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小艺学姐，曾是往届首师博雅机构全程班的学员，现在担任首师博雅机构的班主任之一。在紧张的研究生备考阶段，同学们常常面临这样的困境：既希望通过阅读名家名作来提高学术素养，但又因时间紧张、科目繁多而不得不放弃。首师博雅机构的名著解读团队希望通过自己的阅读经验，提炼出知名著作中的关键要点与核心思想，帮助大家以最快的时间掌握最多的知识，考试时可以从容应对，同时也培养大家对学术的兴趣。
小时候，我跟随老师临摹过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深深体会到了唐楷的严谨法度。然而，由于缺乏坚持，最终半途而废。因此，我对书法的审美仅停留在楷书上，对于草书一直难以入门。在学习书法史时，从魏晋到隋唐甚至宋元，我还能勉强跟上，但一到明清时期，就感到有些无所适从。
傅山的笔走龙蛇、“四宁四毋”的美学观，以及碑学与帖学之争，一直让我感到迷惑，仿佛雾里看花。直到读了《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这本书，才让我豁然开朗，真正理解了晚明的尚奇美学和傅山其人其事，以及碑、帖转变的深层逻辑。让我们一起来领略这本书的魅力。
01
本书简介
作者：白谦慎，1955年生于天津，是一位著名的艺术史学家。
白谦慎曾任美国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教授，对中国书法史和当代书法的发展有深入的研究。现任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院长。
本书地位与价值：白谦慎在写这本书时，已经用了13年时间研究傅山及其书法。有人说，这本书是迄今为止研究单个艺术家最优秀的著作之一。它的影响早已超出了书法的专业领域，成为了解明清之际社会文化，尤其是审美取向变化的必读书。
主题思想主人公：傅山傅山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大师，精通书画。他生活的时代，正值明清交替，因此，他的书法作品同时呈现出这两个历史时期的特征。他既是追求“奇”最为激进的艺术家，是那个时代最后一位狂草大师，也是新时期书法碑学思潮最早的雄辩鼓吹者。
从个人身上折射时代变迁17世纪，明朝灭亡，清朝兴起。这场政局变革对思想、文化和艺术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书法的审美也因此发生了重大转向：人们开始重视和学习古代的碑刻文字，更加欣赏质朴、刚健、豪放的美，这就是碑学思潮。傅山不仅亲身经历了整个过程，也是这场转变的推动者。从傅山的人生经历，尤其是他的思想变化中，可以生动地看到书法美学转变的发生过程。仔细分析他的经历和思想，也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这种转变背后的社会历史动因。这本书不只是分析傅山的美学思想，更重要的是，傅山这个人是理解明清时期社会文化和审美风尚变化的最好切入点。
03
主要内容
书中按照晚明、明清交替和清初这三个历史阶段，把傅山的人生也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章 晚明文化和傅山的早年生活
傅山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家乡是山西太原的阳曲县。彼时，明朝距灭亡还有37年，已进入末期。晚明时期，中国文化达到了一个高峰，犹如明王朝最后的辉煌，艺术文化丰富多元，这两个特点在年轻的傅山身上都有明显的体现。
首先，通俗文化的蓬勃发展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当时的商品经济非常繁荣，老百姓的识字率较高，读书不再是社会精英的专利，普通百姓也需要适合他们欣赏的文化作品，因此通俗文化得以蓬勃发展。像《西游记》《水浒传》等中国最著名的通俗小说，以及《牡丹亭》这样的经典戏剧，都是在明代中晚期出现或成型的。
此外，大量吸收域外思想也是晚明文化的一大特色。明代晚期，越来越多的西方传教士前往中国，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们带来了西洋的历法、数学等科学文化知识和思想观念，开始真正影响中国的文化发展轨迹。经济、政治、哲学、文化和艺术都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个复杂多元的时代逐渐形成，并孕育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审美。
