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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高峰的时候，整个城市又在下雨。隧道入口处照例漂浮着一片红色，借着雨势，在挡风玻璃上混成模糊的一片，像是女人的月经，从阴道口淅淅沥沥地侧漏渗出。三排车道齐齐亮起尾灯，每个车尾都把等待的焦躁完整地传递给下一个车头。有几辆车因为不满所在队伍的迟滞而插入旁边的车道，但因为禁止鸣笛，被插队的车只能反复开关远光灯来表达不满，跟来月经的女人一样，躁动不安地咬紧牙齿，原地跺脚，升起一股无法排遣的愤怒。然而最后的结果却也只能是目睹那辆车把屁股塞进自己前面，亮起红色的灯，比自己提前一步进入漫长的阴道，提前一步结束这个经期。
阿光十分积极于这种事。每当两侧的车开始轻微地流动，他的手指就会在方向盘上焦虑地敲打，眼光也开始四处搜寻。他无法忍受迟滞，总要想法设法、左突右撞地把车塞进其他的车道。我坐在后座上，被数不清的远光灯打了脸，偶尔还会被突然降下的车窗附赠一两句骂声。“死仆街！你痴线嘎！识唔识揸车嘎！”阿光对闪光视作无物，对骂声充耳不闻，只是致力于让自己前一步，再前一步。被打得受不了的时候，我在后面劝他说，快也就能比人快一两个车位，两分钟都用不了，急啥呢，万一出了事，一百个两分钟都搞不完。阿光有时叹一口气，有时沉默不语，突围困难的时候，他的手指就开始在方向盘上狂轰滥炸，我想如果方向盘能被点化变成钢琴，车里一定会充满阿光愤怒的噪音。他从不在突围成功之前回应我，只有在终于跻身前列，看到隧道出口胜利的曙光时，才会转过头来，似笑非笑。他的手指依然敲着方向盘，只是把敲击的频率变成了匀称自在的鼓点，“要是刚才还停在那驾白痴车后面，现在肯定还在里面塞在隧道里面咯，你不急回家那我还急着接下一单——人呢，永远无法做到感同身受，小康老师，你说是不是嘞？”
阿光总有本事让我哑口无言，就像他总有本事突围成功一样。明知道他的话里错漏百出，句子用得乱七八糟，时不时蹦出来的几个拽词简直可笑万分，但他投放句子的时间点却精准无疑。隧道里漫长的经期令我昏昏沉沉，没有网络，没有信号，没有广播，我的脑袋好像被月经中梗阻的血块填满，难以拥有流动的思维。我毫无反击的力气，也没有反击的欲望。阿光把头转了回去，他微秃的后脑勺沐浴着胜利的光。胜利总是属于他。
洲头咀隧道下穿整条珠江，自从鹤洞大桥封闭停用之后，这里就成为我通勤路上的必经之地。从一字走成弯曲的几字，我把闹钟提前了半个小时，却还是几次报废了全勤奖。两条多出来的撇捺让我的通勤车费陡然翻倍，于是我百般思索从哪里填补上这笔费用。
一开始我尝试坐地铁，时间最不值钱，把打车绕路的时间用在地铁上，可以省下一大半费用。出家门走八百米，上八号线，八号线转广佛线，广佛线转一号线，下地铁后再走八百米。开始的几天我饱含热情，戴了遮阳帽，换了轻便的帆布鞋，鼓舞自己将走路的一千多米视作锻炼，甚至在耳机里放过孙燕姿能量炸弹一般的《第一天》。每天省下的费用让我决定对自己慷慨一些，买星巴克时用超大杯的馥芮白替换了中杯拿铁，在多出的一千六百米上一饮而尽。强劲的咖啡因一度令我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在狂热的心跳中将从前在一字型通勤路上的打车误判为一种破费，还为那些错过的锻炼机会和超大杯的馥芮白十分懊悔——但很快我就发现实在高估了自己，把事情想得太过简单：为了省下这星巴克，我必须早起至少半个小时，捂着口罩在溽热潮湿的空气中排队，忍受那些连口罩也难以隔绝的来自腋窝的骚臭，像哄抢打折猪肉的大妈们一样挤进地铁；两段八百米让我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到达单位时我往往全身湿透，妆容殆尽，泛红的痘印露出来，在周围泛起小撮的干皮；下班回家再把这个流程重复一遍，连掏出钥匙都像从深井打水。一周之后，我开始上班打车，下班坐地铁；又过了一周，我恢复了双向打车的通勤生活，为了多出的一撇一捺我再也没有光顾过那家星巴克，需要咖啡提神的日子，我会去楼下的喜士多。
所有打车软件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会派送出很多优惠券，多到用不完，但等到打车的需求成为习惯，而这个习惯又被大数据发现，这些软件就在不知不觉中就换了一副面孔。不仅一毛不拔，还经常超过预估价格，高峰费，等待费，明里暗里地多扣下一点费用。一时的羊毛薅完之后，人就变成了永远的羊。
岭南街边种着大片的糖胶树，叶子是幽深的墨绿色，会开出一小簇一小簇白色的花，茂盛得扑朔迷离。不过只要一上内环，这些绿色马上就会消失，只有高矮不一的楼从桥下密密匝匝地长起来，树和楼的根一起成为了海底世界。这里的地势跌宕起伏，地名里经常出现“岗”“塱”“涌”“湾”等字眼，开车上路，经常是一个下坡连着一个上坡，那些楼就在汹涌的路上排山倒海。
阿光比我早三个月来到这里，我还分不清东西南北，他已经把城市的大小路况摸得一清二楚。他的两根手指把屏幕上的地图放大又缩小，给我分析得头头是道：“你上下班都是高峰啦，软件上预估看起来是二十块，但是洲头咀堵得一塌糊涂，等你出来再挨过几个红灯，怎么说也得二十七八嘛！万一再遇上个用点心思绕路的，那差不多就要三十出头咯！坐我车的话呢，早上单程收你二十五，下班的时候要是我刚好在你单位附近，就拉你回来，来回四十，算便宜给你啦。”
我眯着眼睛看那些花花绿绿的线，刚伸出手指想放大一点，他啪的一声把屏幕关上，“总之你唔会蚀底啦，靓女！”
阿光平时在车里都放的是广东歌，他在学讲白话。他说他已经能听懂客人上车报的手机尾号，可以很清楚地分辨一和二，四和七。关上屏幕后阿光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眼角上挑，尾音上扬，“靓女。”他故意把最后两个字咬得很重——但这句话还是暴露了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北方人——据说这里的人不会发出这么清楚的鼻音。
自从坐上阿光的车，我再也没有迟到过。阿光每天早上都会准时出现在喜士多的门外，头发干净蓬松，几乎盖住了那个微秃的后脑勺。他把车子的玻璃擦得透亮，没有贴膜，光透过糖胶树的缝隙照在后座上，连脚垫都一尘不染。阿光精神抖擞的样子令我心情复杂，喜士多的咖啡比药还酸，我必须在上车前一饮而尽，否则一定会洒在衣服上。早晨。他的发音像是刚学英文的小学生一样认真，这股认真终于催化出一股酸涩的厌恶。我拉开车门坐了进去，空气清新剂的味道跟咖啡强烈对冲，我知道接下来他将一路狂飙突进，见缝插针，在所有能鸣笛的地方引吭高歌。那股酸涩的感觉涌上了喉咙，我硬着头皮艰难地开口——“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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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里工作像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虽然只是去中学当老师，但待遇算好，还能结束异地恋，跟男友同居。他们都说，博士嘛，去中学教书太屈才了吧。然而他们又说，其实去中学也挺好，现在好多博士都去中学了，稳定最重要，女孩嘛。我没犹豫太久，他们很轻易就说服了我，实际上我也没有什么选择。博士毕业去中学当老师，有“虽然”，也有“但是”，两者一中和，似乎一切都说得过去了。
