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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person |邱鲁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主要荷载|文学、历史和哲学，第6期，2020年，第80-84页
作 者 | 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原 载 |《文史哲》2020年第6期，第80-84页
近代以降，随着公元纪年的引入，每逢整数年瞻前顾后、盘点学术渐成一项新的传统，近两年欣逢多个重要的整数年份，普天同庆之余，也给学人提供了反躬自省的机会。“重绘中古史的可能性”设问陈义甚高，暗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雄心。只是当下研究者多仅在某一专门领域中有所专精，甚至对同一断代的其他研究，能扮演亦不过是非专业的“专业”读者之角色。因此，若要做到高屋建瓴、鸟瞰全局，实强人所难，仅谈自己熟悉的领域，即使能避免王婆卖瓜，亦恐难逃“只见树木”。
既然谈及“重绘”，我想首先需要理解已有的面貌是什么。或因晚清民国的学者与学术隐微接引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心史”，自1980年代以来蔚成显学；另一方面，近二十年来，随着学术规范的日趋严密，研究综述已成为学位论文写作中的必备要件，遭逢整数年也会发表不少以清理某一断代或专题的学术史为目标的论著。从表面上来看，无论是对晚清民国以降学术传统的流变还是某一具体研究的得失，我们都已有相当明晰的了解。但这两类讨论，前者是取法于上，或隐或显地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旨归，后者则多属知识性的清理，工具性较强，似仍较少谈及“得乎其中”的一面，即如何批判性地理解学者本身从属的断代、专业及研究门类的形成与演变。
时间是史学研究的基本维度，但如何对历史进行分期则是近代史学的产物。笔谈以中古为断限，不过“中古”一词本身便语义暧昧，这一研究时段正式的名称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稍显繁冗。中古本是学界的俗称，近年随着各种以“中古”为名的研究集刊大量出版，变得有约定俗成的意味，但翻检任一以“中古”为题的刊物，刊载论文多上溯秦汉、下探宋元，大都无明确限断。事实上，对于多数学人而言，使用“中古”一词本身只是为了行用之便，背后并没有明确的“时代分期”指向，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古史”能将传统史学中代表分裂的魏晋南北朝与象征盛世的唐代划为同一个研究单元，本身便是时代分期论的产物。“中古”绝不是指自然时间上的“中间”，而是在各种进步主义史观指引下，所勾勒的从古代到近代社会形态演变的中间环节。
同样我们也不难注意到，尽管在研究时段上是古代居前、近代在后，但学科边界的形塑过程或许是相反的。只有明确地划分出何者为“近代”，我们才能将“近代”以前的历史归入“古代”的范畴。不仅如此，由于既往对“近代”的认知多建立在线性进步史观的前提上，因此“近代”往往成为古代史研究中一个隐而不彰的“目的地”。无论是关于社会形态或时代分期的论争，还是近年仍多有学者引述或批驳的“唐宋变革论”等，不管外在形式如何，大抵很难逃脱从“近代”逆推“古代”，并比较不同朝代“先进”要素的多寡来确定分期的思维模式，而这一思维方式的产生与流行，无疑与近代史学学科形成中接受的各种进步主义观念有关。因此，尽管宏大的理论争鸣已经退潮，所留下来的遗产，从每一位研究者进入专业领域时便开始产生日用而不知的影响。
如果说近代史学的功绩是打破了传统以“循环与停滞”为标签的王朝史，建构起线性而进步的演变线索，随着对“普遍规律”“世界史基本法则”的质疑与批判，晚近成长起来的学人对历史发展线索的关怀早已被精致的专门研究所取代，时代分期论争沦为在通史或断代史讲授时才会被偶尔提及的“天宝旧事”。在此背景下，往往会出现两种倾向，其一是回避理论思考与历史解释，这或是很多人批评研究“碎片化”的成因之一；其二则是将具体的研究置于习用的理论框架中，同时有意无意地轻忽了具体的实证研究与宏观假说之间需要填补的空隙，如中文世界“唐宋变革论”的流行便是一例。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类流行的解释框架，虽多脱胎于既往的论争，又被有意无意地剥离了时代分期的色彩，如近来学人多有欲区分唐宋间“变化”与“变革”者。事实上，若仅谈“变化”与“变革”之别，涉及研究者的主观判断，难免陷入言人人殊的困局。在早年时代分期论争的语境中，“变革”指代的是唐宋间社会形态的巨变，若承认历史有分期，变革无疑是题中之义，反之，唐宋变革论便成了无源之水，因为“变化”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无时无处不在。这种从既往统摄性框架中截取一二“中层理论”加以发挥的现象，反映出当下研究者面临的困窘，一方面我们已经抛弃了宏大的时代分期叙事，同时也无力（或者说回避）构拟出新的历史演进线索，或尝试论证某一朝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又不甘心退回传统的王朝史。同时在强调“问题意识”的当下，客观上存在将自己的实证研究置于某一理论关照之下的需求，——“理论饥渴”也是四十年来史学界老生常谈的话题。理论上的进退维谷与具体研究的深入热闹相偕行，使得近年来中古史研究呈现出的总体面貌是在一座旧的大厦上不断进行局部的翻新与装修，当然这种现象未必为中古史所独有。
