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虽然装饰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往往蕴含深意，但欧洲现代主义理论却试图将其从设计世界中抹去。
文 编译 | 快乐大胖
纹身、壁纸、涂鸦或蛋糕装饰有什么共同之处？它们都可以被认为是装饰（Ornament）的形式，是千百年来为修饰物体表面而增添的复杂细节和图案美感。然而，尽管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往往蕴含着深刻的含义，但欧洲现代主义理论却试图将装饰从设计世界中抹去。
奥地利建筑师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1870-1933，欧洲现代主义建筑奠基人）是西欧文化至上主义的坚定信徒，他认为“文化的演变过程就是从日常使用的物品中移除装饰的过程。”不出所料，这种文化演变的结果往往是回到西欧文化规范当中。在他1908年的开创性论文《装饰与犯罪》（Ornament and Crime，文末有原文链接）中，路斯就用传统的巴布亚纹身图案来说明他的信念，即崇尚表面装饰性图案是“原始的”和“幼稚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犯罪者的”审美行为（有些监狱里，百分之八十的犯人都有纹身）。当欧洲白人屈从于这种对于装饰性的渴望时，路斯便认为他们是“潜在的罪犯或堕落的贵族”。
路斯的这种种族主义言论在欧洲和美国的现代设计中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时至今日，其思想仍被广泛地应用于大多数建筑项目中 —— 而且经常缺乏批判性的视角。这些将“装饰即犯罪”（ornament as crime）纳入教条的结果是，对于表面细节图案的探究直到最近几年才重新出现在设计中。即便如此，装饰在建筑中仍然被高度控制和规范化，在我们的生活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关于专门讨论装饰的书籍很少出版，因此对这一主题的最新贡献是值得庆祝的。
托马斯·韦尔（Thomas Weil）是一名建筑师和研究波斯装饰长达30多年的学者，从他的新书《新装饰法则》（New Grammar of Ornament，2021，Lars Müller Publishers出版社）的书名就能看出这是一本定位为对欧文·琼斯（Owen Jones，1809-75，英国建筑师）于1856年创作的经典著作《装饰法则》（The Grammar of Ornament）的更新文献。时至今日仍在重印的琼斯《法则》是一本精美的插图选集，收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装饰风格。尽管人们很容易看到琼斯对装饰的热爱与路斯摒弃装饰的偏执理由形成了鲜明对比，但琼斯本人也认为来自非洲国家的图案（仅作为一个例子）只是进化程度较低或“原始”的，并且把它们描绘成“野蛮的”文明产物。
韦尔的《新法则》并没有按地域对装饰图案进行分类，而是提供了一种形式分类法，即：极简分形、几何分形和花朵分形。这并非像琼斯那样复制现存的模式，韦尔通过自己的艺术作品进行了风格上的实验。这些实验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它们为设计师提供了一种工具，通过线条和形式的思维练习来突破表面设计的边界。一系列对装饰史的学术分析（如：曼纽尔·威尔、海因茨·舒茨）也为他丰富多彩、有趣和大胆的个人探索提供了灵感。
曼努埃尔·威尔（Manuel Will）的研究领域是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学和古人类学，他认为今天常见的更简单或“极简”类型的装饰（以简单的条纹和点为特征，而不是阿拉伯式的繁复装饰）实际上是古代器物的“人类学共识”。而托马斯·韦尔的新书灵感也来自于曼努埃尔关于南非布隆伯斯洞穴（Blombos Cave）岩石上雕刻的精细线条的研究，这些线条可以追溯到72,000年前。曼努埃尔解释说，现代极简主义设计起源于“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t）、至上主义（Suprematist）和具体艺术（concrete art）”，但如果我们再往前推看，“一种类似的简化形式语言”早在公元前7万年就已经存在了。紧接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这难道不能证明，推测这种极简主义语汇是一个不断浮出水面的人类学共识的合理性吗?”
