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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况
隋唐五代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长期分裂之后，隋唐重新出现了全国统一的局面，社会经济较之前代有重大发展，思想文化光辉灿烂。五代虽然出现分裂割据局面，但为时短暂，而且南方在经济、文化方面仍有进步。有关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数量上比以前各代增多了，内容也更为丰富。下面先就这一时期有关史料的一般情况和特点作一些说明。
（一）官修史书占重要地位 唐朝设置史馆，由宰相监修。史馆先后撰修成《晋书》等前朝史，其中有《隋书》，记述了隋朝一代史事。史馆还修撰本朝的日历、起居注与实录。日历是修撰官各人所记，每到月末，在馆内评定是非，封存馆中，以备修史之用。起居注在汉代早已有之，唐人说：“起居注者，录记人君言行动止之事”[1] 。实录至迟始于南朝，“杂取编年纪传之法而成之，以备史官采择。”[2] 唐代开始，历代皇帝皆有实录，以日历等为基础修成，大多撰于皇帝身死之后。此外，还有时政记，唐代由宰相编撰，记录皇帝与大臣所论国事，“每月封送史馆”[3]。在实录、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的基础上，再编修国史。唐太宗贞观初，姚思廉撰成纪传体国史。高宗显庆时，长孙无忌等撰国史五十卷。以后吴兢、韦述等续加修撰。唐代的日历、起居注、实录和国史等为后代修唐史提供了原始素材；至今大都已佚失，传世的只有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和韩愈的《顺宗实录》。五代时，各朝也都有实录。
五代后晋时官修《唐书》（《旧唐书》），宋代官修《唐书》（《新唐书》）、《五代史》（《旧五代史》）都是在前代官修实录、国史基础上，综合其他资料修成的。这些官修史书，存在很多缺点，唐代刘知几就曾列举官修史书五大弊病[4]，这是无可讳言的。但是，了解一代历史的基本情况，还必须依赖这些官修史书。在日历、实录等原始资料大量散佚的情况下，依据它们写成的官修史书，便是第一手的资料。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加以忽视。
（二）政书的崛兴 所谓政书乃借用《四库总目提要》的分类名称，用以概述有关典章制度的书籍。《史记》的八《书》，是正史中记载典章制度最早的著作，《汉书》以后，大多称之为《志》，乃是一部史书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唐代修史，在沿袭这一优良传统之外，还正式出现了不少有关典章制度的专著。《唐律疏议》是保存至今我国最早的法典，《大唐开元礼》是朝廷举行典礼的准绳，《大唐六典》是模仿《周礼》编定的有关职官制度的专著。如果说，上述这些尚属某一个别部门的作品；那么，《通典》和《会要》便属于开创性综合各部类而写成的典章制度专著。两者的主要区别是，《通典》是综述厉代，备列上古以至唐中叶的有关典章制度，《会要》的分类比《通典》为细，而且是断代为书。《唐会要》、《五代会要》和《通典》都保存了很多重要的历史资料，后面将作具体说明。
（三）别集显著增多 宋人统计，自东汉至唐末，有别集七百余家，有总集七十五家[5]。可是，唐以前的别集传留至今的为数极少。唐代的情况就不同了，《旧唐书· 经籍志》所录开元盛时书目，其中文集不过百余部，《新唐书· 艺文志》记唐人集多达五百余部，大致按原集模样流传至今的仍有几十部，若与辑佚所得合计，唐人集尚有二百部以上。以唐人记当代事，有不少是可以弥补史事遗缺的。
（四）地图、地志学的大发展 适应隋唐大一统政治局面和商旅往来频繁的需要，地图地志学有了很大的发展。“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故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一五一卷，《区宇图志》一二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其余记注甚众。”[6]《区宇图志》是我国第一部一统志，可惜早已失传。其余两种是各州郡图经和风俗异物等杂地记综合编成，乃是大部头的地志著作。隋代，在张掖参与与西域互市工作的裴矩，撰《西域图志》三卷，在当时亦颇有名。唐代，各地要定期（三年或五年）向朝廷造送地图，称为图经。《鸣沙石室佚书》所载唐人写本《西州图经》和《沙州图经》是我国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方志。《新唐书· 艺文志》记载唐朝先后有长安四年（704 年）、开元三年（715 年）和元和时的三种十道图。自唐以至五代，这种地图都要随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加以修改[7] 。唐代，鸿胪负责接待外宾，因得以熟悉国外情况，绘编外夷图、职贡图[8]。曾经担任鸿胪职务的贾耽，“凡四夷之使及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险夷，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原流”[9]，于是，撰成《陇右山南图》和《海内华夷图》。由于绘图注意到了国内和域外，故称之为“华夷”。同时，图上还注意古今地理之别，“其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今古殊文，执习简易”。比之晋朝人裴秀所绘地图是个重大进步。地志方面，唐贞观中，魏王泰等撰《括地志》五五O 卷，以“贞观十三年（639 年）大簿，凡州三百五十八”为准绳[10]，叙述了唐朝政权的建置沿革乃至山河形势、风俗物产、古迹等等，可惜全书久佚，今仅有辑本传世[11]。中唐时，贾耽撰《古今郡国道县四夷述》四十卷，也是全国的总地志，详记古今地理沿革。他本人还亲自把它删繁撮要为《贞元十道录》四卷，人们誉为“提其要会，切于今日，… … 制万方之枢键，出千古之耳目。”[12]其书久佚，敦煌发现残页，收录于《鸣沙石室佚书》。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四十卷，下面另行介绍。在全国性的地理著作之外，还有更多的其他地理著作，韦述《两京新记》记述长安、洛阳之事。宋人宋敏求《长安志》、元人李好文《长安志图》乃专叙长安之事。唐人樊绰撰《蛮书》十卷是研究唐代南诏所在云南地区历史与地理的重要著作。刘恂撰《岭表录异》三卷，段公路撰《北户录》三卷，乃唐代岭南地理的描述。莫休符《桂林风土记》三卷，乃记其亲身见闻，但今已佚二卷。玄奘《大唐西域记》十二卷是叙述今新疆、中亚和印、巴、斯里兰卡等一百三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史地的重要著作。
