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回顾了从罗马时代以来有关罗马共和国扩张动力的讨论。古代大多从罗马人的立场观察共和国扩张的行为，近代早期的欧洲人，因为处在民族国家形成和技民时代，将罗马扩张视为统一行动，虽有孟德斯鸠等人的批评，但大多认为罗马人在防御和保护盟友的过程中，无意中创建了大帝国。２０世纪中后期，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和视角的转变，学者们更多地注意到罗马社会与其扩张之间的联系，哈里斯的研究成为评价罗马帝国主义的风向标。２１世纪以来，更多的理论被引入罗马帝国主义研究，然而终无法改变对罗马帝国扩张本质的认识。
引言
公元前５０９年，意大利台伯河畔一座城市内发生政变，公民们推翻了国王高傲者塔克文的统治，创建了共和国。当时这个共和国虽然已是拉丁人中最大的国家，然而其面积不过大约８２２平方千米，成年男性人口仅１３万人左右，能够出动的军队只有两个军团（约８０００人）。这个名为罗马的共和国，与亚平宁半岛上的其他势力比较，一点都不突出。与罗马并列的，不仅有势力不弱于它的拉丁人城市，还有众多其他国家。除经常侵扰罗马的周边部落萨宾人、赫尔尼西人和沃尔斯奇人外，如果我们从北向南大概列举一下，他们有波河流域的高卢人，中部意大利紧邻罗马的伊达拉里亚人各城市、坎佩尼亚诸城市和萨莫奈人，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各城市，以及山地的鲁卡尼亚人和布鲁提人等。无论是文明发展程度，还是政治和经济实力，伊达拉里亚人和希腊人的某些城市如塔林敦、维伊等，可能都远超罗马。维伊长期是罗马强有力的对手，高卢人曾攻陷罗马；大约同时的塔林敦，据称是斯巴达人的殖民地，建立于公元前８世纪，与罗马历史的悠久程度相当，疆域可能不小于罗马。即使到公元前４世纪，即人们认为那是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势力已经衰落之时，它还能出动３万名重装步兵，３０００名步兵和１０００名骑士。
可是，如果一个生活在公元前６世纪末见到罗马共和国诞生的人，在公元前264年再度到达意大利，他会发现形势发生了他无论如何也预料不到的变化：原来那个蕞尔小邦罗马，其领土面积已经扩张到约16000平方千米，成年男丁接近30万，更重要的是，罗马已经击败意大利所有势力，成为亚平宁半岛无可争议的霸主，并通过自己高超的手腕，将所有其他势力都变成了自己名义上的盟友，正准备与实力不亚于罗马的西地中海区另一大国迦太基开战。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想象此人在此之后120年即公元前140年左右再度访问罗马，他会吃惊更甚，因为到那时，罗马已经完成了波利比乌斯所说的征服世界的事业。作为国家，迦太基和马其顿已被彻底灭亡，塞琉古被击败，且被罗马煽动的内部叛乱弄得支离破碎；西西里、撒丁尼亚、山南高卢、西班牙、马其顿和希腊已被组织为罗马行省，由罗马总督统治；其他国家如托勒密埃及、帕加马、罗德斯、努米底亚等，在罗马的高压之下，虽仍能苟延性命，但都只能唯罗马马首是瞻。虽然此后的100年中罗马仍未放慢扩张的步伐，尤其是庞培在东方和恺撒在高卢的扩张，将更多的领土置于罗马直接统治之下，但真正的征服任务，到公元前２世纪末已经基本完成，地中海业已成为罗马的内海。
罗马人在长达５００年里完成的征服大业，引起了古往今来众多学者和思想家的讨论。早在公元前２世纪，希腊人波利比乌斯已经发出这样的感叹，“谁会如此懒惰且缺乏品质，以至于不愿了解，罗马人利用何种手段，在何种政制之下，于不到５３年的时间里，成功臣服了几乎所有人类居住的世界，将其置于自己单一的统治之下如此功绩，历史上独一无二”。所以，他写作那段历史的基本目的，是解释罗马人扩张成功背后的政制因素。在他之后的罗马人和希腊人，不管是撒鲁斯特和西塞罗，还是李维和狄奥尼修斯，也都试图对此有所说明。近代以来，从文艺复兴时代的马基雅维利，经过启蒙运动的孟德斯鸠，到近现代的古史学家，也都曾探索罗马扩张成功的原因和动力，提出过多种理论和观点，形成了深厚的有关罗马帝国主义的传统和深厚的史学积累。以至于罗兰兹如此评论道：“在罗马历史上，很少有其他问题像帝国主义那样得到如此之多的讨论和争论。”２０世纪以来，学者们多借用现代帝国主义概念诠释罗马共和国的扩张，涉及罗马帝国主义的方方面面。罗马何以能够从一个弱小的城邦扩张成为囊括地中海世界的大帝国？胜利者和战败者的命运如何？如何评价罗马人的扩张对西方历史的影响在征服了如此广大的地区后，罗马人依靠何种手段，维持如此长期的统治在一个人口和文化如此多样的庞大国家里，如何保持对罗马统治的认同在这样一篇文章里，笔者不可能对相关讨论做全面且深入的分析和讨论，本文的目标要小得多：简要回顾西方思想和学术界有关共和国扩张动因的讨论，且循学界惯例，将罗马共和国的扩张行动名之为罗马帝国主义。如任何学术史的概述一样，被省略掉的内容，远比在文中出现的要多。
古代人的讨论
学界目前公认，虽然罗马人早有记载国家大事的传统，大祭司会逐年记录罗马国家主要官员的名字和当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并将这些记录收藏在家中，供人们参考。然而这些干巴巴的记录，因为缺少对前因后果的说明，尚不足以称为历史学。直到公元前３世纪末，罗马才产生了它最初的史学家，第一个史学家是费边。然而他的记载大多失传，难以窥见他对罗马扩张的态度。最早对罗马扩张表达自己看法且为我们所知的，是罗马的近邻希腊人。西西里城市陶罗麦尼翁的史学家蒂迈欧是希腊人中第一个真正重视罗马历史的史学家，在自己有关西西里史的著作中给予罗马相当多的篇幅。从目前留下的残篇判断，他的叙述大量涉及罗马共和国的扩张行动。可惜他的著作也大多失传，难以窥见他对罗马扩张的系统解说。因此，在目前的文献中，第一个尝试对古代罗马人的扩张进行系统叙述和概括的，仍是希腊史学家波利比乌斯。
