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觉一天翻译一章在开学前也翻不完了，悲。
翻着翻着发现作者的研究领域和我重合度极高，然而取得终身教职的结局竟是提桶跑路……大悲。
本章主要内容：赚钱，不寒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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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出象牙塔
本书中的建议来自于我作为“教授”在The Professor Is In的四年写作和咨询工作，这是一个博客和业务，致力于在当前学术就业市场萎缩的时期揭开终身教职求职的神秘面纱。这也源于我作为终身教授所度过的15年以及作为系主任所度过的5年。我的主要领域是文化人类学，其次是日本。1996年在夏威夷大学完成博士学位后，我在两所R1研究型大学担任人类学和东亚研究的联合职位，第一所我称之为西海岸大学，第二所我称之为中西部大学（译者注：查了下发现分别是俄勒冈大学和UIUC）。我是中西部大学东亚研究系的主任。作为一个以人文为导向的文化人类学家和一个人文学科的主任，我的职业生涯从头到尾均匀地跨越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
从我最早作为ABD求职者（all but dissertation/除了论文——在完成所有课程要求并通过论文开题答辩后被授予的身份）开始，我就对终身教职市场上不为人知的文化规范、偏见和期望感到着迷，并决心对它们进行分析。1996年，我为我在研究生院的朋友们举办了第一次“就业市场研讨会”，当时我还是个博士生，经过两年的寻找，我刚刚收到了我的第一份教职录取。作为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我每年都会主持类似的活动，并将职业化培训纳入我教授的每一个研究生研讨会中。我曾在十多个搜索委员会中任职或担任主席，并作为教员投票人参与了更多选举。在这些职位上，我观察到了一个又一个候选人所犯的痛苦错误——这些错误最终显示出对实际情况的一贯和可预见的模式，并影响我们的雇用决定。从来访的候选人和我所在机构的研究生来看，对博士生职业指导的需求非常迫切，而供应却几乎不存在。事实上，在我还是研究生的时候，我的系主任在1990年的新生介绍会上给我提供了就业市场的全部建议，他告诉我们：“你们永远也找不到一份学术工作，所以别费心尝试了。”作为一名终身教授，我知道我拥有终身教职的同事们很少谈到就业市场，也很少谈到需要对我们的研究生进行培训以准备就业。当我以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谈到这个问题时，我的同事们充其量只是感到困惑。我在学术界遇到的人，包括我的文化人类学家同事，都不认为终身聘用制的文化实践是一个引人注目或值得研究的课题。
2009年，我离开了学术界，以及表面上成功的职业生涯。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举动。人们很少离开终身职位。作为中西部一家主要研究机构的一个小型人文部门的系主任，我的工资很高，有拿资助的研究生，有慷慨的暑期研究经费，以及除了工资部分之外的一些义务：召开教师会议，平衡系里的预算，进行搜索，满足人员需求，处理终身职位，提交教师的文书工作，以及计算教师的加薪等。我很忙，压力也很大，但远没有我作为新助理教授时那么忙和压力大。最后，我有了更多的收获。出乎意料的是，我喜欢做行政。
我最终离开是因为两个根本问题：1）我需要让我的孩子摆脱糟糕的监护状态；2）我的灵魂在中西部大学快要死了。我在Amanda Krause的Tech in Translation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校园灵魂之死”的客座博文，详细描述了我在中西部大学的情况以及我离开的原因。我发现自己所处困境的结果是，我的伴侣和我共同做出了一个决定。如果回到我们心爱的太平洋西北地区，她能找到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我将完全放弃学术工作。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完全痛苦的决定。我已经准备好离开学术界。面对在中西部大学有钱有地位，和回到西北地区没钱没地位的选择，我选择了后者。
