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卦的意义在于：处于困境之中，需要搞明白是为何被困？是居所有问题？还是依据存在问题？换句话说：立场、出发点会成为问题的根源。或者可将之称为目标、方法。“为何做、怎么做”，这两个问题是问题所在。
本章可归纳为：道之困、理之辨；君之困、利之辨。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宠辱若惊，有私利私欲之人，得意外之利则惊（喜）、失算计内之利亦惊（恐），宠谓得利，辱谓失利，故云“得之若惊，失之若惊”，宠辱者，私利之谓也。
贵，《释名》：“贵，归也，物所归仰也。”“贵”，表明的是物的价值在物本身，故称“归也”，如货物有高的交易价值，归于货物本身则称为贵重，贵也是区分物之价值的衡量标准，故曰“物所归仰也”，“仰”是仰仗，意思是说货物是否贵重是要仰仗其自身故有的价值。这里要表明的是，徇私则招祸，私利之贵（归）为患。
王弼曰：“宠必有辱，荣必有患”，徇私招祸，对于有私利私欲之人，自然就好像是有患在身一样，故“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圣人的价值在于“后其身”：“后其身”做下来的结果就是无私利，无私利就好像是“无身”，因此“后其身”和“无身”都是表示将私利置于身后，而“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说的意思都是，如果能抛弃私利、私欲，那么将远离祸患，故“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宠为下。这个下，与“上善若水”的“上”正相对，水的善正在于“处众人之所恶”，所以，可以将“下”解释为“处众人之所好”，处众人之所好，这个好就是好名利、好权力、好地位、好名誉等等，说白了就是利己，圣人利己是没好结果的，故圣人取私利实为下策。
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读经之6第三章曾讨论过贵，这里再次说明。
贵与不贵，是要看结果的，反过来说，要达成如此结果，就需要君王以此为责任。因此《诗经》才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可惜的是世人大多都是这么认为的：是君王就拥有地位、有权力、有威势，当然尊贵，所以跪拜、磕头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最糟糕的是，当君王也自认为其应当是尊贵的，其结果必然是“有恃”，有恃则无恐，无恐则行事怪缪、荒唐，多无善果。历史是如何呈现“有恃而为”的？桀造瑶台，有妹喜，汤讨之；纣起鹿台，有妲己，武王讨之；周幽王为取笑褒姒而燃烽火，天下皆叛之。有恃则无恐，本质是抛弃自身职责而妄自尊大，为何称之为“无恐”？那些亡国之君就好像不惧怕自己的行为会招致灭亡的结果，表面上看就像是“无恐”，其实是“无知者无畏”，所谓无知，是不能预知事情的后果，结果是肆意妄为、胡作非为。君王就应当效法天道，“为而不恃”而已。君王为什么应该“不恃”？这倒也不是简单地效法天道的结果，这是对人类社会自身规律进行总结的智慧。《孟子·离娄上》：“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桀、纣虽有天下，民不贵之而亡！君王之“贵”是这样得到体现的：君王首先需要取得民心，所谓取得民心就是生养万民，民得其生，故贵其君。“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也是这个意思：作为君王，生养万民是其职责所在，履行其职责则人贵之，不履行其职责则人不贵之。由此而得出结论“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心者人贵之，失民心者人亡之。这是对历史进行总结得出的教训，把这个教训和“道”结合，就成了智慧。所以，“不恃”是因为不能，民心在民，君王又怎能将不率属于自身的东西拿来作为依仗？君王所能依仗的仅仅是：民众的支持。所以，不恃更是因为不敢而已！物之贵重在于“被认可”，如果没有“被认可”，贵重该如何体现？可见，贵重不能简单地定义为物本身的属性，贵重还应被视为交易的过程中通过人的认可而得到体现的物之特性。因此，对于贵而言，“物所归仰”才是重点，物是以有所“归仰”才显出“贵”，把这个道理用于做人就是：人之贵，归也，人所归仰也！如何作为方可被称为贵人？做人若是重私利，必然免不了宠辱若惊，追求荣宠其实是离灾祸降临就不远了。作为君王，其贵不在权势地位，贵在利天下，利天下则天下人归心矣，如此君王亦必为天下人所仰也。
本句从语意上应当分隔为“贵以身，为天下”，“爱以身，为天下”。圣人之身如何可贵？因其为天下。民众为何爱圣人？因其为天下。这样的圣人，是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的。
再次说明，《道德经》中的圣人只是君王的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