波利比乌斯对罗马扩张的评价，与其历史写作背后的动机及其对罗马的态度有密切关系。如前所述，鉴于罗马扩张的成功，波利比乌斯希望向希腊人解释罗马成功背后的原因：混合政体与罗马军队的纪律。而有关罗马政体和扩张的叙述，又取决于他对罗马的态度。莫米利亚诺认为，波利比乌斯就战争责任指责过所有与罗马国家有过冲突的国家或个人，但从不曾想过向罗马提出战争责任问题，也不曾怀疑过罗马统治的正义性。他对罗马制度的描述，特别是他对罗马与意大利关系的忽视，使他“从来不曾抓住过他那个时代意大利政治组织的实质”。但埃尔斯金最近的探讨，表明波利比乌斯对岁马的态度更加复杂。埃尔斯金详尽分析了波利比乌斯在罗马作为被拘禁者的处境，以及《通史》透露的作者的矛盾态度：将罗马比喻为理当尽早逃离的库克罗普斯的洞穴，而且对罗马人无情的纪律有所保留。崇拜罗马的成功及其对罗马的批判态度，让我们有理由认为，波利比乌斯对罗马忙张的态度，至少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客观性，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虽然是一个希腊人，但波利比乌斯被迫长期生活在罗马，而且和罗马上层政治家如斯奇庇奧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对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生活有着深切而直观的理解。从他撰写历史的意图来说，一方面当然是揭示罗马强大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向希腊人，特別是那些有教养的希腊人解释罗马的制度。“他同样自如而同情地深入罗马的规则、习惯和难以预料的网络中，而其他许多希腊化世界的政治家曾经在这张网中迷失了方向。在波利比乌斯关于罗马人及其风习的叙述中，他从不曾因为理解上有困难而感到棘手”。他以一个实践政治家的眼光解释罗马共和国政体何以能长时期地保持优良状态，以显示罗马政体的优越性。
具体到罗马共和国的制度，波利比乌斯强调罗马政体的混合特征，“控制罗马政制的因素有三个……管理的各个方面，如果单独分开来看，三种因素所代表的机构之间分布和规定如此均衡和合理，以致甚至罗马人自己都不能肯定地宣布，整个制度到底是贵族制、民主制还是君主制。事实上，出现这样的情况相当自然，因为如果我们把眼光仅仅盯在执政官的权力上，那政体给人的印象可能是彻底的君主制或者王政；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元老院上，它似乎又像贵族制；如果我们关注人民的权力，它好像乃是明显不过的民主政治”。接着，波利比乌斯具体描述了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所拥有的权力。混合政体的优越性，正是因为三种因素相互畏惧、不让任何其他两种或者一种因素取得优势、影响政体的平衡，防止了政体堕落，同时在从事任何工作时，三种因素又会相互合作，发挥自己最大的主观能动性，使政府达到最大的效率。“结果是这种独特的政体拥有难以遏制的力量，去达成它从事的任何目标。”
然而，波利比乌斯并不只是将眼光局限在具体的制度上。“对波利比乌斯来说，国家组织，即政体的构件，包含宽泛的政治、社会、宗教、法律制度和审美习惯，在这方面，他属于希腊政治思想的主流。对现代人来说似乎相当不同的范畴：正式的政府结构和非正式的社会与文化习惯，构成了古代希腊人思想中的政体观念，因此，我们发现，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中，道德占据了中心地位。同样，在罗马人的思想中，如果我们希望在诸如习俗（morses）之类的观念中分解出道德、宗教、政治和文化因素，将是徒劳。”波利比乌斯不仅重视正式的制度，还强调私人和宗教生活的重要性，正是因为两者完全纠缠在一起，“在我看来，每个国家有两个东西是基本的，由于它们的存在，国家的原则和政体或者表现为令人期待，或者相反。我的意思是风俗和法律。在这些方面令人期待，让一个人的私人生活公正而秩序良好，国家的一般性格也会温和而公正。而那些应当避免的情况则产生相反的效果，因此，如果我们观察到一个民族的风俗和法律良好，那可以毫不犹豫地宣布，公民和国家也必然因此良好，如果我们注意到那里的人私人生活贪婪，则我们完全有理由说，那个国家总体上必然糟糕”。所以，在描述具体的政治制度之外，波利比乌斯特别分析了罗马的军事制度和宗教习俗。他用于描述罗马军事制度的笔墨，实际超过政治制度的一倍多。他叙述了罗马人的征兵程序，对军团长官的选举和指定，交战时的队列和新老兵的配置，武器装备和薪饷，尤其是罗马人的营盘，几乎事无巨细。其中罗马人的严谨和对勇猛的推崇固然给人以深刻印象，但他们对败兵的处置，足以让任何现代读者震惊：如果某个担任掩护的士兵因为恐惧放弃了阵地，或者丢失了武器，几乎等于宣判了自己的死刑，并遭到亲人的唾骂；如果整个军团逃跑，面对的可能是什一抽杀，幸存者的命运也不是更好，“其他的人将得到大麦而非小麦作为给养；并被命令在毫无保护的营盘外安营。由于不确定谁将抽中，因此抽上致命签的危险和恐惧影响到所有人。由于以大麦为给养的公开耻辱降临到所有人头上，这种做法在激起畏惧和纠正恶行上可以说设计得最为精妙”。坎奈战役后，罗马人力紧张无比，却拒绝赎取被俘的８０００公民，并制定法律，“在战场上，不胜利，则死亡，如果战败，安全没有任何保证”。他有关罗马人处死军营中玩忽职守的哨兵的描述，尽管让人毛骨悚然，但足以彰显纪律和集体利益在罗马人心目中的重要性。
