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翻译的是古希腊还是中国？
——古希腊文献系篡改阿拉伯文献初探
司民权
引言
一、阿拉伯帝国极简史
二、辉煌灿烂的阿拉伯帝国文化
三、阿拉伯帝国科技文化繁荣的内在逻辑
四、经不起拷问的“百年翻译运动”
五、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知识虽远在中国
六、西欧的“阿拉伯化”时代
结语：抽掉支撑古希腊神庙的那块“谎言之石”
引 言
古希腊文明是真实历史还是虚构的伪史？如果是虚构伪史，海量的古希腊文献全都是托伪吗？希罗多德的《西波战争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赛》等，这些读起来像小说或神话故事，编起来不是太难的著作，托伪还有可能。但是像亚里士多德以范畴为基础的大部头哲学著作、对人的思维和语法进行系统研究基础上的逻辑学著作、对大自然进行观测研究基础上的科学著作、建立在公理定义系统和逻辑学基础上抽象化算式化的欧几里得《几何原理》等等，都是具有深刻思想、高难技术、严谨体系的科学、哲学研究成就，没有现代大学本科同等学力、不具备相当的知识储备和研究能力，是完不成这类著作伪造的。具备这种能力的知识精英，谁又会做出如此伟大的知识贡献而心甘情愿放弃署名权、发现权，纯为编造伪史做贡献呢？一部两部还有可能，现已出版的汉译古希腊典籍达3000多万字，仅亚里士多德全集汉译版就是300万字，托伪如此海量具有重大科学价值、思想价值、文化价值的珍贵文献，显然不大可能。
但是根据西史辨伪学派十几年来的研究，2000多年前在自然环境恶劣、生产力水平低下、族群相互攻伐的希腊、埃及地区，不可能形成长期稳定的社会分工和国民教育，不具备产生辉煌文化的基本条件，明显违背常识、违背逻辑。对于西史辨伪学派十几年来越来越深入的研究和质疑，没有任何人能够给予满意回答，有一定名望的专家学者从未正面回应，据说他们给出的解释是“不值得回应”。真的不值得回应吗？现在参与西史辨伪研究的已经不是早期的所谓“民科”了，而是有不少严肃学者甚至博导、硕导、著述等身的老专家在参与研究，他们的研究不只是“逻辑历史”，更多的是基于“田野调查”、“文献溯源”的“考证历史”，不是值得不值得回应的问题，而是不回应就意味着默认的问题。而默认就意味着明知是伪史还要发论文、出著作、误学子，那就不只是学风问题了。
但是西史辨伪学派的研究并非没有“软肋”。程碧波教授可以用几十幅西方古地图证实尼罗河三角洲形成于最近700年间；河清教授可以用一系列西方文献和绘图证实巴特农神庙、波斯波利斯遗址、埃及金字塔是近现代伪造；生民无疆先生可以通过长江三角洲与尼罗河三角洲历史演变的比对和地质学调查资料证实罗塞塔石碑出土的地方2000年前还是大海建不了什么神庙。但是他们还未能考证亚里士多德300万字的全集、柏拉图100多万字著作、托勒密的天文学大集是谁的伪作。须知这可是哲学与科学，不是小说故事，而且文献太多，学术价值太高。有的学者提出是“东学西被”、“抄袭中国”，但这只是“相似”，拿不出古希腊典籍与中华典籍一一对应或者查重率极高的证据。而且证伪古希腊典籍是西史辨伪的重中之重、关键之关键，这个功课不做，“古希腊伪史”就永远是“逻辑”上的。
笔者认为，谎言出在故事里，必须在现代版古希腊典籍的来源——阿拉伯帝国“百年翻译运动”找“魔鬼”。百年翻译存在不存在？到底谁翻译了什么？现代版希腊文献能否和阿拉伯文古版一一对应，翻译尊重了原版而没有张冠李戴？这是非常值得研究而又被忽视的课题。近读阿拉伯裔学者菲利浦·西提教授的《阿拉伯通史》，结合查阅其它历史资料，梳理百年翻译运动的来龙去脉、历史背景，与中华大唐帝国—阿拉伯帝国人文交流史比对，基本可以确信，百年翻译运动翻译的不是“古希腊文献”，而是中国文献。确切地说，这不是翻译，而是阿拉伯帝国几代文人不远万里到中国学习科技、文化，回到故乡用本民族语言再研究、再创作，从而原创了阿拉伯帝国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百年翻译运动”是有的，但不是发生在8—9世纪的阿拉伯帝国，而是发生西班牙“光复”后的“文艺复兴”时期。科尔多瓦陷落、格拉纳达陷落，基督教欧洲获得了至少60万册阿拉伯文图书“战利品”，他们在穆斯林人的帮助下选择性地翻译成拉丁文、英文、德文、法文，然后把伊本路世德、伊本西那、伊本穆萨、伊本法拉比的名字改成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托勒密等。随着阿拉伯帝国的远去和西方文化霸权话语体系的确立，再也没人记得这段历史。谁能证明署名“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拉比的《美德城邦》不是同一本书呢？阿拉伯帝国800年，数以万千计的伟大学者都是百科全书式的多产作家，选出一部分改书名、改著者名，3000万字的伪造版古希腊典籍就不是不可能，而是很容易做到的了。
也不用担心会被近现代阿拉伯人揭穿，欲灭其国，先灭其史，被阉割篡改的阿拉伯历史早已面目全非。从14世纪末著名学者伊本·赫勒敦起，穆斯林逐步走向封闭、保守、排斥科学、甚至极端化，至今已经没有多少穆斯林人记得自己的祖先曾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的巨大贡献了。
把阿拉伯人的名字换成古希腊人的名字，把地中海的希腊当成欧洲的希腊，西方人成功地为自己伪造了一个文化祖宗群，从而也就为“西方中心主义”打下了坚实基础。通过洗脑东方，无数的黄皮肤学者成了“古希腊文明”的层累者、捍卫者。
一、阿拉伯帝国极简史
阿拉伯帝国是阿拉伯半岛上的阿拉比亚人通过武力征服、宗教同化建立起来的一个中世纪强大帝国，其疆域地跨亚非欧三大洲，几乎环抱整个地中海。从公元632年穆罕默德统一半岛，到1258年蒙古人征服帝国东部地区的“黑衣大食”，帝国延续了626年；如果算到1492年最后一个传承阿拉伯帝国文化的伊比利亚半岛穆斯林国家奈斯尔王国灭亡，帝国延续了860年。在这800多年里，无论帝国政治上有多么混乱，政权更迭多么残酷频繁，阿拉伯科技文化则一直保持旺盛的活力，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科尔多瓦、格拉纳达，作为阿拉伯帝国历史上多点开花的文化中心，东方不亮西方亮，一直传承、推动着阿拉伯帝国的文明进步。
（一）帝国的建立（公元622—630年）
阿拉伯半岛是一个极端干旱的高原沙漠地区，沙漠腹地有散在的绿洲。阿拉伯帝国之前，半岛上的居民是逐水草而居、信奉多神的游牧部落。麦加和麦地那是沙漠西部边沿上两个比较大的绿洲，人口大约2—3万，是也门——大马士革——开罗商道上的重要节点。伊斯兰教创立者穆罕默德于公元570年出生在麦加的哈希姆家族，12岁随伯父到叙利亚经商，接触到基督一神教，40岁创立伊斯兰教，自称先知，宣扬真主安拉是唯一的神，受到家乡传统多神教信奉者特别是权势贵族的迫害。公元622年他率信徒逃离麦加，在麦地那开始武装传教获得巨大成功，到公元630年完成半岛统一，建立了阿拉伯伊斯兰民族国家。
（二）帝国的扩张征服
1、四哈里发时期（公元632—661年）
公元632年，先知穆罕默德因病突然去世，没有指定继承人，帝国上层通过选举方式确定政教领袖，称为“哈里发”（先知追随者、继承者）。30年间先后有4位先知最忠实的追随者当选哈里发，史称“四哈里发时期”。哈里发们继承先知遗志，实施大规模对外扩张。635年占领叙利亚，637年占领伊拉克，638年占领黎巴嫩，642年占领波斯帝国呼罗珊地区，648年灭波斯帝国。640—646年完成对埃及的占领，642—643年占领的里波黎、迦太基，649年夺取塞浦路斯岛，652年占领努比亚。北线与拜占庭帝国展开旷日持久的对抗。
2、倭马亚王朝时期（公元661—750年）
四哈里发后期帝国高层发生内乱，公元661年第4任哈里发阿里被刺身亡，麦加倭马亚贵族出身的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在大马士革僭位哈里发，改选举制为世袭制，建立倭马亚王朝，平定内乱，继续对外扩张。东线巩固对波斯和呼罗珊地区的统治，705年征服吐火罗，706—709征服栗特地区，710—712年攻克撒马尔罕，侵入中华大唐帝国安西都护府腹地。虽经奋起反击把阿拉伯侵略者赶出阿姆河—锡尔河地区，但随着大唐帝国的衰落，至公元840年包括龟兹在内的西域广大领土全部全部被阿拉伯帝国和吐蕃瓜分并伊斯兰化。
在北线，从668年到718年，倭马亚王朝三次进攻拜占庭帝国，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占领罗德岛、克里特岛。西线在埃及总督穆萨·努赛尔指挥下击败拜占庭反攻，巩固对努比亚（埃色俄比亚）、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的统治。公元711年跨过直布罗陀海峡征服伊比利亚。在先知逝世100周年的时候，帝国对外扩张基本完成，形成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
3、阿巴斯王朝的建立与后倭马亚王国割据
倭马亚王朝晚期（750年前后），帝国发生严重内乱，与先知有血缘关系的哈希姆家族联合第四位哈里发阿里的拥护者（什叶派）发动叛乱，夺取哈里发宝座，建立了阿巴斯王朝。倭马亚王族被血洗，年轻的王子阿卜杜拉·赖哈曼· 伊本·穆阿维叶·希沙木逃亡到伊比利亚省（西班牙），建立后倭马亚王国。由于埃及和北非逐步被什叶派控制并相对自治，由此也就逐步形成了阿拉伯帝国三大区域的并立局面，中国历史上分别称作黑衣大食（首都巴格达）、绿衣大食（首都开罗）和白衣大食（首都科尔多瓦、格拉纳达）。
（三）帝国的分裂与衰亡
阿拉伯帝国是在伊斯兰教义和先知的旗帜下通过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贵族政治联合体，统治集团内部政治势力盘根错节，围绕继承权问题形成的教派错综复杂，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离心离德，4大阶层利益不能调和，中央政府对地方军事集团的控制能力日益弱化，外围被征服地区难以实施有效管辖，种种因素使得这个庞大帝国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倭马亚家族通过暗杀建立起来的世袭王朝，破坏了哈里发的推选制度。阿拔斯王朝又是通过血洗倭马亚宫廷夺得王位，加剧了帝国内部政治势力和宗教派别的分化与矛盾。倭马亚王族幸存者逃亡到伊比利亚半岛，建立了第一个割据政权。公元788年，北非摩洛哥什叶派势力脱离中央政府建立伊德里斯王朝。各地总督和军事统帅拥兵自重，几十个总督和军事统帅纷纷自立。伊本·艾格莱卜在突尼斯建立艾格莱卜王朝（822－875年）；埃及总督阿哈默德·图伦建立图伦王朝（868—905年）；东方各省继出现萨法尔王朝（867－903年）、萨曼王朝（874－999年）；909年什叶派穆斯林在突尼斯建立法蒂玛王朝；摩苏尔和阿勒颇建立了哈姆丹王朝；波斯人和突厥人在波斯、中亚和小亚细亚等地建立了萨曼王朝、白益王朝、伽色尼王朝、塞尔柱帝国等。10世纪以后，帝国四分五裂，实际统治区域仅限于巴格达及其周围地区。1055年塞尔柱人攻陷巴格达，推翻阿巴斯王朝的政治统治，仅保留哈里发宗教领袖头衔。11世纪开始的基督教十字军东征多次侵蚀阿拉伯帝国的疆域，1099年建立基督教的耶路撒冷王国，1109年建立安条克公国、的里波黎和埃德萨伯国，占有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地区大片领土。12世纪末年，中亚新兴的花剌子模王朝取代塞尔柱控制了哈里发。13世纪初，强大的蒙古帝国兴起，大规模向外征服。1252年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奉其兄蒙哥汗之命西征，先后洗劫了波斯、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1258年屠城巴格达，1260年攻占大马士革，阿拉伯帝国灭亡。
