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日子看《文学史》过程中重温起了我们谈唯美诗必离不开的鼻祖——《诗经》，从小就能张口道来的“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吸粉无数。相信很多人也对我们《诗经》的来历做过一些了解，大体离不开以下几种：“采诗说”、“献诗说”、“删诗说”。今天我在这里浅谈一下这个名气最大的“删诗说”。
虽然不是搞学术研究，但是相对应的要谈一样东西肯定要有理有据，在此我也用稚嫩的语言进行讲述。
大家了解“删诗说”主要原因或许来自这样一句话“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第二》）。这里可能就是大家对于现存305篇内容的印象来源，而后再次接触多半不离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名段落：“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里司马迁将《诗经》列入圣贤发愤所作，无疑也是肯定了孔子对于《诗经》的改动。在这里我要提出我的第一个问题：孔子删定六经这么大的一件事，以至于司马迁（西汉）在创作时候以文学手法写史，都不免提及，为何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在记录孔子事迹的《论语》中并未提及呢？
就这个问题，不妨我们先来看下孔子那个时代。简单来说八个字“礼崩乐坏、战乱频繁”，虽然乱世一团糟，但有两个好处不可忽略——其一是士阶层下移，其二是学术环境变得宽松，各家敢于发表观点。在这样的环境下，才有了孔子周游列国这么一事发生。其中，孔子见到了一个他很崇拜的人，并且向他问礼，这个人叫老子，身份为史官，用现在的话来说——图书馆管理员。当时还没有十三经这么一说，哪些是经典各有各的观点，孔老二人肯定也不例外。顺着这个思路，在《庄子·天下篇》中，我找到了这样一句话：“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这里的“治”按照我们一般对古文的理解，是下功夫来钻研之类的意思。如将曲解成“删定六经说”的来源，恐怕也没什么说服力。如果庄子这个记录属实的话，那么孔子这个时候还没有说自己删定六经，最多是个烂熟于心，知道其中好坏。
那就只能换个思路，旁敲侧击不行，我们只能当头棒喝，查阅孔子最亲近的人对他的记述。首先还是看《论语》，利用大数据技术查看整本《论语》（中华书局），直接提到《诗》相关内容12条。多为引用语句或强调《诗》的价值；以“六经”“经”“删”等关键字查看，无一具体内容对应。由此可见，对于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而言，孔子那个时代的最为亲近和更能比较真实记录孔子言行的著作显然都未提及，难道是有所隐晦，不能明面提出来吗？抱着这个思路，我不禁想知道那么删经一说从何而来？
排除孔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目前从我们熟知的知识储备中，有一个人逃不了干系——司马迁。为了防止遗漏，我筛选了他的全部著述，符合度较高的是《史记》和《报任安书》。在中信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的《史记（公版）》中，以“孔子六经”为关键词，查找到相关条目9条；若单独以“孔子”为关键词则有380条之多；单独以“六经”为关键词则是4条。选取其中最相关的两条表述：“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八书·天官书》）“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於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世家》）由此可见，删诗一说最早的来源大抵于此。我的第二个问题便也来了：孔子如果真的像司马迁所说的这样是所见305篇内容的最终定稿者，三千篇到三百篇，这个幅度未免也太大了吧！其次，按照司马迁的说法是去重，怎么会出现上千篇重复的内容？再次，按照司马迁的观点，原先的诗三千篇很明显是采用了采诗说和献诗说交叉融合的方法才有可能在那个年代有这样大的库存，那么这些内容既然原来就有，此时还没有出现焚书坑儒这样损毁的事件发生，这些诗删掉后也应该有文献记录下来才对（如《汉书·艺文志》作为史志目录，其中就有很多有名无辞的篇目），并且当时各国的史官也已经陆续出现，对于书籍整理也很重视，这些书到哪里去了？最后，从司马迁的角度来看，就存在了我们现在所说的“逸诗”，那么“逸诗”最多也是对于儒家而言，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肯定有推崇其他的流派赞成这些观点，对他们做出解释。并且删诗也是孔子一个人的做法，并没有在当时得到官府的支持和推广，这些“逸诗”本应该并未亡逸，他们又发生了什么，以至于我们现在几乎无法在古籍中找到相关内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