（五）杂史、故事、笔记的增多 唐代以来，文化教育有了很大发展，文化用品的生产比过去增多，加以有些文人不满官修史书，私人著作大量问世。这里所说杂史、故事、笔记的内容广泛，诸如典故、职官、时令、法令、传记、释道、卜筮、音乐、杂艺、异闻、琐谈等等，无所不包。唐代这一类作品为数相当可观，其中有许多当代历史资料。宋、元时期这一类作品更多，其中也有不少关于隋唐五代史事的记述。《唐代丛书》中所收这一类著作便有一百六十四种，但多为原著的节录，没有收入的作品还有很多。宋初编辑《太平广记》时，广泛收集了大量野史、传记、故事、小说等等。元、明时人陶宗仪所辑《说郛》、明人顾元庆辑《文房小说》，其中都有不少唐、五代时的书篇。鲁迅的《唐宋传奇集》，在卷末“稗边小缀”中，严谨地撰写了有关校正考释的文字，很有便于读者。从这类作品中认真爬梳，博采旁搜，颇有裨于史事。
（六）类书的出现 类书近似于现代的百科全书，它兼收四部诸书，分类抄撮而成。曹魏时所撰《皇览》为类书之祖[13]。类书“杂错漫羡，而无所指归”[14]，《隋志》和《旧唐书》都把它归入子部杂家类。《新唐书· 艺文志》始创“类书”一目。隋以前的类书如《皇览》、《类苑》、《华林遍略》、《修文殿御览》等等早已亡佚。现存类书比较有名的是《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书。一些散佚的古籍，往往在类书中得以保存其部分文字，因此，类书对于研究历史是很有用的。
（七）碑志众多 北朝以至隋唐五代，墓碑石志数量众多。宋太宗时，编辑《文苑英华》，收碑志文一二六卷，其中绝大部分是唐人所撰。以后，欧阳修撰《稽古录》，赵明诚撰《金石录》，都收录不少唐代石志铭文。清人王昶（畅）编集《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其中半数是唐、五代时的碑志。其后，陆耀遹辑《金石续编》二一卷，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一百三十卷，罗振玉所收《昭陵碑录》和广陵、邺下、襄阳等地的家墓遗文，以及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等等，都录入了不少唐人碑志。洛阳出土的《千唐志斋藏石》拓片达一千余帧。建国后三十多年来，全国各地又发现了大批隋唐五代时期的墓志。已发表和尚未发表的大量碑志是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
（八）佛道经典极多 隋唐五代时期，我国佛、道二教传布极盛。佛经翻译比前代更多。自隋代开始，佛教内部开始创立宗派，至唐代更为盛行，标志着佛教的日趋中国化。《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著录了大量佛道方面的典籍。从有关史事的角度来看，佛教史的典籍，有唐释智升撰《开元释教录》二十卷，记汉明帝以至唐开元时传、译经的目录。唐释道宣撰《续高僧传》三十卷，又《广弘明集》三十卷，分别从不同侧面记载了南北朝后期（梁）至唐高宗时事。宋释赞宁撰《宋高僧传》三十卷，除个别为宋僧外，绝大部分是唐、五代时僧人之传记。唐释道世撰《法苑珠林》一百卷，记六朝、隋和初唐的佛家故实。宋释志磐撰《佛祖统记》五四卷，自称“依仿史法，用成一家之书”，把释逛等人列为本纪，将“诸祖旁出为世家”，其他为列传，另外还有表、志等等，书中并涉及不少佛道交争。关于这些典籍的史事情况，可参看陈垣撰《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一书。就隋唐佛教来说，陈书中没有提到的重要典籍，还应补充隋释灌顶撰《国清百录》四卷[15]，它记录了天台宗智顗（已）等人与陈、隋王朝往来文书一百余件，其中杨广（隋场帝）与之往来书、敕占六十余件，内容都较为重要。唐释彦宗撰《法琳别传》三卷[16]，记隋唐之际法琳宣扬佛法和与道徒斗争的故实甚详。唐释义净撰《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又《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义净乃玄奖之后出国求法著名高僧，所撰不仅记佛事，还有关于社会状况的资料，并记唐时去西域求法高僧五十六人事。此外，日本高僧圆珍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四卷，释元开撰《唐大和上东征传》。这些都是研讨隋唐佛教史和社会历史的重要参考读物。佛教有藏经，道教也有经典，《隋书· 经籍志》记道书共三七七部，一二一六卷。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序》便谈到了道藏的正式出现。其与史事有关的，如杜光庭撰《道教灵验记》十五卷、又《神仙感遇传》五卷、《录异记》八卷，南唐沈玢撰《续仙传》三卷，北宋张君房撰《云笈七签》一二二卷，隐失玉简撰《疑仙传》三卷，《太平广记》中也录有不少道教方面的内容，均可供参考。
（九）史评的出现 唐宋以来，史学评论之风日盛。唐中宗时，刘知几撰《史通》内外二十篇，是我国古代有名的史学评论著作，在史学史上占居重要地位，这里不须多说。作者久居史官，博览古籍，为了便于评论古今史籍，他往往将汉魏六朝、隋和初唐时的不少史书一再加以引述。现在，诸书皆亡佚，就其所引，得以了解诸旧史的若干片断，因此，《史通》在史料学方面也有一定价值。至若范祖禹撰《唐鉴》二四卷，议论唐代“治乱兴废之由”，宋代蔡蓧（右）《铁围山丛谈》说宋人很推重它，但遍查书中所述史事，无出《资治通鉴》之外，它在史料学上并无价值。
第二节多种体裁的基本史料书
隋唐五代时期的史料，主要是历代官修史籍（包括纪传体正史、编年体《通鉴》、称为政书的《唐律疏议》和《六典》，以及若干总集），某些私人著作也占居很重要的地位（如《通典》、《新五代史》、《元和郡县志》等）。本节先将最主要的史籍略予介绍。