波利比乌斯认为，罗马人为死者发表演讲颂扬其功绩、将死者面具摆在家中显著位置，并在葬礼和公共祭祀时戴上它们游行的做法，“对一个有志于成名和追求美德的年轻人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加高尚的场景了。因为看到那些因优秀而著名的人物的面具，他们全部摆在一起，栩栩如生，哪个不会受到鼓励！还有比这样的场景更加光荣的吗？此外，那个就死者发表演讲的人在谈过死者后，会从最早的那个人开始，重述那些面具在场的人的功绩。通过这样的方式，通过不断更新勇敢者的良好报道，那些曾表现高尚行为的人的名声得以不朽，同时，那些为国家提供过良好服务的人的名声为人民所知，成为后代未来的遗产”。罗马人还善于利用宗教的另外一种功能：“由于所有的大众都善变，充满非法的欲望，拥有无理性的激情和狂躁的愤怒，大众必须由不可见的恐惧加以遏制。我说的不是古代那种匆忙而且随意地在人民中引入的关于神灵的观念，以及对地狱的恐惧，而是说现代人非常匆忙且愚蠢地将这类信仰驱逐了。其结果是……在罗马人中，那些处置大笔钱财的官员和副将们，因为他们相信誓言，维持着正确的行为。”所有罗马人都两袖清风，几乎没有出现贪污行为。
罗马政体的优越性，在与其他政体的比较中进一步彰显。他认为，在曾经存在的混合政体中，以迦太基和斯巴达最为典型。但到汉尼拔战争时，迦太基已经渡过了它最为繁荣和稳定的时期，那里的人民已经掌握了国家权力，政体的平衡已经被破坏。就军事而论，迦太基人的海军固然强大，但它的陆军使用雇佣兵，效率远低于罗马。唯一有资格与罗马并提的，是传说中由莱库古创立的斯巴达政制。但与罗马人的制度比较，“在我看来似乎是：就维持公民间的和谐、拉哥尼亚领土的安全和保持斯巴达的自由来说，莱库古的立法所展现出来的远见非常令人钦佩，人们必须承认，那是出自神工而非人力”。但是，莱库古的体制有严重的缺陷，“但说到吞并邻邦的领土，希腊的霸权，以及一般地说，有雄心的政策，他似乎不曾为此做出任何规定，无论是在具体的规章中，还是在该国的总体政制中。因此，他未完成的，是让公民们具有下述力量或原则，根据该原则，他让他们在私人生活中淳朴而满足的同时，他应该让该城的总体精神也满足而节制”。可是，他却让斯巴达野心勃勃，马上发动了对美塞尼亚的战争，而且由于他们对希腊霸权的贪求，公然出卖了希腊人的利益。当他们组建海军、不得不让财富大量涌入、不正当地赢得希腊霸权后，立刻丧失了霸主地位，甚至连自己的自由都无法维持，“如果任何人有志于追求更伟大的事物，希望充任大量民族的领袖，统治他们，让世界唯他马首是瞻，并将它们尊为更加美好、更加光荣的事情，那我们必须承认拉哥尼亚的政制存在缺陷，而罗马人的更加优秀，更加有利于追求权力，如同我们在事件的实际进程中看到的那样……罗马人最初的目标仅仅是征服意大利，短期后将整个世界置于他们统治下，他们所掌握的丰富资源，对这一结果的贡献不小”。
波利比乌斯很少直接论及一般国家的扩张动机，但在罗马问题上例外。他强调，罗马的制度设计，包括它的军事和社会价值体系，让罗马人具有了扩张的内在驱动力：不同机构之间相互竞争，尽可能为国家做出最大的贡献，包括扩张罗马的势力。尽管他认为，罗马人只是在打败迦太基、完成了他们认为最为艰巨的任务之后，才觉得自己迈出了征服世界的第一步，并把自己的手伸向希腊和亚洲，但他自始至终强调的，是“罗马有征服和统治他人的欲望，这种愿望驱使它首先征服了意大利，然后是世界的其余地区”。制度的规划和军纪的严明、社会价值的尚武，确保了罗马的成功。与斯巴达政体比较中罗马显现出来的优越性，证明罗马扩张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他们政体的原则使然。
可是，波利比乌斯有关罗马主动寻求扩张的理论，似乎并未受到古代历史学家们的重视。到公元前１世纪末，罗马已经基本征服地中海世界，我们关于罗马扩张动力的叙述，基本出自这个时期。他们中既有希腊人狄奥尼修斯和狄奥多鲁斯，更有罗马人撒鲁斯特、西塞罗、李维和帕特克鲁斯等人。正是在他们手中，罗马的扩张被赋予了防御和开放色彩。考虑到撒鲁斯特的观点更接近波利比乌斯，他虽然较西塞罗更加年轻，我们首先讨论他的看法。
撒鲁斯特记录的是共和国末年最让罗马人丢脸的两场战争，意在揭示共和国的腐败和道德的堕落，但在此过程中，他也顺带提及罗马扩张的动力问题。在《嘻提林阴谋》中，他如此解释罗马扩张的动力：
罗马一旦争得了自由，便在很短的时期内变得令人难以置信地强大和繁荣，人们满脑子对光荣的渴望竟是如此强烈。首先，一旦青年能够忍受战争的艰苦，他们便在军营中接受极为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更加喜爱的是精良的武器和战马，而不是妓女和狂欢。因此，任何劳苦对他们这些人都不陌生，任何地区都不过于崎岖或过于陡峭，任何手持武器的敌人都不足畏惧；勇气是最重要的。不仅如此，为争取荣誉他们相互间还进行最激烈的斗争，每个人都力求第一个把敌人打倒，第一个登上城墙，并且力求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这样的事迹。他们把这视为财富、美名和高贵的地位。他们渴望人们的赞美，但对金钱却挥霍无度。他们的目的在于取得无限的生命，但财富只限于他们用诚实的手段所能取得的那些。
表面上看，撒鲁斯特更接近波利比乌斯，因为他把罗马人扩张的动力视为自由国家中的人们追求荣誉的结果，也就是说，罗马的扩张来自其人民内在的驱动。然而他有关朱古达战争的叙述，给人的感觉仍然是这位努米底亚国王侵犯了罗马人的利益，因为朱古达首先违背了前任国王去世时所做的安排，背信弃义地驱逐了自己两位兄弟，甚至雇佣刺客暗杀已经逃亡罗马的对手；其次，朱古达不顾信义地屠杀了该国境内的意大利商人。罗马只是在派出使者无法解决问题时，迫于保民官和平民的压力，才派出了军队。因此，如果说朱古达战争揭露了统治共和国的元老贵族的腐败，但就战争责任而言，仍在朱古达而非罗马一边。
