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10余年后，赵鼎新辞去了所有和浙大社会学系有关的职务，此举引发了学界的普遍关注。他在中西方都工作多年，对彼此的学术生态有深刻的体认。他认为，归国后所做的事情，不可避免地会与某些既定制度和规则产生摩擦，从而在客观上大大增加探索成本。同时，这类问题的解决办法并不难，那就是不要将教师的升迁与课题的“层次”和数量简单挂钩。
撰文 | 陈彬（《中国科学报》 记者）
赵鼎新 受访者供图
自2012年加入浙江大学，历任访问学者、社会学系学科建设首席专家、社会学系系主任、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等多个职务后，不久前，赵鼎新离开了浙大社会学系系主任的岗位。此后，他又辞去了所有和浙大社会学系有关的职务，此举引发了学界的普遍关注。
在加盟浙大前，赵鼎新长期在世界社会学研究的顶尖学府——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对国内的学术研究现状尚无深刻了解。海归10年的经历给了他一个新的观察窗口。对于目前的国内学术生态，他有了自己的思考。
“在某些领域，我们国内的学术研究依然缺乏一种专业感。”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赵鼎新说。
最大的遗憾：太累了
记者：在浙江大学主持社会学学科重建工作的这些年，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赵鼎新：这些年我的收获还是很多的。
相较于其他学科，社会学在国内起步并不算晚，民国时期就有很大的发展，但社会学的学科复建却是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开始的。受高等教育整体发展趋势影响，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学发展往往更注重“工具”属性，在研究方法上也偏“工科化”。
这一点在很多方面都有体现。比如，更侧重研究发生在中国内地的具体社会问题，在方法上更侧重定量，特别是以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为基础的研究等。但事实上，不管是刚刚兴起之时还是当下，社会学更大的价值其实是给其他学科提供一种“母语法”。
比如，新闻传媒学、管理学、商学等学科，其早期的许多经典理论都源于社会学家发展出来的各种分析视角和叙事语法，并且至今仍不断从社会学汲取理论滋养。从这个角度说，社会学承担的是整个社会科学的“母学”角色，它具有很大的基础学科属性。
这也是我在浙大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拓展社会学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基础学科”的作用，弥补浙大基础学科较差这一薄弱环节。
另外，虽然中国先哲思想中不乏社会学思维，但是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却源于西方。这使得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学研究无论是在研究课题还是在分析语法层面，都大量模仿西方，缺乏自身特色，在研究视野上也是更多集中于我国内地，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国外的社会学研究相对不足。对此，我希望将社会学的研究视野拓宽至边疆和海外，进而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乃至话语体系。
应该说，多年来，上述工作一直是我的努力方向。如今，虽然还没有完全达成我的设想，但已经取得很多成绩。
比如，目前浙大社会学系师生的研究视野不但深入到我国边疆地区，而且拓宽到美国、俄罗斯以及中亚、南亚和非洲等其他国家和地区。很多年轻学者的论文和著作已经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重视，浙大社会学系也在国际上有了相当的知名度，这是很值得骄傲的。
记者：除成绩外，你有哪些遗憾？
赵鼎新：最大的遗憾就是太累了。毕竟我们所做的事具有一定的开拓性，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与某些既定制度和规则产生摩擦，从而在客观上大大增加我们的探索成本。
比如，为了避免学生和导师建立各种依附关系，我们在人才培养的探索中，规定博士生不是由某个单独的导师指导，而是由导师团集体指导。这项改革虽然得到了校方的同意和支持，但在执行层面却遇到了很大的麻烦——按照博士生培养“谁是导师谁出钱”的传统制度，导师团中该由谁出钱成了绕不过去的问题。这致使博士生乃至硕士生的大量培养经费最终不得不由系里承担。
再比如，我们有些老师的研究课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有时很难申请到国家层面的课题。为了支持这些研究工作，我们不强行要求青年教师在预聘期内申报课题，但是这类“不合时宜”的规定，其阻力之大也是可以想象的。
这些年，类似的问题在我们的工作中并不少见。这类问题的解决办法并不难，那就是不要将教师的升迁与课题的“层次”和数量简单挂钩。事实上，这也是国际顶尖大学通行的做法。
学术界缺乏“专业感”
记者：你在中西方均工作了多年，对比彼此的学术生态，你认为有哪些不同点？