在我离开成功的职业和学术身份之后的一年，我感到困惑和痛苦。我努力想象能够为世界带来有价值的充实工作。最后，我决定把我辛苦收集的关于就业市场的知识，以及与绝望的求职者分享的决心，变成一个博客，并最终变成一个业务。2010年底，我开始每周五天在The Professor Is In上写博客，旨在为所有终身教职的求职者建立一个免费的在线建议体系，包括基本的工作申请文件、竞争记录的要素、面试实践和搜索委员会的态度等基本信息。反应很及时，也很令人满意。2011年6月，我试探性地挂出了我的虚拟广告牌，提供与就业市场有关的援助。一周之内，我有了第一个客户。很快我就有了一个名册。我的直觉是正确的：人们需要这种帮助，但在任何地方都得不到，当然在他们的部门也得不到。
当我于2011年9月在《高等教育纪事》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致：导师。回复：你的学生”的专栏时，事情才有了转机。文章的开头是这样的：“亲爱的教职员工们：我在公开市场上出售博士生咨询服务。而你的博士生正在购买。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做好你的工作。”
该专栏问道：“为什么我是缺席教授的替补队员？”并指出，没有人愿意向绝望的研究生传授与职业有关的技能，比如解读招聘广告、构建简历、发表关于论文的电梯演讲（译者注： elevator speech，指在一趟电梯的短暂时间里简明扼要地游说）、规划出版轨迹、培养大牛推荐信作者以及撰写有效的求职申请。我写道：“你们把你们的博士生送到这个就业市场上，他们毫无准备，如果结果不是如此悲惨，那就太可笑了。同时，当学生们请求帮助他们找工作时，你们中的许多人都以某种版本的‘不是我的问题’或累人的咒语来回应：‘博士不是专业培训’。当我的一个客户向她的导师寻求职业帮助时，他指责她试图‘玩弄系统’。”我指出，讽刺的是，糟糕的就业市场已经成为不提供建议的理由。“‘好吧，就业市场是不可能的，’我的前同事会轻描淡写地说，‘当然，我总是这样告诉他们’。”
更广泛地说，该专栏指责导师们将学术工作的财务基础神秘化。它批判了导师们不承认研究生和他们自己是在现有的货币经济中运作的工人，并否认学术成就需要一份生活工资。我写道：
可以肯定的是，我的客户告诉我，他们也有指导——对“学位论文”的无休止指导。仿佛这个项目，以及它的引文和含义的细枝末节就是研究生院的重点。而它不是。它只是一份证明对某一学科和某一主题的掌握的文件。对于真正的研究生来说，研究生院的意义在于为职业生涯做准备。像你这样的职业，有福利，有退休计划，如果以后还存在的话。
这种职业远不是来自于一沓厚厚的论文，而是来自于一个人的出版物的数量，令人印象深刻的获得拨款的记录，推荐信作者的名声，以及雄心的明确性。我不觉得公开说这些话有什么问题。但显然，你觉得有问题。你以“粗俗”和“职业主义”的名义拒绝了它–好像想要拥有医疗保险就是粗俗，想要不继续领食品券就是职业主义
我的结论是：“你们的工作是告诉[你们的研究生]真相，….并将一种关怀的精神扩展到他们的写作和研究之外，包括他们的物质生活。因为你们的学生需要工作，即使它不是令人羡慕的终身教职。工作是好的。你在工作。你们的博士生也应该如此。”
我怀着极大的恐惧发表了这篇专栏；我预计会被痛骂。在一定程度上，在评论区，我确实受到了批评。但是，我也得到了（研究生们的）热情的感谢。这篇专栏的直接结果是大量的人向我刚起步的企业寻求帮助。数以千计的电子邮件，来自绝望的、恐慌的博士候选人和终身教职的求职者。他们来自常青藤联盟，来自伯克利和密歇根等公立常青藤大学，来自第二和第三梯队的项目，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校。他们来自担心首次进入市场的新ABD，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工作徒劳无功的长期兼职人员，以及寻求摆脱压力和不满意的职位的助理教授们。
新客户前来讲述一个故事的两个版本。要么版本A：“我的导师X几乎不看我的材料，几乎不给我写推荐信，而且对就业市场没有任何说法。”或者版本B：“我的导师X真的很好，试图非常支持我，在我的论文方面做得很好，而且对就业市场没有任何说法。”
当我询问导师们为何如此无用时，我的新客户描述了几种情况。一些导师认为他们的指导责任随着论文稿件的撰写和答辩而结束。另一些在不同时代获得学位和工作的导师，对新的大学招聘经济的条件极度无知。还有就是导师的自私、懒惰和冷漠——这是许多客户故事中的因素。一些教授为了压制日益增多的研究生的求助，采取了一种策略，那就是基于机构排名或领域的例外论。修辞学和作文专业的教员认为他们的领域不受市场力量的影响，而藤校的导师们即使面对所有证据，仍通常对他们的博士生不能毫不费力地进入顶级的终身教职的说法嗤之以鼻。“我的导师告诉我，系里的每个人都能找到好工作，”一位来自耶鲁的客户说，“但我知道过去几年的学生只有两个人进入了终身教职。他有妄想症，生活在某种过时的机构声望的幻想中。”