在伊比利亚半岛，在十字军东征运动的激励下，西哥特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的光复运动，1085年阿方索六世攻占中部城市托莱多，1236年科尔多瓦先落，穆斯林人退守半岛南部安达卢斯地区建立王国，以朝贡换和平250年。1479年穆斯林再次发生分裂，停止了朝贡，西哥特人再次发起“光复”战争。1492年初，半岛上最后一个穆斯林奈斯尔王国国王穆罕迈德十二世献城投降，阿拉伯帝国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二、辉煌灿烂的阿拉伯帝国文化
阿拉伯帝国留给人类文明最宝贵的遗产，不是治国理政的经验，也不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古兰经》教义，而是科学技术的突破和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创立。
阿拉伯民族从沙漠中走来，本身没有文化，但逐步强大的帝国对知识的渴求和对领土的欲望一样强烈。从先知创业开始，历经四哈里发、倭马亚王朝，到阿巴斯王朝，一个骁勇善战、开放包容的阿拉伯帝国迅速进入鼎盛时期。不仅拥有辽阔的领土，而且在教育、科技、文化领域全面繁荣，涌现出一代又一代百科全书式的大学问家，留下了海量的各学科著作，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1、阿拉伯帝国早期文化
阿拉比亚民族有着乐观、开朗、热情奔放的性格，诗与歌是这个民族的最爱。阿拉伯谚语云：“智慧寓于三件事物：法兰克人的头、中国人的手、阿拉伯人的舌头”。帝国之前的阿拉伯称作英雄时代或蒙昧时代，阿拉比亚人用说唱长诗传述民族记忆，赞颂祖先和英雄。在漫漫的沙漠商旅途中，人们骑着骆驼，一路说唱，押韵合辙，优美动听。阿拉伯早期文学作品《悬诗集》就收录了7部在“乌卡兹”诗歌大赛中获得第一名的长诗，记忆力惊人的“传达者”哈马德拉威叶能够背诵2900首英雄时代长诗。
倭马亚王朝穆阿维叶时期迁都大马士革，旧都麦地那和圣地麦加成为帝国贵族、退隐官员声色犬马、风花雪月的乐园，爱情、音乐和诗歌是上流社会的日常，酒神、歌神、诗神被追捧程度堪比大唐长安的李白、杜甫、白居易。欧迈尔·赖比尔（719年卒，与唐初新诗代表人物陈子昂同年代）被称为这个时期的爱情诗大王；哲米勒（701年卒）用长诗讴歌柏拉图式的精神之爱；麦之嫩·莱伊拉是半神级的抒情诗王者；米斯肯·达里米是政治诗的代表，法赖兹得格（640-728）、哲利尔（729卒）、艾赫泰勒（640-710）写了大量颂赞诗、讽刺诗。哈里发阿里的孙女素凯奈、先知大弟子泰勒哈长女阿以涉，都是酷爱音乐和诗歌的绝代佳人，以其极高的文化与审美素养成为那个时代“美与时尚”的公断人。哈马德·拉威叶（公元713-772）搜集了这一时期大量诗歌作品，编撰成著名的《黄金诗集》传世。
除了诗歌与时尚外，帝国境内一大批文人雅士也来到这里，“民族哲人”、先知的堂弟阿普杜勒·伊本·哈巴斯（公元688年卒）门下食客众多，他们研讨历史、法律、教义和文学艺术，形成了阿拉伯文化史上的“麦加学派”。叙利亚、伊拉克、波斯等被帝国征服地区的文人，则聚集到巴士拉和库法，阿拉伯帝国的科学、哲学、数学和医学在这里萌芽。首先是阿拉伯语言、语法的研究取得重大成就，艾普勒·杜艾里（公元688年卒）改造了阿拉伯文字，赫立里·艾哈迈德（公元786年卒）编辑完成了阿拉伯词典《阿因书》，首创阿拉伯韵律学；他的学生波斯人西伯韦编写了第一部阿拉伯语法教科书；研究先知和圣门弟子名言的《圣训》学也在这里诞生，阿拉伯历史的编撰事业也从这里开始。哲学上出现了穆尔太齐赖派的“唯理论”、盖德里叶派的“意志自由论”、哲普里叶派的“人类强制论”等，都对帝国政治和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这个时期伊斯兰教已分裂为什叶派和逊尼派，政治斗争必然反映到思想文化领域来。易司马仪派、盖尔麦兑派、德鲁兹派等作为什叶派的支持者，提出了一些“异端”学说或主张。
阿拉伯早期医学也在倭马亚王朝时期兴起。哈里斯·凯莱达（公元634年卒）是第一位受过科学训练的医生，被誉为“阿拉比亚人的医生”，子孙都传承他的医术。公元683年马赛尔哲韦编撰了第一部阿拉伯文医书，欧麦尔二世在安提俄克和哈兰设立最早的医科学校。
2、帝国鼎盛时期的科技文化
公元750年阿巴斯王朝建立，阿拉伯帝国迅速进入朝气蓬勃的兴盛时期。全国各地的税收源源不断地运往首都巴格达，这座城市在50年时间内从一个小荒村发展成了以奢华闻名的大都市。皇宫占去了整个城市的三分之一，宫内太监7000人，侍从700人，仪仗队16万人。哈里发赖世德的王后朝觐一次先知天房花费300万金币，哈里发艾敏的叔父在晚会上献歌获奖30万金币，皇太后一年的俸禄达1.6亿银币。在哈里发的支持和保护下，知识分子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医生、律师、教师、作家都是非常受尊敬的职业。
以公元830年第六位哈里发麦蒙在巴格达建“智慧馆”为标志，阿拉伯帝国科技、文化进入爆发期。从公元9世纪中叶的赖班·泰伯里，到12世纪末的伊本·路世德，长达35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大师辈出的时代，动辄上百部著作的大学问家如群星闪耀交相辉映。数学、天文学、医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哲学、逻辑学、教义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等领域均取得巨大成就。
数学成就：阿拉伯帝国时代的数学从内容上、解题方法上、所能解决的数学问题上来说，并没有超出中华大唐时代的数学范畴，他们似乎还没有理解圆周率π值的计算方法，所谓从印度引进数字体系及“0”概念，完全是一个历史误解，因为那不是中国人知道的印度，而是中世纪后期欧洲人的印度——包括中国在内的印度（上印度、东印度、蛮子省、契丹都是指称的中国）。等阿尔卡西将π值计算到16位小数时已经是十五世纪，阿拉伯帝国早已远去，中华帝国已经进入大明时代。当卡西还在用“割圆术”做天文量级计算的时候，王文素已经解决了函数极值和导数问题了，离微积分的创立只有一步之遥。
但是作为从中国古数学到欧洲近代数学的过渡环节，阿拉伯数学还是有很多创新与突破。
一是在继承中华帝国“十进制”和数字系统基础上，将汉文“数字”（草书体、手写体）改造成为“数学语言”的“数码”，为数学发展提供了更为有效的工具。阿拉伯数学家花拉子米在研究大唐数学计数法基础上，结合“汉字数码”草书体和阿拉伯字母，创造了一套“阿拉伯数码”（花拉子米数码），但直到十一世纪初（1019—1029年间），数学家伯克尔·凯赖支《算术全书》才正式使用。于此同时，西班牙半岛上的穆斯林数学家结合当地古老的“尘土数字”，改造了“花拉子米数码”，创造了接近现代通用的“阿拉伯数字”（关于阿拉伯数字是改造的中国数字和“0概念”问题，参阅本文第五部分有关考证）。
二是改“词句计算”、“算筹计算”为“数字计算”，为数学符号化奠定基础。世界数学出中国，但中国数学却长期停留在“词句计算”、“算筹计算”上。阿拉伯帝国数学到花拉子密虽然仍实行“词句计算法”，但他借鉴“算筹计算”创造了“表格计算”和“图形计算”，凯赖支开“数字计算”之先河，到“尘土数字”时代已经基本实现“算式化”，只是缺乏系统的“运算符号”。欧洲人在阿拉伯数学基础上，经过经过德国数学家魏德曼（1489）、荷兰数学家伊克（1541）、英国数学家奥瞿特（1631）、瑞士数学家拉斯（1695）等人200年“突发奇想”，设计出了不少常用计算符号，逐步实现数学的“算式化”、“符号化”。由此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古希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凭个人的能力就完成《几何原本》、《天文大集》等科学体系创造，是多么不靠谱的事情。
三是发展了刘徽注《九章算术》的“定义”、“定理”、“公理”思想，建立了数学的定义、定理、公理、公式系统，从而使数学研究“逻辑化”。《九章算术》成书于公元一世纪西汉时期，总结了包括《周髀算经》在内的前代数学成就，以246道例题形式解决了生产生活中的面积、体积、比例、开平方、开立方、工程测量、正负数、线性方程、勾股定理应用的数学计算问题。但其缺陷是只给结果，不给证明，涉及的概念没有明确定义。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作《九章算术注》，对大部分数学概念给出了明确定义，并提出了一些不是太明确的定理和公理。阿拉伯数学家们显然领悟了刘徽的数学思想，系统解决了概念内涵外延的定义、判断为真的定理和不证自明的公理。数学逻辑系统的建立，标志着数学从“经验科学”上升为“逻辑科学”，从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具体计算问题上升为解决思维层面的数理规律问题，大大拓展了数学的研究空间。
四是对数学进行分科研究，划分了代数、几何、解析几何、三角、球面三角、函数、数论、统计等分支，真正把数学从“算术”上升为“学术”。
五是在《九章算术》框架内进一步完善了数学体系，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阿拉伯学者的数学著作大多是大部头，仅花拉子密的《代数学》就收集例题达860道。阿拉伯学数学家们给出了高次方程的普通解法和几何解法，三角学上提出了余切概念，列出了很多三角函数关系式，发现了平面三角、球面三角多个定理，提出了球面三角的6个求解公式，绘制了正弦表、正切表等。
当然，这是阿拉伯帝国数学的最高成就，我国数学在宋、元、明、清时代又有了巨大发展，杨辉、秦九韶、王文素、李善兰等数学大家的研究深度和广大又是阿拉伯数学所不及的，根据程碧波、生民无疆、文行先生的研究，微积分应该是我国明清数学家创立的，至少作为微积分基础的极限、导数问题是我国古代数学家解决的。
天文历法成就：西方学者认为阿拉伯天文历法起始于公元771从印度传入的《信德欣德》、发展于托勒密《天文学大集》的翻译，中国知识界一直采信这种说法。笔者认为中华大汉帝国、大唐帝国天文学家张衡、一行等人的著作和《大衍历》的传入才是阿拉伯天文历法的起点。由于伊斯兰信仰对时间和方位有较高要求，他们把月芽出现在西方天际的日子定为月首，一昼夜要礼拜5次（晨、晌、晡、昏、宵），不仅定时辰，还要定方向（面向圣殿方向），一年一度的斋月必须统一，加之阿拉伯帝国幅员辽阔，经线跨度大，这对历法计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印度的《信德欣德》还是托勒密的《天文学大集》，都不能满足这种要求。从东汉到大唐，中国天文学家的天文测量、天文仪器制作改进、历法编制都取得了重大突破，科学系统，准确性高，能够适应伊斯兰信仰的需要，必然成为其编制民族历法的参照。而其更特殊、更精确的时间、方位要求，也促进了大地测量、球面三角运算和天地关系的研究。
阿拉伯帝国的天文观象台规模大、研究人员多、观测仪器精良、历表更新快。阿巴斯王朝第6位哈里发麦蒙分别在巴格达和大马士革设立了两个皇家观象台，哈里发道莱在宫内建了一个天文台，贵族穆萨·沙基尔甚至在自己家里建了一个天文台，塞尔柱王朝哈里发在内沙布尔建了一座观象台，开罗、设拉子、科尔多瓦等地都建有观象台。观象台与时俱进配备了与大唐、蒙元、大宋一样而制造更精密的天文仪器，包括天球仪、地球仪、星盘仪、观象仪、象限仪、平纬仪、方位仪等，天象理论、观测方法和仪器制造都有不少突破。哈里发麦蒙时期就有天文学家认识到了“大地为球形”，测量了子午线1度的长度并计算了地球周长和直径。九世纪末天文学家阿尔-白塔尼·伊本·西楠（Sinan 858—929年）在57卷巨著《萨比历书》中观测记录了489颗天体，发现了地球公转的偏心率和太阳远地点的“进动”现象，提出了地球是在椭圆形轨道上运动的观点，修正了太阳轨道和黄道斜角的计算方法，证明了太阳环食现象的存在。十一世纪前期的天文学家比鲁尼（1048年卒）提出了地轴概念，认为地球以地轴为中心自转和绕太阳公转说，认为行星运行轨道为椭圆而非正圆，并精确地计算了地球的经纬度。十一世纪末，以欧迈尔·赫亚姆为代表的天文学家编制了太阳历《哲拉里历》，精确地测定了太阳回归年的长度，把一年定位365天，平均4年设一润年，128年设31个润年，在闰年增加1日，达到了5000年差一日的精确度。
