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约瑟夫·伯滕威泽讲座教授，被誉为“21世纪社会学之父”。
在进行必要的（理论）重构之前，我们先来思考一下什么是不平等。人类的不平等，通常是指某些属性在一组社会单元（如个人、类别、群体或地区）之间的不均衡分布。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往往特别关注成本和收益——广义的物品——的不均衡分配。相关物品不仅包括财富和收入，还包括各种收益和成本，如对土地的控制、暴露于疾病、受到他人的尊重、服兵役的责任、被杀害的风险、拥有工具、找到性伴侣的可能性等。研究社会不平等的学生们很少关注其他属性的不均衡分配，如遗传特征和音乐风格偏好等，除非这些属性与广义物品的分配不均有关。
不同物品的自主性（不需要参照外部单位就能观察到，如食物的积累）或相对性（只有与其他单位相关时才能观察到，如声望）各不相同。财富、收入和健康是典型的自主物品，而声望、权力和客户则是典型的相对物品。（一些分析人士更喜欢把相对物品称为“位置商品”，因为它们取决于所处的位置而不是人，但这种用法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让人忽略其关系特征。）总的来说，与相对物品相比，自主物品不平等的极端程度更高。
《持久性不平等》[美] 查尔斯·蒂利 著张熹珂 译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2023年8月
通过分析精英阶层的剥削、非精英阶层的机会囤积、模仿和适应，可以清楚地发现，自主物品和相对物品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虽然人们出于自身原因而重视相对物品，但相对物品通常处于从属和派生的地位：相较于自主物品而言，相对物品是产生或维持类别不平等的一种手段。一旦人们拥有声望、权力、客户资源和象征地位的物品，就会在事后证明优势类别的优越地位是合理的，正如优势类别拥有的特权也能够给自主物品镀上一层相对物品的光泽，如良好的住房条件、豪华汽车、舒适的工作场所、美酒佳肴或丰富的娱乐生活。自主物品较之相对物品的优先性的主要逆转，发生在诸如聚餐、慈善捐赠和豪华婚礼等公开展示的场合，在这些场合中，富人或权贵人士往往通过短期内一掷千金来标榜自己的地位和权势。即使在那种场合，成功的展示——例如，在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公共庆典仪式上，大亨们大摇大摆、招摇过市——也能显著提升展示者的长期优势。
当然，我并没有发现自主物品与相对物品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皮埃尔·布尔迪厄在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致力于探索这一问题，他对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进行了划分和分析，这代表了狭义的自主物品、重要的信息和社会关系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其中，社会关系为获取这些物品和信息提供了不同的途径。卡尔·马克思尤其强调关系的重要性，当他把相对物品（这并非他使用的术语！）追溯到生产关系的起源时，他同样把声望、权力、客户资源和拥有象征地位的物品描述为分类剥削的工具和产物。不同类别的群体在相对物品上的不平等，加剧了他们在自主物品方面的不平等，而自主物品方面的不平等又在相对物品方面造成了类似的差异。我们如何判断两个社会单位——职位、个人、类别、组织、网络、国家——之间平等的抑或不平等的？估量任何一组社会单位之间的不平等，有三个主要问题：确定和界定被比较的（社会）单位、衡量不同物品的重要性，并决定二者之间的加权差异是“大”还是“小”。一般来说，上述三个判断都需要更大的社会结构理论，而（社会）单位是嵌入社会直流动和结构的。
如果要对不平等及其在许多单位之间的变化进行汇总衡量，这就更加困难了——例如，衡量全国总人口中所有家庭之间的不平等及其变化（如许多对长期变化的分析），或是对世界各国之间不平等的衡量 （如许多世界体系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分析者通常采用两种相互关联的策略：首先，选择一种看似与其他许多不平等现象相关的单一标准物品（如当前收入）；然后，将该商品的实际分配与绝对平等分配的标准进行比较。基尼系数（Gini Index）和邓肯相异指数（Duncan Dissimilarity Index）等广泛使用的工具说明了这种组合策略。在这种方法中，不平等已然成为一种单向度的现象。各个单元在选定维度上所处的位置各不相同。
虽然分析者有时把分层（stratification）这个词笼统地用于各种不平等现象，但更恰当地说，分层指的是一种罕见的不平等形式，它将社会单位按层或阶层（strata）聚集在一起，这些阶层在各种物品（自主物品和相对物品）方面是同质的，并且拥有单向的、明确界定的等级顺序。真正的分层体系就像是金字塔形的摩天大楼，它有顶端和底部，有不同的层级，电梯和楼梯在不同层级之间移动，还有一系列多层排列的细分体系。
