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只做文献引用的复读机，给对明代疆域研究有兴趣的小伙伴指条明路。
首先，有人以明代《一统志》中管女真叫外夷，明代史料管西藏叫西番为由，试图为自己的“明代疆域不包含东北西藏”做证据。这是不懂古代的天下观和疆域观了，（下文引用的专著和期刊部分会对这个概念的演化有部分解释，想要详细了解并对中国古代和明代疆域演变感兴趣的小伙伴，不妨把我推荐的这些学术研究成果看完。）
乾隆十三年：至川省難治之區。總在“外夷諸土司”。并西藏一帶番情。
“西番”一词在清代也仍然沿用。
下面，让我们先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赵现海”在江海学刊《中国古代的“天下秩序”与“差序疆域”》中的论述：
在军事、⾏政能⼒具有⼀定局限的情况下，古代中国为管理⼴阔的疆域，对⼴阔疆域实⾏差序治理，在直接控制区施⾏郡县制度，在⽆法直接控制的边疆地区实⾏羁縻制度，⽽在更为遥远的异国实⾏藩属制度，于是形成直接控制区——羁縻区——藩属区的层级结构，从⽽形成与现代⺠族国家“单⼀性”“均质化”疆界不同的“差序疆域”观念。⼀部中国史，便是在“王者⽆外”的天下观念下，差序疆域格局内部不断整合，转变为“均质疆域”，⽽外部不断向外延伸与扩展的历史。正是在不断的边疆内地化浪潮中，中华⽂明多元⼀体的历史格局逐渐形成。相应地，⽆论是对中国古代疆域的历史认知，还是对当代中国疆域的现实认识，我们都应从王朝天下的⻆度，⽽⾮现代⺠族国家的⻆度出发，否则难以避免理解错位。
⻄欧在近代化过程中产⽣出诸多以单⼀⺠族、单⼀宗教为特征的现代⺠族国家，借助《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所形成“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国际法的形式，确⽴了现代⺠族国家之间主权神圣、独⽴平等的国际新秩序，⼀直影响⾄今。产⽣并崛起于现代⺠族国家模式的欧美国家，与单⼀⺠族、宗教的⽇本，对于国家体制与国际秩序的讨论，相应都是从⾃身的历史经验与现实背景出发，建构相关的疆域、⺠族与宗教理论。这⼀现代⺠族国家视⻆对于认识近代以来的国家体制与国际秩序⽆疑是恰当的，但对于理解世界古代，尤其中国古代的国家体制与国际秩序，显然是以今⾮古的错位视⻆。当今⻄⽅主流学术界对于中国历史上疆域、族群、宗教的解读，都陷⼊以单⼀性、⽃争性错位地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复合性、共⽣性的认知困境。当今我们应从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揭示中国古代独特的疆域观念与管理模式，并建构具有中国本⼟特⾊的理论体系，也就是以“天下观念”视角下的“天下秩序”与“王朝体系”取代当今流⾏的现代⺠族国家理论。
在中国古代差序疆域中，直接统治区实⾏郡县统治，⽽在其外层的是羁縻统治区。所谓“羁縻”，是将边疆政权从形式上纳⼊国家体制，但⼀般不⼲涉其制度形式、内部⼈事更替与社会⻛俗，实⾏间接统治，也就是所谓的“修其教不易其俗，⻬其政不改其宜”中央政权与羁縻政权之间的联系主要是中央政权担负保护羁縻政权的职责，羁縻政权具有承担赋役、应征出兵的职责。羁縻统治区以外是藩属统治区，与中央的关系更为松散，两者之间只是名义上的君⾂，仅依靠数年⼀次的朝贡维系彼此关系。可⻅，差序疆域在地缘政治上呈现从中⼼到边疆，在政治、经济、社会、⽂化等各层⾯，关系由紧到疏，控制⼒由强⾄弱的差序格局，即所谓“圣王之制，施德⾏礼，先京师⽽后诸夏，先诸夏⽽后夷狄”“内中国⽽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
⽐如明朝便是如此。明朝⼤体继承了元朝直接控制区，为管理⼴阔疆域，在不同区域实⾏不同的管理模式，在⻩河流域、⻓江流域地区，设置郡县，直接控制；在北⽅边疆，设置军镇，实⾏军事化管理；在⻄南边疆，遍设⼟司，实⾏羁縻统治；⽽在朝鲜半岛、蒙古⾼原、⻄域、东南亚，则实⾏藩属制度，从⽽呈现出鲜明的地缘差序与区域分治特征。⽽为贯彻政令、管理地⽅修建的驿站，覆盖了直接控制区与羁縻区。《明史》先叙明国之事，继之以“⼟司传”“外国传”，反映出中国在传统社会晚期，仍维持着中华亚洲秩序的差序格局。在朝贡贸易中，也通过设定不同待遇，以排定不同羁縻部落、藩属国的不同地位，从⽽不断形塑其与明朝的关系。⽐如万历时期，明朝在与⺎良哈三卫、⼥真、⻄番(“回夷”)、“北虏”的朝贡贸易中，通过制定不同的次数、⼈数、地点、赏赐规格，表彰拥护明朝者、批评叛附不常者，从⽽调整与维护周边族群与明朝的政治关联，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政治统治。