医学成就：阿拉伯帝国非常重视医学和医学教育，医生也是非常赚钱的职业，知识分子同时也是医生，其诊断方法也是“望、闻、问、切”，治疗方法主要要是药用动植物、矿物熬制的汤、丸、散剂。他们还热衷于放血疗法和催泄疗法，哈里发赖世德的御医伯赫帖舒每年给他做2次放血治疗，2次轻泄治疗，可得到20万第纳尔的报酬，一生积攒了8880万第纳尔（金币）的巨额财富。巴格达医院院长宰克里雅·拉齐（925年卒）著有《曼苏尔医生》、《医学集成》、《天花和麻疹》等医学巨著，对阿拉伯医学做出重大贡献并在12世纪译成拉丁文一再出版，影响近代西方医学400多年。祆教徒医生麦朱西（994年卒）的《医学大全》提出了毛细血管概念，发现新生儿分娩是由宫缩推出来的，纠正了胎儿自动出来的观念。伊本·西那（阿维森纳980-1037）被帝国尊为“科学家的长老”，他的五卷本医学巨著《医典》是一部医学百科全书，第一卷医学基本理论，包括病理学、解剖学、预防医学等；第二卷药物学收集了760种药物的性能、功用和采集炮制方法；第三、四卷常见疾病的病因病理与治疗；第五卷处方学，介绍了大量验方及丸剂、栓剂、散剂、膏剂、糖浆的制备方法。《医典》也在十二世纪翻译成拉丁文，成为西欧各大学的教科书。宰海拉威在解剖学和外科学、手术器械的制作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伊本·奈斯菲在《医典解剖学注》中提出了肺血循环概念。眼科学获得了很大进步，较早进行专科研究与治疗，麦克西尼的《眼药水全书》、撒哈拉丁·优素福的《眼科要略》都是眼科专著；麦克西尼还能够做白内障摘除手术。
阿拉伯帝国医药学最为可贵的地方，一是医学教育学校化，阿拉伯的大中型医院同时也是医学院，把师徒传承转变成为医学院批量培养，中国大唐帝国时代有这种医生培养模式，直接影响了阿拉伯帝国；二是开展了大量的人体解剖和生理病理研究，并且有专门论著，为医学科学化奠定了基础。根据著名西史辨伪学者生民无疆、舞天玄姬所做的研究，中国医典《皇帝内经》、明代的《医学统宗》、《古今医统大全》、《类经图翼》等都有关于解剖学的大量记载和图解，但总的来说中医没有将解剖学定位于基础医学，人体解剖只是个人行为、偶然情况，对中医的发展没有起到太大促进作用，而阿拉伯帝国的解剖学对病因病理研究和外科学发展意义重大。三是医学开始了分科，专科诊疗、专科研究为医学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四是在麻醉支持下的外科手术有了较大发展。
哲学成就：阿拉伯人真正把哲学定义为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建立了本体论、认识论、灵魂观、世界观哲学体系，讨论世界的本源、灵魂的归宿、物质与精神、运动与创造、感性与理性、人与神、知识与真理等一系列“形而上”问题。阿拉伯人把哲学定义为关于万物真相的知识，是最高智慧，以至于把不懂哲学、写不出哲学著作的小学教师作为嘲笑对象，在辩论的时候常把对手比嘲讽为“无知得像小学老师”。
由于伊斯兰教是阿拉伯帝国的精神支柱，阿拉伯哲学也就必须从教义出发，再回到教义上来，但基本上还是把哲学家当作不受教义限制的自由思考者而采取包容态度，由此也就产生了讨论世界本原、真主地位以及认识论问题上的 “异端邪说”。早在8世纪后半叶倭马亚王朝时期就掀起了一场撼动教义基础地位的“唯智主义运动”，出现了穆尔太齐赖派、盖德里叶派、哲卜里派、哈列哲派、易斯马义派、盖尔麦兑派等百家争鸣的哲学和政治流派。代表阿拉伯哲学不同时期最高成就，对当代和后世均产生重大影响的哲学家，当属阿巴斯王朝繁荣时期的伊本·易司哈格·金迪（公元801—873年）、动荡时期的穆罕默德·伊本·奈斯尔·法拉比（870—950年）、分裂时期的伊本·西那（阿维森纳980—1037）和世外桃源伊比利亚的艾罕默德·伊本·路世德（阿威罗伊1124—1198年）。他们的哲学思想不仅影响了阿拉伯帝国，对欧洲的思想解放、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逻辑学：阿拉伯帝国学者基本完成了形式逻辑学科体系搭建，从概念、判断到演绎推理，以及各种诡辩和逻辑错误都有论及，研究者众、著述多。逻辑学在7世纪中叶倭马亚王朝时期和语言学、哲学、数学一起发端，阿巴斯王朝时期出现一大批杰出的逻辑学家。法拉比著有《逻辑学引论》、《科学统计》、伊本·西那著有《逻辑学入门》、《十大范畴》、《解释篇》、《三段论》、《诡辩论》、《演说辞》等，这些逻辑学专著对学科体系的建立具有“奠基石”意义。12—14世纪掀起一股逻辑学热，伊本·哈兹姆（1064年卒）、伊本·巴格达迪（1165年卒）、伊本·路世德（1198年卒）、安萨里（1111年卒）、阿里·巴格达迪（1165年卒）、“精诚兄弟会”、拉齐（1209年卒）、萨凯克（1228年卒）、阿卜杜·巴格达迪（1231年卒）、阿迈里（1233年卒）、洪吉（1248年卒）、阿布哈里（1265年卒）等都是这个时代对逻辑学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尤其是把逻辑学应用于语言学、修辞学、教义学、哲学、数学等，促进了多学科的发展。
除此之外，阿拉伯帝国在语言学、修辞学、历史学等领域也有大量的研究和论著。阿拉伯语法、阿拉伯词典的编撰，使阿拉伯语民族方言迅速成熟为学术语言。尤其值得提及的是，阿拉伯帝国时代的学者都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们既是哲学家，也是数学家、天文学家、科学家、医学家、教义学家，著作多产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比如金迪一生出版了361部著作，拉齐兹200多部，路世德118部，阿维森纳456部。如果觉得夸张，可以参考一部书的字数或页数：《天方夜谭》汉译本400万字，泰伯里的《历代先知与帝王史》7500页，马苏迪的《黄金草原与珍玉宝藏》1/10摘要版汉译本793页。阿拉伯人开创了大部头巨著的先河，后来被欧洲学者继承。
三、阿拉伯帝国科技文化繁荣的内在逻辑
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繁荣，一定有其深刻的历史动因。中央政府对国家的管控治理能力、自由思想的容忍度、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和人民的价值取向、国民教育的普及程度、知识变现路径是否多维化等，都对科技文化发展起着重大影响。上述驱动因素在阿拉伯帝国几乎一个都没有少。帝国时代的阿拉伯民族整体上积极乐观，进取向上，帝国政府开放包容，鼓励多元文化，并形成以信仰为中心的凝聚力。国家和民族的重商主义价值取向，相对普惠的国民教育制度，造纸术、印刷术的及时传入等，都成为推动科技文化进步的强大动力。
（一）重商主义传统为科技文化繁荣厚植沃土
在工业革命以前，一个国家是重农还是重商，一般是由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的。吃饱穿暖是人类生存繁衍的最基本需求，国家所处的地理自然环境有利于农业生产，就必然选择重农主义以保证温饱需求；自然地理环境不利于农业生产，就必然选择重商主义以获得交换生活必需品的财富。中国可耕地数量巨大，气候适宜，降水丰沛，历朝历代自然选择重农路线。而阿拉伯帝国虽然幅员辽阔，但适宜耕种的土地不多，气候也不利于农业生产，要维持民族的生存繁衍，必然选择重商主义。但是走重商主义道路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一是国家有保护商业和商人的能力（仗剑经商）；二是拥有相对安全便利的商路；三是占有广阔的商品交易顺差市场。显然这些必要条件阿拉伯帝国都具备。
阿拉伯帝国拥有悠久的重商主义传统。其发祥地阿拉伯半岛是撒哈拉大沙漠的延伸部分，海拔高，覆盖广，腹地只有零星绿洲，南端沿海地区狭长平原（也门）虽有“阿拉伯福地”之称，但降雨稀少，气候炎热，也不利农业生产。所以中世纪以前半岛居民世代以放牧和贸易为生。也门是古代西亚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波斯、印度、东南亚和中国商品从海路运到也门，再通过沙漠商道贩运到新月地区乃至拜占庭、斯拉夫地区；西路虽然红海航行条件不好，不利大型商船通行，但可以通过也门中转，分装到小商船贩运到开罗、亚历山大港集散，再通过地中海航线到达北非、西欧。
阿拉伯人扼守东西方商品流通的咽喉要道，具有得天独厚的垄断优势。在长达800年时间里，强大的阿拉伯帝国成为欧洲人走出欧洲看世界的拦路虎，通往东方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茶叶之路、香料之路全被阿拉伯人垄断，欧洲贵族不得不用极其昂贵的价格从阿拉伯商人手中购买胡椒、丝绸、茶叶和瓷器。直到16世纪初达伽马船队九死一生绕行好望角2万多公里开通西班牙到达印度的航线，才改变这种局面。
阿拉伯帝国的重商主义使知识和技术成为商品，知识分子不仅可以“读书做官”，而且还可以通过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发明创造等知识变现来养家糊口、发财致富、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
（二）完善的普惠制教育体系成为帝国人才辈出的保障
阿拉伯帝国是一个尊师重教的国度，公元8世纪末，阿拉伯语已经发展成为拥有词典、语法教材和韵律学的成熟语言，这个时代帝国已经开始设立学校，首先是贵族子弟获得受教育的机会，随着帝国财政状况的好转和富贵阶层财富积累，各地清真寺逐步发展成公益性学校，普通百姓的孩子也能够读书识字。叶齐德·哈比卜（764年卒）是埃及著名教师，哈里发欧麦尔二世提拔他到埃及担任首席大法官，可见教师在阿拉伯帝国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阿拉伯帝国几乎完全复制了大唐帝国的学校教育体系，但在办学模式、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师资选拔上又优于大唐。帝国各省、区都设有官办学校，贵族、商人也流行捐建学校，形成依托寺院、贵族捐助的办学模式。阿巴斯王朝时期巴格达有超过150所免费学校，科尔多瓦有27所免费学校，帝国其他城市也均如此。阿拉伯帝国开中世纪大学之先河，公元830年哈里发麦蒙在巴格达创建的“智慧馆”，其正式名称叫“赫克迈大学”。这所大学规模大，师生多，办学规范，不仅有图书馆、研究院，还有医学院和天文台。第一任校长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学者和最高贵的人。赫克迈大学之后，各行省依托大清真寺纷纷创建大学。卡鲁因大学创建于公元859年，开罗爱资哈大学创建于公元972年，巴格达尼采米亚大学、突尼斯宰图那大学、札桐大学、科尔多瓦大学等都是帝国名校。有了大学就有了人才的培养储备和知识的积累传承，也就有了学术中心、文化中心。巴格达、库法、大马士革、开罗、亚历山大港、的里波黎城、突尼斯城、科尔多瓦城等都是围绕大学而形成的多点开花式帝国文化中心。易司哈格、伯特里格、铿迭、古赖、塔巴里、法拉比、穆卡法、叶海亚、马赛维、白塔尼、花剌子密、麦台尔、叶海亚·阿迪、肯迪、麦脱尔、鲁高等都是帝国各个时代的鸿儒。
（三）造纸术、印刷术的传入给帝国科技文化的爆发提供了催化剂
纸张作为商品，早在3世纪就经丝绸之路传入中亚、西亚，只是因为来自远方的中国而价格昂贵。公元751年，撒马尔罕建起了西域第一家造纸厂，794年巴格达也有了造纸厂，随后帝国各大城市纷纷造纸，哈里发下令政府部门一律用便宜的纸张替代绢帛写奏章、发公文。
阿拉伯帝国还是中国印刷术的最早受益者。雕版印刷术发明于8世纪初的中华大唐帝国，9世纪初在大唐已经广泛应用。元稹（公元779-831年）为白居易诗集作序“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这里的“模勒”就是雕版印刷。活字印刷术发明于大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是伊本·西那（阿维森纳）和伊本·路世德（阿威罗伊）所处的时代。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都在第一时间传播到阿拉伯帝国。
