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內亞與海洋：明清中央檔案、地方文書及域外史料國際研討會
變遷的清史與清史的變遷 陳國棟教授主講
2022年12月3日於臺灣歷史博物館階梯教室
陳國棟教授介紹：[1]
陳教授是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碩士，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領域涉足東亞海洋史、中國明清史與臺灣史。教授說他最初因為想唸經濟史，所以進歷史系就讀，並以經濟系為輔系。服完兵役後，在經濟研究所工作二十年才轉到史語所。因為研究方向是貿易史，自然觸及海洋。為了解決一再遭遇的困惑，於是也做海洋史研究。對於教授而言不管研究什麼專題，都應熟悉其時代背景下的制度與事件，於是研究明清史，至於涉足臺灣史，乃是家在淡水，應鄉親朋友的要求隨興而為。陳教授著有The Insolvency of the Chinese Hong Merchants, 1760-1843、《清代前期的粵海關與十三行》、〈武英殿總監造赫世亨—活躍於「禮儀之爭」事件中的一位內務府人物〉、〈陳昴與陳璸——康熙五十六年禁止南洋貿易的決策〉。此外也有一些書評見於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T’oung Pao、《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漢學研究》等等學術刊物。
講座內容/筆者整理筆記(供學習使用，請勿轉載其他平台)
當教授得知本次大會這個場次是在臺灣歷史博物館舉行的時候，其實略感詫異，畢竟本次大會的主題是「內亞與海洋：明清中央檔案、地方文書及域外史料國際研討會」，主要是明清史的範疇。而舉辦場地臺史博的主要典藏是以台灣歷史為主軸。對於教授來說，一方面，台灣史與清史之間固然有交集，但就算是在大清統治之下，作為海外邊疆的台灣，也與清代治下的中國土地有所不同；另一方面，近年台灣史的教學、研究單位普遍將重心放在日治時期與白色恐怖時期，這也是清代台灣史所沒有的，然而大清領有台灣212年，尤其是其中的漢人對台灣的歷史影響深遠，因此要理解台灣史，在根本上不應該忽略大清，更何況是清史的內容是極為豐富且複雜的，就好比彰化鹿港的威靈廟所供奉的大眾爺，是死在薩爾滸之戰的明朝將軍劉綎，一個台灣鹿港的廟宇竟然拜1619年在山海關外戰亡的將領。
變遷的清史歷程
接下來教授將以兩個主軸開展本次演講主題，一是就歷史空間與時代發展來看的「變遷的清史歷程」；另一個則是站在學術史的角度來看「變遷的清史研究」。同時教授提及本次講座，如何看待清作為一個國家，雖然有人使用帝國，但在此使用模糊的概念來描述，並且本講座的另一個主軸是把1636-1911當成一個時代，以理解人類歷史尺度下全球化的加劇進行，即將清史視作人類歷史的種種表現之一。
首先該如何理解清朝作為一個國家？教授指出不能直接套用現代國家的要素來理解，並且也不能將其直接等同於「中國」，尤其是「中國」兩字通常模糊使用，若細究會出現許多困難，就像是在討論1870年以前的德國時，常會被糾正是日耳曼，但那時候的日耳曼是英國的說法，他們依然自稱是德國等等*，因此教授在本次講座中選擇土地與人民的角度來討論清史的歷程，並為了方便起見將大清入關後，朝代所存在時間內的版圖被認定等同於中國。然而歷史上的中國概念，更常是指由漢人建立的國家、漢人的生存空間，通常不會將大清統治下的領土包含進去，甚至是某些在大清治下的民族也不被視作中國的人民，因此該如何定位中國與大清，以及其治下的土地與人民，或許可以將之視為一個不見得全等於「中國」的國家。