（一）《隋书》八十五卷 唐魏征等撰。刘知几说：“隋史，当开皇仁寿时，王劭为书八十卷，以类相从，定其篇目，至于编年纪传，并阔其体。炀帝世，唯有王胄（昼）等所修《大业起居注》，及江都之祸，仍多散逸。皇家贞观初，敕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共撰成《隋书》五十五卷，与新撰《周书》，并行于时。”[17]可见《隋书》纪传乃是单独成书。《隋书》的“十志”，即《五代史志》，其编纂经过在上一章已经说过。传世的《隋书》，纪传题魏征撰，志题长孙无忌奉敕撰。正由于纪传与志分别由不同的人在不同年代所撰，体例不一，很难相互照应。郑译、牛弘、裴政等传都提到论乐事在《音律志》，今本《隋书》却是《音乐志》、《律历志》分开，而没有《音律志》。《何稠传》记大业初，营造舆服、羽仪，事见《威仪志》《阎毗传》记议车舆事，语在《舆服志》。今本《隋书》并无威仪、舆服二志，而只有《礼仪志》。赵翼赞誉“《隋书》最为简练，盖当时作史者皆唐初名臣，且书成进御，故文笔严净如此”[18] 。然而，隋《纪》历叙九锡文、禅位诏，都是赘累无用之文，刘知几指责“《隋书》王劭、袁充两传，唯录其诡辞妄说，遂盈一篇”，说它比王劭所撰齐、隋二史，“叙事烦，… … 为失益多”[19]。何况，文字简练，往往要遗漏重大史事。杜宝撰《大业杂记》十卷，“序言贞观修史，未尽实录，故为此书，以弥缝阔漏”[20] 。刘仁轨撰《行在河洛记》十卷，也是为了弥补隋史记隋末事迹遗缺而作，可见唐初人对《隋书》并不满意。
除《隋书》和两唐书所记隋史外，还有唐人张大素《隋书》三十二卷等十余种，但后皆亡佚，只有魏征主编官修《隋书》流传，成为后人研讨隋史的主要资料来源。
隋代享国三十余年，杨素、王谊等传记载隋文帝优待臣僚，赏赐田地，不愿减功臣之地以给百姓。隋朝的国库积存了可支用达数十年的大批粮、绢。那时力役、兵役频繁，赋税苛重，刑法严酷，劳动人民为此不断进行反抗斗争。《隋书》的纪、传中记载了不少这类重要的资料。
关于《隋书》诸志，固然最初是和纪、传分别流传，不过，修志之初，便明确以隋为主体。颜师古于永徽元年（650年），撰《隋书地理志》三卷[21]，以隋炀帝大业五年（6 的年）的地理状况为准，记载了全国郡县户口山川形势、建置沿革，以及各地区的风俗物产，并提供了当时国内外交通状况的重要资料。对隋以前的地理情况，该志只是顺便涉及，略有附注而已。《食货志》和《刑法志》的编写也大致和《地理志》相近，以隋事记载为详。其他各志记梁、陈、齐、周事略多，但仍以隋代为详。例如《乐志》三卷，隋事居半，其中介绍了郑译从龟兹人苏栀婆所得七调，成为唐代燕乐调的本源；又介绍了隋大业中所定九部乐的源流、歌曲、乐器等等，乃是中外合流的重要音乐史料。总之，《隋书》十志所记隋史部分较详，是研究隋史的重要资料来源。
（二）《旧唐书》二百卷 后晋刘昫（续）、张昭远等撰。后晋开运二年（945 年）六月，修成奏上，后世称《旧唐书》。唐亡以后，典籍散逸，经过三、四十年，至后晋天福六年（941 年）二月，“诏户部侍郎张昭远、起居郎贾纬、秘书少监赵熙，吏部郎中郑受益、左司员外郎李为光等同修唐史，仍以宰臣赵莹监修。“[22] 参加编修的还有吕琦、尹拙二人[23] 。当赵莹”监修国史日，以唐代故事残缺，署能者居职，纂补实录及修正史二百卷行于时，莹首力焉。“[24]他在天福六年四月上奏说：“自李朝丧乱追五十年，四海沸腾，两都沦覆，今之书府，百无二三，… … 今据史馆所缺唐书实录，请下勒命购求”，在这个奏章中，详细列举了应收购的唐朝实录和各种公私记载，作为计划中编写纪、传和十志的依据[25]。这说明《唐书》编写工作伊始，赵莹很注意选拔人才、组成编写班子，还提出了完整而庞大的搜集整理资料和编写工作的计划，并得到了朝廷的批准。计划付诸实践时，自然会出现若干新的变化。《旧唐书》诸志，在职官、天文、五行、刑法、经籍、音乐诸志而外，新增了未列入计划的《食货志》与《舆服志》，并改《郡国志》为《地理志》、《礼志》为《礼仪志》、《律历志》为《历志》。总的说来，计划在付诸写作实践中改变不大。当修撰成书之日，赵莹已罢相，便不得署名。刘昫时以宰相监修国史，领衔上奏，故得署名，昫实无撰述之事[26]。
唐帝国存在前后垂三百年，自高祖以至武宗，历代修有实录。在实录基础上撰写国史，唐初令狐德棻、姚思廉等人便已开始。中宗时，武三思监修国史，史官吴兢不遂意，乃私撰《唐书》、《唐春秋》，书稿未成，出为荆州司马，便以史稿自随。肖嵩监修国史时，派人索取，得书六十五卷[27]。韦述接续撰写，“始定类例，补遗续阙，勒成国史一百十二卷，并史例一卷。”[28]安史之乱发生，“国史一百六卷，开元实录四十七卷，起居注并余书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并在兴庆宫史馆，京城陷贼后，皆被焚烧。”[29]事后，官府出钱大力收购，“数月之内，唯得一两卷”。当两京陷没，玄宗逃亡入川时，“韦述抱国史藏于南山”，其后，“以其家藏国史一百十三卷送于官”。到了唐末大乱，“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旧时遗籍，尺简无存。”[30]因此，五代梁、唐二朝为了编纂唐史，大力搜集资料，梁悬赏购买，但收获不多，后唐从成都搜访所得九朝实录乃是韦述所编。贾纬”以唐代诸帝实录自武宗以下，阙而不纪，乃采掇近代传闻之事及诸家小说，第其年月，编为《唐年补录》凡六十五卷“[31]，”论次多所阙误，而丧乱之际，事迹粗成，亦有补于史氏“[32]。《旧唐书》正是在唐末资料奇缺情况下，在过去国史的基础上缀补编成的。
长期来，人们认为《旧唐书》芜杂、多阙略，文笔也不好，对它的评价不高。清人赵翼列举了许多具体事例，说”五代修唐书，虽史籍已散失，然代宗以前，尚有纪、传，而庾传美得自蜀中者亦尚有九朝实录。今细阅旧书文义，知此数朝纪传，多钞实录、国史原文也，凡史修于易代之后，考覆既确，未有不据事直书，若实录、国史修于本朝，必多回护，旧书回护之多，可见其全用国史实录，而不暇订正也“。”至（武宗）会昌以后，无复底本，杂取朝报、吏牍，补缀成之。故本纪书吴湘狱案至千余字。咸通八年（867 年）并将延资库计帐贯匹之数，琐屑开入，绝似民间计簿，其除官必先具旧衔，再入新衔，如以某官某人为某官，下至刺史，亦书于本纪，是以动辄累幅，虽邸抄除目，无此繁芜也“[33]。钱大昕也说：“按旧史本纪，前后繁简不均，睿宗以前，文简而有法，明皇肃代以后，其文渐繁，懿、僖、昭、哀四朝，冗杂滋甚。盖唐初五朝国史经吴兢、韦述之手，笔削谨严，中叶以后，柳芳等虽非史才，而叙事尚为完备，宣懿而后，既无实录可稽，史官采访，意在求多，故卷秩滋繁，而事迹之矛盾益甚也”[34]。但我们从史料学角度评论，优良并非在于文简，详杂也不一定算坏。顾炎武便说：“《旧唐书》虽颇涉繁芜，然事迹明白，首尾详赡，亦自可观”[35]。赵翼本人也曾承认：“此书如庞勋之乱、黄巢之乱，李茂贞、王行瑜等之劫迁，朱温之篡拭，即于本纪详之，不待翻阅各传，已一览除如，（司马）迁、（班）固本有此体，非必纪内只摘事目也”。王鸣盛把这个问题说得更透彻，“宣、懿、僖、昭、哀五朝皆无实录，既无实录，其事迹易致遗失，而昫时相去近，比宋敏求传闻更确，纂修者偶尔访求而得其详，唯恐泯灭，故遂不惮多载之与！… … 新书于旧纪奋然涂抹，仅存无几。若《哀纪》旧约一万三千字，而新约只千字，… … 使新书存而旧竟亡，读史者能无遗憾乎？ “[36]这是言之有理的。
