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社会是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在其低级阶段——蒙昧时代，人类还没有完全脱离自然，从解剖学来说也不与现代人类完全相同。而社会进步是基于进化的，劳动只是次要的因素。蒙昧时代的人类种族，例如尼安德特人或从解剖学角度来看尚未与现代人完全相同的智人，发展出对双性恋和乱伦的禁忌——这分别导致允许收养孤儿和消除遗传疾病，并且是与其它部落和种族竞争的更好方式。而最后只剩下智人，他们通过战争将其他人纳入部落。没有证据表明在蒙昧社会有反对酷儿的情形，但有大量证据表明双性恋是人类互相吸引的主要形式。自然界中观察到的所有灵长类动物都有双性恋倾向，而倭黑猩猩完全是双性恋；尼安德特人通常与两性伴侣一起埋葬，学界中有权威的假设认为是他们都是双性恋。尽管父权制对文明人类的性别认同有影响，但美国性学家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分别于1948年和1953年发表的研究表明：
“……人们通常不完全是同性恋或完全是异性恋，而是有着一定范围的性取向（continuum），人们不是倾向于性取向的极端（完全异性恋或完全同性恋），而是接近两者的中点。换句话说，如果1分表示完全异性恋，5分表示完全同性恋，那么大多数人会评定为2分或4分左右。” [9]
当人类进入原始社会的高级阶段即野蛮时代时，劳动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工具制造、火、狩猎、农业、放牧和金属加工等一系列发现使得人类劳动创造了剩余产品，男女之间的劳动分工发展为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阶级分工——由奴隶主-父权制家庭滋养，由奴隶主国家维护。这种发展带来了对违反家庭规范的禁忌，例如塔西佗（Tacitus）描述的德国人，他们举行献祭同性恋者的仪式。但同性恋在各地的发展是不同的。从爱尔兰到安纳托利亚，包括瑞士在内的凯尔特部落似乎已经接受同性恋——正如任何其它形式的爱。亚里士多德说：“最好战的种族，除了凯尔特人还有少数其它公开赞成男性爱情的种族”。[10]在详细描述旧爱尔兰神话的《阿尔斯特》（Ulster Cycle）中，讲述了费迪亚德和库丘林的故事，两个战士在晚上互相照顾伤口的同时战斗了7天。费尔迪亚德死后，库丘林惊呼道：“我喜欢你脸红的高贵样子，也喜欢你精致完美的身材。我喜欢你蓝色清澈的眼睛，你说话的方式，你的能力（skillfulness）。”因此，在原始凯尔特社会中，我们可以确定没有对这些人的父权压迫，也没有将这些“离经叛道”的人归类为“酷儿”。女同性恋者被接受并且举行同性婚姻。然而，瑞士的赫尔维蒂人（凯尔特人的一支）的独立发展因罗马人的征服，特别是罗马式父权制的实施而中断。
在讨论国家如何与父权制和私有财产联系起来的问题时，乌里扬诺夫说：
“在原始社会，当人们生活在小家庭中并且还处于接近蒙昧状态的最低发展阶段——与现代文明人类社会相隔数千年的时代——还没有国家存在的迹象。我们发现族长享有的习俗、权威、尊重和权力占主导地位；我们发现这种权力有时赋予女性——当时女性的地位不像今天低下和受压迫——但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种特殊类别的人，一种被分化出来统治他人的人。并且出于统治的目的，他们系统地和永久地使用某种强制机器，一种暴力机器，正如你们所认识到的那样，目前表现为武装部队、监狱和以武力压制他人意志的其它手段。” [11]
在原始社会存在着广泛的“第三性别”制度体系。这是接受和尊重那些今天被称为酷儿的群体的体系。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制度一直存在于阶级社会中，并且正在今天努力维护它们历来的权利和特权，以对抗第三世界官僚主义的扩张。原始社会中的“第三性别”制度既是酷儿特权的表现，也是酷儿与非酷儿之间新矛盾的表现，是新兴的父权制家庭的一部分。在父权制出现之前，没有所谓的“酷儿”，因为这意味着父权的压迫，其中男性是压迫者，女性是被压迫者，其中“异类群体”可以与女性互补地被认同和压迫。