接著討論土地與人民，前者土地版圖是在時間過程中由增加到減少，藉由軍事征服增加，又因為諸多條約而限縮與劃定實際統治的領土範圍；而後者則是在人民逐漸多元的情況下，由分類共治逐漸步向整合，關於這個的討論，就以印象中的屬於漢人的明代為例，也能看到明朝並非是「單一」族群的國家，即便朱元璋曾經以「驅除胡虜，恢復中華」作為號召建立政權，但實際上仍然禮遇之禮義且願為臣民的蒙古人、色目人，換句話說，朱元璋認為這些非漢民族能夠以個人身分留在中國，只不過此時還未有分類人民的想法。而把目光放在今日主要討論的時代——清朝，在清朝初年也是有將不同民族整個納入統治的想法，並為此將治下人民分類，如旗人與民人；滿洲、蒙古、漢軍、漢人、各地方少數民族等等，而在治下人民依照民族歸類，於是在清初出現「地隨人轉」的原則，典型案例就是康熙駁回鄭經提出依照朝鮮成為藩屬的提案，鄭經言道：「請照琉球、高麗外國之例，稱臣奉貢，奉朝廷正朔，受朝廷封爵」，而康熙以「朝鮮係從來所有之外國，鄭經乃中國之人」、「臺灣皆閩人，不得與琉球、高麗相比」反駁他。
清朝卻在日後開始放棄地隨人轉的主張，如1740年在巴達維亞發生的「紅溪慘案」，大量漢人遭到荷蘭人屠殺，乾隆卻同意臣下的主張，認為那些人「皆久居漢人，土生之漢種，此皆自棄化外之人」，於是不打算派兵保護，同時也不對荷蘭要求賠償與究責，此舉就是不把海外華人視為本國人民，置版圖以外的人民為不顧；道光年間，中國加入西發里亞體系下的萬國之林，然而大清君臣還是不能、不願、不肯保護仍應具有中國國民資格的海外華人，同時也不敢／無法對擁有外國臣民資格的歸國華人，行使法律管轄權；抑或是面臨美國公使提出清方應該派遣領事到美國的要求時，清朝代表直隸總督譚廷襄卻以「敝國大皇帝撫有萬民，何暇顧及此區區飄流外國之浪民」為由回絕此提案。由此可見，大清君臣都宣告不保護海外華人，遑論為他們伸張正義、向家害他們的人追討責任等等，這點一方面是因為清朝並無此意願，另一方面則是清朝沒有這個能力。
因此順著清朝的缺乏海外治理能力的匱乏的脈絡，清政府可謂雖能夠涉及海洋，但卻只能望洋興歎。如果以人民的角度來看，大清面對海外控制的能力，也早在乾隆年間初現端倪，就以納入版圖台灣島的治理為例，即便是盛清的君主也不免感到困擾，因為隔著海峽，康雍兩朝都擔心台灣人口增加危害當地統治，如雍正十一年郝玉麟奏稱：「臣因查臺地客民業有數十萬，若不肯出許搬眷口，則奸民必有乘機攜帶親族人等之弊，將來人民多，食指浩繁，不可不慮」，雍正皇帝則在這句話一旁寫下朱批「甚是」大表同感。或許從此案例來看，不願增加台灣人口是基於避免臺灣漢人聚眾反叛，而台灣動亂又需要跨海平台，使得所謂清領時期的消極治臺，就是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
除了界定人與土地的關係變化之外，面對人群的議題，教授接著討論大清是如何作為一個多元民族的國家。大清同時統治多個民族，又同時是個別民族的君長，如早在羽田亨的時代，日本學界就有類似今日新清史的概念；又或是岡田英弘就提及以大清是一個以皇帝為共主，在人身結合（personal union），下組成的帝國。岡田英弘一輩子所強調：清朝不是也不只是中國！清朝的皇帝是中國（漢人生活領域）的皇帝、滿洲八旗的盟主、蒙古的大汗，後來又加入西藏（藏人稱大清皇帝為文殊師利菩薩）、準部回部（兩者合起來，即是乾隆年以後的新疆）的君長，也就是說皇帝以不同身分對不同民族扮演區隔開來的角色，使各民族間雖沒有絕對到不可踰越的界線，但基本上是井水不犯河水，因此各部族共同參與帝國事務，但也維持各自文化的傳統與生活；同樣地，在歐美學界也出現類似的觀念，如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的文章以〈一個國家多個政府與滿洲統治的穩定性〉為題。（筆者按：這部分就是新清史當中的阿爾泰學派的主張）
不過皇帝一人無法治理天下，他仍需要一個政治集團來支撐皇權，而統治集團成員則由臣民當中產生。在盛世時皇帝有權掌握一切，不同民族或族群的政權參與者或預備隊，能夠依照親疏遠近，拱繞在側，如當時訂下制度，其缺分依序為「滿洲缺」、「蒙古缺」、「漢軍缺」、「內務府包衣缺」與「漢缺」六大類，排序在前者可以去佔補在後的缺，原則上不可反向實施。仰賴皇帝恩典的臣下，在親疏遠近的缺分制度下難以逾越。雖然在盛世之下，各族人群為追求功名利祿，或為實現政治理想而努力，但伴隨皇帝幼冲與國勢積弱之際，皇帝反而得向統治集團妥協，以試圖保住皇位或者保衛國家，因此各族凝聚於皇帝的人身結合制度，在盛世與衰世是有本質上的差異。