西塞罗是罗马人中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其对罗马扩张的看法很能代表共和国末年精英的立场。由于他最重要的政治理论著作《论共和国》并不完整，我们难以见到他有关罗马扩张理论的系统阐述，但他留下的某些说法，恰好成为后世多数人追随的观点。在该书第３卷中，他不止一次重申，罗马人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和同盟者而在无意中赢得自己的帝国的。在《论义务》第１卷第３４—３６章，他如此阐述罗马人关于正义战争的理论：
对曾经对你行不公正的人也存在一些义务。……至于说到国家，则应该严格遵守战争法。存在两种能决争端的方法，一是通过协商，二是通过武力，前者符合人的特性，后者符合野兽的特性，只有在不可能采用前者的情况下，才应该采用后者。因此，进行战争是为了能不受侵害地和平生活，战争胜利之后应保全那些在战争过程中不残忍、也不野蛮的人的生命，就像我们的祖辈甚至把公民权授予图斯库鲁姆人……在我看来，永远应该关注和平，其中没有任何阴谋的余地。如果在这方面采纳了我的意见，那么我们本可以拥有即使不是最好的，起码也是某种形式的共和国，但现在它已经不存在。我们不仅应该关怀那些被武力征服的人，而且应该关怀那些放下武器，要求我们的统帅们庇护的人们；即使攻城机已经击穿他们的城垣，但我们仍应该接受他们。在这方面我们祖辈的公正行为深受崇敬，以至于那些接受战争中被征服的国家或民族请求保护的人按照祖辈的习俗，成为他们的保护人。战争的正义性曾经由罗马人民的随军祭司团法做了严格的规定。由此可以理解，除非事先提出要求或者预先通知和宣布进行战争，否则任何战争都不是公正的。
对西塞罗来说，至少在他之前，罗马人进行的所有战争，都是正义的，是在协商无效的情况下，通过随军祭司团正式宣战后才进行的，虽然偶尔也有毁灭科林斯那样的错误发生，但总体上说，罗马人的目标，是保卫自己的安全和盟友，所以，那些被罗马战败的人，会主动寻求征服他们的罗马将领为庇护人。虽然如埃尔斯金指出的，所谓的正义战争，并不排除为霸权而战，罗马官员享有的执行权本身，主要意义之一，是进行战争和扩张罗马疆土。不过西塞罗鼓吹的正义战争传统，让罗马人侵略性的一面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可能源自罗马第一位史学家费边·皮克托的这一传统，不曾减损地保持到了共和国末期。
李维的《自建城以来》继承了费边开创的罗马史学传统：将罗马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加以叙述。用他自己的话说，叙述罗马历史的乐趣，在于能让他自己“置身于世界上最优秀民族业绩”的叙述者之列。虽然现存的著述不及他最初１４２卷宏大著述的四分之一（仅１—１０、２１—45卷保存完整），但仍保存了大量史实，尤其是关于公元前２１８—前１６７年的２５卷，因为利用了波利比乌斯和其他已经失传的史学著作，具有重要价值。李维着力强调的，是罗马道德在过去的伟大，在共和国末期的崩溃，以及它所导致的各种恶果。虽然他把道德垮台的责任更多地推给保民官和罗马的民众，但战争的责任，至少就他留下的文本看，他始终是要推给对手的。在有关早期罗马历史的记载中，我们经常看到罗马受到沃尔斯奇人、萨宾人、维伊人攻击的史实，却很少看到罗马人主动攻击他人的记录。事实上，在当时意大利人员不断流动的状态下，相互攻击似乎是常态，所有国家和部落都忙于确保自己的权利和荣誉，还有安全。“罗马因这类原始行为犯下罪过，所有其他人也都如此。”查平为罗马做的辩护，实际也可以倒过来；既然其他国家可以犯下此类罪过，为什么罗马不会？事实上，即使在李维的记载中，有些战争明显是罗马主动发动的。为说明问题，这里略述费边家族对维伊的战争。
维伊是罗马北方的近邻，伊达拉利亚人最南边的城市，距罗马不过１６千米。这是一个古老的城市，其最早的遗迹可追溯到维兰诺瓦文化时期，公元前６世纪，它是一个繁荣的城市，通过坎佩尼亚与意大利南部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公元前４８３年起，双方可能因为争夺对台伯河口盐场的控制权不断发生冲突。共和国初年罗马不断地扩张，也让维伊感到威胁。这场冲突涉及双方利益，很难说谁更能占据道德制高点。但在李维的记载中，每次似乎都是维伊人率先挑衅。由于当时罗马周围强敌林立，需要应付更加紧急的埃奎人、沃尔斯奇人等的骚扰，无力顾及对维伊的战争，因此公元前４７９年，费边家族主动向元老院提出独力承担对维伊的战争。虽然李维把费边家族描写得非常高尚：以一家力量为罗马国家分忧，出征时也颇有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感，但费边家族３０６人组成的军队，如果说在边界上的关键路口建立哨所还算是承担防御任务，使维伊人不能再不受干扰地骚扰罗马疆土，但他们更多的行动，即使在李维带有明显偏见的描写中，仍犹如一群维伊边界上的抢匪，专门劫掠维伊人的庄稼和牲口。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维伊人不得不承受费边家族私兵的多次骚扰和劫夺，并未采取任何反击行动。但维伊人的忍让，助长了费边家族的傲慢，其行动也越来越过分。不过他们的轻敌，也种下了最后灭亡的种子。维伊人在要道上设下埋伏，将因多次抢劫成功后变得得意扬扬的费边家族引入维伊人设好的埋伏圈内，于公元前４７７年将其全部歼灭。因此，罗马与维伊的征战，至少就费边家族的这次战争而论，明显曲在罗马。值得注意的是，维伊人并未充分利用他们取得的胜利，反而在胜利后与罗马人签订了和约。据称和约有效期为４０年，直到公元前４３７年，双方才重启战端。冲突的重新发生，是因为罗马不公正地介入了维伊与其邻邦菲德奈之间的关系，并且主动入侵对方的领土。公元前５世纪末年罗马连续围困维伊１０年，陷城后对城市的全面劫掠和对土地的瓜分，都证明到公元前５世纪末或前４世纪初，吞并维伊已是罗马基本的国策，贪求维伊的财富和土地，实为罗马扩张的第一动力。