那么，除却⽂化的想象，直接控制区之外的羁縻区、藩属区，即“五服”中的“要服”“荒服”是否属于王朝疆域呢?南宋范成⼤在《志蛮》中如此表达：“今郡县之外，羁縻州峒虽故皆蛮，地犹近省，⺠供税役，故不以蛮命之。过羁縻，则谓之化外，真蛮也。”这是说明羁縻区属于疆域之内，之外则属于“化外”，即疆域之外。也正因此之故，明初四川播州夷⺠归附之后，明朝虽实⾏羁縻统治，却将之视为处于版图之内。洪武七年(1374)三⽉，中书省奏：“播州宣慰司⼟地既⼊版图，即同王⺠，当收其贡赋。请令⾃洪武四年为始，每岁纳粮⼆千五百⽯，以为军需。”
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主办的哲学与人文科学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1期《明清两朝中国观对比研究》，从“中国”一次的演化中，解答了许对多人对所谓明清疆域的疑问：
明朝的中国观主要是指具体意义上的中国。明初朱元璋曾遣使诏谕云南八番、西域、畏吾儿、西洋、琐里、爪哇等时云：“然必中国治安而后四方外国来附。”这里朱元璋明确将中国与八番、西域、畏吾儿等分开叙述。
《大明一统志》通过一层层排列，为我们展现出明王朝眼中的中国、王朝与天下。其《图叙》曰：“天命统一华夷，幅员之广，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极八荒靡不来廷。而疆理之制则以京畿、府州、直隶、六部，天下分为十三布政司。”这实际上是将明王朝划分为两京十三省与“外夷”两大部分。明朝统治者恪守着传统的汉文化至上的中国中心观，以两京十三省为中国，主要居住着汉人以及沿边受明王朝直接管辖的其他民族，但这个中国并不是明王朝的全部。在中国之外，《大明一统志》还记载了50个“外夷”，并根据这些外夷的远近以及与明王朝关系的疏密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
《大明一统志》将50 个外夷划分为四个等级：
第一等级属于明王朝版图内的羁縻管辖区，共有三个：女真、西番与安西六卫（后发展为安西七卫）。《大明一统志》对于这三个外夷的表述基本一致，如女真，“本朝悉境归附，自开原迤北，因其部族所居，建置都司一、卫一百八十四、所二十，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予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时朝贡”。在《大明一统志》中，女真、西番与安西六卫虽被称为外夷，实际上是按照“内夷”对待的，管理的方式为羁縻。
第二等级是明王朝版图之外，但属于接受册封的属国，共有七个：朝鲜、日本、琉球、占城、安南、满剌加、渤泥。以朝鲜为例，“本朝洪武二年，其主王颛表贺即位，赐以金印诰命，封高丽王。二十五年，其主瑶昏迷，众推门下侍郎李成桂主国事，诏从。其自为声教，成桂更名旦。徙居汉城，遣使请改国号，诏更号朝鲜。旦老，请以子芳远袭。永乐元年，赐芳远金印诰命，冕服……自旦以来，时岁贡献不绝”。再如日本国，“本朝洪武四年，国王良怀遣使臣僧祖朝贡，其后数岁一来，至今不绝。自永乐以来，其国王嗣立皆受朝廷册封”。这里需要提出的是安南国。永乐四年（1406），明朝在安南置交趾布政司，“郡县其地，置府十七、州五，领各州县”，治所在交州府。宣德二年（1427），始封为安南王。后黎利篡陈暠王位而自立朝臣，“至今朝贡不绝”。至此，安南国由明王朝的交趾布政司一步步变成“朝贡不绝”的外夷。