造纸术和印刷术的传入，不仅为书生们提供了廉价的书写材料，著作可以批量印制、广泛传播，而且带动了书商业的兴起。公元891年巴格达就有100多家书店，开罗、大马士革、科尔多瓦等地的清真寺旁边总寄生着一家或多家书店。可见，阿拉伯帝国科技文化的兴起与繁荣，与造纸术、印刷术的传入在时间上高度关联。
四、经不起拷问的“百年翻译运动”
根据主流教科书的说法，在阿拉伯帝国科技文化进入大繁荣、大爆发之前，曾经有一场跨越百年的古希腊典籍收集和翻译运动，时间在公元750—850年之间。通过这场大规模翻译，古希腊文明启迪了阿拉伯人的智慧，因此才有了阿拉伯哲学、天文学、数学和医学等。
根据美籍阿拉伯裔学者西提教授的说法，翻译运动源于阿拉伯人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他们敏锐的感官、强烈的好奇心，难以满足的求知欲和才智潜能，促使他们广泛地兼收并蓄外来文明与文化”。但是西提教授绝口不提隔壁的文明古国、适逢盛世的大唐帝国对阿拉伯帝国的影响，这是读《阿拉伯通史》过程中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古希腊手稿或抄本从哪里来？学界说法五花八门，西提教授为大家统一了口径：从希腊化地区的敖德萨、哈兰、安提俄克、亚历山大港、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等地民间和修道院里来。哈里发麦蒙、曼苏尔还亲派密使到君斯坦丁堡给利奥皇帝索要。
谁来翻译这些典籍？西提教授说，哈里发麦蒙专门在巴格达建了一个“智慧馆”，网罗了一大批有文化的犹太教徒、基督徒、景教徒、祆教徒和其他异教徒在智慧馆从事翻译工作。伯特里格（796-806之间卒）是最早的翻译家之一，他翻译了伽林和西波克拉底的医学著作、托勒密的《四部集》、《天文大成》和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等。被誉为“翻译家的长老”的景教徒侯奈因·易司格哈（809—873）担任“智慧馆”馆长，专门负责翻译工作，他本人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解释篇》、《范畴篇》、《物理学》、《伦理学》及柏拉图的《理想国》等。著名的“哈兰学派”领袖萨比特·古赖（836-901）带领学生翻译了一批希腊语的天文历算书，包括阿基米德、阿波罗尼阿斯的著作。哈查只·优素福·麦台尔重新翻译了《几何原理》、《天文大集》。西提教授还告诉我们，由于这些翻译家大多是异教徒，对新改造的阿拉伯文掌握的不好，他们先把古希腊语文献译成叙利亚语，然后再转译成阿拉伯语。
这个故事宏大而动人，但是却经不起拷问推敲。
1、古希腊典籍是如何流传千年而未损毁的？
我们知道，在印刷术发明之前，特别是造纸技术之前，古代典籍的收藏和流传相当困难。根据考古学界 “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存半年”的说法，典籍的流转要么一代一代不间断传抄，要么放在沙漠中干燥保存，要么埋入地下处于水浸状态。显然阿拉伯人翻译的古希腊典籍既不是来自地下发掘，也不是沙漠里寻得，而是在民间、修道院或宫廷收藏。地中海沿岸夏季干热，冬季湿而不冷，这样的收藏环境很难保证不被虫蛀、发霉、自然分解。这么多文献能够被完整地保存千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中国明代由永乐皇帝朱棣下诏编撰的《永乐大典》11095册，明清两代600年间都作为最珍贵的遗产以国家力量加以保护，至今也只剩约400册，散落8个国家（地区）30个单位，可见典籍保存之难。
2、千年中世纪民间收藏古希腊典籍是否可能？修道院收藏是否违反教规？
根据伏尔泰《风俗论》中提供的数据，近代以前，西欧地区60%的人活不过20岁，80%的人没有第三代，家族血脉接续非常短暂，连王位、爵位都常常因为没有直系继承人而旁落，西亚地中海地区情况也不会更好。加之所谓希腊化地区民族众多，语言相异，字母文字不成熟、变化快，族群之间相互攻杀，收藏自己根本看不懂的异族文献而且一代一代接续誊抄，消耗大量贵重的羊皮纸，不可能有大量典籍能够保存到千年之后。黑暗中世纪基督教排斥任何违背教义的异端邪说，收藏传播古希腊哲学、科学著作必将受“绝罚”，修道院收藏古希腊典籍更是无稽之谈。
3、古希腊之后“希腊化”地区相继出现帝国或王国，为什么都没有延续希腊文明，却由千年之后从大沙漠中走出来的阿拉伯民族完成这一历史重任呢？
古希腊之后先后称霸的马其顿帝国、托勒密王国、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波斯帝国等都不是蛮族，而且都在“希腊化”区域，继承发展古希腊文化有基础，也有需要，为什么没有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著作翻译成马其顿文、罗马文、叙利亚文、埃及文、波斯文、印度文呢？即便这些民族对思辨哲学、烧脑的逻辑学不感兴趣，起码应该对天文历法、几何代数、医学药学和戏曲文学感兴趣吧，锲而不舍地收藏、流传古籍而不变现，实在不可思议。
4、阿拉伯之后希腊手稿去哪儿了？
既然其他民族都知道古希腊手稿的珍贵，酷爱古希腊文化的阿拉伯人应该更加珍惜。这些抄本在之前流落了千年，阿拉伯帝国好不容易收集起来，而且还专门建立了国家图书馆、翻译馆，这些典籍应该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不会在翻译之后就把原稿销毁。中山大学刘小枫教授《<柏拉图注疏集>出版说明》也印证了这一点。按刘教授的说法，当代的《柏拉图九卷集》就不是从阿拉伯文转译，而是从亚历山大时期语文学家忒拉洛斯编订的古希腊文版本，经1513年意大利出版商Aldus版本流传下来的。亚历山大大帝死于公元前323年，到公元1513年已过去了1836年，36部著作一部不少地保存下来，而且不借助古希腊文词典就能轻松破解这讨死文字文献并轻松翻译成拉丁文，的确是世界文化史的一大幸事。由此笔者也更加相信古希腊抄本还在，强烈建议中国古希腊学者依照古抄本重新翻译《亚里士多德全集》。中国人民大学苗力田教授从德文版转译的这套全集，经过了“古希腊文—叙利亚文—阿拉伯文—拉丁文—德文—中文”层层转译，已经与真实的亚里士多德相去甚远了。
5、没有《古希腊文词典》，阿拉伯学者是如何翻译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古希腊哲学、科学著作的？
学会了《英语900句》，并不意味着可以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更翻译不了培根的哲学著作、牛顿的科学著作。古希腊文化博大精深，没有非常成熟的文字不可能撰写深奥的哲学、生动的文学、规范的科学著作。2021年剑桥大学语言学教授詹姆斯·狄格尔根据90多位古希腊学者的著作，历时23年编撰了一部1500页的《剑桥希腊语大词典》，收录古希腊语单词37000多个，可见古希腊语是一种非常成熟的语言。但是在有关古希腊语的认知中，它又非常不成熟，以至于随着古希腊的衰落也变成了死语言。它为何没有像阿拉伯语那样成为希腊化地区通用语言？怎么没有像拉丁文一样孕育出更多成熟的民族语言？
其实作为拼音文字，在使用过程中注定会发生快速变化，不仅单词、语法不断变化，读音也不断变化，拼写单词的字母也不断变化，以至于过上几十年上百年，以前的书面材料已经无法识读。据说现代的英国人根本读不懂莎翁戏剧。阿拉伯人要想读懂古希腊著作，必须首先破译这种古文字，必须编撰《古希腊词典》。事实上阿拉伯帝国时代并没有这样的《词典》。阿拉伯文字刚创立不久，一个新生语言和一个千年前的死语言，不借助工具书根本无法实现对译。
6、没有专业基础的阿拉伯人为什么能翻译出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古希腊著作？
翻译好一部外文著作，不仅要有良好的外语笔译能力，还要有基本的专业知识。一位中国文科生翻译不了哈佛大学的《数学分析》教材，也翻译不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当年徐光启听了利玛窦对《几何原理》的介绍，看了演算论证过程，立即产生了浓厚兴趣，试图翻译这部奇书。但终因自己缺乏几何学基础，尽管有利玛窦的协助，试了几次均不成功。最后还是在跟随利玛窦多年，又有数学基础的瞿太素协助下才完成了前六卷的翻译。按照西提教授的说法，侯奈因是第一位翻译欧几里德《几何原理》的学者，那么他翻译的时候已经学过了几何学？优素福·麦台尔是第一位翻译托勒密《天文学大集》的学者，他在翻译的时候已经是天文历算专家？他们的这些知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既要有造诣深厚的专业知识，又要熟练运用阿拉伯文和古希腊文，百年翻译时期阿拉伯还没有这方面的全才吧！
7、阿拉伯人为什么不翻译古希腊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
古希腊不仅有伟大的哲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医学家，还有载于中外史册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三部曲、欧里庇得斯的90多部悲剧作品、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赛》等，都不是阿拉伯人翻译的。西方人又是从哪里得到的这些手稿或抄本呢？生性浪漫张扬的阿拉伯人为什么会对古希腊戏曲、诗歌、艺术、体育不感兴趣，而自己又偏偏原创出那么多长诗和说唱剧本呢？为什么好大喜功的阿拉伯帝王对古希腊历史不感兴趣，而又偏偏编撰出自己的《历代帝王转》和《黄金草原》这样的鸿篇巨著呢？
8、为什么阿拉伯人没有翻译中国典籍而阿拉伯科技文化中却有那么多中国元素？
在中、西方历史教科书和西提教授的《阿拉伯通史》关于“百年翻译运动”的论述中，没有一句阿拉伯人翻译中国典籍的表述，有少量的翻译印度数学、波斯天文学、占星术典籍的事迹，几乎全部是古希腊典籍的翻译。但是阿拉伯帝国数百年，有太多太多的“中国通”，甚至就是中华大唐帝国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户籍人口。泰伯里是安西都护府大宛都督府火寻州（国）人（阿拉伯人称泰伯里斯坦）；伊本·穆萨·花拉子密和伊本·西那（阿维森纳）这两位对欧洲近代科学与医学产生巨大影响的大神是安西都护府康居都督府康州（国）人（阿拉伯人称花拉子模）；法拉比是北庭都护府濛池都督府碎叶州人（阿拉伯人称外药杀河地区）；拔汗尼是安西都护府休盾都督府休盾州（大宛）人（阿拉伯人称拔汗那）；白塔尼是北庭都护府葛逻禄州（汗国）人；比鲁尼是今阿富汗东部大约吐火罗一带人，隶属安西都护府；麦里克沙是锡尔河下游大约是康国或月氏人。这些阿拉伯帝国一流学者的故乡，都曾经在很长时间里是大唐帝国版图，大唐帝国在此设置大都护府、都督府、州、镇4级行政机构管辖，派驻军队守卫。即便是安西都护府撤销之后出生的人，在如此高度汉化、唐化的地区，不可能不知道中国文化、中国知识。他们对中华大唐帝国的数学、天文学、历算学、医学和儒家经典、诸子百家著作一无所知或不感兴趣是匪夷所思的怪事。
但是在阿拉伯科技文化著作中，却有很多概念、用语、名称和中国非常雷同，如天文历法方面的“浑天”、“天球”、“子午线”、“黄道”、“赤道”、“岁差”、“岁实”、“日晷”、“沙漏”等；医学上的“脉象”、“望闻问切”、“针灸”、“拔火罐”等。中国数学以例题给解法的形式表述计算知识，阿拉伯数学同样是解例题。在哲学方面，中国有“五行”，阿拉伯有“四元素”；中国有《论语》，阿拉伯有《圣训》。文学方面，中国有“乐府诗”，阿拉伯有《乐府诗集》；中国有被称为“四六体”的“骈文”，阿拉伯也有“四六体”骈文。这么多的中国元素，说明阿拉伯人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百年翻译运动”没有翻译中国典籍，和17世纪后欧洲传教士疯狂收集、翻译中国典籍形成鲜明对比。
9、阿拉伯人学会天文观测、大地测量、历书编撰和天文仪器制造怎么那么容易？
