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青
大约一个世纪前，1917年11月7日晚上，韦伯在慕尼黑steinik书店的演讲厅发表了一次主题为“学术抱负”的演讲，主要面向慕尼黑的年轻学生。当时，雅斯贝尔斯、卢卡奇和洛维特等许多重要学者出席了会议。一年多后，他在同一地点发表了题为“以政治为志向”的主题演讲。后来，演讲被编成一卷，在历史上被称为“韦伯的职业演讲”。它是20世纪西方思想的经典文本。
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就是在1917年11月7日晚上，韦伯在慕尼黑的施泰尼克书店的报告厅，主要针对的是慕尼黑的青年学生，做了“以学术为志业”的主题演讲，当时也有非常多像雅斯贝尔斯、卢卡奇和洛维特这样的重要学者在场。一年多后，他又在同一个地方，做了“以政治为志业”的主题演讲。后来，这个演讲被结集成册，史称为“韦伯的志业演讲”，是20世纪西方思想的经典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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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转向？
我们所期待的著名演讲，往往是非常有感染力的动人辞章，比如像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但韦伯的演讲与此不同，似乎故意要抑制听众的激情，有一种格外冷峻的基调。理解这个基调，是解读韦伯这两个演讲的钥匙。两篇演讲的开头很相似。都用了一种非常迂回的、有学究气的开场，他好像不直接回答关于“如何做好学术研究？”或者“如何从事政治事业？”这些问题，虽然他明白年轻人总是期待一个答案。
1.一个真正学者的伦理精神是什么？
韦伯自己是一个魅力型人物，他完全有能力去做一篇激情洋溢的演讲，来满足年轻人心愿，但他有意识的选择了这种格外冷峻的基调，因为他看到了当时德国思想界的危险氛围：一面充满了狂热和骚动的情绪，很容易让煽动家和假先知大行其道，他们编织的幻觉、散布的言之凿凿的错误答案，误导年轻人建立一种虚假的希望而走向狂热；另一面有些人散布貌似深刻的虚无主义，使年轻人陷入不可自拔的悲观和绝望之中。韦伯非常清楚，当时年轻人所面临的这种状态。
韦伯的困境在哪里？德国当时的困难局面是不可回避的，但他不想让年轻人绝望，所以他要非常小心：一方面要面对真相、不回避也不粉饰；但另一方面，告诉年轻人真相，不是让他们绝望。他要做的正是对当时思想界的这两种潮流的对抗和抵挡。
对学者来说，这里其实涉及到我们的学术伦理，学者最高的伦理原则就是“智性的诚实”或者叫“思想的诚实”（intellectual honesty）就是他要揭示真相，无论真相是多么严酷，但同时他又不希望人们被严酷的真相吓倒。揭示真相是为了让人们清醒、清澈、清晰，而不是在发现真相以后伤感、绝望或者陷入狂热。
2.审慎的辨析与告诫
韦伯在这种冷峻的基调下，想要解释无论做学术还是做政治，都是非常困难的，但又是十分有价值的事业。如何能够同时抵制狂热与绝望，韦伯选择的方式就是做审慎的辨析，就是在这个时代的不确定性中仔细分辨什么是可为的、什么是不可为的，什么是可知的、什么是不可知的，以及从它们之间的界线，最终去发现我们能够做什么。因此两篇志业演讲都是以审慎的告诫收尾。
我觉得韦伯作为学者的伦理原则就是坚持“智性的诚实”，他鼓励学生去追求一种踏实的英雄主义。罗曼·罗兰说过“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韦伯心目中的英雄主义与此相近，就是在看清世界的真相之后，仍然有所作为，投身应当做和能够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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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何为？
我们现在来看看他《以学术为志业》这篇演讲，从演讲题目来看，好像是针对在场的青年学生如何从事学术工作的，但后来我们发现，韦伯非常不动声色的改换了主题，从“如何做学术”转向了“为什么要做学术”，最后切入了根本性的大问题：在现代世界当中，学术本身还有什么意义？
1.做学术的内外条件之讨论
他说在德国有过洪堡大学这种自由大学的传统，但现在德国大学越来越像美国那样，把学术变成一项工程，变成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工作。他指出学术工作外部条件的严峻性，要给那些渴望献身于学术的年轻人泼冷水。选择学术工作，投入太大，回报很少。要是把学术作为一个谋生的手段，太不合算了，性价比太低了。