赵鼎新：近些年，我国在学术研究领域取得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必须承认，相较于那些学术氛围和学术积淀更加深厚的国家，我们在很多领域依然缺乏一种“专业感”。
以社会学为例，“专业感”的重要性可以从很多方面理解。比如，作为社会学家，我们必须懂得，虽然社会非常需要社会学思维，但社会不一定需要社会学以“社会学系”的方式存在。因此，为了保持社会学专业的生命力，我们必须非常珍惜自己的学术荣誉和学术责任。
我曾在芝加哥大学工作了20多年，其间被不断灌输一种观点，即芝加哥大学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的诞生地，这份“产业”和荣誉不能毁在我们手里，所以学者们对于学术研究非常认真，并且始终有某种危机感。
这种“认真”体现在很多层面。简单举例，在芝加哥大学，教师不管是给本科生、研究生写推荐信，还是给年轻教师写长聘推荐信，都会亲力亲为，认真负责，有时一封信甚至要花费几天时间反复修改。反观国内，这样的现象却并不多见。在我看来，其根源在于很多学者不能从一个“专业”角度看待自己的学术工作，对其也缺乏足够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这一点还体现在其他方面。比如，国内有大量学术文章即便最终成功发表，其学术价值也不是很高。这是由于很多学者虽然把文献梳理和“讲故事”做得面面俱到，但视角和观点却不鲜明，并且缺乏一种“为什么这种叙事方式比其他方式要好”的反思，而这种反思是一名学者首先应当建立起来的。
这一点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须知，人文社会科学虽然带有“科学”的标签，也会运用大量科学方法，但其最重要的价值却在于视角、观点和分析手法。一项研究如果缺乏视角、观点，并且分析手法老旧，就肯定不会有太大的价值。
记者：你认为应该如何提升学术队伍的这种“专业感”？
赵鼎新：在全国层面，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很难一概而论，但从我们的工作出发，有三点经验可以借鉴。
一是在青年教师的论文发表上，要看重质量和学术个性发展，而非数量；二是主要请来自外校、人品和学问俱佳的学术委员会成员进行学术把关；三是不将课题和任何名号作为学术考核的标准。举一个极端例子，即使某位青年教师拿到了多个国家级学术称号，这些称号也不会成为其在我们系晋升的重要指标。
先获得内心的自由
记者：你曾提到，希望用自己的后半生为年轻人营造一个相对自由的研究环境，你所指的自由环境是什么样的？
赵鼎新：在我的理解中，所谓自由环境首先在于内心，或者说学者的心中有没有“自由”。说得更通俗一些，目前很多学者考虑最多的并不是自己的学术志趣，而是什么样的研究课题更容易发表文章和申请项目、哪本期刊的标准更松、文章写成什么样式更能打动编辑、哪类学问更能名利双收……当这些功利性的想法主导其研究时，学者便将自己束缚住了，导致其在学术研究上畏手畏脚、瞻前顾后，最终难成大事。
工作中，我非常支持周围的年轻学者摆脱内心的这些束缚，同时，我们也招收了不少研究“冷门”议题的学者。这些学者往往并不是文章发表的“大户”，但我们愿意为其提供相对宽松的空间。
此外，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教育一直强调尊师重道、提倡长幼有序，这当然是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但并不意味着对此应刻板地遵守。
比如，在很多高校的院系中，青年老师“怕”大牌教授，不敢与他们接触，甚至在他们面前唯唯诺诺的现象并不鲜见，对此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引导，并营造一种平等、轻松的氛围。
我担任浙大社会学系系主任期间，年轻教师背后称呼我为“老赵”的大有人在。对此，我非但不生气，反而会在他们未能及时“改口”时，与其开玩笑：“既然背后都叫了，便当面接着叫呗。”
再比如，我们搬入新办公楼房时，按规定我可以使用75平方米的办公室，但我坚持包括我在内的每位教师都使用相同大小的办公室。结果是除了极个别老教授外，系内教师的办公室均为15平方米。此举同样是为了营造一个平等的小环境。
记者：你刚才提到的问题与当下的人才评价标准是否有关？
赵鼎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做一下中西对比。
欧洲情况我没有全面了解。据我观察，美国高校并不存在统一的教师考核评价标准。一般来说，越不在“领航道”上的高校，其对教师的考核标准越多、越“硬性”；那些顶尖美国高校则几乎没有什么硬性的考核标准，只要院系内的同事公认某位教师的水平高，即便是该教师并未发表多少论文或著作，依然会得到升迁。
比如我在芝加哥大学工作期间，从长聘副教授一路升至正教授，再到讲席教授。其间，我在出版英文版《儒法国家》一书前，并未发表很多文章，更多凭借的是与同事日常交流时所赢得的学术口碑。
从这个角度说，学术评价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看似千头万绪、五花八门，但最关键的标准反而是每个人心中的那杆“秤”。
反观大部分国内高校，其教师评价依靠的依然是各种“硬指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属于“无奈之举”，毕竟如果不靠指标，学术团队中的“学术守门人”必须足够权威且公正。但目前，我们缺乏这样的“守门人”以及相关环境。
记者：在你看来，这是否是目前“破五唯”面临的一个主要难题？