研究天文历法的关键是天文观测与大地测量，这不仅需要基础理论与方法，更需要专业的设备、设施。阿拉伯人771年看到了印度人的《西德罕塔》，828年翻译了托勒密的《天文学大集》，830年创建智慧馆和天文台，接着就有了十分精确的象限仪、星盘、日晷仪、天球仪和地球仪，接着就测量了子午线1度的长度是56.32阿拉伯里，只比实际长度多了2877英尺，接着花拉子密就编制完成了第一部《星表》，这效率快得不可思议。难道托勒密《天文学大集》还有全套天文观测、大地测量仪器设计图？派人到大唐帝国国子监、算学馆学习两年，向一行大师和他的学生们请教请教，顺便把新改进的浑天仪图纸带回来，是不是更靠谱一点呢？
万国来朝
五、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知识虽远在中国
“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往求之”，这是先知穆罕默德的一句名言，记录在与《古兰经》并重的伊斯兰经典《圣训》里，常被人引用。而翻遍《古兰经》和《圣训》，却没有半句提到“知识虽远在古希腊”。
（一）中亚是汉化区而非希腊化区
中华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触角，早在阿拉伯帝国之前就延伸到西域广大地区。从民族学上溯源，西域和中亚地区各民族基本上都属于欧亚大草原中东部游牧部落演化而来，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北狄、西戎和秦汉时期的匈奴等族群分化与融合的结果，都属于我国西、北部边缘民族。根据《隋书》记载，隋唐时期中亚河中地区的“昭武九姓”就是秦汉时期生活在祁连山下昭武一代的月氏人，被匈奴击逼西迁，翻越葱岭来到“河中地”(锡尔河、阿姆河之间)生息繁衍，支庶分封为王，以“康、安、曹、石、米、何、史、戊、火寻”汉姓为国名。汉初武帝派张骞使团两度出使西域（公元前139—119年），匈奴势力被消灭后，西域各民族与大汉帝国的联系更加密切，民族归属感进一步增强。昭帝时开始在西域驻兵屯田（公元前101年，新疆轮台），护卫西域36国。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设置西域都护，管辖区域增至50多国，“都护治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自宣、元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其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翔实矣……自驿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工、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汉书·西域传》）。各国也派出自己的王子到长安为“质子”，学习典章制度和文化知识，回国后作为大汉官员继承王位。东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西域都护班超派甘英出使西域，招抚康居、月氏、安息、罽宾、乌弋诸朝贡国，再西访大秦，把“丝绸之路”延伸到波斯湾沿岸。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仍，弱化了对西域的控制，但西域同样处于动荡状态，在中原政权稳固时，仍能设置都护，派驻官员，册封王汗，推行政令，保持宗主国地位。特别是佛教东传和丝绸之路向西延伸，中国与西域、中亚的交流有增无减。大唐初期，突厥部落在阿尔泰地区崛起，建立了东起辽河，西至里海的强大汗国，并对新兴的大唐帝国构成威胁。玄宗、高宗两朝先后派大将军李靖、苏定方灭掉东、西突厥，设置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建立都护、都督、州、镇行政体系，派驻武装力量，把阿姆河—咸海以东广大地区纳入大唐帝国版图，并扶植西突厥葛逻禄部作为西域屏障，阻止阿拉伯帝国东扩。
（二）“不打不成交”的两大帝国
大唐帝国早阿拉伯帝国一步，于公元640年建立了安西都护府。公元661年，阿拉伯征服波斯萨珊，萨珊王伊斯埃三世被杀，王子俾路斯逃到长安寻求大唐庇护。唐高宗遣王明远出使，在萨珊地区分置州县，在疾陵城设波斯都督府，授俾路斯为都督。凤仪三年（678年）俾路斯来朝，册封波斯王，归国途中萨珊再次被阿拉伯人占领，波斯王在吐火罗滞留20年，景龙二年回到长安，封左武卫将军。
8世纪初阿拉伯人试图继续东扩，705年征服吐火罗，709年征服栗特诸国，710-712年占领撒马尔罕和花拉子模，713年深入锡尔河流域，占领拔汗那。715年，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双双出动，大举反攻。北路阿史那部5万大军出碎叶进攻河中地；南路监察御史张孝嵩率一万铁骑直取汗拔那。阿拉伯人初次领教了大唐之威。收复汗拔那后，张孝嵩传檄四方，大食军及沦陷诸国纷纷遣使请降，河中数百城重归大唐版图，两路大军勒石纪功而返。716年，呼罗珊总督曼苏尔亲率部属出使长安，唐玄宗授其爵位，放还被俘大食官兵。724年新任呼罗珊总督穆斯林进犯拔汗那，突骑施苏禄可汗帅军驰援，穆斯林军逃至阿姆河畔遭三面夹击，全军饥渴崩败，指挥官穆斯林裸奔逃回撒马尔罕，史称“渴水日之战”。不久大食向大唐派出使团，上表称臣，并应邀以属国身份派使节参加玄宗开元十三年的泰山封禅大典。727年苏禄可汗收复布哈拉，731年围攻撒马尔罕，呼罗珊新任总督朱耐德率军来援，遭苏禄可汗半路伏击，12000人只有1000多人逃回。737年呼罗珊新任总督阿萨德出兵阿姆河地区，苏禄可汗渡河抄其后路，大食军丢盔弃甲溃败，史称“行李日之战”，自此阿拉伯人十年不敢踏入河中地。苏禄可汗死后，突骑施势力逐渐衰落，大食军乘势东进，河中各国无力抵抗。750年西域都护府节度使高仙芝率2万大军西征，奔袭700余里直取撒马尔罕，两军在怛罗斯城相遇，对峙5天，大食援军赶到，由于盟军葛逻禄临阵叛变，一场惨烈厮杀后仙芝大败，只有数千人逃回安息，大食军也损失惨重不敢追击。751年安西节度副使王正见率兵进攻南线大胜，收复吐蕃及大勃律。阿拉伯哈里发派使者求和，两国息兵。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安西、北庭大军撤回勤王，河中诸国派人马增援，阿拉伯亦派出3000人参加平叛。随着大唐帝国的日益衰落，逐渐失去对西域的控制，公元840年安西都护府停摆，西域广大地区被大食和吐蕃瓜分。但两大帝国也度过了近90年的睦邻友好岁月，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使团、留学生、商队络绎不绝。据《资治通鉴》、《册府元龟》记载，从公元651年至798年，阿拉伯遣唐使团达40次之多。
大唐与阿拉伯帝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很早开通。哈里发欧麦尔曾指示伊拉克总督在底格里斯河入海口建造巴士拉城，作为与中国开展海上贸易的港口。公元762年，哈里发曼苏尔在为新都巴格达奠基时说：“这里有底格里斯河，可以与遥远的中国联系起来”。广州著名的伊斯兰教堂“光塔寺”在唐开元年间由侨居广州的阿拉伯商人捐资建造，周围是“蕃坊”、“蕃市”，玄宗年间大唐在此派驻“市舶使”。阿拉伯航海家苏莱曼851年著的《苏莱曼东游记》记载，当时广州的蕃商超过十万人，每年抵港异邦商船有4000多艘。
（三）中华大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的文化交流
除了外交和商贸交流，两大帝国的文化交流也非常密切。波斯三大宗教景教、祆教、摩尼教在大唐贞观初年先后传入中国。据《唐会要》、《长安志》等史籍记载，贞观9年（公元635年），景教主教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到达长安，太宗派丞相房玄龄率仪仗西郊相迎，待以国宾之礼。经阿罗本请求，太宗颁诏准许其在大唐传教，资助建造“波斯寺”，天宝四年颁诏更名为“大秦寺”，亲题寺名。高宗（649年即位）年间，“诸州各置景寺”，“法流十道，寺满百城”。
怛罗斯战后，大唐帝国处于盛世，阿拉伯帝国东线扩张达到极限，两大帝国建立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遵照“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往求之”的圣训，大食派出大批学者和青年学生来到大唐长安留学。当时大唐帝国国民教育体系非常完善，在首都长安设立“国子监”、“太学”、“四门学”三大综合性大学和“书学”、“算学”、“律学”三大专科学校，另设“崇文馆”、“弘文馆”两个皇家贵族学校。“六学”、“二馆”师资分博士（正三品）、直讲（从七品）、助教三级，博士年俸达到5000石。地方上设置府学、州学、县学、市（镇）学，专业又分为经学、书学、医学、算学、历学、律学、音乐等。全国320个州、1500多个县均设有教育机构，可见官学规模之大。史料记载，“六学”、“二馆”在校学生唐初有2200多名，到开元年间增加到8000多名，其中来自西域、大食、天竺、日本、新罗、百济、高丽等国的留学生占到三分之一。不少外国留学生参加科举考试进士及第，150年间有史料记载的外籍进士有90多人。《全唐文·华心说》记述一位名叫李彦生的大食人考中大唐进士的故事。李彦生出身阿拉伯帝国贵族家庭，自少年起就随长辈来到大唐经商，精通汉语，熟读经典，文采飞扬。宣武节度使卢钧爱其才，上书朝廷推荐李彦生参加科举考试，宣宗特批恩准。李彦生参加大中二年（848年）科举进士及第，被点翰林学士。该科只有23人考取进士，点翰林相当于前“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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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华大唐帝国科技文化成就（以数学、天文历法为例）
中华大唐帝国之盛，盛在政通人和、开放包容、疆域辽阔、国防稳固、人民富庶，民族和睦，人才济济，文化繁荣。“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黍米白，公私仓廪具丰实”。以曲辕犁、灌溉桶车为代表的农业生产技术，以唐三彩、宣纸为代表的手工业技术，以唐诗为代表的文学艺术，以大衍历为代表的科学技术，还有书声琅琅的普惠制教育，都呈现出万国来朝的兴盛景象。
数学：
中华帝国数学萌芽于上古，发展于秦汉，成熟于魏晋隋唐。大唐国子监算学馆将《精算十书》和祖冲之《缀术》、王孝通《辑古算术》12部数学著作作为各级学校学生的晋级教材，从其内容和能够解决的计算问题来说，在17世纪前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越其高度。
汉代《九章算术》采用问题集的形式，选取246个生产、生活中的计算问题。第一章是长方形、等腰三角形、直角梯形、等腰梯形、圆形、扇形、弓形、圆环8种平面几何图形面积的计算方法；第二章谷物的比例折换；第三章比例分配；第四章开平方、开立方的计算方法；第五章各种立体体积的计算公式、工程分配方法；第六章正、反比例、比例分配、复比例、连锁比例在内的整套比例理论，西方直到15世纪末以后才形成类似的解决方法；第七章双设法，提出了盈不足、盈适足和不足适足、两盈和两不足三种类型的盈亏问题解决方法；第八章方程，包括一次方程组（矩阵）的直除法、矩阵的初等变换，提出了负数概念及正负数的加减法则，突破了数的范围，扩展了数系，西方直到17世纪才由莱布尼兹提出完整的线性方程的解法法则。第九章利用勾股定理求解各种问题，最后一题给出的一组公式，19世纪末才由美国的数论学家迪克森得出。
北魏数学家刘微的《九章算术注》定义了若干数学概念，全面论证了《九章算术》的公式解法，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数学思想、方法和命题。他对数学概念的定义抽象而严谨，揭示了概念的本质，基本符合现代逻辑学和数学对概念、定义的要求，如什么是“率”、什么是“正数”“负数”等。他还提出了一系列数学公理和定理，如“平面（或立体）图形经过平移或旋转，其面积（或体积）不变”、“把一个平面（或立体）图形分解成若干部分，各部分面积（或体积）之和与原图形面积（或体积）相等”。基于这两条不证自明的“公理”，可以非常简便地解决面积、体积、勾股、开方计算和论证问题。