皮蒂里姆·索罗金（Pitirim Sorokin）是我的老师，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然而我认为他在有关不平等和流动性的社会学讨论中造成了长久的负面影响。索罗金于1927年首次出版的著作《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不仅宣扬了将分层作为不平等表现的观点，而且普及了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的观念。索罗金明确表示：“社会分层意味着将给定的人口分化为等级叠加的阶级。”分层意味着社会阶层分化：上层、中层和下层，或是其他有边界的垂直划分。这样，索罗金的追随者相信这个推论：连续且一致的等级制度将整个人口横切为若干份，离散的个体分别位于这些等级结构中，阶层与阶层之间有着明显的边界。
此外，索罗金在总结分层的原因时，给出了明显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解释：
第一，共同生活的事实；第二，个体的先天差异，这是由染色体互补的差异造成的；第三，个体自受孕以来所处环境的差异。
虽然第一个原因——“共同生活的事实”听起来是集体化的，但在索罗金看来，这是由（少数）领导者和（多数）被领导者之间不可避免的分歧构成的。群体与群体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过程——斗争、征服或其他过程——都不会起到任何作用。
索罗金对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的分析增加了判断不平等的难度，因为这造成了一种连续的、同质化的二维网格的假象，在这种网格中，个体和个体的集合占据着特定的单元，并沿着几何路径移动。这种空间比喻非常有吸引力，却误导了分析者，使他们认为不平等是由群体、类别或个人之间组织化的联系所构成的，认为不平等的不同形式对同一群体、类别或个人的排序也各不相同，而不平等模式的变化是群体间过程的结果。由于所有这些条件都是实际存在的，如果索罗金不曾提出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的观点，社会学家反而能够从中受益。
诚然，像军队这样的大型组织有时会在内部分层：它们会创建覆盖整个组织的同质化等级（军衔）序列，确立不同军衔间的相互区隔，并执行军衔晋级的程序规则。因此，像大公司生活区和军事基地这样依存于大型分层组织的地方社区，同样也属于等级化的分层。但是，如果人口数量大于像地方社区这样的规模，就无法维持严格意义上的连贯分层体系。即便是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下，不同村庄之间在等级顺序上也有着巨大差异。总体而言，分层的等级顺序并不一致，看似明显的分层体系具有相当大的异质性，而流动性则模糊了彼此之间的分界线。因此，分层是一个程度问题。
不平等同样也是一个程度问题，但原因却恰恰相反——因为它俯拾即是、随处可见。无论均衡的标准是什么，任何两个社会单位都不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拥有精确均衡的物品序列。此外，社会单位在拥有不同种类的物品时，它们的关系非常松散，使得同一社会单位能够同时向几个方向发展；不平等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我们强加给社会生活的任何统一的、固定的不平等模式——或者更确切地说，分层模式——铭刻了一幅社会互动的图景，即典型的吉尔雷风格的讽刺漫画。就像其他漫画手法一样，其秘诀在于勾勒出一个能突出描绘对象显著特征的模型，但绝不能把模型和现实混为一谈。
自19世纪后期以来，不平等的个人主义模型已经逐步挤压了类别模型。从亚当·斯密到卡尔·马克思，古典经济学家通常都分析它们的类别与关系：斯密主要分析了土地、劳动和资本，马克思则聚焦于劳动和资本。他们研究那些被整体考量并置于社会中的要素的回报，而不是个人努力的报酬。例如，在讨论劳动报酬时，亚当·斯密是这样论述的：
通常所说的劳动工资，在任何地方都取决于双方签订的合同，而签约双方的利益绝不是相同的。工人希望得到尽可能多的报酬，而雇主则希望支付尽可能少的薪水。前者倾向于联合起来，以提高劳动工资；后者亦倾向于联合起来，以降低劳动工资。然而，不难预料，在正常情况下，哪一方会在争执中占据上风，并迫使对方屈服于自己的条件。雇主人数较少，就更容易联合起来；此外，法律允许，至少不禁止他们联盟，但却禁止工人们联合起来。
尽管斯密确实认为市场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率一是决定一方或另一方优势的关键因素，但他仍对类别、群体、制度和关系进行了推理论证。这些关系主要包括集体的、类别的、不平等的权力。
然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变革将经济学的关注点从类别转向了个人和市场。正如苏珊娜·沙纳汉（Suzanne Shanahan）和南希·图马（Nancy Tuma）所说：
关于社会群体间分配的理论主导了……18世纪和19世纪的经济与社会思想。19世纪和20世纪，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福特主义劳工组织的兴起，以个人为分析单位的趋势席卷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不仅包括心理学和经济学，甚至还包括了社会学这一宣称研究社会群体和社会的学科领域。我们认为，无论经典的要素分配理论存在何种缺陷，显然，到了20世纪中叶，社会科学家们几乎完全将目光从群体间的分配，转移到了个体间的分配。