既然外在的环境是那么严峻，那么能够支撑你投身学术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源自于内心的真正热爱。于是，他就转向了对学术内在条件的讨论，对学术的热爱和激情，但这种热情不是所谓个人性情的展现、不是一场表演、不是学者对自身的那种沉湎和自恋，而是忘我的，是朝向学术本身的，接近于一种类似信徒对宗教的虔诚。
这就是所谓“志业”的意思，接近于“天职”。如果学术是值得献身的志业，你有信徒对宗教般的激情奉献于它，那么问题似乎就解决了。但是，到这里一个更大的问题出现了：凭什么学术可以被当成志业？学术究竟有什么独特的价值以至于能够让人对抱有神圣的信念和持久的信心？学术为什么能值得你奉献呢？到这里，韦伯演讲转变了主题，从如何做学术，变成了为何做学术，这是根本性的大问题。
2.学术之不可为
听到这里，你期待韦伯会讲什么呢？应该是给出正面的理由告诉你学术为什么值得奉献。可是韦伯接下来的论述既出人意料、又摄人魂魄。韦伯没有直接讲学术的神圣价值，他首先提出的是否定性的论证，告诉你“学术之不可为”，就是学术并没有人们通常所以为的那些价值。我们通常对学术抱有的一些信念，都是未经深刻反省的，许多流行的或者传统确认的价值，在现代是根本靠不住的。
在韦伯看来，学术的界定性特征是理性化和理智化，是让世界从纷乱的迷雾状态变成可理解、可言说、可论证的事务。然后，他逐一反驳了人们对学术价值的流行意见：
比如说，学术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理解自己吗？可能并非如此。理智化的进程，会让人割断和宇宙秩序的精神联系，我们反而难以整体的充分的把握世界。学术或者说现代科学让这个世界变得清晰了，在此之前，我们和这个世界的联系是整体性的，而现在我们与世界割裂开来，失去了一个整体的面向，我们在这样一种片断似的、解析之后的局部的视野之中来看自己，我们反而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个世界。所以他认为学术没有古希腊所说的“认识你自己”这样一种功能。
再比如，学术的发展能够使人获得完满的人生吗？他说，以前的人过了一生好像就享尽天年了，世界上的林林总总都见识过了，过了几十年告别世界会无憾。但现代世界的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所处的时代只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小片断，在走向人生尽头的时候，死亡不再“圆满”的感觉，带给我们生命的是残缺感。
韦伯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讲起，通过一段极为凝练的思想史回顾，挑战了理智化科学的“道路”意义。科学一直被认为是通向意义、通向真善美的道路（path）。但韦伯却阐明，现代学术恰恰是通往破碎化、通向怀疑的道路。
因为理性的发展告诉我们，真善美不是和谐的统一，而是相互分裂的，科学的真理不能告诉我们世界的意义，既没有办法为宗教和信仰奠定基础，也没有办法解决各种各样的价值冲突，更没有办法为我们选择生活的终极目标和政治判断提供必要的依据与指南。因此，所有关于学术、科学作为道路的意向，都不过是幻觉。你想象一下，台下满腔热血的要为学术献身的年轻人，在听到这一切后会是什么心情？可能有一种强烈的幻灭感。
3.学术之可为
所幸的是，韦伯在击碎了种种幻觉之后，仍然保留了一丝希望，他说学术确实没有以往人们所相信的那些价值，但还有三种价值依然重要。
第一，是实用性的价值，能够帮助人们“计算”。学术能通过证据和分析来帮你辨析你的状况，让你更好的看清你的处境，来权衡利弊得失、控制行为。
第二，学术具有思想方法的价值。各种学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成为扩展你思考的各种工具。比如类似变量控制这种方法，你学会了，就会使你的思维方式，变得更加老道，就成为扩展你思维的工具。以上这两种价值是非常清楚和显而易见的。对这两点，韦伯都是点到为止。
第三，他认为学术的一个重要价值是使人“头脑清明”。清明是什么意思呢？韦伯认为，理性化和理智化已经让世界解除了迷魅，在这种现代境况下，学术探索无法论证人们应当皈依哪一种宗教、信奉什么样的终极价值，这就是韦伯讲的“诸神之争”局面：人们秉持各自不同的信仰，你相信你的，我相信我的，学术对此无法做出高低对错的裁决。