虽然如此，在李维的笔下，罗马所有的战争，不是为了保卫盟友，就是因为自己受到了侵略。不仅维伊战争如此，公元前４世纪以后罗马人进行的所有战争，都是如此。埃尔斯金正确地指出，“李维的历史证明，罗马一个接一个地处理邻邦的问题，而恺撒有关高卢战争的评注证明，为了保护罗马行省的利益，保护罗马的盟友埃杜伊人免受赫尔维提人的威胁，行动是多么的必要”。事实上，为了给自己的扩张行为辩护，恺撒总是力图证明，某些高卢人、日耳曼人的迁移，威胁到了罗马或其盟友。然而恺撒对不列颠和日耳曼人地区的入侵，即使在当时的罗马人看来，也属于侵略战争，且成为政敌攻击恺撒的口实。？苏维托尼乌斯直言不讳地说，“恺撒在任西班牙总督时，他不仅恳求同盟者出钱为他还债，而且还攻陷并洗劫了鲁西塔尼亚人的某垄城市，虽然这些城市接受了他的条件，并在他兵临城下时开城欢迎了他。在高卢，他劫掠了放满贡品的神殿和庙宇。他毁掉一座城市，常常是为了掠夺，而不是为了惩罚”。然而无论是作为罗马人还是拉丁语作家，苏维托尼乌斯都无法与恺撒并提。因此，留给后世的，主要是惜撒个人的看法。罗马人的记载，大体奠定了日后学人解释罗马扩张动机的基础。
与李维等史学家不同，奥古斯都时代的诗人把罗马扩张的成功与所谓的天定命运联系起来。在《埃涅阿斯纪》中，维吉尔让罗马人的始祖埃涅阿斯的父亲如此阐述罗马人的命运：
我相信有的将铸造出充满生机的铜像，造得比我们高明，有的将用大理石雕出宛如真人的头像，有的在法庭上将比我们更加雄辩，有的将擅长用尺绘制出天体的运行图，并预言星宿的升降。但是，罗马人，你记住，你应当用你的权威统治万国，这将是你的专长，你应当确立和平的秩序，对臣服的人要宽大，对傲慢的人，通过战争征服他们。
维吉尔的目标，当然是为奥古斯都的统治制造理论依据，将这位皇帝的统治视为神灵早已规定的命运。但他对所谓罗马人专长的讨论，成为后世解释罗马扩张动力的一个重要来源：罗马人的扩张，不过是履行诸神赋予罗马的使命，而罗马人所以有此使命，又是他们对诸神虔诚的结果。基督教产生后，部分接受了天定命运论。德尔图良就宣称，罗马人是受上帝指派创建一统世界的帝国的，为基督教的传播准备必要的舞台。
希腊人从另一方面肯定了罗马扩张的积极意义和成功原因。在其主要著作《罗马古事记》中，哈利卡那苏斯的狄奥尼修斯首次从公民权开放的角度对罗马扩张成功的原因做出了解释。对这位生活在奥古斯都时代的希腊史学家来说，罗马的世界帝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他的任务不是质疑而是证明罗马统治的合理性。与李维不同，他选择叙述早期罗马的历史（仅叙述到公元前２６４年），其第一卷列举了各种理由，希望证明罗马人本是希腊人，而且是真正的希腊人。像波利比乌斯一样，他将罗马的制度归于混合政体，但他笔下的混合政体早在罗马的王政时代已经定型，所不同者，执行权归于国王而非共和时代的高级官员。最引人注意的，是罗马人对公民权的开放态度。在论及塞尔维乌斯改革登录公民时，他评论说，
在扩大公民团体方面，这位国王也绝非不尽心，发明了一种他之前的所有国王都忽视的方法。因为他们不拒绝任何人，无论这些人出身和状况如何。他们接纳外国人并授予他们平等的公民权，从而确实让城市人丁兴旺。但图利乌斯甚至许可被解放的奴隶享有同样的权利，除非他们选择回归自己的国家。他命令这些人像所有其他自由人一样报告他们财产的真正价值，将他们分配到４个城区部落中，甚至到我的世代，那些被解放者，无论数量多大，都继续如此评定等级。他允许他们分享所有平民可以享有的特权。
与希腊人比较，公民权的相对开放，的确是罗马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并且人们早已意识到，这是罗马人能够持续强大的重要原因。早在公元前２１３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就指出，国家力量的强弱，与公民人口数量多少存在直接关系。在致色萨利城市拉瑞萨当局的书信中，他批评了该城驱逐新入籍公民的做法，并肯定了罗马人开放公民权的传统：
我听说那些根据我送给你们的书信和你们的命令，其名字被登录在石碑上的公民们的名字已经被抹掉了。如果这事已经发生，那些向你们提出建议的人未能从你们国家的利益出发，根据我的决定行事。最好的做法，是让尽可能多的公民分享贵邦公民权，从而增强贵邦的力量，土地因此也不会如现在这样令人遗憾地被抛弃。我相信，对此你们不会有任何人存在异议，在登录公民方面，你们或许可以看看他人类似的做法，他们中包括罗马人。这些人在奴隶获得解放时，把他们接纳入公民队伍，让他们分享官职。通过这种方式，罗马人不仅扩展了他们的国家，而且建立了大约７０个殖民地。
对腓力而言，罗马之所以能够不断扩张，开放公民权以获得充足的人力，是最为重要的。这可能因为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对马其顿人力抽调过多，导致安提科王朝的马其顿面对希腊人的挑战和罗马人的攻击，人力严重不足，但希腊人以及部分罗马人有关罗马公民权开放性的论述，得到了包括马基雅维利在内的近代思想家们的广泛认同。在今天有关罗马帝国主义的讨论中，也是一个重要的维度。
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对罗马扩张原因的各种解说，无论是混合政体，追求荣誉，还是天定命运和公民权的开放，都只是涉及其中的某个方面。但作为当时人，他们的讨论和提出的问题，基本奠定了近代所有罗马帝国主义讨论的史实和理论基础。
近代早期的讨论
虽然中世纪欧洲仍保存着罗马帝国的传统，查理大帝和奥托大帝登基之时，都被人们欢呼为“由上帝加冕的奥古斯都”或“罗马人的皇帝”，对罗马共和国的政制和人物，也有不同程度的认识，但对罗马扩张的讨论相对沉寂，原因之一，可能是教父们树立的批判异教的过去的传统，把古典世界变成了灾难的代名词，即使是罗马人的扩张和因此建立的帝国，在基督教那里，也不过是俗世的成功和幸福，远逊于上帝的天国。而且这种俗世的帝国，还是在他人灾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菲尼克斯如此抨击罗马人的扩张：