男友在这里读博，社会学，去年好不容易开了题，今年应该是最后一年了。他每天在微博转发锦鲤，转发好运小狗，有时还转发文殊菩萨。如果顺利的话，他应该能在大学里找一份工作，他对工作要求不高，一本大学就可以，实在不行，二本能接受。不过中学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他说没法跟年轻人打交道，我之前跟他开玩笑，“我现在买手机还有教育优惠，还可以算是年轻人吧？”他也笑了，“你？你都快入土了好吧。”
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对年龄没什么感觉，工作后才发现自己已经是别人眼中的大龄青年。填表时恍然如梦，眼看着“30”这个数字如此陌生，有点难以置信，怎么它就跟自己挂起钩来？草蛇灰线地寻上去，这种质疑的情绪想来早就有了苗头。读博最后两年耗光了我对学术的全部热情，古籍部的书字都很小，排版又细又密，我两年近视度数涨了三百，眼睛总是干涩，经常看着屏幕就开始流眼泪，有时候也自然地让眼泪多流一会儿。眼镜一摘，三米之外人畜不分，我盯着一篇模糊的文档，很像小时候打游戏“Game Over”之后的满屏雪花。怎么就写不出来？怎么就搞成这样？雪越下越大，一片迷茫中只有左上角的那个红点尚可分辨，难以置信衍化成匪夷所思，我像是关闭警报器一般摁了下去。
我没能发出什么像样的文章，勉强毕了业，导师对我去中学的事不可置否。他平时最大的爱好是玩泥塑，他们这些人都会在专业之外保持一个小众且高雅的爱好。有次他给我们展示一件别人送的文玩，一个牧童坐在牛上，吹着笛子，捏得十分精致，但黄牛的一条腿大约是短了一截，总是立不住。他拿在手里把玩了半天，最后还是放进了身后的柜子里。可惜了，立不住。我看见柜子里堆满了他不再摆出来的泥塑，大概我在他心里就是那个样子。
我们很快在男友的学校和我的单位中间租了一套房子。虽然那家中学也是学校，但我似乎无法逾越长久以来语言上的某种习惯，思维定式中，我的学校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这里不是我的学校，我坚持称它为我的单位。
我在单位教高中语文，和我同一批来的还有十几个人，差不多都是博士，还有两个博后，最不济也是名牌大学的硕士。刚到单位的时候，领导们都很客气，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你们就是这个学校的希望。后来要做一期公众号推送，宣传一下新入职的老师，每个人提供一张自己的照片。推送做出来后我看了一下，大部分人都选了自己穿着学位服的毕业照。
租的房子在老城区，不是什么正规的小区，没有保安物业，一扇铁栅栏门把两栋楼隔了进去，就算是住宅区了。好在房子够大，也没有物业费，只用在月末的时候交十几块钱给清理垃圾桶的人。快递柜在楼下，还有一家喜士多，该有的都有了。我住快十年学生宿舍，看到独立卫浴和宽敞的阳台，已经感到十分满意。
铁门前有一个门岗，里面常年坐着一个戴着酒瓶底的老头，趴在巴掌大的桌台上串珠子。珠子全长一个样，小拇指甲盖那么大，都是金色的，串好一串至少要三十个金珠，一串珠子两毛钱。他守在门岗里给快递员开门，给外卖员开门，给没带门禁卡的住户开门。他说之前肺炎闹得凶的时候，他不给任何人开门，只在里面串珠子，后来肺炎过去了，他一边串珠子，一边给所有人开门。
电梯是后来装的，架在楼外面，每层连一条走廊，刷成和楼梯一样的水蓝色，但明显鲜亮很多。这里的很多老楼都这样，有了条件才装电梯，像是一个外挂的血袋，给每一层都输送一点新鲜的颜色，可惜走廊太窄，颜色输送到一半就停下了，就这么半新半旧地对峙着。
为了尽可能地压缩成本，电梯装的是最小的规格，勉强能站进去四个人，进出都要讲“唔该”。刚搬来的那几天，因为不停地往上搬家具，唔该唔该地讲了不知多少次，这也是我学会的第一句白话。男友教我要闭口发音，“唔，m，不是呜，不是呜呜哭的呜，”说着他做出呜呜哭的动作，我们没来由地大笑起来。搬好家那天厨具还没到齐，晚饭叫了外卖，红烧乳鸽一开二，汁水丰盈，油而不腻，鸽汤里浸满万年青，一大把绿色浮起来，嚼起来有一丝甜味。饭后还买了双皮奶，觉得不够，又买来杨枝甘露和陈皮红豆沙，吃到最后分不清哪个是哪个，甜到舌根发酸，竟然也全部吃完了。
第二天一早就有人来敲门，开门之后一个人影站在黑暗里，说他住在楼下。我的第一反应是昨晚做爱的声音太大，床没那么结实，吵到楼下的人上来提意见。刚要开口说昨晚搬家具搞到太晚，抱歉，唔该，结果还没来得及打开走廊的灯，对面主动递上一张名片，说知道我们刚搬来，以后用车可以找他。名片上写着他的名字：何有光，职业是网约车司机，底下附了一行小字，大概是行业标准或者口号一类的东西，太黑，我没看清。
他开一辆新帝豪，据说拿了各种补贴之后七万块就落了地。“车虽然冇咁好，但我揸车技术一流嘅，有需要嘅话，打个电话畀我啦。”我惊讶于这么快就有人上门做推销，还是楼下邻居，联想到昨晚的事，讪讪接过名片说多谢。他听我说普通话倒是怔了一下，可能是没想到这地方还能住进外地人，于是口音马上换成了广普，“不用客气啦，叫我阿光就行啦，都是邻居，以后要帮忙的话说一下就好啦。”随后他转身拐出走廊，又变成一个剪影，关了门我才意识到，走廊上的灯一直没开，他长什么样我还不知道。
男友在餐桌旁收拾昨晚的残局，刚买的百洁布沾上了油，瞬间变成脏污的褐色。我从他的语气里听出了冷嘲的意味，这人肯定不是本地的，刚学会没几句白话就开始装老广到处拉生意，广东人怎么会说车好？不会这么说话，一般都说靓——不过他说的那句话倒是真的，他又笑了一下，他的车确实冇咁靓。男友家在临市，开车到这边只需要一个小时，很熟悉本地人说话办事的做派。他提醒我最好还是别用他的车，也不必跟他打太多交道，北佬到这边想赚钱想疯了，谁知道会在路上耍什么心机。他到水池边把布洗了一遍，拧了拧，褐色变浅了一些，但污渍非常顽固，还是有痕迹留在了上面，所有百洁布都会变成抹布。
阿光的名片被顺手放在进门的鞋柜上，我本以为不会再跟这个人有什么交集，也不会坐他的车，但没想到几个月之后还是对着那个电话打了过去。我没想到的事还有很多，那家乳鸽店过了不久就消失在外卖软件上，原因不明。我们也没有再一口气点过那么多甜品，吃甜的能力莫名其妙地退化，有时两人合吃一份双皮奶还吃不完。那天之后，我们做爱时都小心翼翼，担心真的吵到楼下的人上来投诉。后来我们做爱的频率逐渐降低，从一周三次变成一周一次，一月一次，三月一次，曲线缓缓下降，最终变成一条平滑的直线。我们谁也不提起这件事，好像它在我们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过，只是偶尔会道了晚安之后互相吻一吻，再各自玩一会儿手机，这种担心也就没怎么出现了。
3
阿光的老家也在北方，和我家同省不同市，他家紧靠秦岭南麓，虽在山里，但南方的风还是会一丝两缕地渗透进来。阿光有次说起他妈妈就是从山那边过来的。我知道秦岭里有个小镇，镇上有条广货街，每个铺子都卖山核桃、狗头枣和咸鱼干，门前摆一个手臂长的竹簸箩，堆满刚烤好的荞麦锅巴。南北的人都会来这里赶集，大概他爸妈就是在那里认识的，听说那边很多家都是这样。
他长得有几分水汽，鼻子修长，嘴唇很薄，不过眉骨十分突出，眉峰尖锐，连带着眼睛也有些吊梢。他有一个在东莞打工的女朋友，每周都会见一次，他说有时候是他过去，有时候是女朋友过来。跟她姐姐在那边一起，做外贸工作，忙得要死喔，觉都没时间睡，有时候跟我讲电话，讲着讲着就突然睡着了。