赵鼎新：事实上，在国内学术界，我们对于本领域内同行的学术水平都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比如，浙大社会学系便请了不少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组成了学术委员会。他们的资历、视野和操守都足以胜任“学术守门人”的角色。当然，他们能发挥多大作用仍然是个现实性问题。
然而在另一方面，在目前的国内学术界，打招呼、托人情的现象并没有绝迹，甚至可以说屡见不鲜，这一点毋庸讳言。这种现象会极大影响同行间的学术评价；此外，目前国内很多高校都在推行“代表作”制度，这当然也是为了摆脱各种“硬指标”，但“代表作”的认定仍然需要一位高质量的“学术守门人”作为前提。
注重质量评价是一条正路，但这项制度有效实施的一个重要基础，在于要有一个公正、合理、有效的学术评价体系。
在这方面，我们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具体而言，就是要将权力下放，让专业人员“守门”，不搞各种与利益挂靠很近的高位引导。否则，势必会产生学者间的无序竞争，引发学术腐败，甚至把青年教师和学生引入歧途。
我们需要一支最“土”的研究队伍
记者：你认为一支理想的学术研究队伍应该是怎样的？
赵鼎新：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因为人才队伍的组成没有一定之规，需要视研究领域和研究题目的具体情况而定，但我认为至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还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共同点。
比如，我国正致力于在国际上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把中国的声音传出去。这无疑是必要的，否则便很容易在国际社会中陷入用人家的语言说自己的事情，或者“自说自话”的尴尬境地。
这给相关领域的学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其研究成果要能出现在国际权威的期刊杂志上，或者由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出版社出版，同时也要在相关研究领域的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上都有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在以西方为主导的话语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
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需要一支最“土”的研究队伍——他们要能够真正深耕我国的国情，同时又能针对自身研究领域，在本体论、认识论和问题意识层面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进而将其研究成果用洪亮的声音传播到国际空间，掌握在相关领域的话语权。
记者：在你看来，一个年轻学者的学术成长路径应该是怎样的？
赵鼎新：我觉得一个人的学术成长要分若干步骤。年轻时，硬的要学基本功，软的要学视野和学术人格。
所谓基本功，就是包括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统计学、大数据等在内的各个学科和方法，年轻人需要广泛涉猎，什么都要学，要博览群书。年轻人的学术“野心”越大，其基本功的涉猎范围也应该越大。
以我本人为例，我曾在年轻时大量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理科知识，这使我对17世纪后世界范围内的科学史有较深的了解。如此一来，我能够较为明确地锚定自己所作某项研究的意义。
除基本功外，年轻人更要拓宽自己的视野。从事学术研究，只有“野心”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很多学术研究领域，相较于“事实”，学者的眼界和视野是更重要的。很多学术做得很好的人最终之所以没有成为“大家”，就在于他的眼界狭窄，缺乏反思，从而受到性格的局限。
曾有位我非常尊重的历史学者在与青年教师交流时，将历史学领域的基本功训练比作锻炼手臂力量——当一块毛巾别人拧不出水，而你通过拼命拧又拧出一些水来，你就比别人厉害。
这个比喻非常生动，但我觉得还需要再往前走一步。如果我们可以在广泛涉猎各种知识的基础上改变自身视角，便有能力将放在烤箱中烘干的一块毛巾拧出东海水。当你的视角改变、视野拓宽时，会对曾经熟悉的材料产生全新的理解。这是一种从“理学”到“心学”的转型，而支持这种转型的便是自己的学术人格。
一位学者的学术人格必须以唯物为基础，而它的另一面则是学者的反思能力，或者说是“唯心”的一面。如果一位学者只有学术基本功而不具反思能力，便会是一个很“迂”的人；反之，如果只有反思能力而没有学术基本功，便成了“野狐禅”。一句话，你的学术人格到哪一步，学问就到哪一步。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科学报”，来自《中国科学报》 (2024-04-09 第4版 高教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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