他们的历史不就是从一群罪犯合伙作恶开始的吗？他们的权力不就是因为赦免了他们的残忍和恐怖才增长的吗？在那个庇护所里，聚集了最早的一批贱民，大量的无赖、罪犯、流氓、暗杀者、变节者，就连他们的指挥官和领袖罗慕路斯本人，为了强迫他的民众犯罪，杀了他的亲兄弟。……从那时起，他们驱赶先前的邻居，占据他们的土地，推翻邻国，占据他们的神庙和祭坛，奴役他们的人民。这样，靠着他们的恶行和他人的损失，他们才强大起来。
罗马人拥有的人口和财产，是他们通过蛮横的征战得来的战利品。他们的神庙是靠抢劫才建立起来的；我的意思是这种建立伴随着毁灭城市，强夺诸神，屠杀祭司。
罗马人的扩张动机，源自他们最初的罪孽：这个国家本来就是一群罪犯建立的，抢劫是他们的天性，因此与谦恭的基督徒是完全不同的类型。阿奎那的态度似乎相对和缓，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罗马的强大，而且将罗马的强大和衰落与自由的得失联系起来：
罗马人的最初几个国王，是在人民不愿再忍受他们的统治——或者毋宁说是他们的暴政——所给予的负担时被赶走的。于是罗马人就为自己设置一些执政官和其他的长官来治理和指导他们；希望由此把君主政体改为贵族政体。萨勒斯特（即撒鲁斯特）在谈起这一点时说，“如果我们想到，罗马国家已经获得自由就怎样迅速地发展起来，那简直是难以置信的”。……所以经验已经证明，一个每年更换其行政官吏的城市所做出的成绩，优势超过君主政体下三、四个城市；而一个国王强逼其臣民履行的一些小事，比公民的社会硬性要求的重得多的负担更加难于忍受。罗马共和国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在罗马共和国，人民都应征服兵役，而服兵役是有报酬的。但当国库不足以应付这项支出时，就向私人财产征课重税，结果连元老院的议官除保留一个戒指和一颗代表其官职的印章外，把全部的黄金都拿出来的。可是后来，他们被发展为内战的不断的纷争所削弱，丧失了他们曾经拼命争取到手的自由，落入一系列皇帝的统治之下。……这些皇帝中有某几个皇帝按照鲜明的君主的榜样，诚诚恳恳地为公共利益服务；……然而，他们大多数人对自己的臣民横施暴虐，在敌人的面前又懦弱无能；所以在他们的统治下，罗马国势日削，终至不可收拾。
像阿奎那一样，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们也把自由与罗马的强大联系起来。马基雅维利甚至认为，平民与贵族的冲突，是罗马能够维持自由的重要原因。对于罗马能够建立大帝国的原因，他首先将之归于对手的失策和无能：“当罗马人忙于同别人开战时，他们都以为罗马人会被打败，无论是战是和，时间都会给他们提供保护。所以我认为，君主若像罗马人那样行事，具备罗马人那样的德行，则他们的命运，必与罗马人相同。”其次，他把成功归于罗马人的策略；强干弱枝，把战败者的居民迁到罗马，并授予他们公民权。在比较了雅典、斯巴达和罗马扩张成败后，他指出前两个城邦所以失败，看似法制不那么修明的罗马反而成功，在于罗马采取了强本弱枝的策略，所以，“筹划将城市建成大帝国的人，应当倾其全力使人口众多；人口不众，不足以成就城市的大业。这有两种方式：其一为仁爱，其二为武力……所谓武力，就是摧毁周围的城市，使其居民到你的城市来定居。这就是罗马严格遵循的方式，在第六代国王的时代，就有８万人携武器定居于罗马”。因此罗马人能够不断击败对手，自己的人力仍保持充足。最后，则是罗马人采取了正确的结盟策略，与周围的部落“结为盟友，但不再让你拥有发号施令的身份”，“它在整个意大利广揽盟友，在众多事务上，他们和罗马遵守着平等的法律。此外，如前所述，它始终掌握着帝国的枢纽之地和发号施令的头衔。故它的盟友在不知不觉之间，不辞辛劳与鲜血，心甘情愿地臣服于它。他们把自己的军队派往意大利以外的地方，把王国变为行省，把甘心为臣的人变为它的臣属……如此一来，意大利的那些罗马的盟友，突然之间便发现自己被罗马的臣民所包围，受到罗马这座巨大城市的压力……罗马已从各行省获取了如此多的权力，在其心脏地带掌握着如此强大的武力，因为它城池恢宏，装备精良”。虽然盟友也曾尝试造反，但面对强大的罗马，纯属徒劳。
遗憾的是，对于罗马扩张的内在动力或策略，或许对于文艺复兴时代的马基雅维利来说过于明显，反而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和讨论。西德尼或许是个例外，这位曾对１８世纪英国和独立战争期间美国政治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思想家，君主制坚定的批评者，像马基雅维利一样，把罗马的强大与共和国赋予人民的自由联系起来。他认为，共和制的采用不仅与人民主权和契约理论契合，而且有独特的优势。在那种体制下，人民经常性的选举，会成为伟大而能干的人物产生的温床，自由的丧失，则会让国家失去最大的创造力。因此，迦太基被罗马摧毁后，作为城市继续繁荣，但再也没有产生汉尼拔、哈米尔卡那样伟大的人物；罗马共和国完成了对意大利、马其顿、高卢、北非等地的征服，在丧失自由后，却没有获得多少新的领土；斯巴达和雅典在被马其顿统治后，再也没有产生什么杰出的人物。他似乎承认君主政治有时确实能带来和平，但那是坟墓中的和平，死气沉沉，毫无创造力。因为君主们在进行统治时，如果一个君主品行恶劣，他只会选择品行恶劣者为官，结果只能是灾难。他以罗马为例，认为这样的制度只有在消灭了共和国中的杰出人物，并以恐怖手段消灭了人民的信心后才有可能存在。