刘微最大的数学贡献在于创立了推算圆周率的新方法——割圆术，通过增加圆内接、外切正多边形的边数，无限精确圆周率π值，并计算到正96边形时的π值为3.14，给出了从正N边形到正2N边形的递推公式。“割圆术”所体现的“无限分割”、“无限积累”思想，成为微积分的理论基础。
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父子《缀术》运用“割圆术”把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7位，大大提高了天文、历法及各类涉及到几何圆的计算精度。显然《缀术》并非单纯地“割”圆、“切”圆和递推，因为精确到7位小数需要计算内接正24576边形。由于《缀术》失传，其计算方法成为数学史之谜，可能是级数公式（欧拉创立），也可能是微积分。因为太难，大唐“国子监”把《缀术》定为“算学馆”第四学年的教材。
传统教科书关于阿基米德、欧几里得把π值精确到2位小数的认定缺乏可信度，因为π值精确到2位小数需要完成圆内接正96边形面积的复杂计算，古希腊用字母堆积计数法无法做到。
大唐数学家王孝通《辑古算术》解决了月球赤纬度的计算、各类工程中的计算、求解三次方程、建立和求解双二次方程（四次方程）等数学问题，创造性地把勾股问题引人三次方程。这些问题与解法相当复杂，大唐国子监把《辑古算术》定为“算学馆”第三学年的教材。
十进制、数字体系与“0”概念 中国自上古时代就建立了“十进制”计数系统和数码体系，甲骨文时代将“图形数码”改造成为“文字数码”，其中“一、二、三、四、五”直接被后世沿用，汉代正式确定了计数专用数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廿、卅、百、千、万”。
算 筹
关于进位符问题，中国古代算筹由一把等长的“棍棍”和若干“圈圈”组成，进位为“空”时就摆一个“圈”，珠算则直接“空位”。书面计算时，南北朝祖冲之用“初”字表示空位，如1001写成“一千初一”；唐代僧一行用“空”字表示空位；南宋蔡元定用“□”表示空位，元代郭守敬首次将“○”引入数字体系。
笔者认为，无论是僧一行的“空”，还是郭守敬的“○”，其实都可认定为“0”概念，只是没有给出书面定义而已。它的意义大家约定俗成、心照不宣，并不影响数学运算。特别是郭守敬的“○”，它已不是单纯的占位符，而是在数字体系中增加了一个“专用数码”。数码“○”的引入，贯彻了祖冲之“数之初”思想，无论其读音是“零”还是“圈”，其含义都是“数之初”，有了它就可以完整而方便地表达任何数。过去从一到九之后是“十”，现在可以写成“一○”。其实无论是中国还是阿拉伯帝国，都没有形成完整规范的“0”概念，花拉子密《代数学》采用了中国算筹“圈”（○），也不是符号而是数码。十三世纪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1175—1250）在其《计算书》中介绍阿拉伯数字时说：“○不代表任何数，它表示进位时的占位”。他不一定真正理解了花拉子密的“○”含义，但说明直到13世纪的数学家都还没有形成完整的“0”概念。至于阿拉伯数字来自印度、婆罗摩汲多“0”概念定义等，都属于查无实据的“天方夜谭”。玄奘法师确实在《大唐西域记》中将天竺由“身毒”改称“印度”，但印度河流域和印度半岛小国林立，屡遭外族入侵，并无以“印度”指称某个王朝，仅用于指称印度河。有一种说法阿拉伯人不想让欧洲人知道胡椒、丝绸的具体产地，用“印度”指称“遥远的东方”。当欧洲人开始寻找“印度”时，发现印度太大了，不得不细分为“西印度”、“东印度”、“上印度”、“下印度”，把中国也纳入了“印度”地理范围。对此程碧波教授、李五岳先生都有过考证（《西方所说印度即是中国》公众号“国计学”2021.4.29）。
程碧波教授标注的古地图
天文历法：
中国历法源远流长，但汉代以前准确性不高，需要频繁修正，主要原因，在于天地关系的认识（基础理论）、天文测量和数学计算不够科学。
天文基础理论的发展 汉代把“浑天说”确定为天文测量和制订历法的理论基础。天文学家张衡在《灵宪》、《浑仪注》等天文学著作中系统阐述了“浑天说”宇宙观。他认为宇宙是从混沌未开的“元气”演化而来，“元气分，清浊明，清气升而为天，浊气沉而为地”。他把天、天体和大地都确定为圆球形，提出宇宙模型为“浑如鸡子，天体如蛋丸，地如鸡中黄”。他还论述了宇宙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眼之所见有限”，而“其表无极，其端无穷”。他指出天体并非在天球壁上运行，而是在天地之间运行，离天和地的距离有远有近，天体运行的速度“近天则迟，远天则速”。他试图探求天体运动的力学原因，发现运转速度与中心体的距离有关。张衡还知道月球是一个不发光的星体，月绕地行且有升降，月光是日光的反射，月蚀是地球遮挡日光形成的等。他还正确解释了冬季夜长、夏季夜短和春分、秋分昼夜等的天文学原因，得出了一周天为365度又1/4的结论，与现代测算地球公转一周365天5小时48分46秒相差无几。可惜天体运行“三大规律”是由阿拉伯人和欧洲人接续完成，而中国却没有人在张衡理论基础上再深度研究。但是教科书认为中国古代宇宙观是“天圆地方”、没有发现地球和天体为球形的说法则是完全错误的。
张衡的天地关系理论、刘微把π值精确到2位小数、祖冲之进一步精确到7位小数，使得自汉以降中国历法的精确度有了质的飞跃。
天文观测设施的改进。基于浑天理论，东汉天文学家张衡设计制造了一台水力驱动的“水运浑天仪”，其齿轮、凸轮结构十分复杂，其转动速度与天球运转速度保持一致，不仅能表现昼夜轮换，还能体现月亮运行的圆缺朔望，对于精确天象观测非常关键。唐代一行和梁令瓒设计制造黄道游仪，测算28星宿到天球北极的坐标，发现恒星坐标因岁差而变动现象，提高了交食计算的准确性。一行改进水运浑天仪，增设报时装置，结构更为精密复杂，不仅能“注水激轮，令其自转，昼夜一周”表现星宿运动，还能表现日升月落，自动报时，是世界上第一台机械钟。唐至北宋又多次改造矫正，相继增加了黄道环、地平环、子午环、六合仪、白道仪、内赤道环、赤经环等，使天文测量和历法制订越来越精准。
进行大规模天文测量。中国商末周初就发现了越往南日影越短现象，《周髀算经》还估算出“王畿千里，日影一寸”。南北朝天文学家何承天在公元442年曾实测一次，南北相差约一万里，夏至日中午的日影相差一尺八寸二分，得出“六百里而差一寸”结果；梁朝又有人估算为“二百五十里而影差一寸”；唐初天文学家李淳风在注《周髀算经》中估算为“五百里而差一寸”。公元724年，大唐高僧天文学家一行（张遂）奉旨修历，研制出精确测量北极星仰角（地球纬度）仪器“复矩”，组织了大规模的天文大地测量。他选定从越南中部的林邑，到蒙古国的铁勒3000多公里经线（东经114．2一114．5度之间），中间设安南、武陵、襄阳、上蔡、扶沟、阳城、洛阳、浚县、滑县、太原、蔚县等经向和纬向的13个测量点，观测了“二至”、“二分”时各点日影长度、北极高度、昼夜长短等。经过后期数据处理，他得出北极高差一度的地面距离为351里又80步（约129.22km），比现代测算数据虽然相差比较大（多18.02km），但这实际上他测算的就是子午线1度的弧长，若乘以360度就是地球的周长。这种天文测量本身就是基于大地球形认知基础上的设计。
除数学和天文历法之外，中华大唐帝国所积累的科技文化成就还有很多。唐诗对阿拉伯帝国的影响自不必说，地理方面有《括地志》、《海内华夷图》、《元和郡县图志》、游历大食11年的杜环族侄官至宰辅的杜佑辑撰的《通典》等；医学方面有《黄帝内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哲学方面有韩愈的《原通》、《原性》），柳宗元的《天说》、《天对》、《封建论》），刘禹锡的《天论》以及古老的四书五经、诸子百家、黄老之学等，对这些知识的热爱才是大食儒生趋之若鹜、不绝于道的原因。对于重商主义、求贤若渴的阿拉伯帝国来说，不可能“舍东土而求诸希腊”。
六、西欧的“阿拉伯化”时代
非历史专业出身的人士很难注意到，在西班牙、葡萄牙所处的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的西西里岛，曾经在很长时间里属于阿拉伯帝国的疆域，中国唐宋称这一带穆斯林王国为“白衣大食”。由于远离帝国政治中心，白衣大食割据政权反而受帝国政治动乱的影响较小，加之背靠强大帝国，面向西欧广阔市场，商路畅通，贸易便利，自然物候条件优越，成为中世纪最重要的文化中心和商贸中心之一。
（一）科尔多瓦穆斯林王国的繁荣与衰亡
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西南部被北方蛮族哥特人占领，意大利半岛称东哥特，伊比利亚半岛称西哥特，各自分化出很多个王国、公国，又不断地分合灭兴。公元710年7月，阿拉伯帝国北非指挥官穆萨派出一支500人的小分队，跨过13公里宽的直布罗陀海峡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开始西欧征服行动。之后又多次增兵，经过5年的强大攻势，伊比利亚半岛变成了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的安达卢斯省，西哥特人被赶到了比利牛斯山脉以北的法兰克地区。
公元750年，帝国宫廷发生大规模流血政变，叙利亚总督阿巴斯血洗倭马亚王族，只有哈里发希沙木的孙子阿卜杜勒·赖哈曼躲过追杀，5年后逃到安达卢斯省，在舅父家族和倭马亚王族旧部的支持下，平定叛乱，统一半岛，建立后倭马亚王国。经过几代人的治理，到十世纪初期王国达到鼎盛。举世闻名的科尔多瓦大清真寺、一万工匠历时20年打造的宰海拉王宫、石砌的路灯街道，代表了这个城市的繁华。鼎盛时期首都科尔多瓦有11.3万户50万居民， 700座清镇寺，70个图书馆，书店不计其数。首都最大的图书馆藏书达40万册，仅书目就编了44册。王国各城市相继开办了科尔多瓦大学、塞维利亚大学、马拉加大学、格拉纳达大学等，校园里大师云集，从帝国各地聚集在这里教书做学问，代表着帝国文化中心已经西移到这片帝国的“世外桃源”。
赖哈曼三世创办的科尔多瓦大学在很长时间里是阿拉伯帝国第一学府，其声誉超过了巴格达尼采米亚大学和开罗爱资哈大学，教义学系、法律学系、天文学系、数学系、医学系等都是这所大学的名牌学科，有国师级学问家担任校长，在校学生多数几千人。王国的中小学教育也高度发展，仅首都科尔多瓦就有27所免费学校，整个王国几乎人人会读书写字。而此时的基督教欧洲，连国王、贵族都是文盲，只有中上层神职人员才掌握一些初步知识。
公元11世纪初，科尔多瓦后倭马亚王朝发生严重的社会危机，境内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哥特人、斯拉夫人矛盾激化，强权势力崛起，造成长达200多年的分裂局面。13世纪初，十字军东征曾四次进攻半岛上的穆斯林，西哥特人乘机发起“光复”运动，穆斯林势力被压缩到半岛南部安达卢西亚地区。公元1232—1238年，麦地那贵族后裔穆罕默德·优素福联合北部基督教卡斯提尔王国，收复格拉纳达，建立奈斯尔苏丹国，并与卡斯提尔王国建立以“纳贡”为基础的和平相处关系。在此后的250年内，格拉纳达成为十字军东征和蒙古铁蹄蹂躏时期逃避迫害的穆斯林人的避难所，大批贵族、富商、学者逃亡到这里，加之几任苏丹以复兴阿拉伯帝国荣光为己任，重学兴教，使这个小王国呈现中兴景象，格拉纳达成为科尔多瓦陷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第七位苏丹优素福·哈查只在位期间（1333-1354年），重建格拉纳达大学，聘请宫廷大臣、著名学者伊本·赫帖卜（海推布1313-1374）担任首任校长，这位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医学家和哲学家一生著有60多部著作。
15世纪中期，格拉纳达王国发生分裂动乱，未能按时向卡斯提尔王国缴纳贡赋。1469年，阿拉贡王国与卡斯提尔王国联姻，合并为西班牙王国，再次发起“光复”运动。1492年1月4日，格拉纳达最后一任苏丹艾卜·阿卜杜拉率王后及大臣向西班牙“双王”献城，格拉纳达和平回到西哥特人手中，西班牙光复运动取得最后胜利。
（二）阿拉伯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融合
