来理解、认识和接受这些问题。现在，芬兰的许多工人已经了解了这些问题。芬兰领导的共产党已经形成了领导地位的国际共产主义，它将引导芬兰经历了许多考验、受苦和斗争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摆脱资本主义的恶劣体制。
奥托·维尔米(Otto Vilmi)
形势发展为阶级战争
俄国二月*革命的影响
*译注:原文是三月革命，考虑到国内通称二月革命，遂更改
随着沙俄制度在1917年3月崩溃，芬兰也迎来了更加自由的时代。对于厌恶的压迫统治被推翻，特别是在工人阶级中，喜悦是无限的。现在，沙皇制度下受到压迫的工人组织也有了活动的机会。俄国的革命士兵向芬兰工人伸出了手。人们生活在崛起的热情中。4月4日，由于议会中有小规模的社会主义多数派，召集了议会。春季和夏季立即爆发了工人的经济斗争，几乎没有例外地以工人的胜利告终。美好愿景的实现看似即将到来。工会的成员数量，在1916年达到42,000人，短时间内增长到160,000人，社会民主党的党员数量也增加到150,000人。
然而，工人阶级的不断增长的权力开始让资产阶级感到恐惧。虽然它在俄国的临时资产阶级政府中看到了某种保障，与之匆匆进行了一些涉及芬兰和俄国关系的交易。当维持秩序的责任转移到由工人组成的民兵队时，资产阶级的恐惧进一步增加。但是资产阶级巧妙地适应了这种情况。他们开始悄悄组织自己的阶级武装，并等待着合适的机会来打击威胁到他们权力的工人统治。
在四月初，成立了所谓的托科伊内内阁，其中有6名社会主义者和6名资产阶级人士。社会民主党内部反对参与社会主义者组成的政府，只是以微弱的多数赞成派的胜利进入政府。议会中多数派是社会主义者，而参议院中有一半的社会主义者，似乎一切实现社会主义纲领的条件都已经具备。但这并不容易。根据议会法，即使是小小的资产阶级少数派也可以阻碍某项法律的通过。资产阶级利用了这些规定。只是因为无产阶级坚决的行动，他们才被迫同意通过一些关于工人的法律。当开始明显地看到资产阶级不是同意工人的重要要求，而是秘密组织武装力量来支持他们的权力时，工人界也开始讨论建立赤卫队。社会民主党最初对这一计划持保留态度。然而，他们同意武装行动，并将已经成立的队伍谦虚地称为”秩序卫队”。然而，并没有足够的支持可以将这些队伍发展成为真正的工人军队。
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活动旨在实现尽可能广泛的民主。通过工人阶级的坚决行动，成功通过了新的地方自治法，其中基于财富的选举被废除，每个年满20岁的人在地方选举中都能获得选举权。对于8小时工作日的斗争也取得了成果。当俄罗斯临时政府明显地迎合资产阶级的意愿时，芬兰社会主义者开始要求芬兰完全独立。
于是，7月18日，议会通过了权力法，宣布自己是最高权力的持有者。然而，应芬兰资产阶级的要求，俄罗斯临时政府解散了议会，并决定进行新的选举。然而，当时担任议会议长的K. Manner没有遵守解散命令，而是召集了议会。议会大厦当时被哥萨克人(Kasakoilla)*占领。这一行动在工人群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动荡和愤慨。罢工运动加剧，加上严重的粮食短缺，形势非常混乱。尽管存在解散命令，议会仍然召开，资产阶级代表们留了下来。
*译注:虽然哥萨克在这里出现显得十分不合理，但是没有更为合适的翻译，参考https://fi.wikipedia.org/wiki/Kasakat此处也许是kasakat的某种变形，可能是哥萨克士兵的意思
虽然大家都认识到解散议会是非法的，但仍开始组织新选举。工人运动宣布10月1日和2日举行的选举为“革命选举”。工人的选票从37万增加到45万，但尽管如此，他们仍未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工人代表人数为92人，资产阶级代表人数为108人。在新的议会中，资产阶级又开始展现他们的反动与傲慢。他们打算将最高政权移交给三人组成的摄政委员会。所有工人的改革要求都被拒绝了。这加剧了阶级矛盾。革命情绪上升，与此同时，粮食短缺问题不断加剧，工人阶级对议会的信任动摇，开始寻求更具革命性的道路。
十一月总罢工
