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性研究是一种在社会科学领域经常使用的研究方法，并在青年研究领域具有重要作用。然而一些研究者在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时却陷入某种误区，并因此降低了研究质量，导致一些学者拒斥质性研究方法，甚至遭到某种程度的“鄙视”。造成这样的结果通常由于研究者在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时做得不够规范，容易陷入三个误区：描述性误区、特殊性误区和去情境化误区。描述性误区是指一些质性研究只停留在对研究对象的经验描述，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特殊性误区是指研究无法将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与普遍性连接起来，无法从特殊上升到普遍；去情景化误区是指对某种现象进行研究时，未能把研究对象与社会情境或历史情境联系起来分析。为了切实提升质性研究的质量和声誉，针对质性研究出现的三个误区，提出解决之道：一是注重理论构建；二是注重从特殊上升到一般，追求类型普遍性；三是注重发挥社会学想象力，改线性研究模式为循环研究模式。
关键词
青年研究;质性研究方法;描述性误区;特殊性误区;去情境化误区;
青年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方向，开始越来越注重方法和方法论，这是学科进步的一个体现。但是，青年研究领域的方法和方法论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总体来说，研究方法分为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两大类。不论是采用定量研究，还是质性研究，都是青年研究领域的学者重视经验(Empirical)研究的体现。虽然质性研究不用定量数据“说话”，但它也强调经验证据或资料。可以说，注重经验研究是青年研究领域的一个可喜的变化，它意味着包括青年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符合知识生产的规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一些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的社会科学研究，做得还不够规范，提供的研究成果质量不高。其研究成果的常见缺陷体现为三个误区：描述性误区、特殊性误区和去情境化误区。要提高青年研究的质量，有必要避免陷入这三种误区。本文的目的，就是对这三种误区进行分析，并探讨避免陷入这些误区的路径和策略。
描述性误区
所谓描述性误区，指的是一些质性研究只停留在对研究对象的经验描述层面上，而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描述性误区不只存在于质性研究中，同样也存在于定量研究中(只对研究对象进行统计数据的描述)。但是，由于定量描述是数学描述，而数学给人以科学性的印象，因此，人们更能接受定量研究的纯描述性，而较不能接受质性研究的纯描述性。如果质性研究只是提供经验描述，一些人就会质疑质性研究与新闻报道没有什么区别[1]。陷入描述性误区，并不完全是质性研究方法造成的，而是因为对知识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如果研究者所提供的是关于新事物、新情况的描述性知识，它是有用的，因为它让读者知道新事物、新情况的存在。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学术研究不能仅仅提供描述性知识。事实上，如果只能提供经验描述性知识，那么，学术研究者并不比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高明太多。当然，即使是描述，也是要有专业技巧的，普通人往往缺乏这种专业技巧。但学者如果只能向作为研究对象的普通人提供描述性知识，而不能让他们增长知识，即使向那些不熟悉某个研究领域情况的普通人或同行提供这种描述性知识，其所能传递的知识，也只能是低级层面的知识，即情况性知识。世界上千差万别的情况很多，如果我们只能向读者提供各种描述性的情况性知识，那么，读者一旦了解后，很快就会不满足于这种描述性知识。
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并不只是提供描述性或情况性知识，而是要提供概念性或理论性知识。自然科学是这样(如阻力、惯性、原子、量子、黑洞、万有引力、能量守恒、浮力、氧化理论等概念或理论)，社会科学也是这样(如阶级、地位、资本、价格、交易成本、科层制、社会分层理论、越轨理论、失范理论、责任分散理论等)。为什么需要概念和理论，因为这是人类获得进化的优势。第一，概念和理论具有简化信息处理的功能。如果我们的知识停留在描述性知识，那么，势必导致具体信息过多过杂。这会占据我们大脑处理信息所需的大量精力。如果我们能够用概念和理论把这些描述性知识概括起来，就大大简化了信息处理过程，提高了信息处理效率，从而让我们的大脑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去从事探索和创造。第二，概念和理论有助于提高信息传播效能。借助概念，我们不但可以省却对概念所指涉的每一个相同的情形进行重复性的情况描述，而且还可以在社会交流中，无需对某个概念所指涉的每一种类似的经验情形进行费时费力的描述，而是直接使用这个概念来替代这些经验描述，从而让社会交流变得简便和高效。