当时的思想界鼓吹追求真实的自我。在艺术领域，这种追求变成了艺术家要表现自我，真实地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逐渐形成了一种追求个性、标新立异的美学思潮。白谦慎在《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中用“尚奇”概括这种风潮。
“尚奇”即追求新奇、与众不同。在当时，一个文化人越是标新立异，甚至有惊世骇俗的举动，就越会受到鼓励和赞扬。“奇”成了晚明文艺批评中最重要的标准。当时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如果认为某件文艺作品是优秀的，就会用“奇”这个字来称赞。这样的审美追求自然也反映到书法上。当时最有名的书法家董其昌可以说是尚奇书法的代言人，他的书法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生”。“生”的反面是“熟”，“熟”指模仿前人，这是之前书法的传统：书法必须是临摹的，必须遵循一套预设的格式，所以好的书法就是写得像古人。“生”则颠覆了这种传统，强调书法家要有自己的创造，书法应该成为表达自我的工具。书法家虽然要向古人学习，但学成之后，还要做到由熟返生，即有意识地与古人拉开距离。
董其昌的这一思想改变了书法史上对于“临摹”的理解。既然书法的标准是“生”，那么临摹的目的就不再是为了像，即临摹既要在模仿中学习前人，还要在学习中超越前人。因此，写书法的人不再亦步亦趋地追随古代大师，书法经典的地位也因此受到冲击。过去，经典的地位是不容撼动的，因为它是模范，是规定的格式。而随着尚奇美学的影响越来越大，书法家们不再一味地接受传统，而是努力地改造传统，传统的地位因此动摇。这样一来，经典范本也不够用了，人们开始寻找更多可以参照的书法资源。
于是，当时出现了一种现象：书法界开始流行在作品中使用冷僻的异体字。当时的著名书法家把书写异体字当成文字游戏，出版商看到了商机，开始出版专门收集古体字的字书，供喜欢书写异体字的人参考，这又反过来助长了书写异体字的风气。
傅山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在古代，书法是教育的重要内容，傅山从小就开始练习书法，他早期的训练还是那种临摹经典的方式。青年时期的傅山开始学习篆刻，也喜欢上了异体字。同时，他也感受到了审美取向的变化，有意识地突破帖学传统。这些都是晚明尚奇美学对傅山的影响，为他后来形成丑拙书法风格做了铺垫。
此外，傅山是个爱交朋友的人。他结交了许多思想倾向不同的朋友，其中不仅有传统士大夫，还有虔诚的天主教徒。年轻的傅山能够开放地接受各种思想，也塑造了他兼收并蓄的思想特点。
第二章 清代初年傅山的生活和书法
明朝灭亡使许多文人成为前朝遗民，这种特殊身份对他们的思想和审美产生了重要影响，傅山就是其中之一。明清易代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改朝换代有所不同，包含着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如何适应满人的政权，如何面对清政府的文化政策，是时代对傅山和他那一代文人的考验。傅山的美学思想正是在这种考验中形成的。
1644年，傅山37岁，明朝灭亡，清朝建立。最初，傅山和当时大多数文人士大夫一样，非常关心政治和军事，可能也参与了反清的活动。而且，为了拒绝清朝统治者的剃发要求，他还出家为道士。这段时间里，他颠沛流离，生活艰苦，这种状况持续了将近十年。1653年，傅山的好友、山西官员魏一鳌为他在太原郊外购置了一处房产，傅山终于过上了稳定的生活。
傅山和魏一鳌交情很深。魏一鳌不仅在经济上资助他，还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官场上的人脉，为他这样的明代遗民提供政治保护。对于当时的文人来说，异族统治带来的思想冲击是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的，加之原来科举取士的人生道路行不通了，他们的生活状态也被彻底改变。所以，当文人成为遗民时，思想往往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傅山也是一样，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他开始轻视赵孟頫的书法，转而推崇颜真卿的书风。
赵孟頫和颜真卿的书法水平都很高，但两者在政治气节上有明显差异。赵孟頫曾在元朝任官，这让他的人品受到质疑。相反，颜真卿则是忠君爱国的典范。傅山年轻时曾临摹颜真卿的书法，那时只是当作学习书法经典。而当他成了遗民，政治气节比美学取向更为重要。傅山推崇颜真卿而贬低赵孟頫，这种倾向在当时的文人群体中非常普遍。