我对他装作无意间提到的外贸工作感到好笑。后来他又提到了几次，无非是说女朋友工作忙碌，饮食很差，瘦了很多云云，我都一概不予回应，最多说一句，现在年轻人都这样。自从男友和我说过阿光的口音问题之后，我愈发觉得他的每次说话的语调都夹杂着刻意，哦，喔，呢，啦，他有一堆语气词，这些语气词让我十分烦躁。我从没听过他说家乡话，也没听过他说普通话。他知道我听不懂白话，所以对我只说广普。
“真的是，同年不同命哦。”起初他经常这样感叹，并且总是对我表现出夸张的羡慕。“博士诶，想想就觉得厉害，而且老师这份工也很好咯！稳定，有假期，又有好多福利可以拿，听说在外面随便带两个学生就能赚很多钱了喔。”我跟他解释说，“领导交代了，在外面随便给人补课，一旦被举报就要被学校开除。”他在前面挥挥手，“你听领导吓唬你们，哪有的事啦！现在哪家不希望给小孩好点的教育？补课那点钱对有钱人来说雨粉粉而已，求你补都来不及咯，哪还会举报嘞？”
我不说话，他继续搭腔，“跟你住的是你老公哦？”
“男朋友，还没结婚。”
“那应该也快结了哦？”我没回答，于是他开始自问自答，“哎你们都好命啦，结婚工作都搞定啦，以后就是养家揾钱生仔，顺风顺水、飞黄腾达啦！”
他说话的语气让我想起香港某个有名的女算命师，一到年末就在电视上公布十二生肖来年的运势。虽说有十二个，听起来也都差不多：要么整体平稳，可能会有小磨难，不过有吉星照着构不成大碍；要么鸿运当头，却要当心有煞星来搅合，在某一个阶段要多加小心。最终统一建议佩戴一个什么挂饰，或者在床头摆一尊神仙，如此便会平平安安，顺利度过。女算命师穿一身大红衣服，圆头圆脸，仔细看还戴一副无框眼镜，喜庆而不失权威。听她一席话，人人都是祸福相抵，每个人都差不多。
我怀疑阿光是算命师的忠实信徒。评价过我的命运之后，他也会对自己的命运聊作总结，“没钱，没房子，没户口，有一个异地的对象，和一辆七万块的车。虽然不如你，但是我也算走运啦，能从家里出来，不用到广货街出摊，赶上风口也能揾工揾食，现在开车比过去要多赚一些啦。”他会在表达歆羡的同时又骄傲起来，有时我顺水推舟客气两句，他也接茬往下说，“其实你们跟我们一样都好辛苦啊，一天到晚都要工作，你们教小孩也不容易咯，我载那些人就知道，有些家长很会闹的，有些领导也很多事；我们每天在车上不用讲话，跟着路线开也不用费心，努力多跑一点，赚的也不比你们少咯。”
他似乎很容易就能跟别人在心态上打个平手，不管以谁为坐标。他说有大学教授做他的车，下车前跟他感慨自己像是笼中鸟，还不如他开网约车自由。我为他阿Q到这种地步而感到可笑，但也不想戳穿，觉得如果将寻觅优越感的目标定为一个网约车司机，未免太过悲哀。
读博时常有同门在朋友圈推送自己发表的论文，文案往往是拙作实在不堪，承蒙某某老师不弃，有幸在此发表，后来见面聊起这篇文章，他们也总是极尽谦卑，仿佛发表是一件实在抱歉的事，但下一次也还是会把文章推送出来。正如花插在水里才能活，优越感也需要被放置才能实现，我像自来水一样习惯于体察别人的优越感，以至于学会了在别人的优越感绽放时着力恭维，不过在阿光这里，我无法做到畅通自如。车停在洲头咀里的时候，听他聊起这些话题我总是无言以对，有恶意和轻蔑袭来，但很快就被疲惫打倒。
他与一个快递员，一个外卖员和两个川菜馆的服务员合租在楼下，他对于这样的群居生活非常得意。他说川菜馆的服务员经常打包饭菜回来给他们吃，他还解释不是剩菜剩饭，是食材没用完，给新厨师练手的菜品；他经常往东莞寄东西，快递员也帮了他不少忙，从来没收过他超重费；只有那个外卖员，回家太晚，体味也比较重。“不过也还好啦，他房间不是我隔壁间，我不会受他影响啦。”
我看过他的朋友圈，他会在凌晨一点转“男人应该负起的十种责任”，有时候会连放九张女朋友的照片，背景是在西餐厅里，女孩眼睛很大，拿着刀叉对着镜头嘟嘴，配文是“想你”；偶尔也放一两张自己的自拍，下半截画面都是他的手臂。很奇怪，我没见过他们的合影。
离隧道口还有一公里的时候车速就在下降，阿光环顾四周见没有空子可钻，关掉了白话广播，开始一条一条刷抖音。“苏东坡的经典情书”，“不能不读的十句最美古诗”。手机架卡在空调出风口，冷气从那里透出来，变相给他的苹果7降温。美女和段子他倒是不怎么看，大多飞快地划过去。
隧道逐渐迫近，网络将要消失，视频变得迟缓卡顿。他扭过头对我说，“小康老师，你平时看这些视频吗？”
洲头咀在功效上堪比百慕大，接近它就会被抽离一切信号，这是个未解之谜。我头脑发胀，只想结束这场对话，对他费力地摇了摇头，“我不看。”
“为什么不看呢？我女朋友蛮喜欢看这些的，我觉得你有空也可以看看哦，都是大师写出来的话，你看了还可以跟学生讲讲。”
我开始沉默，准确地说，是开始犯困。他见我不说话，把头转了回去。车缓缓下滑，头顶的光在变少。他忽然又探头过来，“我忘记啦，小康老师你是博士咯，肯定好早就看过这些啦。”他笑了两声，我还是不说话。“不过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再看看啦，大师写的嘛，多看几次也很好的。”
手机没了声音，他面前的屏幕停留在了一个静止的画面，“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他专心致志地搜寻了一番，发现没有可以插队的空隙，几条车道都一动不动，叹了一口气，手从方向盘上放了下来。
明天就周末了，我明天会去东莞一趟。他自顾自对着挡风玻璃说话，车窗外红色的点渐渐增多。困意来袭，但我并不能完全睡着，长龙阵一眼望不到头，我在半睡半醒间听见很远的地方有鸣笛声。
阿光警醒地坐直了，四下的车却无一辆流动，他把手机从架上拿下来，盯着看了一会儿，“小康老师，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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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没有冬天。温度计到了10就不再下降，有时会起一阵冷风，慌慌地下一阵雨，第二天赶紧扯出毛衣外套穿上，到了中午又热得憋气。有人一直坚持穿着短袖，有人早早穿上羽绒服，有人像我一样无措，只好给短袖外面套一件羊毛背心。我常在办公室出一头的汗，过了一会儿汗退了，脚下又开始发冷。旁边的男老师年过半百，茶杯里飘着一块生姜，讲话细声细气，见我喝不加热的矿泉水总是摇头，“这地方湿气重哦，跟你们北方可不一样，你还年轻，以后就知道了。”
糖胶树过了花季，气味收敛了许多，但叶子还保留着凝重的绿色。异木棉大片地开了，状似牵牛花，花瓣比牵牛花更硬挺一些，火红色，单位里也有一棵。学生跟我说这叫英雄花，我问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是有什么故事吗？他们也很茫然，并不清楚，说都是从小听老师讲的，没什么故事，只是知道“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整个木棉花季我都没有看到阿光。上次他去了东莞之后，那边肺炎闹了起来，没多久东莞的肺炎传过来，单位开始频繁地全员筛查。有一次上着课，突然把全体学生召集到广场上。检测人员包得严严实实，都带着一副护目镜，硕大，好像一双眼睛上漂浮着另一双眼睛，学生们在落下的木棉花间踩来踩去，嘻嘻哈哈，到了跟前张嘴，咳嗽两声，又继续嘻嘻哈哈。