根据新的选举结果，斯温胡伍德(Svinhufvud)组建了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参议院，它准备着全面打击威胁到资本主义体制的无产阶级。秘密组织的雇佣军(lahtarikaarteja)被越来越大胆地组织起来，武器也开始从瑞典和德国秘密运往芬兰。*)
*) 作者注: 在夏季和秋季，武器已经从国外运进给雇佣军(lahtarikaarteja)。在赫尔辛基和维堡，还秘密制造了炸弹和手榴弹。1月28日，赫尔辛基的”制造商们”准备好了2,500枚强力手榴弹，但并未及时送往乡村地区。武器不断被运往波恩曼地区，之后还会从俄罗斯军队购买和抢夺武器。
11月7日，俄罗斯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权力转移到了无产阶级手中。芬兰的无产阶级也面临着一个问题，是否应该效仿并走上社会革命的道路。群众中显然有愿意响应俄罗斯革命呼吁的意愿，但缺乏果断的行动。在议会中，无产阶级的代表提出了”我们要求”的计划，其中明确表达了无产阶级的最重要要求。然而，该计划被拒绝。紧张局势加剧，11月15日爆发大规模罢工。一个革命性的中央委员成立，由劳工联合会、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和社会民主党议会团体任命其代表。
大罢工是无产阶级力量的华丽表演。无产阶级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夺取全部权力。所有机器停摆，赤卫队在各处掌握局势。雇佣军则躲藏起来。
整齐列队。资产阶级察觉到了危险。它匆忙做出了一些让步。放弃了将最高权力移交给三人执政团和并许诺解决粮食问题，实现地方自治法和八小时工作制。由于罢工的继续显然会加剧迫切的粮食危机，罢工在四天后中止。革命斗争的道路被放弃，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和平手段实现自己的要求。事后这一决定被解释为历史性的错误。关键的一步应该在资产阶级仍然脆弱的时候采取。资产阶级利用了无产阶级的犹豫。它提出了口号”稳定的权力秩序！”这是对无产阶级的挑战。”稳定的权力秩序”意味着更严酷的资本主义压迫制度。
11月罢工之后，无产阶级失去了权力。资产阶级开始利用这一点对付无产阶级。特别是在北部低地*地区出现了武装的白军。农民们被骗入这些军队，他们被告知这是为了争取芬兰的独立和驱逐俄军。尽管这是虚假的宣传，但仍然取得了成功，尽管苏维埃政府在12月18日做出决定并在1月2日发布法令宣布芬兰独立，并同时开始将俄军撤离芬兰送回俄国。
*译注:芬兰过去的一个省 参考: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strobothnia_(historical_province)
然而，工人方面也保持警惕，他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正在与资产阶级发生决定性的对抗。在芬兰南部，赤卫队开始更为有效地集结。
阶级战争爆发
在一月的最后几天，已经明显地看到无法避免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武装冲突。资产阶级已经安排好了事情，他们敢于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在后来的著作中，白军直接大方地承认他们参与了1918年的阶级战争。*)
*)作者注: 然而，政府差点在战斗开始的关键时刻延迟了行动，而曼纳海姆已经为阶级战争做好了准备。在一月的最后几天，政府给曼纳海姆发了一封电报，称俄罗斯通知他们俄罗斯军队将不会干涉芬兰人的争端。如果这个消息被公开，那些认为他们是参军对抗俄罗斯人的农民就很难被吸引过来。曼纳海姆将这份电报放进口袋里，不再让它影响阶级战争计划的执行。
(参见《芬兰自由战争》(SuomenVapaussota)第二卷第35页)
事后得知，参议院在1月16日已经决定开始内战。芬兰与德国总参谋部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最终得到了德国将派遣援军的确切承诺。同时，在德国安排下，大约2,000名在德国军事学校接受训练的芬兰猎人也返回了家乡。
