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
当我在东海时，我学习外语。那时候，我要出去学习新闻，所以我的硕士学位是新闻。当时，我打算在学习后从事新闻工作。在学习期间，我学习了一些关于研究统计的课程。我觉得这很有趣，所以我决定改变我的职业。完成硕士学位后，我去了密歇根州立大学，转到了社会学。我个人的经验是，尽管我在学习过程中经历了很多转折，但我并没有遭受太多的痛苦。我不会适应它，因为我没有社会科学背景。最重要的是我发现自己很感兴趣，所以我不觉得被拒绝。如果我能学习，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那时候，外国学生很穷，奖学金也很少，所以我在学校的时候，夏天就去学校餐厅收菜。一个夏天，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们系主任去吃饭，看到我很惊讶。我想这是我忙碌的一天，但也很愉快。我认为学习有时取决于一点运气。当我还是一名医生时，我遇到了几位好老师，并参加了几项研究。当时，我帮助分析事情，一起写文章，然后去会议上发表。我也这样做了。这相当于我学生生涯中的一个专业过程，如何组织和发表文章，如何处理阶段下的问题，等等。我还关注这些教授如何申请研究经费，以及教学和研究如何合作。这些机会让我观察到一个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人是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的。
[职业生涯]
我的第一个工作是在Johns Hopkins社会系，是学校刚组起的新系，就找到James Coleman当系主任，很年轻的系主任。其他人也都很年轻、很优秀，当然也有很资深的，但差不多都是一些生气蓬勃的，比如说Mark Granovetter，我们也都很积极。我当时是在做Social networks，就是社会网络，我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网络，所以刚开始很大一部份时间在中美洲做研究，在哥斯大黎加、海地等国家做田野调查。去这些国家做研究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教书时有一个学生的父亲要带一个医疗团队到中美洲去，他想知道如何才会有成效，为什么有的家长会带小孩来打预防针，有的不会。便问他的小孩有没有什么教授可以给他们建议，因为他的孩子在上我的课，于是来问我，我说在社会网中讯息的diffusion有些是有力的、有些没有，我就跟他说，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组一个调查团跟你父亲一起去。去了一次之后，胆子就大了，以后就自己去了。当然不是我去做调查，因为我不会讲他们的语言，我是去监督的。当时很幸运，因为我当研究生时就知道老师如何带学生，所以我就自己组织了一些学生。当时年轻胆大，带了一批学生就到中美去做田野，当时这批学生跟我一样都很年轻，但都很有兴趣，所以后来都出头了。这个经验对我很有帮助，一是我对一些问题开始有所思考，然后知道如何组织一个研究队伍，包括要如何请当地的人协助等。正因为年轻，所以不怕吃苦，我们在海地时是住首都，但是出去都要到很远的地方，坐卡车去，而且那边的东西都不能吃，水也不能喝，所以是一整天不吃不喝，晚上再回来，当时就是年轻，所以不怕苦。
我在Johns Hopkins待了五年，之后就转到纽约州立大学。然后1989年底转到Duke，当时Duke就是要找一个刚成立的亚洲研究所的所长，好几个系一起来找人，社会系也是其中之一，提出几个候选人。当时我虽然没有动的意思，但是Duke聘人的重点都与我蛮接近的，比较走实证方面。其次是Duke有很好的医学院，我有一部份是做医疗社会学，加上亚洲又正在发展，所以我很有兴趣。
【多元的研究领域】
我在研究方面跨了好几个领域，如果叫我只做一件事情我会觉得很枯燥。一个人如果一直在一条路上发展，到了某个程度就会停顿下来，没有stimulation，如果没有在几个方向上发展就会无法突破，自己也会很苦恼。我在七十年代碰到这样的瓶颈，当时那一段做完之后我觉得很好，但是接下来就不知道该做什么，因为该讲的都已经讲了，至少当时我觉得这样。当然年龄也是一个因素，年轻时可能不会想太多，但是随年龄增长，比如说当时我父亲过世，接着我的孩子出生，突然发现自己的生命阶段跳了一层，就有危机感产生，一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于是产生一个停顿，还好时间并不是很长。现在回顾一下我如何突破这个困境，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虽然当时我不知道怎么走下一步，但我没有因此停顿下来，仍然继续工作，有机会仍然去作研究，那段时间约有一、两年。我的思路虽然没有前进，但是我的工作仍然继续，所以我做了一些小的project，但是这些project后来给我很多启发。