我想起来阿光发来的信息：我就留在这边陪女朋友啦！后面一个呲着牙的笑脸。再问，他说那边查得太紧，过了这个阶段就回来。一个星期过去，再问，他把剩下的费用打了一个红包发过来。我跟他解释说我没有催退款的意思，只是少了班车出门总是不便。他让我先收着，没提别的话。过了两天又发来一条：你记得让司机走内环上高架，走洲头咀，桥底不要走，底下虽然不堵车，但是绕远，漫还贵。我收到信息愣了一下，一时不知道怎么回复，忍不住犯了职业病，在下面纠正他，是“慢”，不是“漫”。发了又有些后悔，但已无法撤回。到了第二天他才回复：你要带好口罩，坐车的人很杂。他的文字里没有了那些语气词，我放过了那个“带”字，犹豫了一会儿，问他说：你要口罩吗？我有很多，可以给你寄。他又发来一个呲着牙的表情：不用，你记得每次坐车都要换一个口罩。
我疑心他已经被感染，但问不出口。单位频繁出现“密接者”，密接者被发现后会被原地隔离，整个学校的人会变成“次密接者”，需要不断地被检测。大规模核酸，五人或者十人的取样一管，随机归为一组，直到确认所有人都有了一张绿码才可以解禁。有次临睡前收到通知，我变成了次密接者，需搭乘非共同交通去单位检测。第二天清晨五点，我骑了八公里共享单车到达洲头咀，在那里坐上了同事的车。到了学校之后年级主任把我留下谈话，问我为什么来这么迟，我说我没有车，只好先骑车再等人接我过来，我五点钟就起床了。主任穿一件绯红的棉袄，和异木棉花一个颜色，红色的手臂在我眼前一挥，好像花瓣纷纷落下，“你是新人，你应该早点到，这么多学生核酸正缺人手，这点你应该明白，大家都有难处，没什么难不难的。”
主任经常找我谈话，或者说，我是经常被主任谈话的那一个。文学博士这种名头在学期伊始还能唬人，中期考试一过，它就像是一张过期的超市卡，装在钱包里只有充数的份儿。学生向我反映课堂没有收获，说我讲的那些东西都与考试无关。讲闻一多的《红烛》，我提起诗人的唐诗研究、新月派的理论，又提及闻一多的生平，领着学生分析这首诗，最后问，你们从这首诗中能读出什么感情？一个男生积极地举手，像白杨一样站起来，非常流利地说，表达了爱国主义诗人闻一多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的革命精神。我一怔，追问了一句，国民党统治时期是什么时候？革命精神具体是什么精神？男孩被问住，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问，目光里的自信消退，变得有些畏惧，不停地拧着手里的笔，笔被拧开，笔芯露了出来，又拧回去。我有些后悔，但我没有经验处理这种事，一时不知道怎么收场，全班一起静默了好一会儿，最后他嗫嚅着回答，革命……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我的提问经常没有得到回答，却时常被他们问住。模板，他们反复向我提及这个词，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模板。我问是什么东西，他们说，就是答题模板。每种题型都有一个模板，只要背过这些模板，就可以应付大部分的题目，有时候还会有那么一两个“万能模板”，以一当十，所向无敌。我说学习不是背模板，没有模板一样可以学好，我上学的时候就没有模板，怎么可能所有事情都有模板呢。他们显然不能接受这种解释，眼神里露出失望和怀疑，怀疑是生长迅速的入侵物种，怎么不可能，以前的老师都会给模板的。
投诉积累到一定数量就会被谈话，主任说，那不叫模板，叫答题技巧，你应该多去听听老教师的课，他们会跟学生讲答题技巧的。我去听了老教师的课，把答题技巧抄了下来，回到班里讲给学生们听。但速效药来得太晚，大清洗已经来不及，入侵物种长满整间教室，进化出扑克牌和五子棋，继而又衍生出泡面、速食粥、红油面皮的味道，在讲郁达夫、史铁生以及鲁迅的时刻扑面而来。
有些时候也会被这些味道唤醒，想起读高中的时候，中午下了课，懒得去食堂排队，同桌的男生会帮我从小卖部带一个鸡腿汉堡，再买一杯五块钱的速溶汤。紫菜蛋花结成硬硬的一块，开水一冲迅速化开。鸡腿汉堡其实没有鸡腿，内馅是满满的沙拉酱。我把省下来的时间用来看藏在桌肚里的言情小说，同桌在一旁画世界地图，徒手画，每个岛屿的形状都分毫不差。我们没有恋爱，他也没有向我告白过，不过运动会上我在终点线给他送过水，他冲过来的时候一把将我揽在怀里，像是不能抵抗奔跑的惯性。填志愿时他选了金融专业，毕业后去了一家五百强企业工作，前几年结了婚，有了一个儿子，我经常给他儿子的照片点赞。
我跟男友在学校谈了好几年，原本打算在我博士开题之后就结婚，没想到开题并不顺利，男友申博又遇到阻碍，不得已离开北京，退一步南下读书，变成异地恋。几年里也设想过分手的情形，最接近的一次有十五天聊天记录空白，但最后都和好了。
我在阿光的手机屏幕上看到过“戳中异地恋泪点的十首绝美古诗词”，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阿光把这条视频反复看了几遍，小康老师，人家说熬过异地恋就是一生，你们熬过来了哦，以后肯定能白头偕老啦。接着又忍不住补充一句，其实异地恋也不是不美，你看这不是说，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是吧？距离产生美啦，总觉得那边有个人在等着，也蛮好的哦。
他说话一贯是一个萝卜两头切，把什么都说尽了。我盯着他春风得意的后脑勺无从回应。他说的那种感觉我确实有过，搬家的时候也曾觉得总算要开始下一步，但朝朝暮暮实现之后是什么呢？大概就是结婚，然后生小孩，可能生两个，也可能只生一个。再之后，就没有下一步了，下面的都是别人的人生。我没跟阿光说起这些，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拿出一套理论来反击我，车又开到了洲头咀面前，我再次被累的惯性打败，一点也不想开口。
男友的论文据说是进入了最后阶段，他作息昼夜颠倒。有时我下班回来，房子漆黑一片，推开卧室的门，窗户紧闭，全是二氧化碳的味道。起初我有不满，然而发现在单位跟学生和主任谈过话后，自己回到家也懒得讲话了，便任由他睡过去。我点一堆炸鸡汉堡，冰箱里有不间断的可乐，晚上就对着吃播吃晚饭，反倒有一丝的放松。
我很快胖了起来，体重上去之后，我本来不能接受，也尝试过晚餐只吃一个苹果，但很快妥协了。需要抑制的实在太多，炸鸡一口爆汁，这令我感到快乐，快乐到不能抵抗，相比之下，长胖实在微不足道。
可能是因为有了作息上的时差，我们做爱的次数变得很少，偶尔有一两次，也不会耗时太久。他胡乱地吻一下我的脖子和耳垂，就开始试探合适的位置，到最后我想我们都希望这一切快点结束。当然，结束之后我们还是会拥抱一会儿，十指交握着说一会儿话，我会夸赞他，他回吻我的额头。
有次我回到家他还在睡觉，他的电脑屏幕亮着，微信界面有一个灰猫的头像，发来一连串的笑声，“哈哈哈哈哈哈”，接着说，“天哪你太好笑了”，底下又是一连串的狗头表情包。有一个瞬间我想要知道他们在笑什么，灰猫的主人是谁，但想到寻出主人之后可能有一系列的麻烦事，还是放弃了。
每天打车的金额都在变化，总是比预估价高一点点，却也不会高太多。我基本都会同意费用，及时付款，认下多出的几块钱。只有一次，司机没有走洲头咀，和我说那里堵车太严重，我坚持要走，他没有听，说了一段白话，我无从反驳，结果费用比以往贵了一倍，我按下“不认可车费”，想起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有见过阿光。