毋庸讳言，《旧唐书》编撰时，加工较差，以致出现不少重复。如黄巢退出长安后，杨复光的《收复京师露布》文字冗长，既载之于《僖宗纪》，又录之于《黄巢传》。蒋乂（爱）谏张茂宗尚公主疏，既载于《张茂宗传》，又记于《蒋乂传》[37]。有些人如杨晨、王求礼、肖颖士等都是一人两传。书首传目中有韦况，传中并无其人。传文说韦叔夏另有传，实际却没有。纪传中多次出现”今上“、”上即位“， “至今赖之”一类文字，乃是沿袭旧史的明证。顺宗纪论题史臣韩愈、宪宗纪论题史臣蒋系，刘仁轨传、郝处俊传的史臣日，直接间接引用韦述之言等等，也是《旧唐书》大量抄录国史之证据。在纪、传中大量完整地收录不少皇帝诏敕和臣僚们的奏疏、表章、对策和论文、诗赋，文字风格差别很大，确是显得冗杂。但因此它更是资料的库藏，是《新唐书》所不能比拟的。司马光编写通鉴唐纪时，包括唐懿宗以后的纪事，亦专取《旧唐书》，是有道理的。
《旧唐书》有十一志、三十卷。《礼仪志》七卷，篇幅最大，主要是根据一百五十卷的《开元礼》改编而成，由于唐朝重视封建礼仪，并曾以礼开科取士，故编列于诸志之首。《音乐志》四卷中，首叙郊庙乐与军乐，次述宴乐，三叙郊祭乐章，四述宗庙乐章，文字多本之于《通典》，其中对南朝时的吴声、西曲之起源及其歌辞，叙述较详，而对唐代的宴乐歌辞，说是“词多不经，不复载之”，这是不对的。《五行志》列举各地的自然灾害（水、旱、虫、蝗、火灾、地震等），其中有不少民生困苦和工商业、内外交通史的资料。《地理志》记录了全国边防、镇戍的分布和兵马人数，并以天宝十一年（752 年）疆域为准，分道叙述了各地州县设置和户口等情况。《职官志》主要记载了永泰二年（766 年）官品、有关职官制度的沿革，其中有不少是一字不易地照抄《唐六典》。《食货志》比较集中地谈到唐代田制、赋税、钱币、盐法、遭运、仓库乃至杂税、榷酤等有关经济史料。《经籍志》以开元盛世为准，记录了经史子集四部存书的情况，志序还扼要谈到了安史乱后直至后梁迁洛期间，国家书籍的残损情况。总的说来，《旧唐书》诸志，多存在错讹和重大遗漏，但它也集中了不少有用的资料，成绩是应该肯定的。
《旧唐书》编撰完成后，当时只称为《唐书》。《四库提要》卷四六说：“自宋嘉祐后，欧阳修、宋祁等重撰新书，此书遂废，然其本流传不绝”。说《唐书》在《新唐书》修成后“遂废”是不正确的。宋代官私书目都列有《唐书》，它不过是在吹捧《新唐书》的颂扬声中受到了冷遇，自南宋初年刻印之后，久无刻本。明代中叶，有人在吴中张、王二家分别获得宋版《唐书》的列传和纪、志。嘉靖十七年（1538 年），余姚闻人铨等予以重刻，但传布不广。明清之际，顾炎武建议兼刻《旧唐书》，直至清乾隆时，《旧唐书》始得复刻。由于它长期没有印本，书中已有不少残缺以及相互歧异之处。清代学者罗士琳、岑建功撰有《旧唐书校勘记》六十六卷、《旧唐书逸文》十二卷，颇便参看。沈炳震用功十年，撰《新旧唐书合钞》二百六十卷，取二书之所长者为正文，以次要者为注。大多数纪、传都以《旧唐书》为正文，将《新唐书》记载有出入者入注，事同文略者不录。新书新增列传，则以新传为正文。旧书诸志如地理、仪卫、五行、天文等志或缺或过于疏略，便以新书志为正。职官、刑法、舆服等志仍以旧志为正。编者对两唐书中记载互异者，常加按语，发表自己意见。通观《合钞》全书，大致是以《旧唐书》为主，而以《新唐书》所载分别注入。如此分割二书，进行改编，有时还改动了原书的文字，自然不妙。但有此一书，可以大致备悉两唐书之所长，故亦为有用之作。有人不认真核读，以为《合钞》是以《新唐书》为主，那是不符合实际的。
（三）《新唐书》二二五卷 宋宋祁、欧阳修撰。宋祁，《宋史》卷二八四有传，欧阳修，《宋史》卷三一九有传。宋仁宗对《唐书》的文笔不满，下令设立书局，先后调集一批文人重撰唐史。经历十七年，嘉站五年（1060 年）编完，由提举官曾公亮领衔表进，表中批评五代所修《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38]。这次修书的实际负责人是宋祁与欧阳修。王鸣盛曾指出二人修撰唐书有先后，并非同时奉命，叙述颇为有理[39]。宋人还记载说：“旧例修书止著高官一人名衔，欧公日：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于此书用力久且深，何可没也’！遂于纪、传各著之。宋公感其退逊”[40]。
编写《新唐书》的分工情况，宋人赵彦卫说：“本朝修《唐书》，曾鲁公提举，欧阳公分修帝纪，宋祁公修列传，而志、表则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雯分修。今观《百官志》乃《唐六典》，《地理志》乃《十道志》、《礼乐志》乃《开元礼》云。[41]“刘羲里所编长历很好，司马光编修《通鉴》时屡用它，”及修唐史，令专修律历、天文、五行志。“[42]宋敏求在辑录《唐大诏令集》之外，又”补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百四十八卷。[43]“所有参加编修人员各自发挥所长，大大有利于全书的顺利完成。欧阳修说自己”到局日不多，用功最少“，并非故意谦逊之语。《进新修唐书表》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千旧，至于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传纪实，或增或省。”晃公武说：“旧书约一百九十万，新书约一百七十四万，而其中增表”[44]。据统计，旧纪有三十万字，新纪仅九万字。陈振孙说，《新唐书》“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十一，志三，表四”[45]。总的说来，新书志、表文字比旧志增加，但它也力求文字简略，如《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同州条注：“凡州郡县无所更置者，皆承隋旧。”从此便削去旧志所叙地理沿革，省文不少。
《新唐书》本纪中大删繁文的同时，还增加了一些资料，所增之事多是比较重要和有意义的，可参看赵翼《咳余丛考》卷十《新旧唐书本纪繁简互有得失》条。但新书大删旧传所录诏令、奏疏、诗文等，或将它改成难读的散文，井不高明。在多数列传中，新传也增加了一些内容。说新书对唐后期史事增加了不少内容，这是确实的，如果认为对唐前期史事井无补充，那就不对了。列传首篇《李密传》，李密在《隋书》、《北史》、《旧唐书》都有传，四传所记，互有出入，新书密传编撰在最后，仍增进了若干重要内容。又如新书《李劫传》记i 豹在立武后之争时的态度、《房玄龄传》记他关于创业与守成难易之对、《魏征传》记所上十渐疏文、《韦弘机传》记修李弘陵墓役夫的反抗，诸如此类唐前期诸臣各传所增材料并不少。至如新书增立诸传，除个别如《宋务光传》，基本上是取材于《旧书· 五行志》所收疏文而外，绝大多数列传乃是编者收集资料而补作的。将两唐书的纪、传比勘对读，可以发现不少问题，清人已有不少论说，颇便参览[46]。