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第三性别”制度，对这类群体有不同程度的拒绝、接受甚至特权。在许多文化中，与酷儿相关的传统角色一直延续到父权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受到限制。例如，在底比斯附近发现的可追溯到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陶器碎片展现了三种不同的人类性别：男性、女性和sekhet。
十八世纪的西班牙冒险家指出，在加利福尼亚原住民中，“有一类印第安男人，无论是在这里还是更远的内陆，都身着女人的服装并有着女人的性格”，他们“以通奸为职业”而且“备受推崇”。[12]
还有许多其它此类例子详细说明了一个美洲部落中多达七种不同性别角色的存在，这些性别角色一直存在到今天。例如墨西哥萨波特克人（Zapotec）中的muxe之类的例子，其占某些社区人口的 6％左右，并且是与女性类似的生理男性。美国的迪内人（Dineh）承认四种性别：男性化男性、女性化男性、男性化女性和女性化女性。
这些和其它传统的“第三性别”制度存在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因为封建主义或半封建主义的父权压迫虽然更加残酷，但在系统化方面不及现代制度。在阿尔巴尼亚，有burrnesha或“宣誓处女”；以牺牲贞操为代价，完全像男人一样生活的生理女性。在南亚，有hijra，半宗教的生理男性群体，他们以女性或其它完全不同的身份生活。在泰国，kathoeys扮演着第三性别的角色，但她们争取被认同为女性的权利。安哥拉的恩东戈人（Ndongo）在葡萄牙人征服之前曾经统治过自己的王国，其中有奇巴多斯人（chibados）——以女性或类似的身份生活的生理男性——被视为他们自己的种姓、强大的巫师，并被恩东戈女王 Nzinga 雇用为将军和妃子。
这种第三性别制度是父权制压迫酷儿之前的产物，通过封建主义甚至封建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在第三世界一直延续到现代，因为其系统化程度较低。但是，我们绝不能将第三性别制度理解为进步的东西；这种制度是它所存在的社会的合法和受人尊重的一部分。“第三性别”制度所展示的，最重要的是野蛮社会中的一种矛盾（酷儿与非酷儿群体的矛盾），这种矛盾在蒙昧社会中并不存在，而与文明社会的出现形成了对立。
综上所述，酷儿是蒙昧时代的主要性别模式，而在野蛮时代则成为次要模式，为父权压迫奠定了基础。双性恋是人类相互吸引的自然形式，父权制的存在改变了它；因此，虽然生理因素对酷儿有一定影响，但社会方面是决定一个人是否是酷儿的主要因素。
对于从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时刻，即私有财产、国家和父权制家庭建立的时刻，弗里德里希是这样描述的：
“因此，随着财富的增加，一方面男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比女人的地位更重要，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种冲动，即利用这种强化的地位来推翻传统的继承顺序，以利于他的子嗣。然而，只要还是按照母权来计算血统，这就是不可能的。因此，母权必须被推翻，而它也确实被推翻了。 这绝不像我们现在认为的那样困难。因为这场革命——人类经历过的最具决定性的革命之一——可以在不打扰一个氏族的任何一个活着的成员的情况下发生。一切都可以保持原样。一个简单的决定就足够了：将来男性成员的后代应该留在氏族中；而女性成员的后代应该被排除在外，转移到父亲的氏族中。母系血统的计算和母系继承法由此被推翻，而男性血统和父系继承法取代了它们。……母系权利的被推翻是女性在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失败。男人也在家里指挥；女人被贬低，沦为奴仆；她成了他情欲的奴隶，只是生孩子的工具。女人的这种倒退的地位，在希腊人的英雄时代，特别是在古典时代尤为明显，但已被逐渐美化和掩饰，有时又被渲染成一种更加温和的形式。而这种地位在任何意义上都还没有被废除。
男权至上的确立首先体现在父权制家庭中，现在以一种调和的形式出现。”[13]
难道很难理解这种父权压迫女性的系统化也会对那些背离父权规范的人进行系统化压迫吗？无论他们被社会视为男性还是女性。酷儿出现在“女性的世界历史性失败”的同一时刻（父权制的建立），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制度来惩罚那些拒绝参与的人，家庭中就不可能有强迫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