如果说时代分期论构拟了超越王朝之上的发展线索与研究单元，近代史学的另一项重要遗产是形塑了专门史。除了文史分途这类新旧转换外，对学者约束更大的可能是史学内部的分科，即我们日常学习与研究中从属的门类，如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制度史等。有些研究类别或可说古已有之，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这些旧的门类，古今学者在研究范畴、方法及问题意识等方面亦存在着根本不同。有些门类，如近来广受瞩目的性别史、日常生活史、海洋史等，则属现代人从自身社会的问题与经验出发，对过去加以追问的产物。近代以降，随着理论与潮流的变化，专史的类目一直在不断地增加，同时也间接塑造着不同“专史”间的先后及升降。
以在大陆中古史领域中最强韧的研究传统制度史为例，我们至少可以注意到近代以来的几个变化。其一，研究范畴的伸缩。陈寅恪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涵括礼制、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六个方面，吕思勉《中国制度史》取资的范围与之类似，而目前作为专门史的制度史一般多指政治制度，以官制为主，其他部分则多被其他专门史所吸收。若做进一步细究，陈寅恪所论的制度，虽然囊括甚广，所涉并不出传统史学典章制度的范围，以有明文记载的制度为限，而近来学者提出“活的制度史”，注意发掘制度运行中的默契、惯例等非条文的部分，也有溢出陈寅恪之处。其次，学术传统的建构与各“专史”间地位的升降。钱穆《师友杂忆》中曾提及一则轶事，他1930年代想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政治制度史”，因属“旧史学”，遭主事者反对而未果。在近代新史学的浪潮中，作为帝王将相历史的一部分，传统“十通”之类的学问遭到排挤自不足为奇，然而制度史又如何从被摒弃的“旧史学”，重新成为金字塔尖的学问，这一学科内部演化脉络不但仍欠梳理，而且与近代以来很多被目为“传统”的东西一样，未必久远且时常变易。其三，学科条块划分的影响。这一点在新中国成立后因院系及学科的重新规划与调整，显得尤为明显，学者日常参与学术活动中对此不难有切身的观察。如果某一专门史因建制的关系，被分置于不同的学科中，出身不同背景的研究者，即使探讨类似的问题，研究的角度、诠释的模式乃至对材料的认识运用等方面都会出现明显的差异。如法律尽管也属于广义的制度范畴，但新中国成立后主体被纳入法学学科名下，既往法律系出身治法史者多喜欢将唐律与罗马法相比较，近来则多论及中国古代民法之有无，史学出身者则少有这种关怀。这种问题意识的产生，无疑与学者身处的学科及在学科内部建构研究的合法性有关。这种“和而不同”甚至“不和不同”的情况，同样出现在宗教史、经济史等领域中。
如果说断代史与专门史在外围筑起了边界，一旦进入学科内部，则普遍面临着“创新”的焦虑。我们虽然抛弃了线性的进步主义史观，转而却用“理论进步主义”填补其中。无可否认，19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受惠于从西方引入新的社会科学理论。一方面经过四十年来知识的累积，可以说已基本弥补了与西方史学的“代差”，国际学界流行的方法与议题，很快都有学者在中国史领域中予以引介尝试；另一方面，理论的不断翻新似乎并没有缓解中国史学“理论饥渴”的病症。新史料与新方法作为学界最常标举的两个旗号，前者根植于史学内部，后者往往假借自社会科学，外生的理论工具与史学研究之间的张力，一直挥之不去。同时我们或稍可反思对“理论进步主义”的崇拜，近代以来位居中国史学潮流中心的无疑是“新”，在各种论述中大体上都或隐或现地认为“新”约等同于“好”。时至今日，新史料与新方法依旧是最常见的会议主题，带有“新”这一帽子的刊物、论著更不计其数。除了新之外，学界似乎很少认真地探讨过，何谓好的史学研究。或许大家都能公认，任一史学论著若能兼备以下两项长处，便足以堪称优秀：一是通过对新史料的发掘或旧史料的重新解读，廓清既往晦暗不明的史实；二是借助视角与方法的转换，对某一历史事实作出了新的诠释。不过兼备两者之长的研究终是少数，假设仅能偏向一隅，我们是应该提倡史料取向的工作，还是更强调方法论的更新，每个学者恐怕都有不同的认知，其实也反映了自身的研究偏好。不管如何，这或许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日后学术研究的进步恐怕并非单靠“新”便能驱动。
本文有意回避了对具体研究得失的评判，只是希望提示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研究的时间单元与学科并非自然的产物，但在现代学术体制中，往往被奉为天经地义，隐而不彰地宰制着研究者知识与行为的边界。事实上，较之于在高处作为思想的学术史与作为知识的研究史，学者自身从属的学科及学术传统的形成、变易，乃至重新发现或接续，无论是主观选择还是被动纳入，某种程度上而言对研究者个体有更深刻而隐微的影响，这也是学界内部“代际差异”的成因之一。任何人都不能真正自外于潮流，而是自知或不自知地被缠绕其中。若我们对身处的潮流有所思考，知其源、观其澜、察其不足，或许能成为走向真正意义上“重绘”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