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傅山推崇颜真卿也与其书法风格有关。颜真卿的书法受北朝石刻影响很深，石刻在唐朝并不是书法经典，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是奇特的。因此，颜真卿的书法符合晚明尚奇美学的趣味。
此外，山西曾是北齐的疆域，傅山作为山西人，更容易接触到北齐的碑刻。对傅山来说，颜真卿是一座桥梁，他的字将书法传统和尚奇美学、碑刻等元素连接起来。在学习颜真卿的过程中，傅山提出了他著名的“四宁四毋”的美学观：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简单来说，就是追求率真和古拙，反对媚俗和矫揉造作。这四点中，傅山推崇的拙、丑、直率容易理解，但“支离”则较难把握。“支离”一词出自《庄子》，意思是残缺、断裂，也带有对现实政治的消极抵抗意味。傅山认为支离是颜真卿书法中最重要的特质，这与他作为遗民的心态有很大关系。他将支离视为一种审美理想，并贯彻到自己的书法实践中。
傅山常把字写得怪异、变形。有时将一个字的两部分分得特别开，看似两个字；有时又将两个字连在一起写，看似一个字；有时会挪动字的偏旁部首，使其靠近另一个字。为了达到支离效果，他甚至打破书法结构的内在平衡。例如，他写“颜”字时，故意将右边的“页”字写得比左边的“彦”字低很多，使整个字向右下方倾斜。
这种写法在整体书法作品中显得夸张且丑拙。傅山的支离风格还有一个表现，就是混用字体。一般书法作品采用统一字体，但在傅山的某些作品中，你能看到草书、隶书、篆书等字体混杂，还有那些连同时代书法家都认不出的异体字。这在当时是颠覆性的写法。傅山这样写字，让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看不懂。一般人看书法，目的是读懂字面的意思。而傅山这样处理，削弱了文字的意义，强迫人们从图像而非内容的角度理解书法。
因此，字的形态，尤其是不合规矩的形态，成为书法家表达自我的方式。这更能让观者从书法本身获得审美满足。傅山倡导的支离风格反映了他作为遗民的情感体验，这些人被主流社会隔绝，有强烈的疏离感。
从这一点看，傅山与同时代的许多艺术家，如明代皇室后裔八大山人等人，是相通的。整体而言，清初书法绘画艺术对支离丑拙风格的推崇，是晚明尚奇美学的延续。明清易代过程中，这种美学风尚通过情感体验与文人的政治立场结合，形成了一批具有巨大成就的艺术家。明清易代对当时文人的思想产生了颠覆性冲击，他们将晚明尚奇美学与遗民情绪融合，创造出新的美学观念，傅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傅山《啬庐妙翰》杂书卷
第三章 学术风气的转变和傅山对金石书法的提倡
清朝入主中原，文人不得不接受这个异族的统治。这种政治思想的变化，必然会对那批遗民文人的审美产生影响。
不可否认的是，清朝统治者通过各种政治手段争取到了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认可，是产生这一转变的重要原因。1679年，康熙皇帝举行博学鸿儒特科考试，就是为了招揽前朝知识分子所做出的努力。通过考试的学者会被授予翰林院的官职，很多人还参与修撰《明史》。另外，清政府还做了一件事，就是抵制通俗文化。晚明流行的戏曲和通俗小说，很多都被官府封禁了。
修撰《明史》和禁止通俗文化，正好迎合了当时文人的普遍心理。首先，康熙皇帝举行考试、修撰历史的目的，就是消除清政府与汉族精英的对立。这些文人痛惜明朝覆灭，当然也会反思原因，而晚明多元文化对传统儒家的冲击，就是文人们找到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反对通俗文化的政策也得到了前朝文人的支持，从而从内部瓦解了文人遗民的反清倾向。
康熙皇帝举行博学鸿儒特科考试的那年，傅山已经72岁了，已经是山西的文化领袖。山西的学术圈里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就是顾炎武，他认为晚明追求新奇、标新立异的思潮是明朝灭亡的原因，所以需要反思、纠正这种思想。顾炎武作为一代大儒，他的想法也反映了当时汉族知识分子的普遍共识。
汉族文人解决问题的方法，是纠正败坏的学风，追本溯源，回归原点，从而形成了清代整体的学术潮流。他们集中精力研究音韵学、金石学和考据学，作为不会触犯政治禁忌的学术领域，这三个学科成为清代学术的代表。这三科里面，金石学是研究古代青铜器、石刻上面文字的学问，对书法影响最大。
清代文人想要追本溯源，探访古代的文字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当时的文人，更热衷于寻访古代碑刻，这既是一种学术探索，也寄托了他们的怀旧情绪。他们在荒野中直接寻访和研读古碑，也会在书斋中赏玩碑刻的拓片，从而推动了审美的变化。