用于”自由战争”的资金的筹备工作早已开始。早在10月3日，赫尔辛基证券交易所就召开了一次会议，有许多知名的资本家参会。会议上捐献了900万马克用于军备，当然这笔款项事后将被返还给”捐赠者”
(参见《芬兰自由战争》(SuomenVapaussota)第一卷第296页)。
1月27日，参议院为曼纳海姆提供了1300万马克。白军总司令的人选也早在初期就有了讨论。当时活跃的军事委员会任命了在俄罗斯军队服役的克拉斯·沙尔彭蒂尔，但他显然不够”称职”。因此，取而代之的是在俄罗斯军队服役的卡尔·古斯塔夫·曼纳海姆将军。曼纳海姆于1月11日就任总司令，并在稍后得到确认。曼纳海姆立即制定了战争计划，并在波的尼亚组织了白卫军部队以进行战斗。
红军方面也不闲着。然而，他们行动过慢，缺乏决心。许多次宝贵的机会被浪费在等待中。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1月26日早上5点钟，扩大了的党委员会在在赫尔辛基的前总督官邸”斯莫尔纳”召开了会议。会议上形势已经明确。经过简短的讨论，决定回应资产阶级的挑战，宣布革命。
到处都开始了紧张的活动。1月27日，在赫尔辛基工人之家的塔楼上升起了红旗，表示工人阶级将夺取权力。在赫尔辛基和南芬兰地区，白军们意识到自己的弱小，不敢公开行动。相反，他们在首都进行秘密活动，开始搞破坏。红军迅速夺取了首都的控制权，占领了政府大楼和办公机构。资产阶级官员已经逃之夭夭。政府已经迁至瓦萨，它现在白色芬兰的”首都”。
工人们在各地取代了破坏者，出色地使行政和生产机构运转起来。铁路运输得以顺利组织，私营工厂也被工人接管，恢复生产并继续运作，甚至比以前更好。银行财产也被没收。这样，南芬兰的工人表明他们足够成熟，能够承担社会的领导并组织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的生产生活。
取而代之的是工人自己的政府。工人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人民委员会来处理政府事务，在后来的大会上得到了批准。政府由社会民主党的知名领导人和红军代表组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由右翼和左翼社会主义者组成的联合政府。
人民委员会的组成如下：主席K.曼那(K. Manner)，外交专员 伊约.西罗拉(Yrjö Sirola)，内政事务 埃罗·哈帕莱宁(Eero Haapalainen)和Adolf Taimi，司法事务Lauri Letonmäki和Antti Kiviranta，教育事务O. V. Kuusinen，财政事务Jalo Kohonen，劳工事务J. Lumivuokko，农业事务Evert Eloranta，食品事务O. Tokoi，交通事务Konst. Lindqvist，邮政事务Emil Elo。此外，设立了工人最高委员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社会民主党党委会选出10名成员，工会选出10名，红军选出10名，赫尔辛基地方组织选出5名，共计35名成员。社会民主党组织还在各地设立了代表团和其他职能机构。铁路管理交由铁路委员会负责，监狱由监狱委员会负责，以此类推。
从此，工人阶级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并建立了工人阶级的行政机构。然而，他们并没有明确的目标。他们使用了小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解释说他们的目标是民主，制定了民主纲领，并承诺在资产阶级的进攻被击退后将其实现。然而，他们没有正确评估资产阶级的力量，没有足够重视工人阶级武装力量的发展。他们也缺乏将没有武器经验的工人群体打造成真正战斗力的军队的能力。起初他们也缺乏武器，但后来从俄罗斯获得了援助。在短时间内，他们组建了由75,000人组成的红军，派遣他们去扩大工人的权力范围。然而，资产阶级已经组织了他们的白军，他们拥有熟练的军事领导，并不断得到外国的援助，他们能够阻止红军从南方向北方进军。相反，白军己开始向南方进攻。红军英勇地进行了抵抗，为期十周的血腥阶级战争的战线形成了，直到德军终结战斗。红军被击败，工人阶级的权力被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