第三，概念和理论具有知识积累功能。概念和理论把我们迄今为止所获得的知识提炼和凝结，从而有助于知识的积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概念和理论让我们避免简单重复劳动。凡是可以用概念和理论来解释的经验现象，就没有必要再重复性地研究一遍，并提出相同的概念或理论。这样，学者可以对新的经验现象进行研究，从而为现有的知识库存增添新的概念或理论。由于避免了简单重复劳动，学术劳动就体现出积累性，可以一点一滴地向前迈进。第四，概念和理论具有传承功能。由于知识具有积累性，使得后来的学者可以在更高的起点上去推进人类的知识，因为后来的学者可以先学习和掌握先前学者已经提出的概念和理论。他们无需把前人在知识探索过程中所走过的弯路再走一遍，而是直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进行新的探索，从而腾出精力去创造新的知识。
所以，质性研究不能停留在仅仅提供对研究对象的经验描述上，而是要对经验资料进行分析，上升到概念和理论。关于质性研究如何进行资料分析，质性研究教科书已有详细介绍，不在此赘述。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为了避免描述性误区，质性研究者有必要加强理论思维能力的训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要从经验资料上升到概念和理论，需要进行抽象思维。而抽象作为一种能力，是需要训练的。获得了这种抽象思维能力，我们就获得了一种透过资料看本质，进行概念概括或理论提升的能力。而一些人之所以陷入描述性误区，多半是因为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或理论提炼能力不足。同时，也因为他们对所研究领域中的各种理论不熟悉(理论储备不够)，或是一知半解。这种对存量概念和理论了解得不透彻，使得他们无法从推进既有概念和理论知识的角度，去审视经验现象所蕴含的提炼新概念或新理论的机会和可能性。
对于许多初学者而言，从质性资料中提炼概念和理论的确是一个艰巨的挑战。但只要接受这种挑战，久而久之，我们就可以提高我们的概念化和理论化能力。不过，为了更好地迎接挑战，质性研究者还要充分熟悉研究领域中已有的各种概念和理论。学习和掌握这些概念和理论，不但是为了避免简单重复劳动，而且是为了提升我们的问题意识，强化我们对田野资料是否有望推进概念性或理论性知识的直觉、判断力和敏感性。当然，仅仅熟悉和掌握以往的理论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具备批判性思维和能力。倘若不熟悉、不掌握这些理论，我们也就无从进行批判，因为我们批判的对象，恰恰就是这些理论。
我们通过质性研究做出理论贡献的方法有很多。我们既可以通过质性研究来提出新概念或新理论，如威利斯通过对中学“坏小子”的质性研究，提出了工人子弟的反学校权威文化再生产其父辈阶层地位的理论[2]；也可以通过质性研究来澄清、修正或扩展现有的某个概念或理论，如周雪光通过质性研究，提出了逆向软预算约束理论，从而修正了科尔奈的软预算约束理论[3]；或为现有某个理论添加限定性条件，如西尔维亚等通过质性研究提出了炫耀性忙碌理论，从而为凡勃仑的炫耀性休闲理论添加了限定性条件[4]。我们还可以在质性研究中通过应用现有的某个形式理论，往往是宏大理论如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福柯的全景监控理论等做指导，在某个具体的研究领域提出创新性的实质理论，如思迈斯把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剥削理论应用到电视观众上，提出了观众商品理论[5]。我们也可以借助类比，把适用于某个领域的理论，扩展至一个新的领域，如厄里把福柯的医疗凝视理论扩展应用到旅游领域，并提出旅游凝视理论[6]。
当然，指出描述性误区并不意味着质性研究就不要任何经验描述了。恰恰相反，质性研究正是以格尔茨所说的“深描”(Deep Descriptions)显示其方法优势[7]。所以，即使我们在质性研究中形成了概念和理论，我们在表述研究成果时，需要经验描述的支撑。最好的叙述方式是“夹叙夹议”，而不是先堆砌一大堆经验描述资料，然后在最后的位置概括出结论。理由很简单，表述的逻辑不同于研究的逻辑。写作不是重演研究的过程，不是让读者与研究者一道再走一趟研究者经历过的摸索之路或弯路，而是既以高效的方式向读者传递我们的研究成果，又以读者信服的方式来接受我们的理论。因此，成果的表述要在理论的层次上展开，经验资料的描述是从属于理论命题的表述，是为了让读者信服我们的理论观点是建立在充分的质性资料基础上的。所以，在写作过程中，既要有理论的阐述，又要有经验资料的呈现。一方面，论文中光有理论表述，而没有质性资料的呈现，难以让读者信服我们的理论。另一方面，论文中仅有质性材料的呈现，而没有理论观点，就变成资料的堆砌；其研究成果形同工作总结或新闻报道，没有多少学术价值，顶多算是学术半成品。
特殊性误区
与描述性误区相关联，质性研究的另一个陷阱是特殊性误区。所谓特殊性误区，就是质性研究者无法把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与普遍性连接起来，无法把问题从特殊上升到普遍。如果说，定量研究通过概率抽样(从而使样本可以代表总体)实现了研究结论的普遍性(对样本的研究结论适用于总体)。那么，质性研究往往采取小样本研究，因而有可能使其结论适用范围受到较大限制。但是，如果质性研究所得到的知识不能上升到普遍性，其学术价值也要打折扣。怎么解决小样本研究(特殊性)与普遍结论(普遍性)之间的矛盾呢?
