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告诉我们，中国古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明朝晚期的“西学东渐”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将“地圆说”传入中国，直到近现代，地圆说才在中国普及，“天圆地平，中国居中”的华夷世界观全面坍塌。
七年级地理教科书说：“古代人由于活动范围狭小，往往凭自己的直觉认识世界，看到眼前的地面是平的，就以为整个大地是平的，并且把天空看作是倒扣着的一口巨大的锅。我国古代有‘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的说法。”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中国在发现地球形状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大约在东汉时可能就已有地圆说了，到了元代时期，赵光义的十三世子孙明确提出了“地圆说”。
在认识地球形状的道路上，古希腊属于惊艳古今的类型。相传大约公元前6世纪时，毕达哥拉斯觉得球形最美好，于是就突然提出“地圆说”。公元前4世纪时，亚里士多德总结出三个科学方法来证明大地是球形，即越往北走、北极星越高，越往南走、北极星越低，月食时月球上地影是一个圆，还有看远处海船的形状。公元2世纪，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他在《天文学大成》中也论证了地球是一个球形。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人崇尚古希腊成就，看到古希腊人说地球是圆的，于是就开始相信了，麦哲伦环球航行最终一锤定音。
西方地圆说历史上，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关键人物，但这个人实在太牛了，天文、地理、哲学、物理、数学…….什么都懂什么都精，还写出数百万文字的惊世巨著，就连地球形状问题，他眉头一皱就能想出三个证明办法。
与古希腊群贤相比，中国人就要笨一些了，在发现大地形状这一点上，走得颇为坎坷。中国数千年的积累，花费巨大人力物力的天文观测，无数顶尖学者的努力，却远不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眉头一皱灵光一现。
《大戴礼记·曾子天圆》中记载，春秋曾子说：“如诚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掩也。”意思是如果真的是天是圆的、地是方的，那么四个角就盖不住了。曾子进而解释：“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圆曰明。”所谓天圆地方，其中“天圆”指“天时”如六十甲子一般周而复始，“地方”的“方”指“东南西北”的“四方”观念。总之，起初古人真搞不清大地到底是什么形状，没有毕达哥拉斯那样感性而又精准的认识。
战国时期，中国出了两位著名天文学家，即魏国石申与齐人甘德，测定了并精密记录下的黄道附近恒星位置，及其与北极的距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恒星表，两人成就被汉朝人汇编成《甘石星经》。其中，石申是以其姓名命名月球背面的环形山的中国人之一。
在受到政治与儒家干扰较小的时代，对天文了解的越多，必然就越会对大地形状了解的更清楚。于是经过数百年的积累与发展，在石申、甘德的基础上，东汉张衡又进一步发展了天文学，在《浑天仪注》中写道：“浑天如鸡子。地如蛋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虽说整体说得不算太准确，但“地如蛋中黄”这五个字表达得清清楚楚。其实，见过张衡改进的浑天仪（见下图）的人，想必都会知道，因为浑天仪就是一个圆形。
当然，我们中国人一直实事求是、自我批评、自我否定的精神，不需要像隔壁某个国家那样，用吹嘘祖先功绩的办法来提升民族自豪感。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图解天文学史》，和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学术专著《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都曾提及，浑天说并没有明确认识到地球是圆形的。
与西方文明不同，中国属于农耕文明，从上古时代就开始重视观象授时，以确定农耕时间。封建王朝建立之后，天文不仅关系到农耕，更关系到政权合法性，所以历朝历代都很重视司天监。东汉之后，中国又涌现出了一大批顶级天文学家，比如我们熟知的唐朝李淳风、宋朝苏颂、元朝郭守敬等人，他们在天文学上的努力与成就，让中国古代天文学一直走在世界的前面，也由此发现了地球是圆的。
《旧唐书》记载，唐代一行奉命制作《大衍历》时，挑选了13个点观测北极星高度，最南端在越南境内，测量出北极星角度约为17.07°，最北端今天俄罗斯境内，测出北极星角度为52°，由此发现了纬度。
《元史》记载，元代郭守敬奉命制作《授时历》时，挑选了27个点观测北极星高度，最南端在南海，测量出北极星角度为15°，最北端在北海，测量出北极星角度为65°，再次确认了纬度差别。如果地球是平的，那么北极星角度应该不会太大变化，同时这就相当于亚里士多德的“越往北走、北极星越高，越往南走、北极星越低”结论。可见，亚里士多德有多天才，不需要像郭守敬等人这样的观测实验，只要脑袋想一想、算一算，就得出了“越往北走、北极星越高，越往南走、北极星越低”的严谨结论。
《元史》记载，元代耶律楚材制作《西征庚午元历》时，组织人员测量了寻斯干城和开封城的月食，发现寻斯干城的月食比开封月食早了约1更半，由此发现了经度。如果地球是平的，那么地球上任何一点观测月食，时间应该都一样，但元朝却发现不同地区月食出现时间略有不同。
可见，元朝已经具备了“地圆说”出现的知识积累，至于元朝官方有没有发现地球是圆的，史书上没有明说，但《元史·天文一》记载：元朝似乎制作了地球仪，“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串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圆之广袤、道里之远近。”
不管元朝官方的态度，但赵光义十三世子孙、元代赵友钦在《革象新书》中，首次明确论证了“地圆说”，他指出：“地体虽浑圆，百里数十里不见其圆，人目直注，不能环曲。试泛舟江湖，但见舟所到之处隆起，而水之来不见其首，水之去不见其尾。洞庭之广，日月若出没其中，远山悉在环曲下，不为障也。测北极出地高下（即纬度差异），及东西各方月食之时刻早晚（即经度差异），皆地体浑圆，地度上应天度之证。”
古希腊群贤差不多只是动动嘴巴，动动脑袋想象或验算一下，没有实际的大规模天文测量，然后就提出了地圆说，而中国数千年的观测与积累，无数顶级天文学家的努力，甚至劳民伤财的大规模观测研究，还发明了经纬度，然后赵友钦才根据这些素材的表象特征，水到渠成地揭示出背后的真理——地球是圆的。总之，不管过程有多坎坷，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早已存在地圆说，只是受制于政治与儒学等因素，地圆说在古代中国并未真正普及罢了。
让人颇为费解的是，为什么赵友钦的论证办法，与亚里士多德的几乎一模一样，论证的关键点都在北极星高低、月食、海船上面？赵友钦有着历代大规模天文观测数据支撑，而亚里士多德、以及写出《天文学大成》的托勒密呢？在探索未知的科学道路上，任何一次科学大进步，往往都需要漫长的积累与量变，然后才有科学家灵光一现带来的质变，古希腊学者对大地形状的认识无疑超出了科学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