《新唐书》的志，大多比旧书为详。《食货志》由两卷增至五卷，有关屯田、和来、矿产、职田、傣料等方面的内容，都是旧书所没有的。钱币部分虽然文字不如旧书一洋尽，但也增入了不少内容。《地理志》由四卷增至八卷，内容有不少革新。它大量记载全国各地河渠破堰的开凿与灌溉，可帮助了解唐代农田水 利。它记录各地土贡，使人得以了解诸道）. I ， t 县的土特产情形。它逐一开列各地所设军府、军镇守捉防戍，可以由此窥见唐代军事部署情况。它将羁糜州集中在一卷叙述，可帮助了解唐代各少数民族的住居分布及其开发情况。它扼要记录贾耽“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使今人对于当时由内地至边睡，由广州至东南亚和西亚地区的交通线得以有具体的了解。
《新唐书》在正史中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和《仪卫志》，为《宋史》以后诸史所沿袭。《兵志》记载了唐代军事制度及其变化的简史，赞美府兵制，但对于它的内容却言之不详，对府兵制败坏后，扩骑、长征健儿、衙军的种种情况，也是语多疏略。同时参加编撰的吕夏卿显然也不满意，“别著《兵志》三卷，自秘之，戒其子弟勿妄传”[47]。清人钱大听、王鸣盛等人对新书兵志多所匡正[48]。近人唐长孺撰《唐书兵志笺正》四卷，根据现存资料，校出了其中的不少错误。《选举志》主要是依据《通典》所记有关选举的内容改写而成，记述了唐代官吏的来源、学校科举和官吏锉选、考核等方面的资料，可是甚至连《册府元龟》的《锉选部》和《贡举部》的许多内容，也都没有收录，由此可见其粗略。
自《史记》、《汉书》之后，诸史均不设《表》。《新唐书》有宰相、方镇、宗室世系和宰相世系四表，共二十五卷，编成并非易事。周密说：“欧公著族谱，号为精密”[49]。初置史局便参加了工作的吕夏卿“学长于史，贯穿唐事．．… … 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云”[50]。四表对唐代宰相的进退，地方藩镇势力的消长离合，宗室世系的兴衰与升降，以及担任宰相的族系升降等情况，提供了必要的资料。其中《宰相世系表》尤为有名，但存在问题也不少。宋人已说．： “新唐宰相世系表替承用逐家谱碟，故多有谬误”[51]。清代学者对它指责者更多，列举内容也更具体。近人岑仲勉考证《宰相表》和《宗室世系表》乃以《元和姓纂》为骨干编成[52]。
从史料学角度来评价新旧唐书，二者是各有所长的。王鸣盛说：“今平心观之，二书不分优劣，瑕瑜不掩，互有短长”， “新书最佳者志、表，列传次之，本纪最下；旧书则纪、志、传美恶悉相等”[53]。这个总的评价，大致是公允的。
《新唐书》问世后，吴縝撰《新唐书纠谬》二十卷，列举新书之失有八大类，分为二十门，计有四百余事。如卷九，列举了纪、表、志、传不相合者五十四条；卷十，指出一事两见而异同不完者二十二条，大多言之中肯。但吴氏也有说错了的。清嘉庆时，赵绍祖撰《新旧唐书互证》二十卷，以新书为主，罗列《旧书》、《会要》、《新书纠谬》、金石录、《通鉴》和《考异》、以及清人卢文粥、钱大听等人的著述，作为考辨，说明两唐书有关史事的是非。但它并非逐条考证，仅将自己认为可疑者考辨之，可供参考。清末唐景崇作《新唐书注》，体裁类似集解，将旧书记载足以与新书参证异同的，以及唐宋以来人们有关同一事的记载都分别引以入注，借以纠谬、补阙和疏解。书稿没有完成。1935 年北平印本《唐书注》十卷，仅限于本纪。王先谦撰《新归唐书合注》，以新书为主，将旧书比附新书而并存。这部书虽在王氏生前完成，解放以后，又由瞿蜕园标点完毕，但至今却仍未公开出版。从清末已经单独刊行的《’魏征传》和《安禄山传》来看，王氏对历代学者自吴縝《新唐书纠谬》以至钱大昕、赵翼、王鸣盛、赵绍祖等人的有关考证成果都逐条收入，而又不变更原文，治学比较谨严，有此一篇，可省翻检之劳，故为有用之作。
（四）《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 宋薛居正等撰。薛居正，《宋史》卷二六四有传。开宝六年（973 年）四月“戊申，诏参知政事薛居正监修后梁、后唐、晋、汉、周五代史”。七年闰十月“甲子，监修国史薛居正等上新修《五代史》百五十卷”[54]。当时，“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同修”[55]。它成书迅速，在于五代各朝均有实录，并且在历朝实录的基础上又改编成了实录简编。王应麟说：“《建隆五代通录》六十五卷。建隆中，昭文馆大学士范质撰。以五代实录共三百六十卷为繁，遂总为一部，命曰通录。肇自梁开平，迄于周显德，凡五十三年”[56]。修史诸臣主要根据范质撰实录简编并参考各期实录以成五代史。赵翼指出：“今案其记载，不惟可见其采取实录之迹，而各朝实录之书法，亦并可概见焉”[57]。
宋朝编修《五代史》时，南唐、吴越、北汉等国尚未灭亡，“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4具，可以征信。”[58]因而薛史受到宋人的重视，司马光修《通鉴》，胡三省撰《通鉴注》，都从中取材；沈括、洪迈、胡应麟等人的著作也多加援引。可是，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 年）十一月，“诏新定学令内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59]。此后，薛史逐渐稀少，“元明以来，罕有援引其书者”。明代编撰《永乐大典》时，按韵将该书分割纳入。清乾隆时，四库开馆，已找不到薛史原本，馆臣邵晋涵等人自大典各韵－－一誊录，又复将宋人著作中引有薛史文字者加以抄辑以补其缺。薛史原书的编例不明，仅从列传行文获悉其为断代成书，乃将辑录所得重编为《梁书》二四卷、《唐书》五十卷、《晋书》二四卷、《汉书》十一卷、《周书》二二卷、《世袭传》二卷、《僧伪传》三卷、《外国传》二卷、《志》十二卷，总共为一百五十卷。
薛史据实录编成，许多讳饰虚美，未及删削，如《张全义传》大为赞美其治洛等功勋，而讳言他大量的丑恶秽行。薛史中的世袭传，大体相当于《史记》中之世家，把那些没有称帝而自传子孙、实际是独立政权的陕西李茂贞和高万兴父子、灵州的韩逊、夏州的李仁福、荆南高氏、楚之马氏、吴越钱氏都列为世家。另有僭伪传，则类似《晋书》的载记，是指己称帝的吴、南唐、闽、南汉、北汉、前蜀、后蜀、大燕（刘守光）。《五代史》对这些独立政权的史事记载都极为简略，此当与其主要据实录编成有关。
