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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彼得格勒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
（11月4日）
非常遗憾，我不能出席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只好写信致贺。
尽管在各国共产党的道路上存在着巨大的困难，但共产国际还是在成长壮大。主要任务仍然是争取大多数工人。这个任务我们无论如何要完成。
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合并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将是有好处的，因为少一些假象，少一些欺骗，对工人阶级总是有好处的。
彼得格勒工人及其新一届苏维埃在自己的城市里接待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谨向他们致良好的祝愿和崇高的敬礼。
彼得格勒工人在经济战线上也应当站在最前列。我们高兴地获悉，彼得格勒的经济已开始复兴。你们邀请我去彼得格勒，我希望能以早日成行来回答。
俄国苏维埃政权正在庆祝成立五周年。它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巩固。国内战争已经结束。初步的经济成就已经取得。苏维埃俄国认为，能够帮助全世界工人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艰苦斗争是最大的骄傲。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共产国际万岁！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922年11月4日于莫斯科
载于1922年11月9日《真理报》第25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45卷第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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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
在共产国际四大上的报告
（11月13日）
（列宁同志出现时，全场热烈鼓掌、欢呼，经久不息。全体起立，高唱《国际歌》。）同志们！在发言人名单中，我被列为主要报告人，可是你们知道，我在久病之后不能作大报告。我的讲话只能作那些最重要的问题的引子。我的讲题范围是很有限的。《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这个题目太广、太大了，要一个人在一次讲话中把它说透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只来谈谈这个题目中的一小部分，即关于“新经济政策”的问题。我有意只谈这一小部分，是要让大家了解目前这一最重要的问题，至少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我此刻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这样，我要讲的是我们怎样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我们靠这个政策取得了哪些成果。如果只讲这个问题，也许我能作一个总的概述，使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总的了解。
如果从我们怎么会实行新经济政策谈起，那我就应当提到我在1918年写的一篇文章。［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64—293页。——编者注］1918年初，我在一次短短的论战中恰巧谈到我们对国家资本主义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我当时写道：
“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即当时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将极其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而立于不败之地。”［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74页。——编者注］
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当然比现在要愚蠢一些，但也没有愚蠢到不会研究这种问题。
可见，我在1918年就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维埃共和国当时的经济情况，是一个进步。这话听起来很奇怪，甚至可能很荒谬，因为那时我们共和国就已经是社会主义共和国了；那时我们每天都在非常匆忙地——也许是过于匆忙地——采取各种新的经济措施，而这些措施只能说是社会主义的措施。但我那时还是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维埃共和国当时的经济状况，是一个进步，而且我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思想，还简单地列举了俄国经济制度中的几种成分。这些成分依我看来有以下几种：“（1）宗法式的，即最原始形式的农业；（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注：同上，第275页。——编者注］这几种经济成分当时在俄国都存在。那时我给自己提出了一个任务，要说明这些成分彼此之间的关系和是否应当把非社会主义成分之一即国家资本主义看得高于社会主义。我再说一遍，在一个宣布为社会主义的共和国里，竟把一种非社会主义成分看得比社会主义还要高，还要优越，这在大家看来是非常奇怪的。但是，如果你们回想一下，我们决没有把俄国的经济制度看成是一种单一的和高度发达的东西，而是充分认识到，俄国除了社会主义形式的农业之外，还有宗法式的农业，即最原始形式的农业，那问题也就很清楚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资本主义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呢？
我进而自问：这几种成分哪一种占优势呢？显然，在小资产阶级环境里，占主要地位的是小资产阶级成分。我那时认识到小资产阶级成分占优势。不可能有别的想法。当时在一次与现在的问题无关的专题论战中，我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对待国家资本主义？我回答自己说，国家资本主义虽然不是一种社会主义形式，但对我们和俄国来说，却是一种比现有形式更为适宜的形式。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虽然已经完成了社会革命，但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或基础都没有估计过高；相反，我们当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认识到，如果我们先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那就好了。
我所以要特别强调这一方面，是因为我认为只有注意到这一点，第一，才能说明现在的经济政策是什么，第二，才能由此作出对于共产国际也很重要的实际结论。我不想说我们事先已有一个准备好了的退却计划。这是没有的。这短短几行论战性的文字，在当时决不是什么退却计划。例如，很重要的一点，即对国家资本主义具有根本意义的贸易自由，在这里就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但这毕竟提出了一个大致的、还不明确的退却思想。我认为无论从经济制度至今还很落后的国家来看，或是从共产国际和西欧先进国家来看，我们都应当注意到这一点。比方说，我们现在正在制定纲领。我个人认为，我们最好现在对所有的纲领只作一般的讨论，即所谓一读，然后送去付印，但不在现在，不在今年最后作出决定。为什么呢？我想首先当然是因为我们对这些纲领未必都很好地考虑过。其次还因为我们几乎根本没有考虑过可能的退却和保障这一退却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世界上发生了象推翻资本主义和十分艰难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样根本变化的时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我们不仅必须知道当我们直接转入进攻而且取得胜利的时候，应该怎样行动。在革命时期这并不怎么困难，也不怎么重要，至少这不是最有决定意义的。进行革命时，常常会有敌人张皇失措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这样的时候向他们进攻，就会容易取胜。但这还不说明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的敌人如果相当沉着，他就会预先结集力量等等。那时他会很容易挑动我们去进攻，然后把我们抛回到好多年前的境地。所以我认为，我们应当作好有可能退却的准备，这种思想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不仅从理论上来看是如此。即使从实践上来看，凡是在不久的将来准备直接向资本主义进攻的政党，现在也应当考虑一下如何保障自己退却的问题。我认为，除了从我国革命经验中吸取其他一切教训外，如果我们还能注意到这个教训，那么，这对我们不但没有任何害处，而且在许多场合下很可能对我们有好处。