在自然科学中，普遍性是科学家追求的目标。普遍性有四种不同的形式。第一，元素普遍性或种类普遍性。物理学家发现了某种特殊物质的原子，但原子却被看作是所有物质共同具有的微观结构。化学家发现了某种特殊元素(如居里夫人发现的铀元素)，但它具有类普遍性，因为它被看作是一个与其他类型元素相区分的、自身作为一个类型的元素。生物学家发现了一个新物种(植物或动物)，不是因为它的特殊性而被当作新知，而是因为它为现有的物种添加了一个新的种类(类型普遍性)，或在原有的种类下添加了新的亚类型。即使是以发现新行星而被学术界认可的天文学家，其所发现的新行星或新恒星，往往也会归到某个行星或恒星的类别中。第二，规律普遍性(在适用边界范围内起作用)。例如，在一个标准大气压的边界条件下，水加热到沸腾状态时，温度是100℃。第三，结构普遍性。物质由不同的元素组成，因其元素成分不同及其组合结构不同，使其成为一种独特现象，但物质的结构却具有普遍性。例如，所有的水由水分子构成，而水分子是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的组合结构。再比如，人之所以有遗传特征，是由基因结构所决定的。第四，机制普遍性。某些元素组合成模式化的、相对稳定的循环运动结构，通常是负反馈结构。例如，所有的动物都具有血液循环机制、平衡机制、免疫机制等。
社会科学同样要追求研究结论的普遍性，但社会科学所追求的普遍性，与自然科学有所不同，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于自然界，它由人构成。人与人之间通过行动或互动而建构了社会，而行动则基于行动者对周围事物和自身境况的理解，而被赋予某种意义。我们很难像化学家或物理学家那样，把行动的意义当作化学元素或原子一类的亘古不变的存在，因为它们是主观的、高度情境性的、易变的。与此同时，人的意义还会凝固为风俗习惯、典章制度等宏观社会现象，并代代相传。每一代人都面临前一代人遗留下来的共享文化和制度。它构成当下每一个人行动的先决条件和约束性环境。此外，社会的运行也离不开物质因素的作用，包括人的生理性物质(身体)、环境性物质(地理环境等)和人造物质(技术、基础设施、经济)等。只不过，在符号互动论看来，这些物质元素在起作用时，经过了人的释义的中介环节。通常来说，社会科学家所研究的社会现实，往往是上述各种元素的组合，是复合性或组合性现象。社会科学家要做的就是去发现每一种社会现象所包含的元素，以及它们的组合模式、组合结构或组合机制。
所以，当我们去描述某种社会现象时，如果仅仅停留在特殊层面，并没有多少知识含量。我们要做的是把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与某种形式的普遍性联系起来。由于定量研究更侧重追求规律普遍性(当然也追求其他类型的普遍性)，而质性研究则更多地追求种类普遍性、结构普遍性和机制普遍性，导致它们各自追求普遍性的路径不同。就定量研究来说，为了确认所揭示的规律具有某种范围内的普遍性，定量研究主要是借助样本的代表性来得到适用于总体的结论普遍性。在这里，由于样本可以代表总体，因此，对样本进行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可以外推到总体，其结论的普遍性，具有统计特征。有鉴于此，我们也可以把定量研究追求普遍性的路径，叫作统计性的普遍性(即统计外推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取决于样本的代表性。如果样本出现偏差，缺乏代表性，其结论的普遍性就会被质疑。因此，为了确保样本的代表性，定量研究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简单随机抽样、等距离抽样、分层抽样、多阶段随机抽样等。这种路径就是要确保样本结论具有适用于总体的普遍性。
与定量研究不同，质性研究追求普遍性的路径，是通过对样本的分析而达到分析性的普遍性。它可以是种类普遍性、结构普遍性或机制普遍性。如同生物学家通过对生物样本的解剖而直接揭示生物体的生理结构一样，质性研究者通过对样本资料的分析，而揭示其背后所蕴藏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类型、结构或机制。它不是通过样本的代表性来达到适用总体的普遍结论，而是通过对样本资料的分析来揭示其背后的“一般性”。这种“一般”是对经验现象的某种类型属性、结构或机制的思维抽象和概括。所以，与其说质性研究要从样本得到适用总体的普遍结论，不如说质性研究要从样本(特殊)直接上升到“一般”(即理论)。