薛史直接抄录国史，少有刊削，在纪传中，保存了不少有用的资料。现存十志十二篇[60]，多残佚不全。四库馆编定薛史凡例说：“薛史诸志，《永乐大典》内偶有残缺，今俱采《太平御览》所引薛史增补，仍节录《五代会要》诸书分注于下，用备参考。”礼、食货、刑法、郡县诸志都没有序言，《食货志序》乃据《容斋三笔》所录文字补入[61]。选举、职官、五行诸志，保存比较完整。《职官志序》说：“今之所撰，不敢相沿，… … 或厘革升降，则谨而志之”。即不记沿袭唐制之官，只记有所变异的职官，可能其他诸志也是如此办理。这个处置是可取的。可惜，诸志所记史事过于简略，如《食货志》中，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措施，完全没有记载，与广大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赋役、钱币等事，史文也很少，即使是记录较为详细的盐法部分，也有不少重大遗漏。在《五代会要》、《册府元龟》乃至《宋史· 食货志》中都有不少史事，可惜四库馆臣也未录以补充。
辑本薛史经四库馆臣努力复原，并参考引证百余种书目以资考证，采辑之功甚勤。乾隆四十年（1775 年）缮写进呈时，逐条注明了原文出处，并将有关考证列于正文之下。这种做法是很可取的。但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刊印时，却删去了辑文出处，并改动了不少正文和注。章钰曾据乾隆时的校抄本与殿本对勘，知“已失邵二云稿本面目’，[62]。陈垣曾拟以《册府元龟》等书重新整理薛史，撰写了《旧五代史辑本引书卷数多误例》和《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三卷共一百九十四条。可惜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旧五代史》时，点校者未能很好吸收其成果。
（五）《新五代史》七十四卷 宋欧阳修撰。《宋史》卷三一九本传说，欧阳修”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本名，它是唐代设馆修史之后，历代正史中唯一的私人著作。晁公武说：“欧阳永叔以薛居正史繁猥失实，重加修定，藏于家。永叔没后，朝廷闻之，取以付国子监刊行，国史称其可以继班固、刘向，人不以为过”[63]。
《新五代史》出于私撰，但由《欧阳文忠公外集》卷十七、卷十八、卷十九《与尹师鲁书》、《答李淑内翰书》等篇，可知欧阳修撰是书经历了长期探索，并与友人反复商量过。他断断续续私修五代史，费时甚多。
欧阳修以为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法，他撰《五代史纪》以治法而正乱君，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64] 他将五代诸臣只事一朝者称某臣传，历仕诸朝者列入杂传。而且，别出心裁，特立了许多奇异名称的类传，如义儿传、一行传、伶官传、家人传、死节传、死事传、唐六臣传等。通过这些名目繁多的传名区分，以及史文中的用字差异，以贯彻他的褒贬原则。另外，它尽量简化薛史之文，注意事增文损。如薛史帝纪六十一卷，新史删并为十二卷，还注意适当增进内容，如在本纪中，新增边疆各族与五代的贡使关系。薛史录周世宗毁佛诏文八百余字，新史简化成十余字。至于列传中如赵在礼、孔谦、史建瑭、王晏球、安重诲、苏逢吉等，记事均比薛史为多。薛史记十国事只有二卷，新史增为十一卷，其中有一卷是十国年谱，即相当于十国年表。又有“四夷附录”三卷，记奚、契丹、吐浑等情况，也比薛史内容增详。新史内容增加的主要来源是杂采笔记、小说。赵翼认为“欧史博采群言，旁参互证，… 故所书事实，所纪月日，多有与旧史不合者，卷帙虽不及薛史之半，而订正之功倍之。” [65]王鸣盛说：“僭伪诸国，皆欧详薛略。蓋薛据实录，实录所无，不复搜采增补，欧则旁采小说以益之。南汉世家，… 其事甚备，而薛史皆不及。”“北汉刘氏事，则欧史为详，薛史反略，不但因薛史成时，刘氏未亡之故也，即其叙刘崇，不过六七百字，欧史则一千五百余字，至崇子承钧及承钧养子继恩、继元相继袭位，而薛史承钧只一句，继恩、继元并其名不见，欧史则叙至一千八九百字。薛史成于开宝七年（974 年），继元在位已七年，薛居正但就史官已录者抄撮成书，其余概不添补”[66]。所说都是事实。欧史不立志，仅有司天、职方二考。欧阳修不撰食货、选举、兵、刑等志，无疑是重大缺点。他主观地认为五代典章制度不足为后世法，仅撰二考以备稽查。《司天考》说：“刘羲曳为予求得其本经，然后王朴之历大备”。清人钱大听认为“刊修唐史时，（欧公）与羲史同局，天文、历志皆出羲史一手，此书司天考，亦必出于羲史也”[67]。鉴于五代时疆宇交错，很难以文字表达明白，为了准确反映现实情况，欧阳修将表志改革为职方考，深受王鸣盛的推崇，说“此考虽简略，然提纲挚领，洗眉刷目”[68]。通看此考所列，便知五代土地，以梁为最小，后汉差大，周又大，而后唐为最大。
欧史问世时，便有徐无党注。邵晋涵《南江书录》说：“徐无党注发明义例，疑亲得于修所口授者，然但有解话，而不详故实与音义，是亦史注之别体也”。俞正燮《癸巳夺稿》说：’可欧史本有注，署其甥徐无党名，… … 疑欧自注而署徐名“。姑不论二说之是非，实际上，徐注旨寓褒贬，并无史料价值。
宋人吴縝撰《五代史纂误》五卷，所记”凡二百余事，皆欧阳永叔《新五代史》抵悟 讹也“[69] 。该书甚受时人重视，章如愚等也备引之。但其书久佚。清乾隆时，从《永乐大典》辑出一百十二事，按《宋史· 艺文志》所记，整理分析为三卷，略具梗概。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杨陆荣未见吴氏《纂误》，亦就欧史疏谬，撰成《五代史志疑》四卷；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 吴兰庭通过校订五代史，撰《五代史记纂误补》四卷，都揭示了欧史的若干错误，可供参阅。嘉庆时，彭元瑞、刘凤浩二人，先后撰成《五代史记补注》七十四卷，以欧史为正文，以薛史、《册府元龟》、《五代会要》、《五代史补》、《五代史阙文》、《五代史纂误》、《此梦琐言》等书分注于欧史正文之下。由于欧史原有徐无党注，故称其书为《补注》。这是一部五代史的史料汇编，对查检五代史事，颇为有用。