但韦伯认为，学术仍然有助于我们认识，一旦你选择了某种立场，你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达成自己选定的目标，你如何才不会陷入自相矛盾、才能避免事与愿违；学术也有助于我们明白，恰恰因为立场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必须为其后果承担责任。这就是韦伯所讲的“思想的清明”。
具备这种清明，人才能获得“内心的一致性”，形成完整的人格。所以，学术无法解除我们抉择的负担，无法代替我们承受抉择的责任和危险，但提供了对行动手段的认识、对可能结果的预期，有助于我们在抉择之后更为清醒而明智地行动。学术的价值和意义虽然有限，但韦伯相信，在祛魅之后的世界里，“启人清明，并唤醒责任感”的事业仍然弥足珍贵，值得当作“志业”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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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魅的世界与现代性困境
下面我们来谈一些背景的大问题。这些大问题构成了韦伯认为学术之不可为的深层原因。在志业演讲中有一段话被无数次引用。他说：“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重要的是，因为世界已经被祛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贵的价值，已经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其中“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这个论题非常有名，学术界只要讨论现代性问题都会触及韦伯这个观点，无论是否同意他。
1.世界的祛魅
什么是世界的祛魅？在古代社会，人类在大自然母亲的怀抱里，不是站在自然外面来看待它，人和自然万物是一个整体。古希腊的所谓“宇宙”（cosmos），这不只是指一个物理世界，而是作为整体的和谐的秩序，包含着自然等级秩序。每个人的自我理解不是个体化的，而是就是嵌入社群中，从而嵌入在整个宇宙秩序之中，各就其位，各司其职，由此获得生命的意义，这当然是非常简单化的描述，但是大体如此。
在传统社会中，人的终极价值，生命的根本意义，不是人类自足的，而是依赖于比人类更高的存在，依赖于宇宙的整体秩序。人们往往通过宗教信仰和仪式，通过与超验存在的联系，确立生命的意义与目的，获得所谓“安身立命”的根基。
可是后来西方历史进入了现代，在经历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特别是科学革命之后，西方人越来越倾向于以理性的方式来探索世界和自己，也就是说，越来越专注信奉科学的认识。科学是理智化活动的典型体现，依靠冷静的观察、可靠的证据、严谨的逻辑和清晰的论证。
人类从大自然母亲的怀抱中挣脱出来，站到了自然的外部。当然，在物理意义上，人从来没有离开地球，就是流浪地球也要带着地球一起走。但是在观念上，人类好像可以超离地球，用理性的眼光去打量审视这个世界，把世界客观化。培根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我们要把大自然放在刑具上拷打，逼她说出真相。
科学论述的特点是可观察、可检验、可质疑、可反驳、可修正，在根本上反神秘的。因此在这个理性化和理智化的时代，人们很难再轻信古代的那种神秘的玄思妙想，不再能接受各种“神神叨叨”的话语。世界被理智化了，也就是被人看透了。韦伯告诉我们，随着现代的来临，一场精神的巨变发生了：古代世界那种迷雾一般的魅惑，在现代的“清晨”被理性化的光芒驱散了，现代人在回望古代世界的时候，会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这就是所谓“世界的祛魅”，这是韦伯对现代世界的诊断。
要注意韦伯揭示“世界的祛魅”这个现代转变的特征，他并不是在赞颂，说这个转变是值得庆幸的。实际上，他对于世界的祛魅怀着复杂暧昧的态度。因为他知道，这个“梦醒时分”对许多人来说在精神上是格外“荒凉”的，会让人茫然若失。
信仰失去了以往神秘的根基，而科学又不能为生命的意义提供新的根本依据。世界的祛魅是现代的真相。韦伯主张，无论我们对此感到多么无助、多么失落，我们都必须直面这个真相，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境况。
2.现代人的意义危机
韦伯在演讲中指出了现代世界一种深刻的困境，可以称为“知识与信仰的分裂”，这是一个具有经典意义的难题。在整个二十世纪，西方思想界反复探讨、争论不息的许多主题，包括现代人的心灵危机，虚无主义、相对主义、政治决断论，以及极权主义的起源等等，都与这个重大难题密切相关。