可见，质性研究的样本所起的作用与定量研究的样本不同。后者是为了让研究者把从样本得到的结论推广到总体，前者是为了让研究者从样本中提炼出某种“一般”(类型、结构或机制)的组成要素。所以，在定量研究中，为了确保样本能代表总体，样本需要一定的规模，因为样本量太小就难以保证样本具有代表性。这是一种“数人头”的抽样逻辑。而在质性研究中，样本不需要有统计意义上的代表性，而且也难以具有这样的代表性，因为样本量太小。但小样本可以帮助研究者实现“数要素”的目标，即通过对样本的研究，揭示某种“一般”(关于类型、结构或机制的理论)的各种组成要素。只要样本能够穷尽某种“一般”的各种要素，并把这些要素概括和组合为具有一定抽象度的理论(即“一般”)，它就帮助研究者实现从特殊上升到“一般”的目标。由于某种“一般”(理论)所包含的要素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小样本来穷尽这些要素。在样本中，一个受访者告诉我们一个要素A，与30个受访者告诉我们要素A，信息量基本上是一样的(当然也会有一些差异)。质性研究的抽样侧重的是各个受访者说了多少要素，而不是多少人说了这些要素。例如，在100个受访者中，99个受访者说他们吃荤，1个受访者说他吃素。从分类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据此把人分成吃荤者和吃素者两类。其中，99个受访者说的“吃荤”的信息量，并没有因为说的人多了而增加(他们只是在重复一个相同的元素)。作为分类信息，99个人说的吃荤(元素A)和1个人说的吃素(元素B)，信息量基本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漏掉了这个吃素的受访者，只有99个吃荤的受访者，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样本没有让我们穷尽关于荤素饮食分类所需要的全部元素。
需要指出的是，构成某种“一般”(理论)要素的数目，因抽象程度而异。抽象度越低，某种“一般”所包括的要素就越多。反之，抽象度越高，某种“一般”所包括的要素就越少。以“水果”这个一般性概念为例，它的要素数目取决于抽象度高低。如果抽象程度低，那么，构成“水果”这个一般要素有香蕉、梨子、苹果、草莓、菠萝、樱桃、柚子、柑橘……，其数目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如果我们提高抽象度，以水果产地为标准来分析水果的组成要素，那么，构成“水果”这个“一般”要素就大大减少了，只有“热带水果”“亚热带水果”“温带水果”三种。在这里，各种“要素”已经经过了一定的思维抽象。或者，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抽象标准，即“人工种植”或“野生”，把“水果”这个“一般”的组成要素分成“人工种植水果”和“野生水果”两种。当然，质性研究追求的“一般”，不会像“水果”概念这么简单，它要复杂得多。不仅如此，质性研究所分析的“一般”之下的各个要素之间的组合关系，也远比“水果”之下的各要素的组合关系(如热带、亚热带、温带水果的组合只是平行关系)要更多样、更复杂。对受访者所说的经验要素进行分类整理和抽象概括，就是质性资料分析的任务。它的分析策略包括“归类”和“连接”，由于质性研究教科书已经对此有详细阐述，不在此赘述。
在质性研究中，面对某种经验现象，研究者往往回答以下几种问题：它是什么?它为什么会这样?它如何成为这样?它会导致什么后果?换言之，质性研究的问题类型包括“是什么”“为什么”“如何”和“会怎么样”。就“是什么”问题来说，我们往往只针对新事物或以前未曾察觉或有所察觉但了解甚少的现象提出问题，而不针对已经很熟悉的现象提出问题。针对后者我们更多地只提出“为什么”或“如何”的问题。但是，我们有时也可以针对一些已经司空见惯或感觉理所当然的现象提出“是什么”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可以换一个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例如，空姐的服务对乘客来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但霍茨查尔德却试图回答它“是什么”的问题，并因此提出了“情感劳动”的概念[8]。再比如，阿莱特针对大家司空见惯的当代青年推迟结婚生子的现象，提出了“成人初显期”的概念[9]。