第三等级同样是明王朝版图之外，但与明朝关系较为亲近，被表述为“朝贡不绝”的外夷，包括火州、亦力把力、于阗、暹罗、爪哇、真腊、三拂齐、苏门答剌、西洋古里等。如火州，“本朝其地名曰火州，城东七十里曰柳陈城……城西百里曰吐鲁番……永乐七年，火州遣使朝贡。宣德五年，火州王哈散、吐鲁番万户赛因帖木儿、柳陈城万户瓦赤剌等具遣使贡马及玉璞，至今入贡不绝”。又如于阗，“自汉至唐皆入贡中国，五代晋天福中其王李圣天自称唐宗属，遣使来贡，册封为大宝于阗国王。宋建隆初，圣天遣使来贡，乾德中又遣其子德从来贡。大中祥符初，其国主汗王遣回鹘罗思温等入贡。嘉祐中，遣使罗思温献方物，请王号，乃以其国王为特进归忠保顺果琳汗王。其国语谓金谓果琳，黑韩盖汗之讹也。元丰中遣部领爱新上表称于阗国……元祐后诏令间岁一至，讫于宣和朝享不绝。本朝永乐六年，头目达噜噶额布勒津遣使玛拉噶萨木丹等贡玉璞”。较之上述被列为属国的外夷，这一等级的外夷与明王朝的关系相对疏远。
第四等级是与明朝关系最为疏远，不常“贡方物”的外夷，共有撒马尔罕、哈烈、古麻剌、拂菻、苏禄、彭亨、锁里、榜葛刺、天方、黙德那、古里班卒、锡兰山、白葛达、百花、婆罗、吕宋、合猫里、碟里、打回、日罗夏治、阿鲁、甘巴里、忽鲁谟斯、忽鲁母恩、柯枝、麻林、沼纳朴儿、加异勒、祖法儿、溜山、阿哇等三十一国。如忽鲁母恩国，“前代无考。本朝永乐三年，国王遣其臣已即丁等来朝，并贡方物”。
《大明一统志》对于鞑靼（蒙古）态度最为尴尬和复杂。在《大明一统志》中，蒙古各部被排在外夷的最后，似乎是“外夷”中最远的“夷”。但实际上蒙古各部却是明王朝最为关注、交往最多、交战最频繁的“外夷”。元朝灭亡后，退守到塞外的蒙古族主要为兀良哈、鞑靼、瓦剌三部。终明一代，北元蒙古常与明朝处于武装对峙状态，为明朝之大患。在明朝统治者眼里，蒙古各部与其说是“外夷”，倒不如说是“内夷”。他们是昔日的王者，如今却是明朝极欲征服，却又无法征服，欲统而不可得的“外夷”。尽管“朝廷因而绝之”，但与其他外夷相比，蒙古各部实际上是一个令人棘手的“内夷”。
《大明一统志》展现出的天下王朝观与历代汉族王朝观可谓一脉相承，也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大一统思想。中国传统大一统思想虽然涉及许多方面，但“一统”与“正统”，或者说“统谁”与“谁统”是其中两个关键问题。“一统”就是“统谁”，讲的是“大一统”的对象。在论及“一统”、“统谁”时，明朝统治者与此前历代汉人皇帝一样都会冠冕堂皇地强调“华夷一家”、“华夷不辨”，华夷均为皇帝的臣民，且“华”与“夷”本是同根同祖，“夷”乃流放于四裔的华夏，所谓“放四凶于四裔”。“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华”与“夷”共同组成王朝，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清朝官方中国观的形成
清朝官方中国观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将王朝与“中国”概念合二为一，清朝即中国，中国不再是清王朝的核心部分，清朝也不再是“中国”加“四夷”的王朝。
有了以上的铺垫，相信大家对中国古代的疆域有了初步的认识。下面让我们视角回到明代东北疆域：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研究丛书《明代东北疆域研究》前言：
关手明代东北疆域界定的理论问题。理论是行动的先导。一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国家疆域，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阶级社会发厌的产物。有了国家，才有国家疆域。疆域问题实质是国家主权问题，是四家管理的主要标志。中国从夏朝开始逐渐进人了奴隶社会，有了国缘，设盛州、青州，辖治东北地区，疆城始启。其后，历经各朝，到了明代已进人了封建社会后期，当然早已形成了明代东北疆域。那种说辽东半路以北广大地区 “没有划人明朝版图”，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二是，从法度、法律角度，阐述明政权对东北疆城设置卫所选行辖治。法度，即规短、制度。法律，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的行为规则。综观，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疆域各卫卫所必须执行明王朝的法度、法律。这种锆治权实质体现了明政权对东北疆城行使主权所有权。其辖治的疆域当是明代疆土。