（六）十国史籍 唐亡以后，与北方五个王朝相抗衡的有江南九国，加上在华北建国的北汉，合称十国。有关十国史事，薛、欧二史记载都很简略。研讨十国史，除《资治通鉴》外，辑本《九国志》和《南唐书》、《吴越备史》等便是重要资料来源。《十国春秋》成书于清初，用处不大，但它汇集了有关资料，颇便查阅。
《九国志》十二卷 宋路振撰。《宋史》卷四四一本传说：“又尝采五代末九国君臣行事作世家、列传，书未成而卒”。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 年）六月，“驾部郎中路綸献其父振所撰《九国志》五十卷。诏以付史馆。振在真宗时知制诰，所说九国者，吴扬行密、南唐李异、闽王潮、汉刘崇、南汉刘隐、楚马商、西楚高季兴、吴越钱谬、蜀王建、孟知祥也”[70]。其书久无刊本，清乾隆时，邵晋涵从《永乐大典》辑录散编，首尾完善，周梦棠为之按国分编，列传一百三十六篇，析为十二卷，计吴臣三卷，南唐、吴越、前后蜀、东汉（北汉）、南汉、闽、楚、北楚（荆南）各一卷，实为十国。是书列传所记，多可补十国史事之缺。1937 年万有文库排印本，颇便查阅。南唐在十国中为最大，《九国志》仅存南唐《周本传》，至今传世的马令和陆游的《南唐书》，足以弥补其所阙。
《南唐书》三十卷 宋马令撰。《南唐书》十五卷，宋陆游撰。马令，《宋史》无传。陆游，《宋史》卷三九五本传，不记撰南唐书事。陈振孙说：“阳羡马令撰《南唐书》，序言其祖太博元康，世家金陵，多知南唐故事，未及撰次，今纂先志而成之，实崇宁乙酉（四年、即1105 年）。其书略备纪传体。… … “陆游所撰，”采获诸书，颇有史法“[71]。将二书比较，马书纪事较多，并有南唐所灭闽、楚二国列传，可补闽、楚史事之缺，另有《建国谱》，实即《南唐书》的地理志，可惜仅记军州，而不记县名和户口数，未免失之简略。陆书文字简洁，但纪、传记事，不少为马氏书所无，而且还增设了一些列传，故二书可以并存。清末嘉业堂刊印《南唐书补注》十八卷，是以陆氏书为主，将马氏书分别入注，成为《南唐书》的资料汇编，可供参查。
《十国春秋》一百一十四卷 清康熙初，吴任臣撰。吴氏广泛搜集正史、文集、杂史、笔记、地志、僧传、类书、小说等综合编成，为帝纪二十、世家二十二、列传一二八二人，另有五表（纪元、世系、地理、藩镇、百官）。全书包括吴十四卷，南唐二十卷，前蜀、吴越各十三卷，后蜀、闽、楚各十卷，南汉九卷，荆南四卷，北汉五卷。编者对别史之可存者，多加注明，对旧说虚诬之处，多所辨正，所立诸表，尤为可贵。但是书乃汇集众说，并无原始资料，在十国史事散乱的情况下，有此一编，查阅甚便。王鸣盛批评吴氏搜集未广，不少人应该立传而无传[72] ，然未可以此抹煞其搜集之勤。除此而外，记录有关十国史事的杂史、别说，为数不少，这里不一一具录。
（七）《资治通鉴》二九四卷、《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宋司马光撰。司马光，《宋史》卷三三六有传。是书乃司马光之力作。其编写始末，陈振孙有简要介绍：“初，（司马光尝约战国至秦二世如左氏体，为志八卷以进，英宗悦之。遂命论次历代君臣事迹，起周威烈迄于五代，就秘阁置局，神宗御制序，赐名《资治通鉴》。及补外，听以书局自随。元丰七年（1084 年）书成，上曰：贤于荀悦《汉纪》远矣”[73]。为编写《资治通鉴》，朝廷配备了几名高级助手协助撰述。在书局里，助手协助司马光作好“丛目”和“长编”，也就是宋人李焘所说：“窃闻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也，先使其寮采 异闻，以年月日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唐三百年，范祖禹掌之。光谓祖禹，长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今唐纪取祖禹之六百卷删为八十卷是也’：[74]。三个助手分段作出”丛目“和”长编“后，由司马光统一删定成书。助手中，刘恕长于汉史，在书局工作时间最短，刘恕学识渊博，最受司马光赏识，但去世太早；范祖禹入书局最晚，工作时间最长，”从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在洛十五年，不事进取，书成，光荐为秘书省正字“[75]。司马光自称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犊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隐，校计毫厘， … 臣之精力，尽于此书”[76]。他删削长编以为定稿，一一考核史实，并进行文字加工，一千余年的编年史，有如一气呵成，可谓不朽之作。
《通鉴》是编年体的政治史著作，关于经济制度和措施的内容较少，文学艺术和宗教等方面更少。全书原则上不记符瑞、谶纬、占卜、神怪诸事。顾炎武说：“《通鉴》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载兵法甚详，凡亡国之臣，资贼之佐，苟有一策，亦具录之”[77]。书中记载历代大小战争比较详细，单就隋唐五代时的农民战争来说，隋末农民战争和唐代袁晃、裘甫、庞勋、黄巢乃至五代十国时不少起义资料，其中不少是纪传体正史中所没有，或虽见于正史，却是记载混乱，经过司马光加工整理，一般都作了较合适的处理。如果说，《通鉴》中的秦汉纪部分看不到任何新资料，魏晋南北朝部分所用资料约有十分之一左右不见于现存其他史书，那么，唐五代部分的史料，便有半数左右仅见于《通鉴》，因而它是极为宝贵的。由于《通鉴》行文，通例不记出处，只在记事互有出入时，才备列众说，择其可信者从之。司马光自称“参考群书，评其同异，傅归一涂，为《考异》三十卷”。编写《通鉴》所用书目，人们是从《考异》所引书目计算的，具体数字，人言而殊，可以肯定，除现存正史之外，尚有三百种以上[78]。《通鉴考异》总共三十卷，其中隋唐五代部分占二十三卷，由此可见，隋唐五代史事纷繁复杂与删削的不易了。
司马光编纂《通鉴》时，“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因而全书贯彻了“资治”的地主阶级政治观点，在成百篇的“臣光曰”中表达了编者的爱憎。《通鉴》出书以后，世之研究者众多。司马康、史绍、蜀费氏之释文，胡应麟之《通鉴地理通释》，特别是浙东胡三省的《通鉴注》，尤为有名。胡注涉及范围很广，举凡各种典章制度、天文、历法乃至少数族和外国情况都有注，并在注文中逐一指明《通鉴》的前后照应。即就校勘而言，它也多次校正了《通鉴》原书存在的一些错误，并指出《通鉴》行文某些不妥之处。在注文中还引用了若干今已佚失之书（如宋白撰《续通典》等），提供了一些有用资料。胡氏还通过注文，在很多场合抒发自己的爱国热忱，陈垣在抗日战争晚期撰《通鉴胡注表徵》二十篇，对胡注作了充分的阐述，颇值得一读。胡三省以后，对《通鉴》用力最勤的是明末嘉定人严衍，费时三十年，精研《通鉴》，撰成《通鉴补》，列举了《通鉴》中存在的不少问题，多是言之有理。建国后，新出版的《资治通鉴》点校本，吸收了前人的考证成果，校勘也认真，为当前最好版本。