在回答“是什么”问题上的一个陷阱，就是前面讨论过的“描述性误区”。要避免陷入这个误区，就要对经验资料进行分析性抽象，从而上升到概念和理论层面。例如，卡尔·曼海姆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代际概念上，以因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而形成独特社会性格的同龄群体，提出“社会代”的概念。在此之前，我们对于代际差异的研究，大都停留在特殊性或描述性层面，因而无法解决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张力问题。曼海姆从特殊历史事件作用下，青年产生与老一代不同价值观念这个特殊现象出发，直接上升到“一般”，化解了这个张力。
质性研究对“是什么”问题的回答，追求的是类型普遍性，而不是总体普遍性。所谓类型普遍性(即某类现象的一般性)，就是分析性普遍性，即对某种类型现象“一般”性质(包括种类、结构或机制)的概括。例如，如果我们通过抽样调查来研究全中国的“丁克族”何以不愿意生孩子，追求的就是总体普遍性。但是，如果我们要用定量方法研究“丁克族”何以不愿意生孩子，会面临抽样的困难。由于我们缺乏关于“丁克族”的抽样框(关于“丁克族”所有成员的全部名单)，就无从进行概率抽样，从而难以达到总体普遍性。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去研究作为一个总体的“丁克族”，而只是研究“丁克”(有养育能力却不愿生育的现象)本身，就可以绕开总体普遍性的目标，转而追求类型普遍性目标。在这里，质性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是什么”问题，即揭示“丁克”现象所隐含的“一般”(不同于普通的生育现象的类型，其背后有着不同于普通生育现象所包含的元素组合结构或机制)。所有“丁克族”成员都有着某种共性，我们如果能把这种共性抽象出来，并加以概括，就能形成关于“丁克”现象背后的“一般性”理论。作为“丁克”现象的“一般”，可以包括几个不同的要素(或方面、维度、亚类型)。我们把这些因素连接或组合起来，就形成了关于“丁克”的理论。如果质性研究中的小样本让研究者穷尽这些因素，那么，质性研究的抽样就让研究者达到了追求分析性普遍性(即用理论语言表述关于“丁克”现象的“一般”)的目标。
在多数情况下，质性研究仅仅回答“是什么”问题是不够的。要加深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在回答完“是什么”问题后，我们往往还要接着回答“为什么”(原因)或“会怎么样”(后果)，即回答它的前因或后果[10]。有时，我们还要回答“如何”的问题，即它如何起作用，它如何形成(原因的路径分析)，或它如何导致某些后果(后果的路径分析)。我们对这些类型问题的解答，依然不是追求总体普遍性，而是追求对某种现象的种类、结构或机制的认识。这种类型、结构或机制在其适用的边界内，具有类型普遍性。质性研究不是去探求某种类型的现象在何种总体的范围内存在，而是侧重研究，在其适用的范围内，这种类型的现象的“一般”是什么。
去情境化误区
所谓去情境化误区，指的是在对某种现象进行研究时，孤立地看待研究对象，未能把研究对象与社会情境或历史情境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误区其实就是缺乏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想象力[11]。所谓社会学想象力，指的是一种把研究对象放置到更大范围的社会结构或历史脉络中来理解，从而深化对研究对象的解释能力。缺乏社会学想象力的研究，往往只能就事论事，未能从更宽阔的视野来看待研究对象，从而忽略了情境变量，导致研究结论显得过于肤浅。例如，如果我们对“丁克”现象仅仅是就事论事，忽略宏观环境和历史潮流的演变对生育观念的影响，我们就只能停留在“丁克现象是什么”的认识上，无法深入解释为什么当代社会会出现“丁克”现象。这也就是何以质性研究要把“是什么”和“为什么”(或“怎么样”问题和“如何”问题)结合起来研究的一个原因。
米尔斯指出，由于缺乏社会学想象力，许多普通人常常不能正确理解自己的生活，而社会学想象力则能够使人们从更宽广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角度来认识个人的生活。社会学想象的结果之一，是个人能够结合自己所处的时代，作出对自身经历的正确理解和对自身命运的客观评价。个人只有了解和把握历史，了解同一时代的特征，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命运。社会学想象力让人们意识到以下三个问题[11]13：(1)这一特定社会的总体结构是什么?它的主要构成要素是什么?相互之间关系如何?(2)这个社会处于人类历史的什么阶段?其变化的机制是什么?(3)在当下的历史时期，主要是哪些种类的人在社会中占支配地位?