研究重点的转移，使社会科学家致力于在已知的限制条件下，根据明确的偏好标准，在相对明确的选项中作出选择。这意味着他们对这些选择产生后果的过程知之甚少，对间接的和环境中介效应、不符合这些规定的选择的情况，以及共同意义对行动的影响同样不甚了解。
自从19 世纪末以来，基于市场本身公平运行的假设，经济学家及其追随者在解释类别现象时，总是试图将其归结为个体的原因和结果。这已然成为一种习惯：面对男性/女性的工资收入差别，研究者就在相关个体之间寻找平均人力资本差异。研究者注意到儿童在学校的表现与其父母的社会地位具有相关性，于是他们将这些表现的差异归因于“家庭背景”，而不是认为教师和学校管理层可能会通过他们自己对学生家长社会地位的类型化反应，影响和形塑学生的表现。面对工作任务分配中存在的种族差异，研究者会追问，不同种族的员工是否因居住地点不同而被分派不同的工作。分析人士发现在产业聚集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种族差异，然而只有当他们排除了教育、工作经验和生产力方面的个体差异之后，才会开始谈及歧视问题。
对方法的熟悉，使这些方法论上的准备措施显得非常自然。然而，研究社会过程的学生很少会采用逻辑上相似的程序，试图确定犹太教徒和天主教徒是否或为什么对神有不同的看法，是否真的存在某种把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区分开来的地理边界，或者为什么平均而言，南非白人比他们的黑人同胞享有更高的收入和更大的政治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假定造成群体差异的是类别成员身份，以及成员与非成员的集体联系，而不是行为倾向和能力上的个体差异。然而，在就业和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着一种假设，即不平等是由个人层面的差异造成的。鲁思·米尔克曼（Ruth Milkman）和埃莉诺·汤斯利（Eleanor Townsley）总结了关于性别歧视的文献：
通常情况下，一项研究将考察可能解释男女薪资水平差异的各种因素，如教育、经验、工作经历中断等。而剩下无法解释的部分则被归结为“歧视”，这被隐含地认为是雇主（有时候是同事、客户或工会）的故意行为。这种方法虽然对证明严重不平等问题的存在很有价值，但却未能反映出性别隔离以及与之相关的规则在经济秩序中的严重性一事实上，它们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故意的歧视行为并不是维持性别不平等的真正必要条件。
同样地，“统计性歧视”的概念从根本上把集体过程个体化了：它描述了雇主基于某种信念或信息——无论其依据有多充分——而避免雇用整个类别成员，这些信念或信息使雇主认为，属于这一类别的员工对生产力的贡献一般来说低于其他类别的员工。
即使是作为个人决策的代表，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典型模型也存在缺陷。经济学家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Piore）在论述标准经济推理时指出：“关于个人行为的传统说法是围绕以下观念建立起来的，即认为人类行为是有目的的决策的产物，不同行为者之间在手段、目的和从此到彼的因果模型之间存在着明显区别。”皮奥里继续说道，基于实用主义哲学、解释学和语言学的最新理论“表明，这些区别，如果不是完全不存在的话，充其量也是模糊和不精确的；在实践中，只有通过‘首先讨论情况，然后才采取行动’的过程，才会出现这种区别”。一个世纪以来，经济学从关系性解释向个人主义解释的转变简化了分析者的工作，但代价却是失去了真实性。
当社会学家采用有关流动性和不平等的地位获得模型时，他们强调从集体效应到个人效应的转变。“在这篇社会学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论文中，”阿瑟·斯廷奇科姆（Arthur Stinchcombe）曾说：
奥蒂斯·达德利·邓肯（Otis Dudley Duncan，1966）停止了对父辈获得其地位的劳动力市场与儿子获得其地位的劳动力市场这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对这种分析困境，他的解决之道是把父亲的成就仅仅看作儿子生平成就的一个特征，通过对儿子地位的回归分析或质性对数线性模型，把父亲的成就与儿子生平成就的其他特征（如儿子后来获得的地位）联系起来。然而，这一传统给有关流动性的研究带来了非常奇怪的基调，因为它故意把论述的起点设定为依靠员工自身，而不是由雇主进行提拔，或者认为自主创业的成功与否取决于父亲，而不是在现代市场中的成功。
邓肯这种精妙的分析方法大大简化了用统计方法表示流动性的问题。但是，将儿子目前的职业等级表述为父辈的职业等级与儿子其他特征—例如受教育时长相结合的结果，这从根本上使流动过程个体化了，同时掩盖了诸如雇佣方式的变化、移民就业网络的形成等原因。