真善美统一性的瓦解，是韦伯在演讲谈到的一个要点。学术知识的目标是求真，就是发现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事实真相。但在西方传统的观念中，真善美是一个和谐整体，发现了事实真相，也就能确立伦理的标准，由此分辨好坏对错，而且还能够确定美的本质，从而得以鉴别美与丑。
但是现代学术的发展表明，真是一种事实判断，善或美都是价值判断，三者背后没有统一的依据。韦伯在演讲中谈到，如果一名学者在“表达自己的价值判断，那么他对事实理解的完整性就终结了”。这意味着韦伯认同英国哲学家休谟的观点，事实与价值属于两种不同的问题领域，前者是“实然”问题，关乎“实际上是什么”，而后者是“应然”问题，判断“应当是什么”，实然与应然之间有没有逻辑的统一性。
韦伯在演讲中说到，善的事物不一定是美的，而且恰恰因为不善才成为美。他举的一个例子，是波德莱尔诗集《恶之花》，恶的东西竟然可以绽放出美的花朵，似乎令人不可思议。但如果你经常去博物馆，熟悉千姿百态的“现代派”作品，就不会为此感到惊奇了。真善美是人类重要的三个精神领域，这三者之间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没有同样的理性基础，这种统一性的瓦解，被当代德国的大哲学家哈贝马斯称作“人类精神总体性的分裂”，造成现代世界最深刻的困境。
现代的困境体现在什么方面呢？这关乎生命的意义问题。我前面讨论过，在古代世界中，人们将自己的生命嵌入在整体的宇宙秩序之中，与神意或天道之类的“超验存在”密切相联，由此确立生命的意义。但经过现代的转变之后，宇宙秩序被祛除了迷魅，只剩下物理学意义上的因果规律，不再蕴含任何神秘的目的和意义。
现代人失去以往安身立命的根基，而又无法依靠现代科学来重建意义的基础。支撑人类生活意义的重要观念和原则，包括宗教信仰、人生理想、道德规范以及审美趣味等等，都属于“应然”领域的价值判断，而理智化的科学知识属于“实然”领域，旨在发现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只能做出相应的事实陈述，而无法回答人应当怎样生活这样的价值判断问题。
这就是所谓“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人应当信奉什么、应当怎样生活，最终只能依赖个人的主观选择，而这种选择无法获得理性论证的担保。正如韦伯所言，“个人必须决定，在他自己看来，哪一个是上帝，哪一个是魔鬼”。现代人拥有自由选择信仰和理想的权利，但这种自由可能成为沉重的负担。我们可能变得茫然失措、不知如何选择，或者采取所谓“决断论”的立场，听凭自己的意志、随心所欲地断然抉择。在政治层面上，现代社会也面临着多元价值冲突的挑战。
3.多元主义的困境
由于信仰无法获得理性的客观根据，人们信奉的终极价值多种多样，而多元价值之间的冲突无法通过知识或理性辩论来解决，这就是韦伯所说的“诸神之间无穷无尽的斗争”。在“诸神之神”的背景下，现代社会出现一个所谓价值多元主义的局面向，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
有的人是追求名利地位，有的人追求商业成功、也有人献身公益……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理想。你会说这很好啊，每人有许多选择，更加自由了，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你说的对，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成就，但同时这种自由也带来选择的负担。我们有了许多选择，但我们没有确定无疑的选择依据。
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反讽的现象，现代社会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又有很强的趋同特征。为什么呢？因为对于终极目标的判断和选择会有很大的负担，我们倾向于悬置这种选择，我们认为可以先选择实现目标的工具手段。
这很奇怪啊，你的目标还不清楚，怎么会知道什么是工具手段呢？有一样工具好像是通用的，似乎可以服务于一切目标，你肯定猜到了，那就是金钱。大部分人在终极价值难以确定的时候，会觉得无论终极目标是什么，金钱总是有帮助的。所以，现代人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但在追逐金钱这一点上，又非常趋同。