《唐六典》三十卷 唐玄宗御撰，李林甫奉敕注。《六典》编写大致是模仿《周礼· 六官》，体例由韦述制定[79]。张说、肖嵩、张九龄、李林甫四人先后负责总管修撰事宜，具体执笔的有徐坚、韦述等十余人。成书时间一说是开元二十六年[80]，或说是开元二十七年二月[81]。但至迟在代宗、德宗以后，《六典》己流传于世，直至北宋时，仍在沿用。特别是神宗于“熙宁末，始命馆阁校《唐六典》。元丰三年（1080 年），以摹本赐群臣，八月，下诏肇新官制，省、台、寺、监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82]。很显然，《唐六典》对北宋元丰改制也曾起过作用。范祖禹说，《六典》“既有太尉、司徒、司空，而又有尚书省，是政出于二也。既有尚书省而又有九寺，是政出于三也。”[83]《六典》叙官实在重叠，唐代内外官制已与周代乃至汉制都不相同，强行比附，很不妥当。书中注文分别追溯了诸官职的历代沿革，由此可以看出历代官制变革的概略。所述职官成为两唐书官志的依据，《旧唐书· 职官志》有不少地方是一字不易照录《六典》原文。晁公武说：《六典》以三公、三师、三省、九寺、五监、十二卫等列其职司官佐，叙其秩品以拟《周礼》，虽不能悉行于世，而诸司遵用殆将过半，观《唐会要》，请事者往往援据以为实，韦述以为书虽成而竟不行，过矣“[84]。
《六典》中，收入了若干唐代诏令，还记载了不少重要社会资料，因此，它不止是关于职官制度的著作。如”户部“一卷，记有全国各地物产和土贡以及唐代的赋役制度。”兵部“一卷，备列唐代健儿、团结兵、募兵、烽、驿等情况。”太府寺“条，记有全国各地绢布生产及其按质量分等情况。末卷”县令“条，有关于户等制和差科簿等记载。这都是研究唐代政治、经济史的重要资料。
《六典》目前通行的是清光绪时广雅书局刻本。北京图书馆藏有南宋残本十五卷，日本学者拍照以与明刊本合校，在1973 年刊印新本《大唐六典》，内容比国内明、清时刻本较多，例如卷七”工部· 屯田郎中“条所记唐代屯田分布以及唐代官僚职田和公屏田情况，明、清刊本均缺《玉海》卷一七七引《六典》所记屯田数字，删节过多，宋残本却备列各道屯官所管屯田数字，弥为珍贵。因此，日本新刊《大唐六典》乃是当前最佳版本。
（九）《通典》二百卷 唐杜佑撰。杜佑，《旧唐书》卷一四七、《新唐书》卷一六六有传。《旧唐书》本传说：“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 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日《政典》，大为时贤称赏，… 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日《通典》。贞元十七年（801 年），自淮南使人诣阙献之。”这部在《政典》基础上充实内容而成的《通典》，是我国现存有关典章制度最早而又有很大价值的综合性文献。
杜佑自唐玄宗至宪宗六个朝代，长期作官，出将入相。代宗大历初，他担任淮南节度从事，开始撰写此书，
《通典》的篇目安排次序和以往正史诸志不同。自汉代以来，史家通常以礼乐、天文之类置于志首，《通典》却先述食货。杜佑在书序中说：“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可能由于杜佑屡给国家财赋，体验到社会经济对政治、文化的重大作用；在社会经济中，又注意到了农业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因此“食货典”中，先述田制，次谈社会组织、赋役制度、户口盛衰、货币流通和各种杂税，“食货典”十二卷中，涉及到了生产和流通的整个过程，说是“征诸人事，将施有政”，作者是颇有见地的。
另一方面，出身于关中大族的杜佑，受到六朝、隋唐时重礼的社会风气薰陶，因而《通典》一书中，“礼典”居其半。在百卷礼典中，前六十五卷阐述了历代有关吉、嘉、宾、军、凶五礼的情况；后三十五卷，乃是摘抄《大唐开元礼》而成。从唐代以礼设科取士，可以概见礼为当时之所重，通读礼典，对于了解六朝、隋唐时的风俗与社会风尚，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通典》分门别类叙述历代典章制度，以所记唐事最详尽、可贵。唐以前，虽较简略，但也有资料价值。《通典》所记隋代仓库之富，唐代仓储、天宝计帐，以及唐代不少格式和臣僚们的奏疏，都是有关唐史的重要资料。作者意识到”古今既异，形势亦殊“，他不”非今是古“，对隋唐之科举制、唐代两税法都作了适当肯定。”选举典“的记事，乃是《新唐书· 选举志》的主要资料来源。”兵制“十五卷中，作者只注意到兵法、计谋和战例，忽视了论述汉、唐间有关军事组织、训练和指挥等等有关兵制的基本内容，但它却记录并保存了唐初李靖的兵法以及包括不少农民战争在内的许多战例，仍然是非常宝贵的。
《通典》收集资料广泛，叙述谨严。《四库提要》卷八一说，《通典》“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繁，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注者可比”。这个评价，基本上是中肯的。目前《通典》尚无新刊本，流行最普遍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十通本。
《通典》记事，始自上古，原则上止于唐天宝末。自序称“其有要须议论者，亦便及以后之事。”书中确实存在肃、代、德宗时事，证明序说属实。其书在贞元中已奏上，今本《通典》中偶有记宪宗元和事数处，当为后人所加[85] 。北宋真宗成平三年( 1000 年）十月，诏令宋白等续修通典，以续杜佑之书。次年九月，“宋白等新修《续通典》二百卷，诏付秘阁。… … 其书重复限杂，大为时论所非，卒不传布。上寻欲改作，亦弗果也”[86] 。由于《续通典》质量不高，早已失传，但在《通鉴考异》和胡注《通鉴》中得见若干片段，颇有一些资料价值。因袭《通典》而加以扩大，很有资料价值的是马端临撰《文献通考》三四八卷，它对唐后期典章制度的变化甚为重视，所谈两税法、飞钱、和来、募兵等等，都很值得研讨唐史者认真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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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