米尔斯认为，只要具备了社会学想象力，人们就能够区分个人麻烦和公共问题[11]14。前者源于个人性格以及直接生活环境，后者则源于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例如，在一个拥有十万人口的城市，只有一个人失业，这是个人的麻烦，同个人的性格、技能和机会有关。但是当一个拥有五千万人口的城市有一千五百万人失业，这就不是个人麻烦，而是社会公共问题了。这个问题同社会结构有关，同政治、经济制度有关，而不仅仅是因为个人自身出了问题[11]15。拿战争来说，个人的麻烦在于个人要面临死亡的威胁，或怎样死得光荣，或怎样在军队中爬升高位，而结构性问题则是导致战争的条件以及战争对经济、政治、家庭和宗教制度造成的后果。再拿婚姻来说，已婚男女均有个人的困难或烦恼，但是当离婚率达到每1000人就有250人起时，这就是结构性的问题了；这是婚姻、家庭以及其他相关制度出了问题。社会学想象力能够使人们从对个人麻烦的思考上升到对结构性问题的思考。
在米尔斯看来，除了一般人需要社会学想象力，社会学家更应如此。但社会学家未必都具备恰当的社会学想象力。米尔斯举了两种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形：“宏大理论”(Grand Theory)和抽象经验主义。“宏大理论”的偏好者(如帕森斯)迷恋晦涩、抽象、空洞的概念，这是“概念拜物教”。把本来可以用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的问题，非要用一大堆晦涩、繁琐的概念来说明。这实乃想象力过度，以至于脱离学术研究的初衷，与之相对的另一个极端是抽象经验主义者。他们不是把方法当作手段，而是当作目的本身，其结果是让方法阻碍了思想，方法成了发现的障碍，陷入了“方法拜物教”。这实乃想象力不足，是一种技术盲目主义。
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的思想对社会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在吉登斯看来，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概念的含义还比较模糊。为了澄清它的含义，吉登斯把社会学想象力看成是社会学分析所不可缺乏的三种相互关联的敏感性(Sensibility)：历史敏感性、人类学敏感性和批判敏感性[12]13。历史敏感性就是对社会生活和社会事件的历史洞察力，从历史的长过程来考察当下发生的事情。如工业化、现代化、都市化都是近两三百年以来的事情，而在此以前是传统社会，所以社会学要解释在这两三个世纪以来所发生的社会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的积淀和后果。只有从历史的角度，才能理解现代性，而只有从现代化的历史，才能理解当下发生的一系列社会现象，如技术化、都市化、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工业资本主义和信息资本主义、世俗化、家庭的核心化、社会运动、环境主义意识、人际关系的肤浅化等等。人类学敏感性就是一种超脱能力，把某种文化或社会(西方社会)看作仅仅是人类社会多样化中的一种，清除种族中心主义，从而不再将自己所处的社会(西方社会)看成是优越于或高于其他社会的社会。人类学敏感性就是要持一种相对的立场、比较的立场：一切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均只有相对的性质，而不能绝对化。与历史敏感性和人类学敏感性相联结，批判敏感性就是不轻易地把当下、既定的社会当作最终的、自然合理的社会，更不以此时此刻的社会作为评判其他社会的唯一标准模式，而是采取对现存一切形式的社会进行批判的态度，探寻未来更好的可能性。
综合米尔斯和吉登斯的观点，我们可以把社会学想象力看成是一种经过专业训练而成的学术敏感性。它有助于我们克服去情境化误区，把研究对象放置在更广、更深、更长、更客观和更具批判性的尺度下来加以分析。概括起来，社会学想象力包括五种不同的类型：1.广度想象力。它是把任何一个被解释项放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来思考和分析的敏感性，从而克服孤立看待社会现象所导致的“近视”和片面性。2.深度想象力。它让质性研究者透过现象看本质。3.纵向想象力，即从过程的、历史的、发展的角度来看待某一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埃利亚斯的对仪态文明的社会学就是以这种纵向想象力著称[13]。4.超脱想象力。它指的是研究者因秉持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价值中立”立场而具有达成客观研究结论的能力。5.批判想象力。它指的是研究者对现存貌似自然合理的、为大众所默认的现象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揭示人们不易觉察的，在背后进行操纵和起支配作用的权力和意识形态，揭示人们未能意识到的某种行动的长远的负面后果，把不透明、不平等、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在理论上透明化。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的具备批判想象力的学说，因而具有划时代的穿透力。