学期末讲到《赤壁赋》这一课时，我还是没有模板，好在台下还有几双眼睛愿意眷顾我，让我能继续讲下去。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阿光的问题犹在耳畔，而我不得不解答这个问题了。
5
木棉一落尽就是回南天。室外云山雾罩，温度却没有下来，太阳就躲在云彩后面沸腾。办公室的空调昼夜循环着除湿模式，课本和试卷都软塌塌地粘连在一起，翻不起来，只能一页一页捏过去。回想起以前读高中时经常被书页划破手，有时交上去的作业还染着血渍。那时老师们批改作业时若是一路红叉被惹得生气，刷一下就把本子上的纸撕扯下来，在手里两三下揉成一团，狠狠丢在本子主人的面前，整个过程干脆爽利，像是熟手砍下一个人的头颅。
成为刽子手之后却丧失了这般天时地利。红笔在纸上划过，无论对错都有潮湿的梗阻之感。抑郁症成为一种流行病，我尽量不在作业上打叉，有错误或者不准确的地方画一个圈，在旁边写上提醒，有时还要再补一句鼓励的话。作业一交就是一百多份，刽子手像是拿了一把生锈的钝刀，手起刀落，只有自己的脖子隐隐作痛。
我买了一个颈椎按摩仪，下班回家的路上就戴着，防止头晕眼花。终点定位在喜士多的门口，那里下午四点之后会有打六折的三明治和小面包。我赶到那里时打折面包往往所剩无几，残存着一两个无人认领的口味，我对肉松有些过敏，只要不是肉松味的面包我都会买下来，当做第二天的早餐。
有天我忘记给按摩仪充电，下车时四周云雾缭绕，目之所及一片恍惚。面前的喜士多露出一方格整齐的光，像动画片里那些时光隧道的入口，阿光就站在入口的货架前，没戴口罩，拿起了什么东西又放下，似乎在犹豫，那也是我时常思考应该买什么的地方。
他还穿着那件灰色的李宁T恤衫，脖子以上的皮肤明显黑了一个度，前额的头发油得打成绺，分叉成几个滑稽的角，我的刘海肯定也这样，没有谁的头发会在回南天蓬松。他看见了我，冲我笑了一下，“小康老师。”他没有露出牙齿，抿着嘴，嘴边的皮肤打出一个括弧。回南天，他的头发贴住皮，皮贴住骨，像是这里的榕树，根脉彰明得浮在枝干上，瘦得一览无余。
我又坐上了阿光的车。那辆新帝豪外表还是很新，可以说比之前更新。拉开车门，座套却有了陈旧痕迹，褶皱像老年斑一样固化了下来，怎么捋也捋不平。副驾后方的位置上还带了几块暧昧不明的斑点，像油渍，又像是别的。我提醒他座套该洗了，他说，放心吧，每天都消毒。
他的话忽然少了，虽没有全程沉默，频率降得也很陡然，那段时间办公室里时常讨论基金暴跌的事，我没有买基金，但大概知道那种感觉。我在车上回同事和家长的微信，堵车时抬头看一眼，他的手垂下来，空悬在操作杆边。我发现他的苹果7碎了屏，不过还能使用，他没再用那个手机刷过抖音，只是用它来导航，走到洲头咀前总会提前预报：前方GPS信号弱，位置更新可能延迟。碎屏的中心点像一朵绽放的烟花，慢慢和隧道入口重合，把洲头咀炸得分崩离析。车内在经历了一场爆炸之后变得非常安静，尘埃降落，四周的车辆都是尸体，这让我们在开口说话时有了幸存者的意味。
“小康老师，你最近下班越来越晚了。”他说。
“嗯，最近事很多，有个老师生病了，我代她做班主任，做班主任就有很多杂事要解决。”我边回答阿光边回微信，想趁着网络彻底消失前把信息发出去。那个班主任某一天从办公室的卫生间出来之后就毫无征兆倒了下去，倒在空调的正下方。主任在几个小时之后给我发来一条微信：小康老师，从明天起你要接替姚老师的班主任岗位，我一会儿会发个文件给你，你学习一下，尽快上手相关工作。我说，主任，我还是个新人，教学工作还没做好，班主任工作更没经验。她说，新人才要多锻炼，经验都是积攒出来的，你应该感到幸运，因为你比同一批的老师提前了一步，这是学校对你的信任。
“那都有些什么杂事呢？”他把车往前挪了一点点，前方的红灯熄了又亮。
“比如今天，有个女生放学后来找我，哭着来的，她上物理课不听课，自己在画画，画的漫画，把原来的班主任化成了一个猪头。化学老师把这张画收走交给了年级主任，女生挨了批不服气，要年级主任把画还给她，她说，那是我的作品，她刻意强调‘作品’两个字——可是主任已经把画扔了，于是女生哭着来找我。”
“那你怎么办呢？”
“我没办法，我没处理过这种事，所以我就去问年级主任，主任让我好好跟这个学生谈谈，教她学会尊重老师，她告诉我说，这个女孩原来的班主任，就是晕倒的那个老师，前两天查出了脑癌。”
阿光半天没说话，前面的前面有红灯熄灭，但我们面前还是一片红海。他可能有点累了，这个故事可能对他太长了，他不自觉地叹了一口气，“那最后呢？”
最后我跟这个女孩说，喜欢画画是好事，只是以后不要在其他课堂上画了，姚老师平时那么辛苦，现在又生病了，你把她画成这样，也不是很合适吧？女孩听我说完挺不以为然的，她说我分科之后就不选化学了，以后也不学化学了，再听化学也没什么意义。画漫画就是要抓住人的特征进行放大和夸张，她脸那么大，耳朵那么大，怎么就不能这样画呢？
“这都是借口吧，她应该是很讨厌那个老师。”我看不见阿光的脸，但他应该是笑了，抱着看戏的心情。这个女孩在周记里提过她想考美院，但是家人希望她学理科。
是的。我很委婉地劝她了，我说就算你不喜欢姚老师，看在她现在已经病了的份儿上，还是别这么画了吧，她要是知道了心里该多难受。结果女孩出人意料地回了我一句，小康老师，是不是一个坏人他要是有了什么不幸的事，大家就会自动认为他就变成了一个好人？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坏人和好人的转换不是不可以在瞬间完成，不是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只是放下屠刀的这个人必须是坏人本人，他意识到了那把屠刀取过人的性命。但一个人是坏人还是好人，好像又只有他人才能评价。人都有私，所以评价者必须是由他人构成的“公”：“公”说你是好人，你大概率就是个好人，“公”说你是坏人，你大概率就是个坏人。虽然“公”偶尔会出错，但人们还是会相信它，因为除了它好像也没有什么别的可以相信。这样说来，一个人如果遭到了什么不幸，“公”的同情心确实会向他偏移，尤其像姚老师这样的，我瞬间在脑海中搜寻出她平时的各种好来，哪怕只是一个普通的客气的微笑，这都让我觉得她是值得同情的，约等于善良的。
我跟那个女生说，要不然你画我吧，怎么画都行，把我画成猪头也行，我不会生气。
阿光对我之后的讲述置若罔闻，没有回头，也没有回应。烂好人的做法感动不了谁，女生最后默默离开了。她没有答应画我，也没有答应不再画原来的班主任。可能这个结局太过无聊，阿光的注意力并不在这里，只是把车蹭着往前开。
出口透出光，原来外面已经在下雨，隧道里的阴湿尚未褪去，又有新一轮的潮湿袭来。一辆红色别克忽然拉下窗户，里面的男人破口大骂，“死野仔！买棺材唔知订！打櫼唔长眼嘅！”阿光迅速转动车头，狠狠别住了红色别克，周围的车都慌了起来，响起一片喇叭声，隐约中我听到那个男人的尖叫。在整个车身都越过那辆车后，阿光摇下窗户，脖子伸出窗外，冲着男人尚未缩进去的脑袋竖起中指，“老子正常行驶！把你狗眼睛睁开看看！谁他妈插谁的队！”窗户摇上之前他又骂了一句，“操你妈！去你妈的！”
车子出了隧道之后上了高架桥，一路猛进。震惊还没有消退，楼就从脚下长起来。雨刮器整齐的节奏一点点抚平我的不安，阿光单手扶着方向盘，熟练地打开副驾的手扣，拿出一板巧克力，用嘴撕掉锡纸，发出顿挫鲜明的咀嚼声。
“下雨天你慢点开，不用着急，那种人其实没必要理他，万一有什么事处理起来很麻烦的。”见他一直不说话，我想安慰他两句，又不知该说什么。