例如從嘉慶年間起，原先能夠維持多民族有所等差的國家社會階序開始出現動搖，而當清朝遇上明君不再、外力侵擾導致國事蜩螗之際，統治者為了鞏固領導中心、凝聚國家力量，使得原先的統治集團的階序，逐漸向人口最多、經濟（漢人透過借款以增加他們在蒙古、滿洲等地的影響力）力量最強的漢人傾倒，並讓政治逐漸由他們所主導。隨著十九世紀的開始，皇帝對內就陸續得面對白蓮教、太平天國、捻亂、回亂……等接二連三的挑戰；對外則是列強進逼，國家也遇到嚴重的威脅。因此皇帝一方面更加依賴手下的臣僕，另一方面也使的統治集團的階序被打破，漢人地位爬升，並在一般生活上與各族趨於平等地位，而在面對保皇帝之位與全民國事兩件事情上，漢人的影響力則愈發居上。因此到了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由「漢滿蒙回藏」五族摶揉類似於「民族國家」的社會條件形成，因此即便辛亥革命打著推翻滿清的旗號，但在中華民國建立的口號卻是五族共和，因此教授指出這樣的發展脈絡起源自道光、咸豐之後，而在此之前則大不相同，所以要徹底理解清朝，尤其是清朝前兩百年的歷史，切勿囿於後期的視角（筆者按：教授於此是指研究清代歷史不該單以漢人為本位討論問題）；而在另一方面，作為研究者面對過往清史研究會帶有歧視的偏見，又因晚近對於盛世的讚譽，又對清史過度褒揚，因此做為研究者得格外小心。
教授接著進一步闡釋由恢復中華轉成五族共和的歷史意義，舉出章太炎在1907年的〈中華民國解〉，其文中云「內部既瓜分，使中國以外若無各列強之環伺，則漢人以一民族組織一國家，平等自由，相與為樂，雖曰主義狹隘，然以自私為樂，亦未嘗非一義也」，所謂中華民國一詞的思考與醞釀產生於1904年-1906年間，其具體的闡釋則是是在章太炎筆下，當時便提及在列強環伺，以及蒙藏已弱，新疆有賴漢人協力，而滿洲為推翻的標的等政治局勢，因此五族共和有其歷史條件，並且必須設法實現，如民國初年為五族共和進行的努力，包含但不限於甘肅固原蒿店鎮東門特書「不分回漢」、寧夏海原縣關橋鋪清真寺運用漢式建築、蒙古烏蘭巴托冬宮運用漢式建築、藏傳佛教喇嘛身著大清官服等等。
談完清朝的歷史意義後，教授接著將清代放在一個屬於世界史的時間段來討論，即關於全球化下的清代歷史。耶魯大學的韓森教授認為所謂全球化應該可以追溯到公元1000年，這點受到其他學者的支持，甚至還認為可以追溯到1000年之前，因為當時已經有許多貿易離散社群（trade diaspora /tading diaspora）的出現，該理論的主張者柯丁即強調離散社群隨著城市生活的興起，就已出現，那麼人與人、族群與族群的互動、文化的交流與交互影響也就早早開始。不過還是得認清一個事實：必須是在哥倫布抵達美洲大陸後，全球性的互動才開始有規模、常態性地、熱絡地進行，比如大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年，哥倫布抵達美洲，九十一年後的萬曆十一年1583年，以十三副遺甲起兵的努爾哈齊，逐漸在遼瀋地區茁壯成為一股軍事勢力，並於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以金為國號，建元天命，並開啟金國往大清的歷史進程，而就在此時全球化的影響已經深深介入，像是佛朗機砲、紅衣大砲即為顯著案例。
同樣地，1500年至今世界的各個角落也都受到全球化所波及，而產生變遷：歐洲從農業社會到全面工業化，成為世界霸權；南北美洲則從被歐洲殖民，到北美自身也成為霸權，至於歐美以外的世界則因交通形式改變，藉由船舶發而加速進行物質商品交易，人也在其中參與資訊交換，達成相互聯繫的世界。而在此其中清朝不論主動或被動，其整個世界也都參與全球化，比如鴉片戰爭前清朝透過限制的貿易口岸，如洋人在廣州、俄羅斯人在恰克圖，而鴉片戰爭則是強制改變清朝處理海洋、涉外事務的原則與做法，使清朝跟進西方主導的主權國家的國際秩序，與此同時，民間社會在國際互動的角色也因此躍昇起來，扮演起相比政府更為活躍的全球化推手。