傅山在这种学术风气的转变中，逐渐形成了对金石书法的推崇。他不仅在自己的书法作品中融入了金石学的元素，还积极提倡这种风格，影响了后来的书法家。傅山的这种推崇，一方面是对传统书法的回归，另一方面也是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和坚守。在清朝的统治下，他通过书法表达了自己的民族情感和文化立场。
黄易《嵩洛访碑图》
同样是欣赏碑刻，但清初的审美趣味却与晚明大不相同，从“尚奇”变成了“崇古”。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但从傅山这个具体的个案来看，这个变化发生得特别自然。傅山一向喜欢碑刻。他从小学习篆刻，喜欢异体字，后来推崇颜真卿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其中有北齐碑刻的趣味。如前文所述，董其昌提倡“生”，动摇了书法经典的地位，人们希望有更多的文字进入经典体系，而古代碑刻是非常合适的新范本。因此，傅山晚年非常推崇新兴的碑学和金石书法。在明清易代的刺激下，傅山的尚奇变成了支离，他开始将更多的字体融入书法。当魏晋以前通行的隶书、篆书成为他模仿学习的对象时，崇古就显得理所当然了。从傅山的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美学思想的转变过程正是书法美学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自我突破的体现。我们必须强调的是，虽然这个变化发生得自然而然，但其意义非常重大。它让书法艺术完成了自身的突破，碑学思想由此兴起，成为清代以后中国美学思想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第四章 文化景观的改变和草书
这种美学思想变化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书法家对书体的探索。在各种书体当中，草书尤其是狂草，是最具表现力的字体，最能反映书法家的内在本性。傅山是明末清初最后一位草书大师，然而后来他逐渐转向学习篆书和隶书，不再那么偏爱草书了。他认为篆书和隶书才是书法的典范，力图将汉代隶书融入书法创作。
长期以来，从楷书到行书，再到草书的书法传统在这种转变中逐渐削弱，一种新的艺术标准开始建立。傅山的这一转变不仅反映了他个人的书法追求，更体现了清初书法界对古代书体的重新审视和推崇。
傅山在书法创作中，逐渐将隶书、篆书等古代书体与自己的独特风格相结合，创造出一种新的美学形式。这种形式不仅强调书法的技法和形式美，更注重书法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传承。
傅山的这种探索与创新，反映了明清易代时期书法家们对自身文化身份和历史记忆的重新定位。通过对古代书体的研究和应用，傅山不仅丰富了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也为后来的书法家提供了新的创作思路和方向。
总的来说，傅山的书法转变和他对古代书体的推崇，是对清初文化景观变化的回应。长期以来，那套从楷书到行书、再到草书的书法传统在这种转变中逐渐削弱，一种新的艺术标准开始建立。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对书法形式的探索，更是对书法艺术本质的深刻理解和创新，奠定了清代书法的新基调。
傅山《章草册》拓本的字形矮扁，笔画浑圆厚实，上挑的燕尾是章草与今草的重要分野。
1684年，傅山去世。在傅山身后，草书开始衰落。他或许没有料到，草书的衰落会那么彻底。而他更想不到的是，正是他所提倡的碑学让篆书和隶书成为流行的字体，从而导致草书的衰落。乾隆年间，碑学书法进入到黄金时期，在经典的名家谱系之外，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工匠刻在青铜器、砖瓦、摩崖上的古代铭文也成了书法学习的范本，形成了中国书法思想的重大转变。
04
提炼总结晚明傅山出生时，明王朝已进入最后阶段。当时的思想界鼓吹追求真实的自我，在艺术上强调表现真实的内心，逐渐形成了一股尚奇的美学思潮。这种思潮反映在书法领域，就是书法家们不再对传统的帖学经典亦步亦趋，开始寻找新的书法资源和美学标准。这都为傅山的书法美学思想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明清交替改朝换代让傅山的艺术思想和审美趣味都发生了转变。他重新认识并高度推崇颜真卿的书法，认为支离是颜真卿书法的最重要特质，并提出了“四宁四毋”的美学观。傅山成为新的书法美学潮流中的关键人物，代表了那一代遗民文人的审美取向。