雨刮器节奏平稳地伴奏，阿光不提刚才的事，一边吃巧克力，一边自顾自说起话来，情绪没什么起伏，几乎有些高兴。“我小时候我们家那边也总是下雨，比你们那边多。我从小养了一条白狗，就叫大白，一下雨他就要去水洼里滚水，我有时候骂它、嫌弃它，有时候也跟它一块滚。上初三的时候，大白已经特别老了，那年雨特别多，路滑，我有天骑车上学的时候就摔了，骨头摔断了，我们那年中考是要考体育的——你还记得吧小康老师，咱们那年中考是第一年把体育成绩算进总分里——我妈把我骂了一顿，哭着骂，说我这个样子咋考上县一中，她一直想要我考去县一中的。我们那个穷山沟也没啥钱，几个月才吃一次肉，摔了腿之后，我妈天天给我炖肉汤喝，等我好了能下地了，我就发现大白不见了。我妈说它老了，自己躲进山里去死了。”
阿光含糊不清地嚼着巧克力，却又字字清晰地说着，巧克力没什么气味，却在空气中勾连出一种危险的诱惑。我感到自己的血糖明显低了下来，抬起胳膊去摸头顶的扶手。
“后来我没考上县一中，离分数线差了八分，体育扣了六分。我没问大白去了哪。再后来我去上了个普高，高考又上了个二本，我妈骂我没出息，但还是给我交学费了。其实就算我当年体育考满分也还是考不上县一中的，她应该是觉得我已经尽力了吧。他顿了一下，把巧克力放了回去，其实她也尽力了。”
车缓缓停在喜士多门前，雨还没有停。那一方灯亮着，有穿着校服的学生情侣在屋檐下躲雨。阿光把车停稳，门锁打开，“小康老师，到了，下车别落东西。我恍然，迷迷瞪瞪抓起了包，下意识问了一句，你不一起回去吗？”
他回过头笑了一下说，“我不住在这里了。”
6
阿光现在开的车不是当初的那一辆。当初他去东莞是接了一个跨市的订单，到了东莞把乘客送到酒店门口之后就走了，当晚被告知自己成了次密接者。乘客所在的酒店查出了感染，要求他原地隔离，三天两检。第二天，乘客从密接变成了阳性，阿光被一辆救护车带去了隔离酒店，来接他的人包得严严实实，每人戴一副护目镜。他和我讲述这个过程时语速极快，他说，我看不清他们到底有几双眼睛。
讲到这里时，我问他，那你女朋友呢？也被拉去隔离酒店了吗？
他没有回答，继续滔滔不绝，好像我的问题完全不存在。“到了隔离酒店之后，他们给我做了登记，又做了调查，把我载过的乘客信息都调了出来，然后说车子也要拉去消杀。”
他继续说，“我在隔离酒店住了十四天，一天四百五，包含一天三百五的房费和一天一百的餐费，菜单上说有乳鸽，送来的盒饭里只有鸡翅尖那么大的翅膀。车停在那里也要交停车费，一天两百，十四天就是两千八，我和车一起，十四天，九千一百块。
“肺炎闹起来之后，网约车生意难做，这个我知道。听说有的司机之前正常时一天能赚三百多，还不算平台抽成，后来口罩一戴，商店接连关门，出门的人急剧变少，好不容易接到一单，上车第一件事就是确认对方有一张绿码，跑了一天收入不过百也是常事。但正是因为人少车也少，打车也变得很困难，所以那阵我在打车时也都是要加价。洲头咀通畅无阻，没有塞车延迟，价格还是要比日常贵将近一倍。”
九千一，我能想象这对阿光来说并不算一笔小数目，说到这里我又问了他一句，那你女朋友呢？
阿光喝了一口水，咕咚一声，水仿佛从瀑布落下坠入深潭。他手里的保温杯掉漆严重，掉的大片的地方就用一个兔子贴纸盖着，我记得他之前说过那是女朋友给贴上的。
他两腮鼓得很大，咽下水时紧蹙眉头，仿佛吞咽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手里急急旋紧了杯盖，咽完马上就开了口，“九千一，我一个月也赚不了那么多，但是车子不能停在那里，一天不开走就是两百块。”他语速越来越快，好像怕错过什么似的，一把揩掉下巴上的水珠，“后来有个人找到我，他说他是酒店内部的人，给他发五千块红包就能帮我把车弄出来，我给他发了，第二天早上去拿车，他又要我加三千，我跟他吵起来，我说八千块还不如不找你，九千一我还落张发票。他先是说自己也不容易，要担风险，后来开始讲大段白话，太快了，我没听懂，他一扭身把我微信拉黑了，再没出现。我去找酒店投诉，酒店说没有这个人。过了两天实在没办法，我问朋友借了一万块钱，把车提了出来。车外边没啥变化，拉开车门一看，里面被毁得一干二净，副驾的椅子没了，气囊都被攮了出来，做得真绝。酒店说我可能骗子报复了，我要调监控，他们说监控坏了，很久之前就坏了。”
他说这段话时车钻出了洲头咀，在波澜起伏的高架桥上飞驰，楼的下半截都看不见，形状不一的屋顶接连起来，方的圆的，起起落落。几座楼外的玻璃窗上挂着蜘蛛人，手脚姿势很清晰，像火柴人游戏里的场景。玻璃幕墙恍得我眯起眼睛，阿光在前面开车，没戴墨镜，若无其事。
阿光现在开的车是从平台租的，他自己那辆停在了修理厂，打算等攒够钱再去修。他说他报了警，立了案，接下来就是等。自带车加入平台和用平台的车抽成比例不同，现在要被抽走更多一点。我心里泛起不安，半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要给我涨价，他的手从方向盘上抬了一下，袖口往上卷了卷，暂时还用不着，等你明年涨工资了再说。我没说什么，放了心又有些愧疚，在劳动节的时候给他发了两百块红包，他收了，回复我一个呲着牙的表情。
回南天渐渐褪去，阿光像是经历了一场文字大清洗，说话时的语气词被飞快洗去，有如蕾丝、碎钻和珍珠从衣服上脱落，露出本来的面目——一件普通的，洗得发黄的白衬衫，上面还有残留的缝上去的线头，和针孔穿过的痕迹。阿光有时也会冒出一两句白话，我问他今天收入怎么样，“麻麻地啦。”问他早餐吃没吃，“食晒啦。”说完后他自己会沉默一会儿，意识到什么似的，有次在说出“食晒”两个字之后又赶紧收了回去，好像犯了什么错误，“吃过了”，他标准地回答。
就像我放弃身材管理一样，阿光车里也不再放粤语歌。大约正是因为那些语气词的消失，我会主动跟他讲话，聊起我的工作，还有无关痛痒的天气和路况。我也不知自己为何突然愿意和他说话，是出于同情吗？还是因为他失去的那部分让我暗自庆幸？回南天过去后他的头发没有蓬松起来，一直软塌塌地贴在前额，依然会准时停在路边等我，依然开得很快，却不再问候“早晨”，这让我咽下喜士多酸苦的咖啡时没有了强烈的压迫感，好似在心理上获得了某种平衡。但这种平衡又会在每天下午抵达喜士多，他提醒带好包，带好雨伞时打破。坐垫和脚垫都是黑的，他一定会转过身打开手机的手电筒照一下后排，“没落什么东西吧？都带好了？下车慢点。”有次我带了作业回家改，两张卷子从包里掉出来，卷子是油印的，铅黑，掉在脚底下没有发现，晚上十点多他敲门送来，我很不好意思，跟他说其实不用为这个跑一趟，明早给我就行，他说害怕搞丢了，学生又来投诉我。说完扭身走了。
被打破的平衡伴着酸苦的滋味卷土重来，察觉到这一点时我隐隐愧疚。阿光像骆驼祥子一样又开始为下一辆车攒钱，而我居然有一丝欣快，好像他的不幸能抚平我的——我又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幸，只是没那么幸运罢了。我注视从脚垫下捡起的卡片，女大学生上门服务，八个字竖排成一个柱子，一个穿着水手服的女孩半倚在柱子上，微微张着口，露出白而齐整的牙。想起提及《骆驼祥子》时学生们标准的答案：作者抨击了军阀统治时代黑暗畸形的旧社会，表达了对中国社会底层劳苦大众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阿光一定读过这本书，这是我们那年中考的必读书目。
大约是因为同情、欣快、愧疚和别的，停滞在洲头咀的时候，我尽量说些他感兴趣的话题，广货街上卖的猴头菇质量如何，荞麦锅巴到底是炸的还是烤的，那里的人互相买货卖货时怎么杀价。我表现出对那里的生活极其关心的样子，没有再问起他的女朋友。