其中有一个叫做小小世界(small world)的研究将我往前推了一大步！小小世界就是研究当我传信给你，你如何把它传给别人，这在西方被拿来当作一种研究工具。我要找什么样的人，我把这讯息传给你，看你认不认识这样的人，请你传给他，或你认为他可能认识这样的人的人。我参加这个计划也是很偶然的，因为纽约州卫生厅发现了一个疾病，过去认为是不会传染的，但是在一个学校里发现好几个校友都得到这种病，就怀疑是一种社会性的传染疾病。所以一方面找了医学院，另一方面就找我们社会系，最后就找到我，因为我做社会网。这给我很大的启示，就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发出的讯息会到那个target，但有的没有到，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分析资料，发现讯息传递有好几种方式，一种传给他最好的朋友；一种是因为我们的研究人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一点，所以先往下走，平移之后再传给其他人；还有一种是往上走，结果发现往比自己地位高的方向走反而比较容易成功。我就再思考这种结果，因为我们一直认为平行的因为同质性高，比较容易传递，速度也比较快一点，结果不是这样，反而是往地位比较稍微高一点的会成功。刚好当时有一些社会网的理论出来，谈到弱关系(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我就把它结合起来。我的论点是，因为弱关系可以碰到好的资源。虽然我是研究社会网的，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也不知道会走到哪里去。我发现这个结果很有意思，就把过去的文献拿来看，分析思考这个结果，接著马上去做一个整个社区的调查，观察如何去检验我的理论，从那以后我走出了困境，研究领域也开阔起来。
我本来在中南美洲小村落中作社会网，一下跳到传染病的延伸，接下来就到劳动市场，我题目一直在变，但我思考的东西是很一致的。思路打开之后，我就没有停顿过，因为有很多东西可以做，我可以做劳动市场的流动，也可以做心理卫生的社会资源方面，因为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很重要，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所以就多条路同时进行，但都以social network为主。我觉得对我来讲是最好的一种安排，因为我不想只在一条路上思考，我想到处看看，我的人生跟我的思路个性是这样，有的人可能只希望在一条路上思考，不希望别的来干扰。我的经验并不一定适用每个人，但对我而言这个经验是很好，可以不断地给我刺激，让我去思考。有人问我这样会不会搞乱了或者一事无成，但基本上我心中的思想概念是很一致的。社会网的概念已经发展很久了，从二０年代开始，但理论上面没有什么大突破，因为大家一直在想方法论的问题，如果我一直跟著那条路线走下去就很有局限性了。当然也许会过的很愉快，但我在研究领域上一展开之后，就发现可以做的太多了。譬如说我最近在台湾准备做一个关于婚礼的研究，因为说到社会网或社会资源的问题，在我们中国文化中，双方都要尽量去找地位比较高的证婚人，要如何在社会网里去找，这跟我过去做的又不太一样，但在理论上是完全一致的。
【立足美国、探索亚洲】
我作研究大多是尝试在不同社会中去探讨，我很早就敢去闯，像去中美洲作研究。中美洲是个陌生的地方，语言也不通，当然在接触一个新文化的时候都是很皮毛的。有一次我们在哥斯达黎加作社会网，要村民写下最好朋友的名字，要把社会网连起来，结果很多人告诉我们他最好的朋友名叫耶稣，在西班牙文里真的有这个名字，可是我们到处找不到这个人。第二天我们回到这个村子，解释之后才发现在这个文化中，实体与精神上的朋友是不分的，所以我们马上就懂了，是我们问的方式有问题。那些访问员很有意思，他们多是城里面的人，所以他们也没想到这个问题，这其中还有城乡差距。社会科学在不同文化背景里去研究的确有困难，我在美国经常组织一些调查团，学生成员很多都是美国人，他们就会纠正我对于美国社会的一些了解。实际上我一面作也一面在学习，重要的是不要一个人作，尤其是社会科学，因为一个人常常会想不通一些道理，我经常跟学生一起合作。
我之所以在美国站的住脚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很现实的，当初我主要的东西是在美国作的，美国文化也是先入为主的，如果你作了外国东西拿去不见得受到特别重视。我则因为起初以美国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我可以用他们的语言，用他们的资料来和他们对话，所以他们也没有任何理由排挤我。如果我只用中南美洲或东亚的东西，他们可能认为资料不一样，但我用的是美国资料，很多东西是理论上的对话，没有资料的问题，这对我讲是一个优势。很多亚洲学者一开始就是作东亚的研究，美国学界就会认定他们是中国专家，就会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认为他们做的东西只是area study。就像我目前用台湾社会变迁调查的资料，他们也还是可能会质疑结论是否可以generalized。但是因为我一开始就作美国的东西，到了我作中国大陆的东西时，我已经站稳了，别人无法挑战我。因为别人的资料我已经有了，但我的资料别人没有，当初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事后想起来发现我避免掉一段艰苦的路程。
但我并没有放弃对亚洲的关怀，虽然我早期不是做亚洲的研究，但是我很早就跟其他人合作组了北美华人社会学学会，一直和大陆、香港以及台湾的学者保持联系。美国学者比较不会去挑战欧洲在实证上的研究，可是如果在拉丁美洲或者是台湾作，他就会质疑你。这个观念慢慢在变，八0年代中期我刚开始作中国大陆的研究时，投稿相当不顺利，他会问你为什么在中国大陆作，几次之后我们就慢慢打入他们一些重要的期刊。这里面也有区域上的差别，比如说中国大陆的研究受到比较大的重视，就像美国过去对日本很有兴趣，因为他曾是经济强国，现在对中国大陆很有兴趣，因为中国人口多、市场大，加上很多美国人对于中国大陆有历史上的关怀。
【公共参与】