海因茨·舒茨（Heinz Schütz）将20世纪俄罗斯构成主义、包豪斯艺术（Bauhaus）和风格派运动（De Stijl）中更新潮形式的兴起归因于“克服了艺术和实用之间的鸿沟”，“图案和网格”在20世纪后期开始变得更加普遍，以达到艺术家期望中的“反象征、反叙事、反幻想和反表现”景致。舒茨强调，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1928-87）的“概念机器”是对“由工业和媒体复制决定的世界”的回应，随之而来的是对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图案和装饰艺术运动（Pattern and Decoration，20世纪最后的艺术运动）中非极简装饰复兴的承认。
韦尔在自己的文章中认为，“装饰与犯罪”是对19世纪末装饰品“过度鼎盛时期”的一种回应。虽然他承认，装饰的消失成为了一种“信条”，但他也声称，装饰“作为一种几何建筑原则而继续存在，并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艺术中，并最终在后现代主义中得到修复。”然而，这些学术研究都没有提到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的背景环境，这些环境是如何导致设计对待装饰的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
韦尔的设计理念与其说是一种文化调查，不如说是一种几何学的实验。他不是第一个做此实验的人：自叶夫格拉夫·费多罗夫（Evgraf Fedorov，1853-1919，俄国数学家）1891年的工作以来，数学家们已经确定了17种图形类别，称为“平面对称群”（Wallpaper groups，一种通过无限制地重复图案而覆盖整个欧几里德平面的图形，其方式是根据图案的对称性使图形保持不变，平面对称群属于二维重复图案的数学分类。这种图案经常出现在建筑和装饰艺术中），几乎所有重复图案设计都属于这17个类别。但是，用数学来研究文化模式和设计并不一定要脱离文化本身。事实上，有一个完整的“民俗数学”（ethnomathematics，研究和促进数学与文化之间关系的学科）领域，研究人员分析民间刺绣等手工艺品的装饰。其中，阿布·库德·福泽（Abu Qouder Fouze）和米里亚姆·阿米特（Miriam Amit）教授分析了“贝都因女性的民俗数学”（文末有链接），展示了她们的刺绣如何反映了对复杂几何规律的深刻理解。韦尔引用了伊斯兰艺术作品中对几何图形的特别关注，这些领域中的人物形象较少，但除此之外并没有探索这些图形类型之外的数学创新。
民俗数学赋予装饰品及其设计师以尊严和力量，在这个世界上，装饰品通常被视为轻浮的艺术，而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它还会被视为犯罪者的审美（如纹身）。图案设计仍然被归为“纯粹的表面主义”（pure surfacism），学院派建筑师胡安·卡洛斯·卡尔德隆（Juan Carlos Calderón）曾用这个词来批评弗雷迪·马马尼（Freddy Mamani，1971，玻利维亚自学成才的建筑师）的作品，马马尼的建筑以色彩丰富的新安第斯风格而闻名。
路斯的《装饰与犯罪》将纹身或穿孔等装饰文化定义为“落后的”审美，将参与这些艺术形式的文化殖民及其西方理想的灌输合理化。欧仁·维奥莱-勒-杜克（Eugène Viollet de Luc，1814-79，法国建筑师与理论家，法国哥德复兴建筑的中心人物，并启发了现代建筑）1875年所著的《居住史》（Histoire de l’habitation）在当时风靡一时，这是一篇建筑论文，他将传统住宅划分为几类，并将其与构建的种族刻板印象联系起来 —— 在他看来，没有任何人种能与雅利安人（Aryan）的“天赋”媲美。这些学者没有考虑到西非的“阿丁克拉符号”（Adinkra，一种来自加纳的传统符号，代表流行的谚语和格言，广泛用于织物，徽标和陶器，记录历史事件，表达与描绘的人物相关的特定态度或行为）背后复杂的诗意，也没有考虑到东欧复活节彩蛋上的抗染蜡蚀刻中的古代符号，甚至没有考虑装饰品的表达潜力和任何象征意义。
韦尔引用了一些象征性的主题，以及一些历史装饰图案的照片，他选择这些图案的标准是“开放式的秩序，多样化的阅读方式，以及作者作为艺术家的实践、训练和良知。”这些照片在最后一章“花朵分形”（FLORAL）中最为常见，这一章呈现了象征性的主题，分为四个主题：“太阳”、“植物”、“生物原型”和“地球”。这些对古希腊螺旋线作为防御魔法的致敬，为当代的非象征性装饰提供了支撑。他把较新的图案设计归类为“现在”的标题下，而关于民间艺术中意义丰富的主题，即使是对所有当代艺术家以此灵感所做的作品来说，也都被归为“过去”的。
阿道夫·路斯将巴布亚的纹身描述为一种“原始的”落后于现代人的过去的东西。这在今天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因为纹身，包括那些传统的土著民族图案，在公共场所经常被认为是不高级的审美。对纹身的歧视，以及美甲师、刺绣师和蛋糕装饰师的不被认可，可能不在这本书的讨论范围内。但韦尔的学术方法，无论多么理性和科学，都没有考虑到殖民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等因素。如果不解决影响塑造其近代历史的文化压制问题，就很难总结观赏文化的现状，并为其未来提供解决方案。尽管如此，书中充满活力的实验对好奇的设计师来说也是一个强有力的思想指南，韦尔的这本书仍是值得我们添加至书架上的新书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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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装饰法则》（New Grammar of Ornament），作者：托马斯·韦尔，Lars Müller Publishers出版社，2021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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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与犯罪》（Ornament and Crime），阿道夫·路斯，文章链接：https://www.archdaily.com/798529/the-longish-read-ornament-and-crime-adolf-lo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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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都因女性的民俗数学》，作者：米里亚姆·阿米特，PDF链接：https://www.journalcra.com/sites/default/files/issue-pdf/3576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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