大部分问题阿光都会回答，有些问题他也不清楚，很多事情离家久了自然都模糊起来。他反而问起我和男友的事，问他毕业了吗，找了什么工作，是不是要计划结婚。其实清明过后，男友大部分的时间都住在学校里，他说要准备提报各种材料，离不开图书馆和校园网，而我要经常在单位看学生晚修，又像异地一样相处。不过微信联络一直保持着，他时不时问我下班了吗，在哪里呢，吃了吗，吃的什么。我和他提起阿光的事，隔了一会儿他发给我一个问卷调查，我有个同学做的题目正好是关于网约车司机生活状况的，让他帮忙填个问卷？也算多个样本。你问问他方不方便，不方便就算了。我打开问卷看了一下，做完要翻十几页屏幕，我没有发给阿光，男友第二天也忘记了这件事。
到了六月，高三的学生考完试，雪花一样的书和练习册被塞进麻布袋或者蛇皮袋子里丢掉，收废品的小贩整日守在校门口，五毛一斤连蛇皮袋子一起买走。有学生卖这些东西能赚一百多。还有那些好学生的笔记，也会被低年级的学生争相竞拍，最贵可以炒到千元。那些笔记大多字迹工整，条理清晰，总结出各种题型的模板，精细程度让很多老师也自叹弗如。学生们对着天价笔记发出惊呼，还有一年，最多两年他们也要参与这场千军万马的竞争，学生们的呼声带着羡慕和惊讶，可能还有些许的恐惧。
竞拍结束的一个晚自修，学生拿着买来的笔记进行期末复习，主任找到我，再一次和我谈了话，主任委婉地表示，如果期末考试，班里的学生成绩还不理想，领导可能会考虑调我去分校先“锻炼”两年，让我有个心理准备。主任说这融合了学校、家长和学生三方的考虑，也是为了我好。主任涂了姨妈色的口红，应该是刚吃过饭，嘴角上的口红沾了辣子油，那半边颜色在走廊的灯下分外鲜明。
主任临走时又拍了拍我的肩膀，“去分校也是很正常的事，你应该明白学校也是为了你们年轻人的成长着想，无论在哪边，都一样可以继续学习，也一样都会有所收获。”
那天班里的纪律意外的好，非常安静，学生们捧着买来的笔记看得专心。我给阿光发了信息，提前结束了工作。车从单位门口开出来，糖胶树大片的树荫铺在挡风玻璃上，玻璃有弧度，暗夜下重叠出层层的光，叶子经脉压着经脉，墨绿和玻璃一起融为黑色。主任泛着红油的嘴浮现在错杂的经脉上面，在一片黑暗中更加鲜红，树叶在挡风板上烩成一锅，被辣子炒成一道菜。油烟四起时收到男友发来的信息：今晚我在学校住哦。
“靠路边停一下。”我对阿光说。
“什么？”路上车不多，他开得快，大概是没有听清。
“停车。”
“怎么了？你不舒服？”他扭过头看了我一眼，又连忙转了回去。
“停车。我要下车。”
7
江水经过这座城市，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蜿蜒，不论从哪里出发，走几步都会遇到一片水。码头散乱地分布，桥和隧道架起后，大多码头已不再承载往来交通，只为游客们提供夜览江景的服务。观光船在江面穿行，船身捆着硕大的“可口可乐”霓虹，夜色中船影模糊不清，只看到“可口可乐”四字缓缓驶来。
我不知道面前这片水从哪里来，它沉静地铺展，在暗夜中没有颜色。船上霓虹的光，岸边路灯的光，对面高楼的光都堆在它的水面，它又被颜色填满，泛着亮，比白天还要清澈。有稀稀落落的人沿着岸边跑步，经过身边时速干衣发出窸窣的声音，又跑远了。
江水有一种味道，在黑夜里格外突出，不是藻类和泥土的味道，也不是岸边糖胶树的味道，一股暖湿的气息，却又比陆地的风凉爽一些。岸是一座屏障，岸上就是洲头咀公园，江水的味道吹到岸边，弥散在雨后湿润的空气中，就此停止。那种味道无法言明，但我很确定，这就是江水的味道。
隧道内无法停车，出去之后阿光打了一把方向，没上高架桥。几分钟后车停了下来，江水温柔沉默，波光粼粼，观光船驶过也没有一丝声音。
“你不要跳江。”阿光从后面走过来，显然是在开玩笑，离我一人远的时候他停了下来，神色又有些紧张。“这段水不好，跳了也不一定会死，你要跳我载你上桥去，那里风景好。”
他的玩笑太尴尬，我笑不出来，但还是捧场地应了一声，“用不着，我看这里风景就挺好。”
“你看对面那一片矮楼，”他走过来，用手指着对岸，方形的那一片楼，“那是惠爱医院，你跳下去漂到那边，人家以为又有病人跳江了。”
“又有病人跳江？”
“以前叫惠爱医院啦，以前的人比较讲究，现在叫精神病院啦。”
不知为何他用广普说出这句话非常合适，正在酝酿的眼泪变成了鼻涕，我胡乱用袖子抹了一下，原来他并没有像外科手术一样与那些语气词切割。
“以前隧道没通，桥也没架，江对面都没开发，专门把精神病院建在那里，防止病人逃跑。他走到岸边的围栏旁边，用手圈出精神病院几栋楼的形状，真的，真是这样的。”
我没顾得上形象，眼泪和鼻涕一起喷了出来，赶紧用上了另外一边的袖子。没想到笑话还有历史考据。
“那现在隧道通了，桥也架起来了，病人逃跑了怎么办？”
“现在看得严，病人都很听话了，最多在江边站一会儿就回去了。”他随意敲了敲围栏，很正经地望着江面。
我也严肃地思考了一下，“对啊，没有绿码，他们也过不了江。”
停顿了两三秒后，我们忽然陷入一场大笑，我两边的袖子都不够用了，阿光笑得差点仰过去，把围栏敲得哐哐乱响。有跑步的人经过我们看了一眼，我连脚步声都没听到，又见他跑远了。
“不用担心，你们学校前两天刚做过核酸，你肯定能过江。”他站直了身体，又靠着围栏趴下了一点，笑话的效力慢慢减退，他的头勾在胸前，“其实我关注了你们学校的公众号，我看编辑那栏老是你的名字。”
“对，新来的老师，尤其是语文老师就得干这种活。”我有些惭愧，也把头勾起来。
“我看配图也老是你，都是你去拍吗？”
“嗯，当时应聘的时候，我简历里写的特长是写作和摄影，他们看了挺高兴的，就说刚好让我负责编这个东西。”
“其实我也看过你的简历。”他像是向我坦诚一个秘密，有点得意，又有点抱歉。“你们学校今年录取了十几个新老师，还专门做了一起推送，我在里面看到了你的介绍，就去网上搜了你的名字。”他抬起头望着前方，略停了几秒，江水依然无声。
“你从市一中毕业，一直都上很好的学校，参加了很多比赛，也得了很多奖，拿过好多奖学金。一搜你的名字，全是获奖记录，反正一看就是那种特别好的学生。”他将身体稍微转向我，看到我盯着他，又略微缩了回去。“但我也发现，你是前面几年拿奖很多，到后面获奖记录就越来越少了。”
我像是被老师点评的学生，除了承认别无他法，当然我知道阿光毫无恶意，所以也很坦然。“你说的对，读博之后确实获奖少了，好像什么都变难了，其实大学毕业之后就有这种感觉了，一切都越来越难，可能是竞争越来越激烈了吧，也可能是我确实变差了。”
“不会，已经很好了，你已经做得很好很好了。你看我跟你一样大，连县一中都没考上，一步没跟上，步步跟不上，跟你差得越来越远。你已经走在很多人的前面了，比大部分人都好很多。”用自己来宽慰我，这好像还是他第一次这样做。
“走在前面又有什么用呢？我们过得好像也差不多。我不想再说客套话，没什么意思，你之前说得没错，我赚的确实不比你多，这是事实，是你们把我的工作想得太好。而且现在你也知道，事越来越多，我加班越来越晚——对吧？你都知道。”我像他刚才一样敲打围栏，潮湿的袖子碰到栏杆，更加的冷。但是我没法离开，离开了也不知道再去哪里，每个地方都差不多，都是那些人和那些事，没什么区别。
晚上的江风带着凉意，我因为说得激动而燥热，袖子上的濡湿仿佛捆住了手，索性把外套脱了下来。阿光说，穿上吧，会感冒。见我没有反应，他也没有再说，衣服搭在我和他之间的围栏上，阿光、衣服、我，我们像等差数列一样分布。
“你知道那些被卖进山里的女人吗？灯渐次熄灭，水面上的光慢慢变少，”阿光说，“她们被人家买来之后，会被软硬兼施地绑在家里，直到怀孕生孩子，然后她们就很难再离开了。她们知道这个，买她们的人也知道，然后他们就开始毫不顾忌地作践她们，每天都多作践她们一点，日子久了，她们就默认了这一切，默认这是她们的日常生活。”