我在美国已经待了蛮长的时间，深刻感受到其实并不能只在自己的系或领域中教书与做研究，我们华人有些人在医学界、工程界做的很好，很努力在自己领域中钻研。但我认为有很大缺陷，因为他们很努力在自己领域中发展，到最后人家会认为他对公共事物没有兴趣，只是一辈子做研究、教学或事务性的工作。我觉得这样很可惜，因为他有能力为社会做一些事。我个人比较注意的是我所居住地区的华人，我们自己组了一个组织来与其他少数民族团体联系，也办了一些活动、参加州政府会议等。第二是学会中华裔的学者，我们也组了一个团体。第三是专业的公共参与方面，我很坚持参加美国社会学会的活动，参与编辑、做委员、审核等等，只要有时间、有邀请我就会参加。如此一来，我可以看看别人的文章和Proposal是怎么写的，我也可以看他们如何审核。
我是两次才选上美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学会有一个提名小组，每年选一次成员，开会提名候选人，然后不记名投票。我第一次选输了之后马上又被提名，所以我想我的票数可能是很接近的。被提名或邀请之后，如果是我愿意去做的我就会去做，不会躲避竞选，这是一种服务，我认为有机会的话就要当仁不让，要对自己有信心。在担任副会长时，主要是做一些指定的工作，如担任search committee的主席，主持会议，提名下一任主席与副主席这是很复杂的工作。其他时间我可以自己找一些project来做，还有接待国际学者等，任期只有一年，算是一种honor，就尽量找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去做。其实学会自己有一个office在运作，我们算是义务做事，我并不逃避这些事，但是仍然主要专心在自己的研究上。
【对台湾社会学发展的期许】
华人地区社会学家队伍最整齐的当然是台湾，任何地区也没办法比，尤其是在欧美拿博士的数目很多，在欧美也是受过一定的training，聚集了很多珍贵的人才。此外资源也很丰富，做研究、出版等都不是问题。香港的问题是规定一定要用外文发表，在香港本地发表的都不太算，这样压力就很大。最近香港的学者自己也组织了一些审核比较严密的期刊，尝试建立本地的社会学期刊，中英文都有，这是一个反省的结果。中国大陆则起步比较晚，都是接受三十、四十年代受教育的人来指导，不过现在年轻人也起来了，在海外也逐渐站的住脚。他们对中国社会学社群的影响力仍然有限。如果没有研究经费、出版上的问题，我想再过十年就可以发展起来。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ysxt的问题，不像在其他地区，意见可以自由地阐述，虽然有时候东西可以讲，但怎么讲有他的局限性，不过我想在将来都会改变，再过二十年，他们的社会学家人数可能会是北美以外最多的。
台湾社会学界近二三十年来的发展是很截然不同的，东海是第一个有社会系的，虽然当时我不是念社会学的，但我觉得很薄弱，学生是很优秀，老师就比较薄弱，因为他们学的东西跟外面已经有点脱节了。可喜的是那批学生现在都回来了，他们在跨文化的研究，不管是理论或方法的应用上，应该都有一些优势。出了北美与西欧之外，以人口的平均数字来看，台湾的社会学应该是最发达的，看样子在资源方面也没有问题。我觉得比较遗憾的是大部份的学者学成后都立刻回来，欠缺在美国社会科学学界中的经验，如果有这一段经验我认为会很有帮助。比如我当初在美国五六年之间，有很丰富的经验，比如写proposal、如何投稿，投稿被打回来要如何回应等，这些挫折的经验都是很可贵的，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可能就比较有局限性。这些挫折经验虽然感受上是很可怕的，但长远来看对一个人的研究生涯是很有帮助的。事实上挫折没有什么了不起，几次之后就习惯了，我不是认为一定要投美国期刊，但是一定要跟外面的人对话，社会科学领域中自己觉得做的好的东西，看看别人怎么想，才能更精进、进步。
另一方面我虽然觉得国际化出版很重要，但很多东西不一定要用外文发表，因为重点是要和外国对话，不管是理论或实证上，所以应该是一个超国界的方法比较妥当，要马上打入他们的核心期刊有点困难，毕竟他们有先入为主的概念。但其他专门领域的期刊是比较open的，比如说像Development、Migration、Ethnic study、Gender study等，我当然希望看到国内的学者在这些领域的国际期刊有一些发表。因为语言的关系，一个外国人还要花三五年去熟悉语言才能研究台湾，国内的学者就比较占优势，发言的声音应该比较大一点。
【结语：痕迹与轨迹】
我认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在我们的学科中留一点「痕迹」，就是让以后的人知道自己的研究；第二个是留下「轨迹」，这更不容易了，要让后面的人跟著你走，我常常提醒自己不要认为现在已经做的差不多了，有点痕迹不要自满，我们应该抱著留下轨迹的心情，而不只是要造成一时的轰动(sensation)，我常这样鼓励我自己及学生。
林南教授，1938年生，先后在台湾东海大学（1960）、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1963） 、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1966）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和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等学校社会学系担任教职。曾担任美国社会学会（ASA）副会长。199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成为继陶孟和、陈达、金耀基之后第四位获此殊荣的社会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