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话语为全社会关注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做出了贡献。“三农问题”是一种合称，可以作为社 会传播话语，但其本身并无确切含义和实质意义。一些学者认为“三农问题”话语提出之前的农业问题、农村问 题和农民问题是被割裂的，研究也都是孤立的，且认为西方学术界只重视单方面的“农业问题”，而不会将农业 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联系起来研究。这些判断缺乏根据。“三农问题”这一提法不仅没有成为国际认可 的学术概念，而且影响了国内学术界在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方面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交流。与此同 时，与中国的“三农问题”本可建立一定关联的、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国际学术概念———“农 政问题”，令人遗憾地被中国学术界忽视了 120 年。中国的农村社会研究亟需重拾“农政问题”概念。
“三农”是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总称，而“三农问题”则是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总 称。这两个概念在中国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专有名词。“三农问题”作为政策话语、社会话语和 学术话语主导和影响着中国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政策设计、大众讨论和社会研究长达 20 余年，并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引起了全社会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高度关注和极大重视。
然而，与作为大众化和通俗化的社会讨论话语或政策设计中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总称相 比，作为一种学术话语，“三农问题”的概念界定并不明确，理论体系并不清晰，国际对话并不通畅。 追溯“三农”和“三农问题”这一话语的产生与变迁历程并非难事，仅“三农”和“三农问 题”的起源回顾或研究综述的学术论文就已成百上千篇。如温铁军 1996 年发表于《战略与管 理》的文章“第二步农村改革面临的两个基本矛盾”或《经济研究参考》的文章“制约‘三农问 题’的两个基本矛盾”常常被看作是“三农”或“三农问题”概念得以使用的关键节点。此后，“三农”和“三农问题”概念便作为一种新的特定“流行语”在政府文件、社会讨论和学术研究 中被广泛使用。
温铁军等早期将“三农问题”界定为“农业增产、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李昌平在 2000 年将“三农问题”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进入 21 世纪后，则将其概括为粮 食安全、城乡平等、农民赋权。 根据陆学艺的分析，“三农问题”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主要指农业生 产徘徊不前、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步、农民分化与市场意识等，90 年代则主要指稳定粮 食生产与调控粮食市场、农村现代化、减轻农民负担与减少农民等。⑤柯炳生将“三农问题”归结 为农产品供给数量和农产品质量、农村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保护、农民的经济收入和社会政治权 利三个方面的问题。 陈锡文认为城镇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分别是“城镇化进程中的粮食和其 他主要农产品供求问题( 粮)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问题( 地) ;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转市民 问题( 人) ”。
“三农问题”的其他界定还包括: “农业萎缩、农村凋敝、农民贫困”，农业经济问 题、农村政治与社会问题、农民权益问题，农业供给能力的持续提升、农民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 农村社会发展的持续推进，农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农村社会进步的不可持续性与农民生计 的不可持续性交织形成的农村社会系统失衡问题”，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户籍制度改革、农民 提高素质和减轻负担，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发展差距扩大、农民大量流向城市但又无法在城 市体面安居，等等，不一而足。除了这些内涵界定不同之外，学者还对“三农问题”的本质有多 种不同的解读，如“三农问题”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农民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利 益关系问题，是工业化进程中农民占中国总人口比例过大的问题，因此也是“农转非”问题，是 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日益贫困和不断被边缘化问题，是如何有效保障农民权利的问题，是农民 发展问题，即提升农民主体性和现代性的问题，等等。