质性研究中体现社会学想象力的一本经典著作，就是威利斯的《学做工》(Learning to Labour：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从表面看，威利斯所收集的质性资料，既不“宏大”，也不“深刻”。但是，凭借社会学想象力，威利斯从对中学生的田野调查中获得质性资料，揭示了学校这个场域中所存在的一种阶层地位再生产的亚文化机制。工人子弟在学校的调皮捣蛋，看似琐碎，缺乏深意，但它恰恰成为工人子弟无法实现阶层地位向上流动的文化原因。这种反学校权威，赋予调皮捣蛋等各种挑战学校纪律行为以“英雄”“很酷”意义的青少年亚文化，不再是琐碎的现象，而是有着结构性后果的现象。如果缺乏社会学想象力，研究者对这种亚文化的研究，可能就会停留在孤立的就事论事层面，无法与宏观的社会结构或历史脉络联系起来，从而让研究陷入去情境化境地，让研究结论失去应有的深度。
研究要能够体现出社会学想象力，挑战体现在对质性资料的收集和分析上。如何避免让质性研究的资料收集和分析陷入“去情境化”境地?质性研究方法教科书对此已经有大量论述，我不再赘述。唯一需要在此展开论述的，是质性研究往往采取非线性形式，即循环研究模式。在定量研究中，研究过程采取了线性形式，即研究者先形成理论假设，然后把这些假设转换为工作假设，并据此设计问卷，接下来再通过抽样而选择受调查者，让他们填写问卷；问卷回收以后，把数据输入系统，并借助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最后再看数据分析结果是否支持上述假设。在这个流程中，前一个环节没有完成，后一个环节就不能启动。因此，定量研究过程是线性过程，这个线性过程是建立在演绎逻辑基础上的。因此，它可以叫作演绎型线性研究模式。但是，质性研究多半不采取这种演绎型线性模式，因为质性研究不是建立在演绎逻辑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归纳逻辑基础上的[14]。因此，质性研究者需要先接触田野，先收集质性质料，然后通过对质性资料进行分析，才能得出理论结论。
但是，对归纳逻辑的强调，很容易让质性研究者陷入另外一种线性研究形式，即归纳型线性模式。它体现为选题、进入田野、收集资料，待全部资料收齐后分析资料，最后得出结论的线性过程。其特征是前一个环节没有完成，后一个环节就不启动；后一个环节的启动，是建立在前一个环节已经完成的基础上。可以说，不少质性研究者都采取了这种归纳型线性研究模式。尽管一些质性研究者依据归纳型线性研究模式也能形成真知灼见，但他们或许为此付出了过多的代价——他们多走了很多弯路，而且许多费时费力收集的资料，也没有被用上。更重要的是，这种归纳型线性研究模式让很多质性研究变得缺乏理论聚焦点或理论深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归纳型线性研究模式让资料收集和资料分析变成了先后两个阶段。当研究者在收集资料时，他们没有同步进行资料分析和理论思考。当资料收集完，要开始进行资料分析时，研究者却发现资料太过分散，无法聚焦。随着截止日期(如答辩日期)的临近，只能让研究草草收场。时至今日，这种归纳型线性研究模式受到越来越多质性研究者的诟病。
为了克服归纳型线性研究模式的弊病，一些学者提出要重视演绎逻辑在质性研究中的作用，包括重视研究者的洞察力、灵感和思想火花的作用，并提出了循环研究模式[15]，即资料收集与理论思考相互碰撞、相互循环的研究模式。研究者不是等全部资料收集完了，才来进行资料分析(归纳)，而是在收集资料时，就同步进行资料分析。尽管这时资料还不齐全，但不妨碍研究者从有限的资料中，借助演绎逻辑提出初步的或雏形的理论，并以此指导随后的资料收集。而随后收集到的资料，也是对该雏形理论的检验。在提出雏形理论后，研究者得以察觉该理论还缺哪些方面的资料支撑(资料缺口)，从而在随后的资料收集中有意识地去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如果随后的资料支持这个雏形理论，那么，就据此来进一步丰富该理论。如果随后收集到的资料与先前提出的雏形理论相冲突，那么，就修改理论，并进一步以此指导随后的资料收集。这个过程一直延续下去，直到实现理论饱和(即该理论的各个维度已经穷尽，无法进一步找到新维度)[15]。这种从资料到理论，再从(修改过)理论到资料的循环往复过程，就是循环研究模式。