清史的變遷：我們所生活的全球化時代
接下來教授將主題拉回今日，從我們所生活的全球化時代討論清史。1990年代初出現區域網路、互聯網，以及全球資訊網的建立，使得相互聯繫的世界得以充分實現，撫今思昔，相互聯繫的世界自然而然地成為研究者們所關注的課題。學者回溯歷史淵源，也究極其自然。就以現代或近代中國而言，其源頭即是在清代或明末，因此也就把「相互聯繫的世界如何產生與發展」的問題放在清史研究中。因此接下來教授先從傳統清史研究的發展展開討論，再進一步延伸自全球化加速的情況下對於史學的影響，以及晚近的研究趨勢。另外，教授認為1995年就是全球化的年代，因為他當年在劍橋的時候，看到一群人在排隊，排了近2公里就只是為了買 WINDOWS 95。
清史的變遷可以說是從清朝官方視角的朝代史，到清末、民國以後遇到現代史學影響，與時更新。從國與家的歷史定位來看，清朝官方即重視清史，早在入關之前，天聰九年1635就完成第一套《滿州實錄》，該書從技術開國神話，努爾哈齊以十三副遺甲起兵以至他於天命十一年去世的事情，雖然是從深化開頭，但基本內容是帝王為中心的早期滿洲歷史。而到了乾隆中後期又使人重新繪製三套，乾隆並且在卷末的〈敬題重繪太祖實錄戰圖八韻〉自註說：「實錄八冊，乃國家盛京時舊本，敬貯乾清宮。恐子孫不能盡見，因命依式重繪，以一本貯上書房，一本恭送盛京尊藏，傳之奕世，以示我大清億萬年子孫毋忘開創之艱難也。」也就是說乾隆皇帝希望愛新覺羅子孫能有更多的機會看到《滿州實錄》，進而了解祖先創業的歷史。
清朝統治集團，除了文字之外，也重視圖像的歷史，就以圖畫為例，利用圖畫以做武功記盛為清廷歷史表達的一種重要方式，最有名的是乾隆年間各種得勝圖銅版畫，隨後該傳統也繼續製作。如清道九年完成的《平定回疆得勝圖》十幅，依舊做成銅版畫，據檔案記載：「道光十年二月初八粵海關監督奴才中祥跪奏，刊刻重定回疆銅版戰圖，選好手工匠送京當差，并照式繪就墨八張隨同原刻呈交」，英國畫家錢納利（George Chinnery 1774-1852）曾經自我推薦參與繪畫，但遭到拒絕；到了十九世紀中期，清朝先後評定太平天國、捻亂、回亂，而在中法戰爭結束後，清廷便著手製作戰圖，隨後完成67幅戰圖粉本，其中20幅關於太平天國、18幅關於捻軍、12幅西南回亂與17幅西北回亂，這些作品反映當局對於歷史的重視，並且是宮廷的觀點，進一步表現統治集團的價值觀。
接著教授將討論全球化的加速與成果對於歷史學帶來的影響，這五百年來的人身與物質交流日益加劇，而windows95問世後，資訊與資料的交換即是轉瞬間完成的，數位化資訊與工具，也使得研究的手段發生革命性的改變，至於全球化本身則改變研究者的視角與其他。例如，全球史的出現，全球史這門領域不受限於國家的邊界、形式與概念，就以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的創辦人Jerry Bently 所了解的world history為例，其不一定是要將整個世界涵括進來不可，他所認為的world history是一種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at transcends of national frontiers，即是一種歷史性的視野，跨越國家的邊界，他又說學者應該要以a regional ,continental ,or global scale 區域性、大陸性、全球性的眼光去審視歷史中的重要力量，關鍵就在於要從民族的或以國家為基礎的歷史學當中挑脫出來。Michael N. Pearson 就提及世界史那些調查研究擴大延伸到特定幫國邊界之外的主題、趨勢與關係；Bruce Mazlish 則認定全球史的核心是處理全球化的歷史。