共和政体下公民的爱国热情和能力的发挥，使国家变得更加强大，最直观的表现，是国家在战争中的表现即能否扩张自己的势力。能够击败强大的对手，开疆拓土的政体，自然是最为优秀的。在这个意义上，罗马共和国具有标本般的意义。哪怕它在战场上遭遇暂时的失败，也会重新崛起，因为人民不会像君主那样，一战丧胆，而会越来越顽强。共和政治启用人才的优势，也让它在战场上更有持久性。“当它（意大利）由那些根据他们自己的意志管理自己的民族居住时，他们有时会陷入内讧，常常与他们的邻邦进行战争；当他们自由时，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总是准备为保卫它而战。”绝对不让自己的国家受到入侵，这偶尔会引起战争，但战争让他们勇敢，有纪律，人口和实力都在增长，因此，当汉尼拔入侵意大利时，没有任何国家比罗马更有力量。而在汉尼拔被击败后，整个世界都无法抵御罗马。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西班牙国王、教皇和其他国王那父亲般的关怀，已经在他们中间确立了和平，我们已经多年不曾听说拉丁人、萨宾人、沃尔斯奇人、埃奎人、萨莫奈人，以及其他民族的叛乱了。那干瘦的、饿得半死的居民，躲在爬满常春藤的城墙里，既不害怕人民的骚动，也不畏惧外来入侵的警报，只有饥饿、他们孩子的啼哭或者狼嚎声会干扰他们的酣睡，取代众多不安定的、好斗的城市的，是零散的几座小茅屋，那些民族的野性已经被驯化了，以致每个恶劣的税收官都会无所顾忌地从每个人那里榨取那本应用来供养其家庭的收人……（罗马的）统治者，就像他们几乎不害怕格拉古一样，也不害怕汉尼拔。他们不再以战争来磨炼臣民的意志，他们只是用歪曲的法律、腐败的法官、虚假的证人，还有恼人的官司，掠取人民的钱财和遗产。这就是他们最好的命运”。
文艺复兴时代树立的尊崇自由的传统，在启蒙时代继续为西方思想家们追随。严格地说，１８世纪西方罗马史研究的水平并不高，虽然该时期法国和英国都出版了不少古代史、罗马史之类的书籍，有些还是多卷本，提出了大多数供后世史学家们思考和研究的问题，但不少著作实际限于对古典著作的转述，对史料的批评，也还处在比较初级的阶段，对罗马帝国主义的研究，并未真正提上日程。然而孟德斯鸠以他敏锐的眼光，提出了有关罗马扩张的真知灼见。他发现罗马人的扩张并非无心插柳，而是周密计划的结果，虽然这个计划并非最初的所谓全盘规划，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他们采取的一系列手段，表明他们的扩张源自内在的驱动。在《罗马盛衰原因论》第六章中，孟德斯鸠详尽列举了罗马扩展自己势力的各种手段，包括对同盟者分而治之，借助同盟者的力量消灭对手后再消灭同盟者；缔结和约时加入各种不利于对手的条款；实在没有借口时对和约进行曲解；在对手国家扶植代理人，制造混乱，再派出使者干预。“罗马人的这些习惯绝不是偶一为之的个别行动。这永远是他们经常不变的原则；这一点是很容易看到的：因为他们对最大的国家所使用的规则，正是在罗马建国初期他们对他们周围的那些小城市所使用的规则。”因此，罗马的侵略性质和手段，从罗马诞生起就已经存在。“这乃是一种逐步进行的征服。在征服某一个民族的时候，他们把这个民族削弱就满足了。他们向它提出了这样一些会不知不觉地把它削弱下去的条件。如果它重新振作起来，他们就更进一步地低贬它；这个民族成了罗马的臣民，可是它自己也说不出到底它是在什么时候落到这种从属地位的。”基于此，孟德斯鸠认为，罗马人“从没有真心诚意地缔结过和约，而是想侵占一切，因而老实说，他们的条约不过是战争的暂时的终止而已，他们总是把会使接受这些条约的国家陷入毁灭的各项条件加到条约里面去”。“想侵占一切”一句，道破了罗马人所有策略的目的：扩张势力和建立帝国，尽管孟德斯鸠认为，帝国的广大，造成了罗马自由的丧失和共和国的培台。
防御性帝国主义
１９世纪是欧洲殖民扩张的时代。在那个欧洲在世界上广泛建立殖民帝国，而且自视为给世界带去文明的时代，罗马帝国主义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除少数意大利学者外，大多数西方学者，尤其是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学者，都一边倒地采取了肯定罗马扩张的态度，其中的代表人物，非１９世纪罗马史最大的权威蒙森莫属。就蒙森个人的经历而论，如其在政治遗嘱中所说，他自己虽“从不曾拥有，也从不曾追求过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但就我最隐秘的内心言……我一直是一个政治动物，并且希望成为一个公民。他曾亲自参与１８４８年德国的统一运动，甚至为此负伤，随后还失去了教职。而在１９世纪后期，俾斯麦似乎蛮不讲理的铁血政策不仅一统了德国，而且领导德国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两者之间的强烈对比，让蒙森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将大胆的见解和慷慨的性情（这种性情信赖自由并乐于接受困难）与军事品德和责任感以及祖先的勤勉结合到一起”的普鲁士国王，也更容易认同罗马以武力统一意大利和争夺海外霸权的行动。在《罗马史》出版前夕发表的《德意志民族的基本权利》中，他强调，“事情不取决于权利的多或少，而是我们这个美丽民族最终的统一。如果它实现了统一，则权利某种程度的缺乏，或许也可以轻松忍受”。因此，罗马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统一意大利民族的历史，在《罗马史》的开篇，蒙森已经明确指出，
这里所要叙述的是意大利的历史，而不是罗马城的历史。虽则从正式国家法的观点看来，罗马的城市民社先取得意大利的统治权，但从较高的历史意义来看，这个意见不能成立。寻常所谓罗马人征服意大利，更确切地说，应是把意大利所有民族统一成一个国家。罗马人诚然是这些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但只不过是一支而已。