在早前对克里斯托弗·詹克斯等人的著作《不平等》（Inequality，1972）一书的评论中，斯廷奇科姆对两种表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方式作出了本质区分：第一种方式表示的是两个人对相似变量的位置差异，第二种方式表示的则是他们相互间关系的特征。他接着指出：“第二种分析需要对社会制度（至少是包含了不平等对象的社会制度）进行比较，因为无法从孤立个体的数据中得出描述不平等对象的变量数据。”邓肯的分析方法强调用外部标准对个体进行比较，而不是考察个体之间的关系。
人力资本理论为不平等问题提供了一个与个人主义密切相关的解释，并加之以彻底的去人格化。在严格的人力资本模型中，无论是工人，还是工人所付出的努力，都无法从工作中获得回报；相反，当前工作的回报取决于此前对工人素质的投入。斯廷奇科姆的评论同样适用于此：这些分析方法拒绝将工人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关系当作造成不平等的独立原因，它们所依赖的近乎一种迷思，即相信市场有能力厘清工作能力。
尽管如此，对不平等的个人主义分析路径仍然具有新古典经济学的所有吸引力：精确简化的几何类比，对个人决策的可靠参考，对效率的坚持，避开一些不方便的复杂因素，如信仰、激情、文化和历史。它们非常适合追溯合理化；面对不平等的结果，使用个人主义方法的分析者就会在过往历史中寻找人们在技能、知识、决断力或道德价值方面的个体差异，相信这些个体差异必然能够解释结果的差异。然而这些分析并不能够真正揭示不平等的根源，因为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并不在人们的头脑之中，而是在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中。我认为这些分析可谓是失败的，并且是相当失败。综上所述，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从关系角度来分析不平等问题——无论我们最终是否将其与相关决策过程中的个人主义因素联系起来。
在这一点上有两个免责声明。首先，我认为人们拥有的身份认同与他们所维系的社会关系的数量一样多，每种社会关系都对应一个身份认同，并通过遗传能力和社会经验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获得他们的个人特征。当然我也认识到确实存在着“有感觉能力的个体”，他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生理机能；在不同状态下，如在疲劳不堪与精神饱满时，处于病弱和健康状态时，在垂老之年与童稚之龄，我们所有人的表现都会有所差异。因此，从长远来看，一切合理有效的社会科学都必须符合人类生命有机体——包括大脑、神经系统、内脏和所有其他器官——运作的已知规律。然而，从短期来看，我们对于个人的社会分类互动方面的研究仍然十分欠缺。社会科学家亟须研究的是影响所有个体行为的关系性限制，而不是将社会行为归结为个体的决策。
我的第二条免责声明主要是针对研究不平等的专家。圈内人士可能会觉得困惑并且恼火，因为我大量借鉴了基于个人主义假设的研究成果，然后又否定这些假设。他们可能还会觉得，本书把那些地位获得模型的分析者、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和工资决定理论专家看作无赖或傻瓜，却没有指明他们具体的过失。我向这些研究领域的诸位朋友与合作者保证：我非常感激诸位的工作和努力，事实上，我试图对直接来自诸位前期研究的限制条件、反对意见、研究发现、反常现象和假设进行编纂和整理。
研究不平等问题的专家学者的地位有点类似于地震学家。在对地震的解释中，人们认识到地表下的巨大构造板块的移动导致了地壳表面的大部分隆起和断裂，但这种认识并没有使小规模地质学变得无足轻重。相反，小规模地质学清晰地阐明了沙子、砾石、岩石和土壤流动背后的因果机制，同时也为大陆漂移等令人费解的现象提供了部分解释。例如，在当前对亚欧板块和西藏南部下方的南亚次大陆板块的深度碰撞的研究中，地震学家、地质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结合了来自“CMP 道集反射、广角反射、宽频带地震、大地电磁和地表地质数据”的观测结果和证据，不仅使用地表分布来验证有关构造过程的假设，而且还有助于解释这些地表分布。地震学家利用这些具有互补性的研究发现来解释西藏地区的地震模式，但不能简单地将这些模式归结为板块构造论。同样，关系分析在社会不平等研究中的应用和拓展，并不否认个人或个体层面的效应的存在。然而，它确实将个人主义的过程置于组织环境中。最后，它也确实挑战了把所有社会过程都归结为个人感觉行为的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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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编自《持久性不平等》，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阅读。该文由出版机构提供，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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