因此近幾年學者們已經勾勒出一幅主旨是「相互連結的世界」之印象派圖畫，在這個世界裡地球遠距端點透過物品（objects）、訊息（information）與人民（people）的流動而被聯繫起來。這一些連結以多如牛毛的方式自我展現，如瓷器與棉貨之類商品的設計與製造、藝術與建築知識的流通上、甚至是世界史的寫作上。而另一批學者則把注意力放在某些連結關係的人為因素方面，它們的作法有兩種：一是去研究某些特定群體與社群，其在歷史過程中，這些群體或社區在歷史文獻中都被帶上形形色色的假面並被加以陳述，像是路過的人（gens de passage）、跨越帝國的臣民、或是離散社群網路……等等；二是選定特定某些歷史人物，利用這些人物個人的全球經歷，轉換建構近代世界早期連結關係特質的一般性描述（筆者按：感覺這類研究的案例《有胡若望的疑問》）
而「世界相互連結」的研究脈絡下，海洋史開始受到關注。從過往研究所關注的內陸到陸地、海陸邊界與海洋，從內亞到印太與更遠的地方，就如Barbara Watson Andaya在2005-2006年擔任美國亞洲學會主席，發表的卸任致詞所言，即2006: “Oceans Unbounded: Transversing Asia across ‘Area Studi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5, 4 (November): 669-90. Republished in a revised form in the e-journal Japan Focus, http://japanfocus.org/products/details/2410。其中便也說明海洋史的重要性已經提上亞洲研究的進程中。
說完世界史研究的趨勢後，教授回過頭來講述新清史的學術脈絡。對於歷史學家來說，我們要的是正確的歷史，或是最接近事實的歷史，作為清史學者來說，如何關照大清時代與國家，是一種切入清史的基礎課題。清史作為一種斷代史，當成古代中國的一段歷史並無不可，但大清並不是一直都是，或完全是中國，因此只以中國史的立場與角度去探索清史必然有所缺漏；而另一方面中國的主體人群是漢人，為了補充漢人中心的歷史之不足，於是學者們開始將目光放在清代、大清國家的其他民族在清史的一切就被提出來並加以主張。而習慣於漢人或中國史歷史研究為基礎的人，把這種新的研究視角稱作新清史，並且將其等同於非漢的歷史，教授對此論斷提出質。同時，教授也指出新清史主要研究者在最初二十年間相對偏重在大清國境北方與之鄰接之的界外，時間也較偏重盛清。不過最近十餘年來也受挑戰：諸如為何不處理海洋？還有為何不處理走下坡時期的清朝？尤其是海洋在這段時間的重要性並不遜於內陸。
為此學術脈絡的疑慮教授給出了回答，二十多年以來由歐美學者從承德開始面向內亞所引起的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風潮，重點是在研究清史時須注意漢文以外的史料，關心漢人以外的歷史，雖然有人說這是非漢的歷史研究，不以中國為中心等等，但教授認為若從學術發展來看，新清史的研究取向本來就是歷史學發展的必然，因為缺乏對於非漢語言、文字的理解、在文獻上的掌握與運用就有困難，容易傾向一偏之見，更不用說無法對於歷史做出全面性、完整性的重建。教授就以自身所遇到的案子為例，教授家鄉淡水的龍山寺，在1884-1885年間因法國侵略台灣時曾在淡水一帶打仗，戰後清方獲勝。清軍指揮官章高元在雙方締和後，捐獻地磚給當地龍山寺做鋪面，立碑紀念，然而此時已經是清朝末年，而立碑地點又在帝國邊緣，章高元的封號「年昌阿巴圖魯」，在刻寫時漏了一個阿字，隨後在旁邊補上小字，然而該封號是滿文譯音，當地工匠也不懂，一百多年後，碑文開始漫漶，龍山寺主事者便找人重刻，但工匠既不懂滿文，也未明白舊式漢文，導致重刻之後，碑文上的文字從原先的「隨帶軍功」、「四大見方」變成「隨枼軍功」、「四大看方」。而這個案例可以看做是一種地方文獻下的清史研究，年昌阿巴圖魯的封號對於邊區百姓的意義如何則有待研究。