意大利历史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一部分是意大利人在拉丁民族领导下归于统一的内部历史，另一部分是意大利人统治世界的历史。
所以，蒙森打算叙述的，是罗马人领导拉丁人完成统一意大利的任务，在完成了统一之后，罗马帝国如何“突飞猛进地扩展到意大利的天然界限，而后又越过这条界线，罗马帝国时代的状态历久不变，以及这个大帝国的土崩瓦解”。基于如此规划，罗马对意大利各部落的战争，取得了天然的合法性：代表拉丁民族统一意大利，以对抗外来的侵略。后来的战争，是罗马人将自己的疆域推进到天然边界的要求。至于罗马在意大利之外的扩张，则是防御性帝国主义的结果：罗马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保卫意大利或其盟友的安全，无意吞并任何领土，很多时候战争甚至是被强加给罗马人的。蒙森把自己天然地放在了罗马代言人的位置上，他们所有
的行动，也具有了合理性。由于本文重点在于罗马在意大利以外地区的扩张，为说明问题，这里略微列举蒙森对罗马公元前３—前２世纪所进行的历次海外战争的态度。之所以选择这段时间，是因为该时期正是波利比乌斯所说的罗马征服世界、建立其世界帝国的时期，也是罗马历史上战争最为频繁的时代。
罗马发动第一次布匿战争时，李维和波利比乌斯的记载都暗示当时罗马内部存在分歧，一是接受马麦尔丁人的请求，等于变相助长劫掠风气，而罗马人不久前刚刚处置了强占莱吉翁的雇佣兵，几乎将罪犯扫数处死；二是涉嫌违背与老盟友叙拉古的结盟条约；三是意味着罗马向西部地中海最大的强国迦太基宣战。最后，或许并非最不重要的，则是罗马必须放弃其此前一直执行的意大利政策，迈向海外扩张。或许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元老院没有马上同意宣战，将决定权交给了公民大会。据称在相关的会议上，当年的执政官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以西西里的战利品为诱饵，促使公民大会通过了接受墨西拿的马麦尔丁人求援和与迦太基开战的决议。蒙森也感受到其中的疑难，但他为罗马的战争开脱说，首先，如果墨西拿为马麦尔丁人或叙拉古人占据，则罗马都可接受，但如果为迦太基占据，则等于将墨西拿送给对手，那样的话，罗马人“便休想此城（墨西拿）人仍旧独立或为叙拉古所有，他们将使其投入腓尼基人的怀抱”。其次，罗马人若放弃墨西拿，“便委弃东西两海间最后自由航海的控制权，牺牲意大利的商业自由，他们是否有这样行事的正当理由？”最后，罗马人之所以选择宣战，是因为他们在那个“计穷智竭的时候，这时的人唯有深信其本身和国家的命运，才有勇气握住那从冥冥的未来向他们招徕的手，然后不知所往地随着他走去”。所以，“罗马人征服意大利，一如马其顿人征服希腊，普鲁士人征服西里西亚，使他们敢在政治上取一新路。罗马曾自命有保护一切意大利人之权，现在就以此为正式口实，来援助马麦尔丁人”。所以，对蒙森而言，对迦太基宣战，罗马不仅有充分的理由，而且是顺应了“冥冥的未来”向他们发出的召唤，乃历史必然性的体现。
对于蒙森的解释，今天的不少学者或许会付之一笑。所谓东西两海间的商业自由，与罗马没有多少关系；援助强盗马麦尔丁人，担心迦太基的威胁，也只能是蒙森自己的想象。或许如此为罗马的扩张政策辩护还不够，对于战争结束后罗马人利用迦太基雇佣兵暴动的机会，公然违背条约规定，强占撒丁尼亚和科西嘉两岛，而且向迦太基额外勒索赔款１２００塔兰特的行为，这一连总为罗马辩护的波利比乌斯都感到罗马“完全违背正义”的做法，蒙森虽然承认此举暴露了罗马“公理视强权为转移”的寡廉鲜耻的真面目，但他旋即辩护说，罗马人“不是为两岛本身之故而加以占领，而为的是意大利的安全。现在意大利同盟据有三座大岛，第勒尼安海可谓为其所有”。一句轻描淡写的意大利的安全，给罗马的扩张披上了合理的外衣。由于如此行为都能被蒙森合理化，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原因，纯粹被视为迦太基和汉尼拔一手挑起，也算顺理成章。战争之后，罗马没有马上吞并迦太基，也被视为罗马人战争的目的乃消除一个危险敌人最为有力的理由：
此战以前，罗马政策的最高目的，不过是对于意大利半岛天然疆界以内的大陆以及意大利岛屿和领海取得控制，媾和之时他们对待非洲的办法，昭然证明他们结束战事时也怀着一种印象／以为他们不是奠定了统治地中海各国或所谓世界帝国的基础，而是结束了一个危险敌人的毒害，使意大利有了和善的邻国。无疑，战事的结果，特别是征服西班牙，实与那种计划不合，可是他们的成功使他们超出原来计划以外，并且实际上罗马人的获得西班牙，可谓出自偶然。罗马人取得意大利的统治权，是因为他们的努力争取；至于地中海各地的霸权以及由此而生的统治权，则有几分系由时势的推移而落入罗马人手中，他们并无求取的意思。
这大概是蒙森第一次系统表述所谓防御性帝国主义理论：罗马的确有意争取意大利的统治权，但对意大利之外的地区，除西西里等三大岛屿外，因为他们并未马上采取吞并土地、建立行省和征收赋税的策略，所以并无帝国主义的意图。只是为了打击迦太基和汉尼拔，罗马人才偶然地进入西班牙并在那里建立统治。他们的目标，从根本上说仍是保证意大利的安全。为解释第二次布匿战争后罗马人迟迟不愿意放弃西班牙，反而在那里建立行省的原因，蒙森否认当地银矿的吸引力和罗马人的扩张意图，转而强调西班牙的不利和罗马人的恐惧，“由财政而且由军事的观点来看，西班牙是罗马共和国的重负而非利益；一个问题自然发生：罗马政府当时的政策显然不想获得海外的领土，他何以不舍弃一块这样累人的领土呢？……可是罗马人之所以保持这半岛为其直接领土，主要原因还是凯尔特人之地有马赛利亚共和国，利比亚有努米底亚王国，西班牙却无与他们性质相似的国家，于是他们若放弃西班牙，势必使任何冒险家能复兴巴尔卡家族的西班牙帝国”。易言之，占领西班牙并非经济驱动，而是安全的需要：防止迦太基东山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