韦伯同时代的一为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对金钱有过精彩的论述，他说货币有一种对所有价值都一视同仁、不偏不倚的中立性，所以金钱点像语言，虽然大家表达的意思多种多样，但每个人都用同样的语言，他也将金钱与上帝做类比，上帝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每个人都可以用上帝的名义做自己的事情。所以金钱具有一种“纯粹形式的抽象性”。
现在流行一种说法，叫做“财务自由”，这是一种很诱人的小目标。你或许会想，我先去追求财务自由，然后就可以去实现我的理想了，先苟且一下，然后就有“诗和远方”。但后来你会发现，财务自由这条路实在很漫长，非常漫长。而且财务自由的标准是会升级的，现在你还是学生，野心不大，心想一年能拿到20万就财务自由了，等你拿到20万的时候，可能就会期待200万，甚至更多。
但通往财务自由之路的过程，会塑造你看待世界、看待终极目标的方式。因为在整个这个过程中，主要是受工具理性的支配，效率最大化，成本收益计算，性价比最优，诸如此类。而终极关怀是困难的问题，我们就不停地把他延宕、推迟决定，最后自己的理想，所谓初心慢慢被磨损，变得难以识别，最后呢？最后大家都变成了爱钱的人（众人笑）。
最后，金钱似乎就有了“诗意”，更多的金钱变成了向往的“远方”。齐美尔说，“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可是现在很多人仍然在桥上，通向财务自由的路有多长，这座桥就有多长。这很难说是栖居，也很难找到安身立命的感觉——那种丰沛的生命意义感。
多元主义的困境不只关怀个人的心灵生活，也对公共生活提出了挑战：具有不同生活信念和价值观的人如何生活在一起，组成一个相互合作的政治共同体，这也是现代政治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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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健的精神与清明的思想
如何拯救现代人的意义危机？如何克服现代社会多元主义的挑战？这些问题在二十世纪引发了学术界和思想界经久不息的热烈辩论。有人呼吁复兴宗教、回归传统，有人主张重返“古典理性主义”，试图为信仰和价值奠定新的基础。对于这些努力，韦伯大概会不以为然。
因为他深信，世界的祛魅是难以逆转的现代变迁，而现代科学或学术在根本意义上无法为宗教信仰辩护，无法解决终极价值之间的冲突，这超出学术的有效性边界。跨越这种边界的企图，都是对“智性的诚实”的背叛。
那么，韦伯自己会如何应对现代的困境？他当然明白在“祛魅的世界”中个人与社会生活会面临何等艰巨的挑战，因此他的冷峻言说时常带有悲观的色彩。但韦伯相信，逃避或掩饰现代的困境是精神上虚弱，我们必须接受的这种“萧瑟命运”。他信奉尼采的名言，“一个人能承受多少真相，是其精神强度的检验”。
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韦伯将如何面对艰难的抉择？他是一个决断论者吗？在某种意义上韦伯具有决断论的倾向，因为他相信终极价值没有坚如磐石的理性基础，“诸神之争”无法依据理性判断做出裁决，正因如此，个人要为自己选择的人生信仰负责，政治家要为自己行动的结果负责，而且无可推脱，责无旁贷。担负这种沉重的责任，需要强健的精神意志，一种英雄主义的品格。
但在另一个意义上，韦伯又显示出抵御决断论的倾向。韦伯承认主观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但“主观”并不完全等同于“任意”或“武断”，学术滋养的“思想的清明”在此能够发挥不可忽略的作用。学习神学知识，当然会有助于个人选择和实践宗教信仰，把握广博的政治学知识也必定有助于政治家做出的判断和决定，虽然知识不能代替最终的信念选择或政治决定，但抉择却因此不再是单纯的随心所欲，负责也不只是意气用事。
我认为，需要把韦伯命题中蕴含的决断论的危险与他倡导的“心智的成熟”放在一起来思考。韦伯作为一个学者留给我们伦理精神的遗产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就是，以强健的精神和清明的思想，直面这个没有绝对凭据的世界。韦伯以自己一生对学术的奉献，抵达了思想清明的最高境界。
于是，健全的心智结合强劲的英雄品格，构成了韦伯独有的精神气质。正如大哲学家雅思贝斯所描述那样，韦伯不必诉诸幻觉，就能将自己内心的极度紧张与外部生活的多种矛盾，综合在统一的状态之中，保持精神上的宁静。他称韦伯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德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