而另一方面，說到新清史對於少數民族語言使用，教授也提到史語所自身的研究傳統，即關於漢學與虜學的討論。所謂漢學Sinology，也就是研究中國的學問的意思，特別指中國境外的人針對中國所從事的研究，歐美人事室最早從事漢學研究並很有成就的外國人。不過在鴉片戰爭之後一個世紀，西方漢學最大的成果不是研究中國本身，而是研究與中國有關的非漢民族，也就是傅斯年先生所謂的虜學：「凡中國人所忽略，如匈奴、鮮卑、突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問題，在歐洲人卻施格外的注意。說句笑話，假如中國學是漢學，為此學者是漢學家，則西洋人治這些匈奴以來的問題豈不是虜學，治這學者豈不是虜學家嗎？然而也許漢學之發達有些地方正借重虜學呢！」[2]因此，回過頭來看過去二三十年來的新清史熱潮，不也是一種虜學嗎？
最後教授在演講尾聲提出一些他認為有待開發的清史議題，並對史料相關的部分提出一些看法。一是許多非漢因素被帶入清朝的政治（統治與行政）與社會當中，但在時間過程中發生轉變或消滅，而這些因素在目前為止受到的重是不夠，研究當然也不足，比如教授提到派巴延/巴顏（bayan，富有）的作法，這與織造、鹽政、關差的管理辦法有關，也是清廷對付貪腐的手段，但這只能在盛世時才能落實。二是，受到科技進步與視野開拓的影響，相關議題自然源源不絕，不過還是有許多尚可開發的史料，如既往已經公開但不流通，索閱不易；既往尚未公開或未為人知；資料的內容過往不被重視；藝術與物質文化資料，包括新出土文物；歷史現場的所在。而這些材料的擁有者、典藏者的心態的改變，或出版數位化與實體物件的開放，都讓研究者便於接觸，當然便捷的交通與網路也有所幫助。
[1] 史語所陳國棟介紹網站 https://www1.ihp.sinica.edu.tw/Fellows/Kuo-tung_Chen
[2]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史學方法導論與即講義文集》（台北：五南，2013），頁230-231。
後記2023/1/30 台北城南宿舍 無雨
在將教授的演講文稿的語句與邏輯梳理通順的過程中，我發現我似乎可以替教授的文稿內容下相關研究成果的註腳，而這些註腳可以說是這段日子以來對於清史研究的認識與累積，雖然在這邊不是自誇說自己讀得很多（不，並沒有我書讀超少的，而且那樣才算是基本功），只是想強調對於這個領域的認識已經形成類似知識樹的架構，並且也有辦法針對教授的講座內容提出一些反思，比方說關於從內亞往海洋史的轉向，似乎還是可以從更大的政治背景來看，畢竟是要討論美國學術所流行的風潮，那當然不仍夠忽略政治對於學術領域的經費挹注問題，畢竟學者們已經是觸摸知識邊界的人群，通常有學術熱點或經費投入才能使該領域有所突破（這樣的情況並非只有理工科，文科也是如此），套一句不完全是魯迅說所說的話：世界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後記的後記2023/1/22
這篇文章拖得有億點點久，畢竟這場講座是去年十二月初的，拖到快今年二月才搞定，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中間至少肝出來四篇萬字以上的期末報告，我何苦啊，真如同那位賢人所言：「期初腦袋進的水，都是期末流的淚。」；二是因為剛好遇到農曆假期，筆者略有貪杯，因此寒假基本上就處於補眠與酒醉後補眠之間，頂多偶爾挑一些專書的幾章來讀，並且也花時間在家庭聚餐中，那又是一個嘗試各種酒的過程，呵呵，總之，這種我過往一兩天內就能搞定的會議紀錄文章，陸陸續續拖了快十天才算是搞定。不然就是我太容易分心了，需要找人陪我去讀書，這才是主要原因 (｡•̀ᴗ-)✧
另外，在整理這篇演講稿的時候，其實深感脈絡被切割的感覺，有點像趕鴨子上架才趕出來的文章？當然這點只是我的猜測啦，不過教授仍然是講得很好，因此我才能順著之前留下的筆記試圖完成本文。
總而言之，就以把這篇講座筆記當作癸卯黑兔年的正式開始吧！
敬祝諸君
兔年行大運 兔年吉祥
練跑倒數34天(0 H 0)!?
累哇歷史 2023/1/22-30 桃園家居-南港MH 有霧似雨 冬日可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