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对不同年代出生的人进行评价和比较时，有两个传统观点。一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难处”。这一代很难，但上一代人也很难，哪个时代的竞争都很激烈，哪个时代的优秀者最终都会脱颖而出。二是“下一代人总会比上一代人过得更好”，社会总是在进步的，历史总是前进的。这两个观点很可能都是错误的。今天的年轻人面临着无比残酷的竞争，这并非因为他们不够努力，也不代表他们的努力注定都是有用的。在充满垃圾时间的历史长河中，“一蟹不如一蟹”并不违反历史定律。在历史的大周期中，人口问题才是决定命运的最重要变量。
2023年11月份，我参加了第三届环境经济学前沿论坛。参会者几乎都是比我年龄小的青年教师（“青椒”）。我问每一个跟我打招呼的“青椒”：你的职位是“非升即走”吗？你们的考核标准是什么？我现：（1）几乎所有刚入职的青椒都是“泥饭碗”，短则2年，长则3+3年；（2）大部分学校的考核都是1A+2/3B+一个国家级课题；（3）发了国际A刊论文的年轻人太多了，这导致A刊论文在申请国家级人才项目时已经很难有显示度了。总结：当前的学术界，有可能是建国以来竞争最激烈的时期，年轻人很难熬出头。文章能否发表，头衔能否拿到，取决于实力、关系和运气。困难的是，后两者的权重至少在国内学术界越来越大了（请参考我们之前的一项研究成果：论文发表是不是一场“权力的游戏”？）。而且，国内大学的所谓“终身教职制”并非欧美意义上的终身教职制，而是一定程度的“割韭菜”。这种“养蛊式竞争”，是一种劳动力供给短期过剩状态下缺乏总体协调的囚徒困境，长期来看会扼杀年轻人的创新动力。据说，有些大学已经把副教授都变成临时工了，有些大学教授都有考核任务，还有一些大学则将教师晋升的阶梯无限延伸，“预聘助理教授—长聘助理教授—长聘副教授—长聘教授”。看这架势，退休不到，内卷不止。若问用人单位为何如此强势？无他，唯人多耳。
假设一个研究生今年毕业，他/她很可能是1999年出生。1999年全国出生人口数为1800多万，这些人应该在2017年高考，当年录取人数为700多万。考大学难，那么考高中就难；考高中难，考初中就难；继续往前推理，这些人从幼儿园开始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唯有“狭路相逢勇者胜”。然而，假如一个人2023年出生，当年全国出生人口数是902万（相当于1999年的一半），而2023年全国高考录取人数高达1100万。这意味着，如果大学不缩招、不倒闭，那么2021年（当年出生人口数为1062万）之后出生的孩子，在2041年躺着就可以上大学！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今年大学生找工作为什么那么难？因为生不逢时啊！而且，即便大学毕业后找到工作，以后换工作、升职、买房、买车，甚至是买彩票，基本上都是在跟同龄人竞争。看透了这一点，格局一旦打开，你会发现，个人努力的天花板既不是由天赋决定的，也不是由父母阶层决定的，而是由当年出生的人口数量决定的。还是一位长者说得对： “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
不要以为只有上大学和找工作受人口问题影响，其实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能与人口问题息息相关。从本质上讲，人类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满足人的需求。如果人口减少了，需求就减少了，生产力提高得越多，可能供给过剩越严重。以隔壁的日本为例。日本为什么从1990年开始经历了“失去的三十年”？主要原因之一是青壮年人口减少，人口高度老龄化。在一个老年人居多的社会里，不需要太多技术创新，不需要每年换一个iPhone，甚至也不需要那么多基础设施。对比邻国，人口减少的后果令人不寒而栗，没人可以独善其身。面临降薪和裁员的“体制内人员”，可能做梦也没想到，当地财政居然会入不敷出，而入不敷出的原因居然是当年大修大建和东南无法自保，这一切的渊薮都在人口。
毫无疑问，人口问题是中国最大的灰犀牛。而且，从世界经验来看，伴随收入的增长，出生率的下降几乎是不可逆的过程。这似乎令人绝望。然而，人口问题是最重要的解释变量，它本身也是一个内生变量。我们应该反思的是：第一，为什么人口出生率会如此低迷？以至于很多人口学者都承认“人口红利”提前了十年，说白了就是他们错误地预测了人口高峰期的变化。第二，在鼓励人口出生方面，我们还有哪些政策应该采取？第三，人工智能或机器人的扩散能否缓解人口危机？我不是人口专家，对上述问题并没有答案，但如何回答上述问题可能是所有关心中国前途者不可回避的使命。
人口问题，人人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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