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是孔子政治思想和法家思想的不断发展
晚年，孔子在参加政治活动时招收学生。这是因为孔子在政治上长期遭受挫折，但他仍有雄心壮志，因此他试图通过培训学生来推广和继承他的思想。尽管孔子在政治上失败了，但他把贵族研究变成了人类社会共有的学术体系。孔子死后，旧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礼节急剧堕落和崩溃。此时，儒家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他的弟子开始接受社会上一些反孔子的行为。例如曾子在当时的鲁国接受了吉孙家族的尊重和支持，而吉孙家族在春秋时期是鲁国的贵族，但擅长掌权。这种行为在儒家思想中是无耻的。还有一个人，紫霞，当时住在魏国，是魏文侯的老师。按照当时的礼节，魏文侯是一个篡位者，原本是一个士大夫，他与赵、韩一起篡夺了晋王的王位，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当时，这是一场反对大恶的阴谋，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攻击。
但当时这些儒家子弟，迫于自身实力与现实生活压力，不仅不能推翻他们，反而还得接受他们的尊养。于是在战国时期的儒家学派中渐渐地形成了一种自恃高位而傲不为礼的风气，并且，他们认为自己却是在遵循礼教。实则与孔子所提倡的礼乐思想大相径庭。
儒家子弟逐渐地开始接受这种有违等级规则“非礼”行为。钱穆先生认为，这是儒家思想像“消极”去路的转向。这里“消极”的第一层含义是指，儒家思想从一开始的尊礼（遵守等级秩序）慢慢转向了非礼（接受所谓阶级的流动，也就是“篡逆行为”使得旧有阶级秩序的变动，下层阶级地位逐渐提高，高层贵族逐渐没落）；第二层含义是指，早先的儒家是通过各种方式（实践）推广自己的政见，来得到统治者的认可，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森严的等级秩序。但战国时期的儒家似乎更注重政治上的地位，这一时期的儒家弟子通过辅佐侍奉诸侯王，并且接受诸侯王的礼遇尊养（有点凭借自己的学识去找一份好工作，却不顾自己效力的公司的口碑及老板人品的感觉）。所以，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更偏向于治国理政的理论研究，而很少有实践。这便影响了后来的法家的出现。
法家代表如李悝（又作李克），他是子夏的弟子；再如吴起，他是曾子的弟子。包括后来的商鞅也是继李悝、吴起之后，这些法家的代表人物与儒家子弟之间的联系都能够表明法家与儒家之间呈现出一种继承发展的关系，钱穆先生认为，战国时期的儒家从“消极”再次转为“积极”的道路（实践，即政治上的实际活动），便成为了后来的法家。
法家的“积极”实践就是变法，变法以图强。法家以真实的功劳来换取当时统治者（诸侯王）的信任与地位。而当时的诸国统治者当中有一些为篡位者，这与孔子所提倡的“人臣”之道背道而驰。特别是法家主张通过变法来改变原有的等级秩序，也就是废除旧贵族的世卿世禄之地位。如李悝主张废除世卿世禄，编纂《法经》以法治国改变原有的贵族独揽政治的局面；吴起使爵位三世而变，打破了爵位的无限下传；商鞅则直接施行军功爵制，这与孔子的本意相违背，虽然都是要求重新调整贵族的上下阶级秩序，但孔子提倡恢复，而法家提倡重新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