在现行历史教科书中，我们基本看不到欧洲近代科技文化与阿拉伯帝国科技文化之间的传承关系，看不到阿拉伯哲学对西欧思想解放三大文化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影响，满篇都是古希腊文化的复兴、古希腊典籍的翻译，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传播。在“三大运动”的时间顺序上，告知我们的是文艺复兴在先（14—16世纪），宗教改革紧随其后（16—17世纪），最后是启蒙运动（17—18世纪）。事实上文艺复兴并没有那么早，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奇罗都是活跃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人物，比但丁、薄伽丘晚了约150年，不是一个时代。但丁、薄伽丘的文学作品是模仿的阿拉伯文学，文艺复兴“三杰”的作品与阿拉伯帝国文化没有任何关系，穆斯林教义不允许美术作品出现人和动物形象。在宗教改革之前，经历了长达200多年的阿拉伯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融合，集中体现在阿威罗伊哲学的传入和西西里—意大利地区的阿拉伯化，引发教会内部和世俗生活的巨大震动。这200年可看作是蒙昧欧洲发现阿拉伯文明走出基督教黑暗的启蒙时期（12—14世纪），其代表人物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1215—1250）、西格尔（1235—1282）、但丁（1265—1321）、薄伽丘（1313—1375）等。
1、伊比利亚半岛：阿拉伯文化融入了西哥特人的血液
十字军东征（1096-1291）之前，基督教欧洲被阿拉伯帝国封闭在山海之间，贫穷落后，瘟疫弥漫，贵族阶层从阿拉伯商人手中购买天价胡椒、丝绸，平民百姓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连初夜权都被贵族剥夺。十字军东征不仅严重削弱了阿拉伯势力，也让欧洲人见识了东方世界的富庶与文明。他们在抢夺财富的同时，也萌发了对科学与文化的浓厚兴趣。早在西班牙半岛倭马亚王朝时期，莱昂、巴塞罗那等哥特人的王公贵族需要医生、建筑师、歌手、裁缝的时候，都要到科尔多瓦聘请。科尔多瓦各大学也接收很多来自罗马教廷及各教区的神职人员留学。奈斯尔苏丹国时期，更多的基督教神职人员、贵族子弟到格拉纳达大学学习阿拉伯数学、天文、医学和哲学。1492年西班牙“双王”光复格拉纳达，并没有的发生屠城样的激烈战斗，而是和平献城。城内有很多图书馆和书店，仅皇家图书馆藏书就达20万册，都成了西班牙王国的战利品。1500年伊莎贝拉女王发布法令，强制穆斯林人皈依基督教、禁止使用阿拉伯语，但直到1609年西班牙还有50万穆斯林人。这说明在将近130年时间里，西班牙人对300万穆斯林人还是相对怀柔的，落后的西班牙需要向文明的穆斯林学习怎样体面地生活。
2、从罗吉尔一世到弗里德里希二世，罗曼人的阿拉伯之心
阿拉伯人对西西里的征服，始于公元652年，之后的200年里不断到西西里、科西嘉、撒丁岛进行掠夺、袭扰。公元827年，西西里发生农民起义，拜占庭西西里省长向突尼斯半岛上的穆斯林艾格来卜王国求援，穆斯林大军登岛，科尔多瓦穆斯林王国也派兵增援。结果请神容易送神难，穆斯林人常驻西西里不肯离开，与拜占庭人共治70余年。公元902年，穆斯林人反客为主，拜占庭的西西里省成为阿拉伯帝国的西西里省，稳定统治189年。在鼎盛时期，西西里首都有300座清真寺，300多名小学教师。
11世纪中叶，诺曼人南下征服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1091年建立诺曼人的西西里公国。在大公罗吉尔一世统治期间，采取宗教宽容政策，招募大批穆斯林人参军，留用穆斯林官吏，保护穆斯林知识分子，经常把有名望的哲学家、天文学家、医学家请到王宫做客，讨论科学、医学与哲学问题。岛上的工商业和农业也仍然由阿拉伯人经营，两个民族、两种宗教完全融合在一起。
西西里的阿拉伯化到弗里德里希二世达到极点。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红胡子皇帝的孙子自幼生活在西西里，精通阿拉伯语和拉丁语，身兼西西里、德国、耶路撒冷三国国王并加冕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封号，过着妻妾成群的阿拉伯帝王生活。他与阿拉伯各地的苏丹、埃米尔都保持着良好关系，非常喜爱阿拉伯科学、哲学、文学和音乐，在他的倡导下形成了具有阿拉伯风格的西西里诗歌学派。他支助阿拉伯著作的拉丁语翻译，教科书上说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学》、托勒密的《天文学大集》、《光学书》和寓言故事集《凯利莱和迪木奈》就是在他的支持下翻译成了拉丁文。弗里德里希二世曾向科尔多瓦著名的“照明派”哲学家伊本·赛卜耳因咨询“物质世界是永恒的吗？”、“哲学方法与神学方法之间的关系怎样？”、“灵魂的本性是什么”等哲学问题，赛卜耳因专门写了《对西西里人所提问题的答复》一书，阐述阿威罗伊唯物主义和“二重真理”哲学思想，对弗里德里希二世和整个经院哲学界都产生了极大影响，成为这位皇帝日后与教皇开展政治斗争的理论武器，也成为经院哲学内部大论辩的导火索。学界有人以此作为文艺复兴的起点，而笔者则认为这与“文艺”不沾边，作为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的起点更确切一些。
3、阿威罗依主义——袭击经院哲学的一场龙卷风
阿威罗伊，就是科尔多瓦王国著名学者、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医学家和法学家伊本·路世德(1126-1198年）。他继承也批判法拉比、伊本·西那哲学，坚持唯物主义世界本源说，认为物质世界在时间上无始无终，反对世界是真主从“无”中创造出来的神学教条，认为真主只是在“顺序”上先于世界，而不是在时间上先于世界；只是给了世界以“第一次推动”（牛顿的第一推动力即源于此），而不是创造了世界，更不是在不断地创造着世界。在他看来，物质是永恒的，过去和将来都是如此，它既不可创造也不可毁灭，它所有能做的只是改变自己的形态。他认为原初物质是运动的主体，在原初物质本身就包含着潜在的形式和运动变化的“可能性”，运动和物质一样是永恒的，整个自然界都按照自己的必然性合乎规律地存在着和运动着。真主的神意不直接干涉事物，自然界没有奇迹，也不存在真主的启示，所以祷告是不需要的和无用的，人应当依靠自己的积极性，正确地认识自然规律。
伊本·路世德把理性分为普遍理性和个别理性，认为普遍理性是永恒的，是人类生活得以延续的表现，但个别理性是暂时的，与个体一同存在。由此出发，他否认个人灵魂不死、死后复活、来世报应等说法。认为人除了在这个世界上所能得到的幸福，没有任何别的幸福。而真正的幸福是通过科学对真理的认识。他提出了著名的“双重真理论”，认为理性和天启是不相冲突的，哲学和宗教归根结底导致同一个真理，只不过二者各有自己的认识范围而已。哲学是通过纯粹的思辨来理解真理，是供少数人理解的；而宗教的基础是真主的启示，宗教的真理具有象征性和寓意的形式，是为大多数人所创立的，是群众在习惯下形成的。在具体问题上，科学与宗教的意见可能会发生矛盾，从科学的观点看来是真理的东西，从神学的观点看来可能是错误的。因而，真正的宗教并不反对哲学研究，真正的哲学也不反对宗教，只是排斥宗教对科学和哲学领域的干扰。
可见伊本·路世德哲学一旦传入欧洲、传入教会，会引发多么大的思想风暴。而他的哲学偏偏就在13世纪初从伊比利亚半岛和西西里岛阿拉伯化过程中传到了西欧、传进了教会。
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与教皇的政治斗争中贯彻了阿威罗伊主义的基本思想，向基督教神学正统发起了攻击。而在号称“哲学家之城”的巴黎大学则刮起了一场阿威罗伊主义“龙卷风”，这所大学的许多学者都成了阿威罗伊主义者，有些人提出了比阿威罗伊更加激进的观点，甚至否定上帝的全知全能，否定个人的灵魂不死，坚持世界本身的永恒性。基督教正统派惊慌失措，阿尔伯特、托马斯·阿奎那等大佬坚决反对这股异端邪说。阿尔伯特出版《斥阿威罗伊学派论理智的统一性》，托马斯·阿奎那出版《神学大全》，而巴黎大学阿威罗伊思潮领袖西格尔教授则以他的《论理智的灵魂》予以反击。他用阿威罗伊“二重真理论”为自己辩护，拒绝承认上帝创世说。认为上帝是万物的目的因，而不是作用因，是创世的目的，而不是创世的原因，上帝只能认识一般和必然的东西，而不能干预个别的事物和个人。西格尔追随阿威罗伊，区分了个体灵魂和人类的统一灵魂。提出个体灵魂与人的肉体不可分，它使个人的肉体获得生命力，并随它一起死亡。而人类理性是统一的、唯一的灵魂，它同个体相结合以完成意识的活动。个人死了，人类的精神却不灭，因而只有人类的灵魂是不死的，批驳托马斯主义者关于个人灵魂不死的说法。
西格尔为代表的阿威罗伊主义对在意识形态领域独占统治地位的神学以沉重打击，因而也受到了正统派神学家的强烈谴责。教会于1270年和1277年两次谴责了拉丁阿威罗伊主义并禁止在大学讲授，把西格尔传到宗教裁判所受审，革除了他的教籍。巴黎的阿威罗伊主义运动随着1283年西格尔去世结束了，但是西格尔的信徒和阿威罗伊主义的影响并没有被根除。这种影响深入到了经院哲学内部，为欧洲的觉醒、思想的解放、宗教改革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
（三）拉丁语的阿拉伯典籍，换掉了阿拉伯人的名字？
传统教科书承认文艺复兴前后西欧出现过一次大规模翻译运动，大肆渲染翻译古希腊典籍，而对阿拉伯原创著作的翻译则遮遮掩掩。但是比较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运动和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我们能够发现一个奇怪现象：阿拉伯帝国百年翻译运动是大张旗鼓，不仅建“智慧宫”、“翻译馆”，哈里发麦蒙、赖世德还亲自参与希腊写本的收集。翻译古希腊典籍的都是有名有姓、威望极高的大学者，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托勒密等人的重要著作还会有多位学者重复翻译。而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则是悄无声息，3000多万字的古希腊典籍不知道都是谁从阿拉伯文翻译成了拉丁文。不是文艺复兴三杰，也不是拉伯雷、塞万提斯，更不是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等，他们忙着创作或科研。近代西欧学界关于古希腊特别是关于亚里士多德，存在着明显的“层累”现象，比如培根、伏尔泰的著作中对亚氏和古希腊知之甚少，而黑格尔则知道很多。
西欧的翻译运动不知谁翻译了哪些文献比较正常，而阿拉伯帝国那种大张旗鼓的翻译运动才是反常。任何学者，一定是因独创性的成果而留名后世，不会因为翻译了哪些文献而名垂千古。西方在文艺复兴前后一定有一个100年甚至300年的翻译运动，只不过翻译的不是古希腊，而是阿拉伯帝国，因为他们手上古希腊文献太少太少，而阿拉伯文献太多太多。我们有理由相信，所谓古希腊哲学，就是阿拉伯哲学；所谓古希腊医学，就是阿拉伯医学；所谓古希腊数学、天文学，就是阿拉伯数学、天文学。古希腊文明不过是西方人对阿拉伯帝国著作的篡改、换名而已。
1、西欧近代大学就是“翻译馆”
在收复伊比利亚半岛过程中，科尔多瓦、马德里、托莱多、瓦伦西亚等城市的图书馆都成为基督教王国的战利品，前文提到，仅科尔多瓦皇家图书馆就有40万册藏书，格拉纳达皇家图书馆20万册藏书。从13世纪30年代起，偏安半岛南部安达卢斯地区的穆斯林王国与北部基督教王国进入以纳贡为基础的和平相处时期，半岛中部的托莱多就成为基督教王国与穆斯林王国之间的桥梁纽带，也成为落后北部学习文明南部的文化中心。阿方索六世根据雷蒙大主教的倡议，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翻译学校，专门培养阿拉伯语翻译人才，聘请穆斯林学者担任教师，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国大批基督教学生。英国人罗伯特、托莱多人本·埃斯拉、塞维利亚人约翰等，都是这个翻译学校成就卓著的翻译家。由于是雷蒙大主教支持的事业，他们有可能一开始就把阿拉伯人的名字换成希腊、罗马名字，把阿拉伯典籍修正为古希腊典籍，毕竟欧洲人给阿拉伯人改名是常见的事情。伊本·路世德的拉丁文名字是“阿威罗伊”，伊本·西那的拉丁文名字是“阿维森纳”，阿尔·巴塔尼的拉丁文名字是“阿尔巴塔尼乌斯”，艾哈迈德·拔汗尼的拉丁文名字是“阿法干纽乌斯”。但也有可能这个时代还无意于作伪，产生这个“作案动机”应该是殖民征服、工业革命“阔气来”之后。