但更重要的是，我当时和现在每天收到的那些绝望的电子邮件，揭示了学术界持久的“心智的工作（Work of the Mind）”的文化神话。这种神话要求任何人都不能将智力工作与报酬联系起来。公开谈论智力工作的报酬是不体面和粗鲁的，更不用说教学生建立一个有报酬的职业所需的策略和做法。这些努力被认为是“职业主义者”对纯粹学术追求的可鄙的背叛。正如高等教育评论家David Perry在最近的一篇纪事报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学术界几乎所有人都抵制工会化。“许多学者，尤其是那些处于终身教职的人，就是不愿意把自己看作是劳动者。”他继续道：“我们仍然坚持大学是一个特殊空间的神话，不受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世界观的权力和压力的影响。”
学术博主和评论员Ian Bogost在一篇关于职业生涯中期招聘策略的博文结尾写道：“我肯定会收到一大堆侮辱，包括‘新自由主义’这个词，因为我建议我们对学术求职的组织-政治困境的现实进行策略思考。”他继续说：“但学术自由也有其反面。我们可以厚颜无耻地称之为‘学术薪酬’：需要照顾我们自己的职业状况，使我们能够有效地完成其他工作——包括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
心智的工作对知识的纯洁性的立场常常把自己定位成是对新自由主义逻辑的崇高批判：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纯粹的货币化逻辑，在这种逻辑中，不能立即产生专利或利润的知识追求是无用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已经控制了现代美国的左派和右派的预算决策，并在背后大肆攻击（并坚决取消）对大学的资助，因为大学主要是一个浪费和自我放纵的“无意义”研究空间。在这一边，学术批评家们坚持认为，必须捍卫知识追求的纯洁性，防止金钱价值的侵袭。而事实上，这些批评者惊恐地看着我的业务，认为我完全屈服于新自由主义逻辑，因为我敦促我的客户将自己与学术追求的关系完全工具化，将一切打包成可量化的生产力单位，以实现就业市场竞争。
他们是对的吗？我是否在强化造成就业市场危机的同一逻辑？
是的，也不是。心智的工作确实是有价值的。但如果没有足够的收入，就无法追求它。没有人靠公共援助，睡在汽车里，或者和两个孩子住在父母的地下室里，就能奢侈地从事这项工作。对我来说，压倒一切的道德要求不是鹦鹉学舌式的正确政治批判，而是帮助绝望的人。博士生和其他工人一样，首先需要的是有保障的工作。
所有成功的终身教授都领取固定工资，享受医疗保险、福利和退休计划。终身教授享有（目前）在任何其他经济部门闻所未闻的工作保障。教授们非常清楚，他们自己的职业发展取决于出版物、拨款和会议论文等切实的成果，并经常有策略地精确追求这些成果。他们也知道，如果有人在申请他们所在的部门的终身教职时不包括这些有竞争力的专业记录，他们会立即扔掉（这样的申请材料）。然而，他们却没有支持——有时甚至是积极阻止——他们自己的研究生进行同样的战略性思维。正如我在纪事报专栏中写道：“教员‘工作’（‘我在做一个关于死亡和卑微的项目’）的讽刺意味在于它严格否认与实际的工资工作有任何公认的亲属关系，而[教员]确实在为这些工作领取薪水。”
同时，这种关于知识纯洁性的论述也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现代大学系统性地要求源源不断的年轻的、脆弱的理想主义者作为研究生助教（当然也包括兼职教师）为贫困线的工资工作。正如Marc Bousquet所言，这些学生获得的高级学位只是这种系统性剥削的副产品，而不是作为高薪就业的基础而产生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鼓励聪明的本科生进入博士生项目，以及鼓励研究生继续留在这些项目中的教师，是在从事一种不择手段的“次级贷款”（我会在第 57 章中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目的是把这些弱势群体的资源输送给富裕的大学和他们报酬丰厚的行政人员，以及通过系统性的债务输送给银行，这已经成为大多数研究生教育的一个核心部分。
活动家和作家Ann Larson讲述了2011年她的英语研究生课程中的一个故事，当时两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修辞和作文学者John Trimbur和John Brereton前来演讲。在问答环节，一位研究生发言：“现在的就业市场很糟糕，”她说，“你对我们有什么建议？我们在哪能找到希望？”Larson写道：“这是一个非常相关的，甚至是凄惨的问题，….我也非常渴望听到一些智慧和安慰的话。”然而：