继“三农问题”提出之后，很多学者又提出了“新三农问题”。李培林认为，在全球化和中国社会的快 速变迁过程中，“农民工、失地农民、农业村落终结”构成了“新三农问题”。应星认为传统的 “三农问题”概念较为偏狭，并指出，“土地、治理、民情”构成了“新三农问题”的核心、实质和 基础。③ 此外，“新三农问题”还被界定为农民工、老人农业、空心村的问题，农业劣质化、农村 空心化、农民多元贫困化或丰裕型贫困化，最严重的是“谁去当农民，谁去种田，谁去建设新农 村”的问题，⑤等等。
可见，无论是“三农问题”，还是“新三农问题”，学术界从来没有关于其统一内涵与外延的 认识。因此，每位学者在研究中都会首先界定出自己认为的特定的“三农问题”。正因如此， 不同学者关于“三农问题”的成因分析与解决建议，因“三农问题”本身的指称对象不同而常常 呈现出风马牛不相及的结果。
在“三农问题”的成因方面，可谓众说纷纭，主要包括: ( 1) 人地关系原因，即人地关系的高度 紧张，人口对农业资源、环境的压力; ( 2) 城乡二元结构和社会等级制度原因，即城乡分割对立 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和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以及中国历史上长期积淀形成的社会等级制度在20 世纪的延续和扭曲运行，人为地将国家发展战略分为城、乡两个发展模块; ( 3) 制度歧视与工业 偏向原因，即国家制度对农业、农民、农村的制度歧视，将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放在被动的、次要 的位置，并用剥夺农业支持国家工业化的方式来实现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 4) 结构矛盾原因，即 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以及市场制度的需求同计划制度的安排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 5) 权利 缺失原因，即社会公正失衡与社会排斥以及农民的权利问题，因为农民小而散，没有自己的产业 组织和代表，无法为自己发声; 6) 文化原因，即现代化和城市偏向的文化和思想观念主导了国 家的整体发展战略，因此不仅是政治和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文化问题; 等等。
有学者将这些各执 一词的“三农问题”成因总结为二元结构说、公共产品供给说、基本国情说、分工抑制说、政府管制 说、认识偏差说、就业不足说、收入分配说、缺少利益代表说，或制度原因说( 户籍、土地、农业税、 社会保障等) 、体制原因说( 金融、粮食流通、农村管理等) 、结构原因说( 城乡二元、产业、国民收入分配等) 、人口原因说( 数量、质量等) 、权利原因说( 平等权、自由权、人身权、参政权等) 、矛盾 原因说( 人地矛盾、城乡失衡、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等) ，等等。
同样，关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方案，可谓思路迥异，主要包括: ( 1) 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 化途径，即以现代化为取向，在市场化、民主化和城市化的总体框架下，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加 快人口的城市化进程，实现农民市民化、农业和农村的工业化，逐步提升乡村“现代性”; ( 2) 减少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权重或消灭小农经济路径，即大幅度减少农业人口总量，减少传统农 村数量，降低农业的相对比重，消灭小农经济; ( 3) 自由市场途径，即通过清晰的产权界定， 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尤其要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城乡统一的大市场，使农民能够自由进城、 自由进入企业，资本能够自由下乡，土地能够自由流动; ( 4) 改革途径，即深化农村体制改革， 改革户籍制度、土地承包制度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乡镇政权体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 制; ( 5) 赋权途径，即保障农民权益，提升农民能力，使农民有选择自己工作和生活方式的自 由，并在公共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公共财政等方面使农民享受平等权利; ( 6) 拆 解“三农”途径，即打破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现实关联，实现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自由组合， 把农民从农业和农村中释放出来，把农业从农民经营中释放出来，把农村从承载农业和农民中 释放出来; ( 7) 小农途径，即通过扩大农业的外部规模来维持小农村社经济，推动农民的合作 来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 等等。有学者将“三农问题”的解决视角归结为自由市场派、主流 政策派和小农经济派; 城市派、农村派、文化派、非市场派; 农民利益保护论、城乡统筹发展 论、结构调整论、就业优先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论、市场化带动论、城市化推进论。此外，有 些学者认为进入 21 世纪后，我国农业的绩效总体很好，其问题并不严重，或者说农业问题已基 本得到解决，剩下的主要是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恰当的概念是社会研究、理论形成和学术交流的重要基础。很多研究都建立在学术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