12世纪后半页开始，欧洲各大城市陆续创办近代大学，到15世纪末也就是格拉纳达奈斯尔王朝灭亡的时候，西欧已经建了80多所大学。而最早的一批大学都是阿拉伯化最为明显的诺曼人的王国——特别是神圣罗马帝国联邦国家创办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法国巴黎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西西里萨莱诺大学、佩鲁贾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捷克查理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等，这批建校最早的大学都与西西里王国、神圣罗马帝国和诺曼人有关。这个时期率先发展起来的学科主要有哲学、医学、数学、天文学、逻辑学、修辞学，都是阿拉伯科技文化中的强项，也是王权与教权斗争、觉醒的欧洲、叛逆的王室最需要的知识。1250年法国出版《阿威罗伊全集》，更坐实了这个时期的大学就是“翻译馆”，而且更重视阿拉伯哲学书籍的翻译，王权急需阿威罗伊主义的传播，也需要医学和科学的助攻。
2、文艺复兴前后的欧洲著作（作品）高度阿拉伯化
西西里学派的诗歌自不必说，本来就是对阿拉伯文化十分热爱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和一众穆、基两教诗友一起玩出来的学派。至于但丁的《神曲》就是比照苏菲派“大长老”伊本·阿拉比的《麦加的启示》、《智慧的宝珠》、《夜行到上界》写成的；薄伽丘的《十日谈》仿照了《一千零一夜》；彼特拉克的抒情诗深受安达卢斯诗风的影响。莎士比亚的戏曲，一个乡下来的穷戏子，没有一点宫廷生活经历，却写出了那么多优秀的宫廷生活剧本，离开阿拉伯《历代帝王传记》恐怕难以完成。至于希罗多德的《西波战争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也不过是以阿拉伯帝国扩张征服为背景，按照《黄金草原》体例，截取历史素材胡编乱造的类小说。亚历山大大帝以区区10万赤脚大兵，仅用10年时间就征服了阿拉伯帝国用100年时间征服的同样版图，特别是东部和北非征服路线完全一致，只有伪造版的《阿拉伯帝国征服史》才能解释。哥白尼的“日心说”不是来自比鲁尼和伊本·西楠的著作又会来自哪里？塞维塔斯、法布里修斯、哈维们没学习伊本·西那的《医典》和伊本·奈菲斯的《医典解剖学注》，又怎能提出“肺循环”理论（基督教规不允许人体解剖）。
3、伊本·路世德著作“被销毁”故事为篡改阿拉伯文献埋下了伏笔
中山大学刘小枫教授在《阿威罗伊论<王制>中译本说明》中讲了一个路世德（阿威罗伊）蒙受迫害著作被销毁的故事。刘教授说，1169年已是西班牙伊斯兰王国教法大法官的路世德着手注疏亚里士多德著作，到1184年出任国王御医之前已全部完成。但不幸的是他1195年突然失宠，国王下令烧毁了他除实用类著作之外的所有著作。这个故事肯定不是刘教授新编的，笔者特意查阅了英国哲学家罗素教授《西方哲学史》和西提教授《阿拉伯通史》的相关说法，看来失宠确有其事，罗素教授说“烧毁了路世德的哲学和逻辑学著作”；西提教授说只是短暂放逐，不久就官复原职，没提焚书之事。再往前追溯，原来这个故事出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曾经在13世纪初西欧教会掀起滔天巨浪的阿威罗伊主义著作，居然早已被穆斯林国王下令销毁了？1250年巴黎大学出版《阿威罗伊全集》又从何而来？读遍阿拉伯帝国史，罕有迫害知识分子并焚其书的案例，更遑论浪漫、自由的科尔多瓦。退一步说，即便路世德确曾受到迫害被焚书，那也是一个小王国的事，国王政令出不了西班牙半岛，而路世德的学问却是属于整个帝国的，他的书一定是在整个帝国炙手可热。即便哈里发下令也不可能把一位帝国学术领袖的著作全部销毁，因为路世德时代哈里发早已成为虚位，不具备号令整个帝国的权威。
西提教授特别强调了阿拉伯学者注释古希腊典籍的情况，他说：“一位中世纪的注释家，就是一位著作家，他在编著一部科学或哲学著作的时候，是利用一部较古的著作为背景和框子”。因此，路世德注疏亚里士多德著作，“就是利用亚里士多德某些著作的名称”做自己的文章（《阿拉伯通史》531页）。原来如此，有没有可能所谓亚里士多德著作就是“被销毁”的路世德著作呢？这也许是西提教授对后人的某种暗示吧，毕竟他在美国大学任教，不按照“西方中心主义”话事怎能出书。用路世德著作冒充亚里士多德著作，或者用路世德著作稍加编辑伪造“注疏”的亚里士多德著作，“魔鬼”可能就在这里。
4、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黑色传奇”，泼向西班牙和罗马教庭的脏水，拉上篡改阿拉伯文献的幕帷
16—18世纪，是西班牙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也是被西方历史书黑得最惨的时期。16世纪以来，西方历史学家出版大量著作，揭露西班牙的残暴与极端，打造了一个邪恶的西班牙形象。主要罪行包括：迫害、驱逐西班牙半岛、西西里岛上的穆斯林人和犹太人；成立宗教裁判所，审判超过38万异端人士和不愿改宗的异教徒并没收财产，其中10万多人被处火刑；焚毁图书，举办一天烧毁20车图书的“烧书节”；在殖民地开设宗教裁判所，强迫土著皈依天主教等。
1998年，梵蒂冈在准备千禧年庆典的时候，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30位学者调查宗教裁判所时期所发生的事情，并向学者们开放了宗教法庭档案馆。学者们查阅了大量宗教裁判所尤其是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档案资料，写出了长达800页的报告，并在罗马召开新闻发布会公诸于众。大量的数据和史料证明，宗教裁判所并不像人们印象中的那么恶劣，拷掠并不多见，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一直受到普遍的赞扬，被认为是欧洲最好、最人道的法庭。那些不实之词是西班牙的敌人和反天主教会的新教徒捏造的。
在30位学者800的调查报告之前，已经有不少学者通过对欧洲史料的再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以色列历史学家、前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父亲锡安·内塔尼亚胡1995年出版的《十五世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起源》一书，推翻了西班牙犹太人被迫改宗的历史定论，指出是伊萨贝尔女王推行鼓励改宗的政策，吸引了西班牙犹太人改宗，“他们对新的信仰充满了希望”。亨利·凯门1997出版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爱德华·彼得斯教授1988出版的《宗教裁判所》都指出，大众关于宗教裁判所的看法是虚妄的。
费尔南多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是西班牙人心目中最伟大的统治者，是他们统一了伊比利亚半岛，建立了西班牙王国，支助哥伦布海外探险发现美洲大陆，是他们开创了海外殖民事业，为西班牙王国称霸世界300年奠定基础。当然，海外殖民是一项充满罪恶的事业，但与后来的殖民者相比，西班牙要比荷兰、英国和后来的美国怀柔得多，至少在西班牙治下的殖民地，没有荷兰人那样杀光印度尼西亚岛民，虏获异国奴隶从事香料种植；没有盎格鲁·萨克逊人在北美大陆犯下的种族灭绝、种族隔离和黑奴贩卖罪恶。
西哥特人的“怀柔”并非表现于殖民地时期。公元1233年教皇格里高利九世发出通喻，在各国建立旨在使“迷途羔羊回归羊群”的宗教裁判所，直到十五世纪末，西班牙半岛都不曾设立。十四世纪下半叶，宗教裁判员尼古拉·埃梅里克试图迫害异端，阿拉贡国王直接将他驱逐出境。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是1478年由教皇西克斯特四世授权设立的，它是教权与王权相互利用的产物。14世纪初，教权在与王权长达200多年的明争暗斗中逐渐式微，教会内部以新教为代表的异端迅速膨胀，教会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诸王国军阀混战、各行其是，教廷无力干预，世俗势力以宗教裁判之名排斥异己，滥杀无辜。伊比利亚半岛上卡斯提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与阿拉贡-纳瓦拉和西西里国王费尔南多二世的政治联姻，建立了“双王”共治的强大国家，半岛统一在即。但是国内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势力互不相容，民族矛盾突出，外部面临北方强势王国的威胁。“双王”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策略，主动亲近罗马教廷，教皇投桃报李，授权设立宗教裁判所，“双王”通过恩威并举，促使伊斯兰教徒和犹太教徒皈依基督教，改宗者不仅可以继续从事原有职业，而且获得各种优待，拒绝改宗者则受到种种限制，从而造成伊斯兰教、犹太教内部的分化。1500年伊莎贝拉女王颁诏勒令300万穆斯林人改宗，130年后的1609年西班牙境内仍有约50万伊斯兰教信徒，科尔多瓦大清真寺至今保存完好，证明西班牙并不存在残酷迫害异教徒情况。宗教裁判所不会烧死异端分子，反而拯救了无数无辜者。16世纪“女巫大恐慌”席卷欧洲，德国世俗和宗教法庭烧死了数以千计的女巫，西班牙和意大利宗教裁判所经过调查，审判官们认为对女巫烧烤婴儿之类的指控毫无根据，拒绝给他们定罪。
西班牙、意大利和西西里都是阿拉伯文明的最早受益者，也是阿拉伯文化的保护者和传播者。给西班牙、意大利栽赃迫害异教、焚烧图书、反对科学，其目的不过是编造伪史，掩盖阿拉伯图书的去向罢了。
结语：抽掉支撑古希腊神庙的那块“谎言之石”
笔者不是专业做学术研究的“官科”，写不出规范的论文，连“民科”都算不上，俗话说“高手在民间，真相问民科”，笔者的文章离真相还很远。算是编外“学术义和团”吧，三元里抗英的赤脚大汉、胜英人于谢庄的冯婉贞。借莫言的一句话：“我有一个偏见”，坚信人类文明的唯一源头在中国，阿拉伯帝国传承发展了中华文明，西欧各国在翻译阿拉伯、学习中国的基础上创造了近、现代文明。所谓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都是西方的伪造，古希腊文献是篡改的阿拉伯文献。笔者不懂阿拉伯文，也不具备考证阿拉伯典籍的能力，写作此文的目的，是为破解古希腊典籍来源之谜提供线索和路径。中国不是伪史的“第一作案现场”，只是产生“作案动机”的地方，从莱布尼兹、伏尔泰对中华文明的赞誉，到黑格尔、歌德对中华文明的诋毁；从康德、谢林的文化自卑，到拿破仑的“东方睡狮”说，我们能够领悟到西方人面对中华文明时的复杂心情。他们连西班牙、意大利和教廷的历史都能伪造，还有什么样的谎言不能编！希望有条件的专家学者到西欧各大图书馆去，找到公元1236年科尔多瓦陷落皇家图书馆40万册图书、1492年格拉纳达陷落后奈斯尔王国图书馆20万册图书的下落，用路世德等学者的原著比对托名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托勒密、欧几里德的著作，相信一定会有惊人发现。而一旦抽掉“谎言之石”，古希腊神庙也就坍塌了。
参考书目
1、菲利浦·西提 著 马坚 译《阿拉伯通史》
2、罗素著 何兆武译《西方哲学史》
3、黄锦鋐编《白话资治通鉴》（第三册）
4、曹金洪主编《中国通史》
5、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