三是，阐明明代东北疆域，无不与明政权有着密切的制约关系。明代政权统一，吏治康政，民族问团结，明代东北疆城就稳定，社会发展就快；反之，政权不统一，支治腐败，民族问不國结，那么疆域就不稳定，社会发展就慢，甚至还会引起社会螺旋式大倒退。这种制约关系已成为明代东北疆域形成、发展和演交规律。应给子理论的规律性总结。
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对明代东北的统治机构亦有详实的列举：
顾诚在专著《隐匿的疆土》中对明代疆域统治模式和构成亦均有描述。本文只引用些许内容，感兴趣的一定要去看专著本身。
而对明朝西藏的治理感兴趣的，除了看《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外，下面摘录刘忠的《论明朝西藏归属与领主制的演变》的部分段落：
明朝皇帝朱元璋于建国之始，即十分重视统一边疆，屡次诏谕西南西北藏区投效归顺。西藏在从元改宗明朝时，顺理成章加以接受，几乎无任何阻力。在接近中原的藏族地区，由于少数忠于蒙古王室的蒙菠官员，意存观望，拒绝归顺，明廷才动用有限的兵力，进行了规模不大的战争。因此可以说明朝对西藏地区是成功地以和平方式完成了统一大业。西藏从此归屬大明版图，明朝对乌思藏建立了牢固的主权关系。
……
总之，明朝中央对藏族地区洽理权的恢复极为迅速顺利，在运用和行使上呈现出某些阶段性的特点。明朝一面沿用元代士司制度和以宗教化导其民，一面在具体建制上又加以变革，有所突破创新。如实行卫所制和僧王制就是突出例证。元朝长期派兵驻藏，明朝只在必要时才派少数官兵入藏，但政令仍能得到执行和贯彻；藏族僧俗上层入京朝贡，行旅如潮，这足以表明明朝对乌思藏的政策和治理是成功的，明朝对西藏的主权关系是牢固的。
……
关于东方封建时代主权与土地所有权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曾指出：“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金国范国内集中的士地所有权”。随着明朝在藏族地区主权关系的建立，土地国有制及其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即土地最高所有权也相应地建立起来。这种士地最高所有权的表现形式或包含内容，有以下方面……
……
从乌思藏领主制的上下关系看：明朝对乌思藏的主校关系，在经济领域的表现首先是明朝中央拥有最高的或集中的土地所有权。明代帕竹时期领主制经济关系有若干显著变化和发展，让些与明朝廷治理政策也有一定关联。明代对乌思藏没有使用和派驻军队，但其多封众建，允许自通名号于天子的政策，使包括乌思藏在内的广大藏区大小僧俗首领，争相入朝，建立密切的臣属关系，其入朝人数之多和次数之频繁，远远超过元代。这虽与明廷优渥重赏有关，与藏族僧俗首领争取封官封爵以巩固其领主地位有关，但也反映了人心归向和历史的潮流趋势。明朝在任用地方各部力量 “绥抚一方” 和僧侣教化上，实现了封建时代的民族区城自治的目标，在巩固明朝与乌思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上，作出了突出贡献，其功绩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最后做个简单的总结面，
我国对于明代疆域已经有
我国对于西藏疆域已有详实的研究，本文主要是向对明代疆域感兴趣的小伙伴推荐一些过硬的研究成果，引用极小部分的专著内容回应一下某些人对于明代疆域的抹黑与抬杠。对以上提到的做一个总结：
社科院中国边疆史研究所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1期“《明清两朝中国观对比》” ；专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郭红 靳润成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江海学刊 《中国古代的“天下秩序”与“差序疆域”》赵现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吉林社科院学术研究丛书《明代东北疆域研究》； 顾诚专著《隐匿的疆土》；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刘忠的文章《论明朝西藏归属与领主制的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