清初随着清政权逐渐稳固，康熙推行的文化政策促使遗民文人和清政权达成和解。文人在反思明朝灭亡的过程中，提出要回归古代传统，音韵学、考据学、金石学随之发展起来。傅山的美学思想逐渐从尚奇变成了崇古，但这个古，并不是原来帖学思想中的古，而是碑刻中的篆书和隶书。傅山彻底建立起碑学体系，中国书法思想的一场大转变就此完成。
脉络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傅山的美学思想经历了从尚奇到支离，再到崇古的过程。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书法内部的变化，也能感受到政治文化对审美倾向的塑造。在傅山的案例中，我们看到，在艺术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艺术家对其生存状态的情感体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5
使用方法
单纯从应试角度来说，《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中涉及的知识点并不多，无外乎傅山书法、四宁四毋的美学观、碑学与帖学之争等。
但如果从大背景来看，书中阐述的从晚明到明清易代，再到清代初兴的文化发展过程，帮助我们理解了明清之际遗民文人的时代语境。这些遗民文人包括董其昌、陈洪绶、四僧（八大、石涛、弘仁、髡残）等。了解这个时代特征，再学习这些艺术家的艺术风格与思想，就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小艺学姐有话说：
明清时期是一个追求“变”的时代，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政治和社会层面，更深刻影响了艺术的发展。在这个动荡的时代，艺术家们通过他们的作品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同时也通过艺术的变革展现了他们对时代的回应。傅山、董其昌以及四僧（八大山人、石涛、弘仁、髡残）都是这一时代艺术变革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艺术实践和思想探索共同构成了明清艺术的多样性和深度。
傅山的书法是这一变化的典型体现。傅山出生于晚明时期，当时的思想界鼓吹追求真实的自我，在艺术上强调表现内心的真实情感，这形成了尚奇的美学思潮。傅山在书法中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帖学，而是寻求新的表现形式，提出了“四宁四毋”的美学观，强调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他的书法风格逐渐从尚奇转向支离，反映了他作为遗民文人的情感体验。
与此同时，董其昌在书画理论上的创新也对明清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董其昌提倡“南北宗论”，主张南宗画重意境，北宗画重形式，他的这一理论不仅为画家们提供了新的创作方向，也为后来的文人画奠定了理论基础。董其昌的绘画风格强调简约和空灵，这种追求内在精神的表达，与傅山的书法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四僧中的八大山人、石涛、弘仁和髡残，他们的艺术创作同样深受明清易代的影响。八大山人通过他独特的花鸟画表达了对明朝覆灭的悲愤和对清朝统治的不满。石涛在绘画中提出“我自用我法”，强调艺术的独创性和个性化，这与傅山的“支离”理念相呼应。弘仁和髡残则通过他们的山水画表现了对自然的崇敬和对世俗社会的超脱，这种追求个性和内心真实的表达，正是晚明尚奇美学思潮在清初的延续和发展。
明清易代不仅带来了社会和政治的剧变，也促使艺术家们重新思考和探索艺术的本质。傅山、董其昌和四僧在这种大变革中，通过他们的书画创作，体现了对传统的反思和对创新的追求。他们的艺术实践不仅记录了时代的变迁，也为后来的艺术发展奠定了基础。通过研究傅山等人的艺术，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书画技法的演变，更能感受到艺术家们在面对时代巨变时的思想和情感。
总之，明清时期的艺术变革是一个多维度的过程，从傅山的书法到董其昌的画论，再到四僧的绘画创作，他们共同描绘了一幅丰富多彩的艺术画卷。这种变革既是对时代变化的回应，也是艺术家们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理解傅山及其同时代的艺术家们的作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明清时期的文化变迁和艺术发展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