我转过头去看着他，水面残留的光都在他的眼睛里。他笑了一下，光就破碎了，他说，我妈妈就是被买来的。
没有了灯光、游船和跑步的人，江水的味道只向我和他涌来，我捏住外套袖子的一角，还潮湿着，我如果松开，它应该很快就能被吹干，然后摇摆在风中。
“我还看过你写的诗呢。”他说话的语气里全是笑意，有如偷看了我日记的同桌，当着全班的面大声地念出来，“一团落魄的肉堆在心上无法启齿，黑夜明白激情在这里毫无意义。”
给你看。他递过来一张名片，何有光，职业是网约车司机，底下印着一行小字，“落魄的心也有意义”。
“你还背诵？还套用？你要付我版权费。”我用外套打了他一下，心里泛起一种奇妙的松快，像是上学时被同学起哄与暗恋者的绯闻，嘴上说让对方住口，内心却有些雀跃。
“所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袖子并没抽到他，他只是作势躲闪。“还有啊，还有上次那句话，我还记得，你还没有告诉我——苏东坡‘变来变去’的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课堂上我和学生说，这相当于物理学上的参照系问题，以不同的事物为参照系，分别得出变化与不变的结论，唯心主义的苏轼就从事物不变的一面出发，假装一切都没有改变，勉强说服了自己的悲观。一个女生举起手提问，可是老师，苏轼不是洒脱豁达的吗？《赤壁赋》最后不也是表现了作者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吗？那是个学习很认真的女生。我想了想和她说，你考试时可以这么写。
以相对的不变证明永恒，完全是显而易见的谎言，苏轼却轻易骗过了自己。我对阿光说，苏东坡的那句话是一句谎话，他欺骗别人，说美好将永恒存在，包括你和我，但其实一切都是幻象，美好的东西转瞬即逝。
阿光不解，“那他为什么要骗别人呢。”
“大概他也想骗骗自己吧。”
“那他为什么要骗自己呢？”
“大概是，因为他当时活得很辛苦。”我简单地向他解释，这里不是课堂，我可以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本来年少得意，后来却稀里糊涂地蹲了监狱，捡了条命出来又屡屡被贬，如果他不把一切想得好一点，也没什么别的办法，或许只有这样想，才好坚持活下去吧。
阿光的眼睛闪着江上的余光，和这片江水一样真诚，“那苏东坡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他就在贬谪中度过一生，一贬再贬，贬到岭南来，最后贬到海南岛上去，很久之后遇到大赦，朝廷终于召他回去，他就死在回去的路上。”
阿光没有回应，在风中抽了几下鼻子，把我的衣服拿起来，拍打几下递给我，“那你说，什么才是真的？”
他拍打衣服的动作让我想起我妈，小的时候她在阳台上收衣服，拿了衣服抖一抖，交给我爸，我爸在下面接着，接过来又拍几下。衣服上扬起的灰尘在阳光下起了丁达尔效应，他们就凝固在阳光里。后来他们离了婚，我每年能得双份的压岁钱，又有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放假回两个家给弟弟和妹妹轮流补习功课，他们对我很好，继父继母也是。只是收衣服这项工作我再没敢和谁一起做过，在没有任何道理的自我迷信中，这是一件被诅咒的事，与谁合作完成就会触发悲剧。我想可能那一瞬间太过美好，被上天发现之后就变成了谶语。
我把衣服接过来，顺着他拍打的纹路又拍了几下，忽然意识到衣服上只有水汽没有灰尘，在南方完全不需要做这种事。我走上前一步，等差数列被取消了，“你不记得苏轼写的句子，怎么还记得我的？”
风把他贴在额上的头发吹起来，我确定江水的味道也一定会涌进他的鼻子，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盈虚者如彼。苏轼大概也会允许我再向前一步，抬头看了一眼，可惜没有月亮。
他很快地向后退，退了一小步，抿紧了嘴唇，又走上前。走上前之后，他轻轻扶住我的肩膀，江面一片漆黑，只有他的眼睛波光粼粼。
“我和你说一件事哦，上次从那边回来之后不太放心，还是去医院查了一下，我也不想，那时候过得太差劲……小康老师，那种药是要在七十二小时内服用，要连吃二十八天，吃完间隔六周再去体检——你知道这个吧？他吞咽了一下自己的口水，把手缩了回去，我吃了二十八天，但没有再去查，也不想再知道结果。”
他笑得很坦诚，比起他的坦诚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我对江水感到愤怒，对苏轼感到愤怒，愤怒让我顺利地掉下眼泪，他用手背把我下巴上的泪水轻轻揩掉。
“小康老师，你不要想太多，你是很好的人，我再怎么努力也不会像你一样。你手指上有伤口，就别靠近我了。有些事，要是你知道是幻象，是浪费，就不要勉强自己去做。你不用担心我——别哭。你写的诗我都看过的，你怎么不继续写了呢，你继续写的话，发表出来，我还能看到。别哭。我看发表的时候你都只用你的名字，小婉，为什么不加上姓呢？康小婉也很好听。”
江风入夜后寒意乍起，外套穿在身上也没有什么作用，袖口最终是干了，不知是被风吹干还是被我暖干。洲头咀公园的江水有股特殊的味道，久久挥之不去，那是我最后一次坐阿光的车。
8
北方冬天水面都会结冰，但这里的江水经年不冻，借着密集的水网，城市高低起伏之处都建有公园。再讲《赤壁赋》，我都会布置学生去有江水的公园看看，随便哪一个公园都行。当然，这项作业布置下去之后我不会再去查实，去不去看是他们的事。
何有光消失之后，我又见过他两次。
第一次是冬天的时候，异木棉开得正好。鹤洞大桥通了车，我通勤终于不用再走洲头咀。不过即使车道分流，内环路上还是会堵，尤其是晚高峰。“前方道路拥堵，但您仍在最优路线上。”导航会这么安慰我。通车后过了一阵，喜士多门前的那条路又开始施工，车道缩窄，汽车和电动车挤在一起，一有擦碰就会有人破口大骂。
那天也在下雨，我在车上远远看见喜士多门牌的光。前面排了一串的车，其实下车走几百米就能到家，但一想到下车要撑伞，鞋会变湿，包里的作业也有淋湿的风险，便还是坐着不动，专心地拔手上的倒刺，等着车一点一点往前挪。
粉笔灰腐蚀皮肤，即便天天下雨手指也是干的，我嫌护手霜太黏，任由倒刺长出来再拔掉，到后来甚至有些迷上了拔倒刺时轻微的刺痛感。刺被连根拔起，手上冒出一小颗饱满的血珠，再拔，又有一颗。
忽然一辆白车从后面超过来，借着旁边的车道逆行了一小段，直愣愣把车头塞进我前面的前面。前面被插队的那辆车大怒着摁着喇叭，闪起尾灯，接着怒气也被完整地传递给我坐的这辆，司机探出头看了看，“死仆街！痴线！”忿忿不平却又束手无策。那辆白车顺利通过了最后几秒的绿灯，我降下车窗，看到车尾新帝豪的标志，想努力看清车牌号，但雨下得太大，它很快开走了。
第二次是从民政局出来，那天是晴天。进出民政局的人都带着口罩，看不清脸上的表情。领了证要发一条朋友圈，我举着证和手机想找一个合适的背景，对着树和云彩找角度的时候，路边的树影下闪过阿光微秃的后脑勺，那个后脑勺沐浴着胜利的光，头发蓬松到几乎看不出那一块秃掉的头皮。
天气好到不可思议，阳光从糖胶树的缝隙中漏下。最后我的拍照背景是那座标志性的建筑，我涂了红色的指甲，迎着阳光举起两本证。两本红色证书略微分开，状似一颗心。所有建筑的轮廓在蓝天下清晰可辨，江水在脚下铺展，大桥横跨整个屏幕。小蛮腰从那两本证书的后面生长出来，风姿绰约，盈盈一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