令我失望的是，Brereton的回答是建议这位学生毫不畏惧地坚持她的课程。他说：“如果你有写作和修辞学博士学位，你会找到工作的。”听众中有些人不同意地小声嘀咕。至于我，我对Brereton的回答的完全无知感到震惊。我并不指望他能告诉这个学生选择另一种职业。我也没指望他能表达出许多研究生和新博士都很清楚的那种对就业市场的无奈。我所期望的，仅仅是事实。即使是糖衣般的真相，也比（我说实话，）关于任何领域的人文学科毕业生的美好就业前景的彻头彻尾的谎言要好得多。Brereton真的不知道人文学科的劳动力危机，特别是写作方面的危机吗？……毕竟，MLA早在1998年就宣布了就业市场的危机，这有足够的时间让消息渗透到那些甚至占据学术界最高的塔楼的人。意外的阴影无处不在。
她注意到，联合演讲者Trimbur并没有纠正他的同事，反而保持沉默，尽管他有既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倾向。“在我看来，Trimbur对不得不回应就业市场的问题感到很恼火”。
在全国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教师办公室和会议厅中，这种沉默的结果是，数千名来自各个级别和地位的项目的博士没有技能或培训，无法独自在一个崩溃的学术经济中面对残酷的就业市场。用Ann Larson的话说，数以千计的博士离开了，“伤心欲绝，怒不可遏”。学术界的终身理想主义者——他们都舒适地安居在有稳定工资、丰富的医疗保险和慷慨的退休计划的安全位置上——出于对“文化批判”的承诺而不公开谈论求职的事实，在我看来是站不住脚的。任何对新自由主义学术界的批判都不应该发生在其最脆弱的成员身上。
我在本书中提出的建议旨在填补这一空白，涉及专业化的每一个角度：从建立一个有竞争力的记录，到撰写求职信、简历和教学声明，到管理面试，到谈判聘用。它解释了制约终身职位聘用的秘而不宣的文化偏见和判断，并解读了实际判断终身职位寻求者的标准。它还为那些决定继续前进并为后学术生涯重塑自我的求职者指出了学术界以外的可能性。
让我在这里暂停一下澄清自己：单靠个人的努力无法克服系统性的力量。我的建议不能抵消大学经济的全面收缩，这本书也不能在没有工作的地方创造出工作。求职者可以而且应该做出最大的努力，但职位供不应求。一些——也许是大多数读这本书的人，最终将不得不转向非学术性的职业选择。
这本书能做的是揭示就业市场是如何运作的，这样你就能做出有根据的选择，来决定如何继续前进。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总是警惕一个群体的成员如何创造内部人和外部人的界限，如何获得和保持权力，如何在等级制度内运作，然后挑战它们，以及如何强加不言而喻的言论和行为规范。在我写的每一篇文章中，我都披露了学术界那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知识，这些知识被内部人（终身教授）广泛理解，但很少对外部人（你，那些尚未被证实的研究生学徒）大声说出来。我解释了评判学术生产力记录的价值体系，这样你就可以最有效地将你的时间投入到就业市场上的生产力上。然后你就可以决定什么时候努力超过了投资回报，什么时候该转到另一个职业了。
我经营一项业务，帮助别人进入我离开的职业，这很奇怪吗？有些人似乎这样认为，但我不这样认为。我在学术生涯中既快乐又不快乐。并非所有的校园或院系都是一样的，当你在你的目标和校园文化之间找到一个很好的匹配点时，学术生涯可能是令人愉快的。我知道享受学术工作意味着什么，我希望少数幸运的人仍然有机会这样做。
对你来说，终身教职可能仍然是首选。你想要这份工作，因为这是你受训的目的，而且是一份做你最喜欢的事情的工作，特别是你在这么多年中牺牲和努力掌握的研究和教学。在这份工作中，你可以和聪明、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起工作。在这份工作中，一旦你得到终身教职——假设终身职位继续存在的话——你会得到无与伦比的工作保障。数以百万计的研究生为研究生院的培训倾注了他们的心血和金钱。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了解终身教职市场是如何运作的，如何从研究生院的第一天起就为它做计划，如何完善你的申请，以及如何决定何时该继续前进。
虽然我坚信你有能力离开学术界去做其他事情（我将在本书的最后部分专门讨论这个话题），但我知道你想尽最大努力在你的第一志愿中取得成功。我们不知道终身教职还能存在多久。但它们现在仍然存在，而且数量不多，所以如果你想追求一个，我支持你。
译后感：“我支持你”=“你要是死倔我也没办法，尊重祝福”……
原书标题：The Professor Is In: The Essential Guide To Turning Your Ph.D. Into a 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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