如果说，这种循环研究模式在格莱泽和施特劳斯初创扎根理论方法时已有雏形[14]，那么，施特劳斯随后则把这种模式明确化了。循环研究模式的逻辑基础不再仅仅是归纳逻辑，同时也包括演绎逻辑和证实逻辑[15]。后来的学者则进一步强调溯因逻辑在质性研究中的重要意义[16,17]。正是凭借溯因逻辑，研究者才可以在研究的早期阶段，在资料有限的条件下，就提出带有猜测性质的雏形理论。而随后的资料收集，既受到该理论的指导，又是对该理论的“检验”。如果建立在先期资料基础上的理论不符合后期收集到的资料，那么，理论就必须修改，修改的理论则接着指导随后的抽样和资料收集。这种动态性的从(部分)资料到(整体)理论，再从(整体)理论到更多资料的循环往复过程，不但有助于研究尽早聚焦，而且可以通过及早试错而避免归纳型线性研究模式所可能引发的在研究的最后阶段才发觉失败的陷阱(沉没成本)。
可见，循环研究模式让质性研究有了更多的发挥社会学想象力的空间。由于理论思考伴随资料收集过程的始终，研究者不但得以从理论层面去审视资料，而且得以不断尝试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来审视资料，并对各种理论视角的解释效力进行比较。但是，或许有人会质疑，如果任由研究者发挥社会学想象力，质性研究会不会变得很主观随意?事实上，在一项质性研究项目中，早期阶段提出的理论，要在随后的资料收集中接受检验。因此，即使在早期阶段依据资料而提出的理论带有随意性，也会因为它会与随后收集到的资料产生冲突而被发现。相应地，研究者会依据新的资料来修正自己早先提出的理论。这种先期理论要接受后续收集的资料检验，以及据此做出理论修改，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多次性、持续性的，并直到研究结束。这也意味着社会学的想象力，是经受了研究者所收集的经验事实连续不断的检验。
为了确保质性研究既能发挥社会学想象力，又能确保严密性，学者们发明了两种相互弥补的质性资料分析工具：编码与备忘录撰写[15]。编码是为了确保资料分析的严密性，让理论建立在质性资料基础上，通过对资料进行编码，进行自下而上的层层抽象形成理论，从而避免研究者在处理资料中的主观随意性。而备忘录撰写则是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始终保持在概念或理论层面进行思考的一种手段。与编码分析不同，它让研究者在更高的理论层次来审视资料，从而让研究者得以自上而下地审视资料，并伴随研究的进展而发觉资料的缺口。这些资料缺口则通过随后的理论抽样和有目的的资料收集而得到弥补。可见，编码分析(自下而上的资料分析)和备忘录撰写(自上而下的资料审视)在功能上相互弥补。编码为研究者提供严密性，而备忘录撰写则促使研究者发挥社会学想象力。
结语
青年研究是研究青年现象的学科，而这种青年现象包含了人与社会多方面的特征属性。青年研究要以规范的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并更好地指导工作实践。质性研究方法是研究某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质性研究方法作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大范式，在青年研究领域将凸显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事质性研究的学者，往往要面临来自一些定量研究方法信奉者的“鄙视”。这并不奇怪，也无须理会。质性研究方法依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方法。一方面，这是由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界不同。社会系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离开了人所赋予自身行动和周围事物的意义的理解，我们对社会的解释，往往是不充分的。正是由于社会具有人为建构的特征，它难以只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充分的解释。本文从社会本体论的角度，回答了质性研究方法何以必要的问题，即合法性问题。另一方面，质性研究者所面临的被“鄙视”，也与自身的表现脱不了干系。质性研究常常陷入某种误区，包括描述性误区、特殊性误区和去情境化误区。要提高质性研究方法的声誉，就要克服这三个误区，一言以蔽之：一是注重理论在质性研究中的作用；二是注重从特殊上升到一般，追求类型普遍性；三是注重发挥社会学想象力，改线性研究模式为循环研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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