我已经着重谈了我们还在1918年就把国家资本主义看作一条可能的退却路线，现在我来谈谈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结果。我再说一遍，当时这还是一个很模糊的思想，但是到了1921年，当我们度过了，而且是胜利地度过了国内战争的最重要阶段以后，我们就遇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很大的——我认为是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内部危机不仅暴露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也暴露了工人的不满。当时广大农民群众不是自觉地而是本能地在情绪上反对我们，这在苏维埃俄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这种特殊的、对于我们自然也是极不愉快的情况是由什么引起的呢？是因为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我们没有给自己留下足够的基地；群众已经感到的，我们当时还不能自觉地表述出来，但是过了几个星期，我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就是：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我觉得危机是从1921年2月开始的。就在当年春天，我们一致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关于这一点，我没有看见我们中间有什么重大的意见分歧。到现在，即过了一年半以后，在1922年底，我们已经能够作一些比较了。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这一年半多的时间，我们是怎样度过的呢？结果如何呢？这次退却对我们是不是有利，是不是真正拯救了我们，或者结果还不清楚呢？这就是我给自己提出的主要问题，而且我认为这个主要问题对于各国共产党也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为回答如果是否定的，那我们大家就注定要灭亡了。我认为，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对这个问题作肯定的回答，就是说，过去的一年半，绝对肯定地证明我们经受住了这一考验。
我想现在来证明这一点。为此我应当简略地谈谈我国经济中的各个组成部分。
首先谈谈我们的金融体系和出了名的俄国卢布。俄国卢布的数量已经超过1000万亿，我看，单凭这一点，俄国卢布就够出名的了。（笑声）这可真不少。这是天文数字。我相信，在这里甚至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全场大笑）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些数字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从经济学观点来看也是如此，因为零是可以划掉的。（笑声）在这种从经济观点来看也是完全不重要的艺术中，我们已经获得了一点成就，我相信今后还会在这种艺术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真正重要的是稳定卢布的问题。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的优秀力量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这一任务具有决定意义。如果我们能够使卢布稳定一个长时期，然后永远稳定下来，那我们就胜利了。那时这些天文数字，什么万亿、千万亿就算不了什么。那时我们就能把我们的经济放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上并在坚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下去。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可以向你们列举一些相当重要而又有决定意义的事实。1921年，纸卢布币值的稳定期不到3个月。1922年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稳定期已经持续5个多月了。我认为，这一点已经足够了。如果你们要我们科学地证明我们将来能够完全解决这一问题，这当然还是不够的。不过要完全充分证明这一点，我看是根本不可能的。上述材料证明，从去年我们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到今天我们已经学会向前行进了。既然我们学会了这一点，那么我相信，我们今后还可以学会在这条道路上取得进一步的成就，只要我们不干出什么特别的蠢事来。可是，最重要的是商业，即我们所必需的商品流转。两年来我们虽然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因为大家知道，符拉迪沃斯托克［注：即海参崴。——编者注］几个星期以前才拿下），到现在才开始真正系统地进行我们的经济工作，但我们还是使商业开展起来了，而且使纸卢布的稳定期从3个月增加到5个月，因此我认为，可以大胆地说，我们可以对此感到满意了。要知道，我们是孤立无援的。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得不到任何借款。那些把自己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得如此“出色”，以致眼下还不知道走向何处的资本主义强国，哪一个都没有帮助过我们。他们通过凡尔赛和约建立了一种连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的金融体系。这些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管理尚且如此，那我认为，我们这些落后无知的人居然懂得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懂得了稳定卢布的条件，也就可以心满意足了。这一点并不是用什么理论分析，而是用实践来证明的。我认为，实践比世界上所有理论争论都更为重要。而实践证明，我们在这里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就是说我们开始朝着稳定卢布的方向推动经济，这对于商业，对于自由的商品流转，对于农民和广大小生产者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现在我来谈谈我们的社会目标。最主要的当然是农民。1921年，无疑有很大一部分农民心怀不满。当时还发生了饥荒。这对农民说来，是一次最严重的考验。当时外国都大叫大嚷地说：“看呀，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果！”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实际上饥荒是国内战争的恶果，他们当然对这一点默不作声，这也是很自然的。1918年开始向我们进攻的地主和资本家，都把事情说成这样，仿佛饥荒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果。当时的饥荒确实是一场严重的大灾难，这场灾难有葬送我们整个组织工作和革命工作的危险。
这样，现在我要问一下：在这场空前的意外灾难之后，在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在给农民以贸易自由之后，现在情况怎样呢？答复是很清楚的，是有目共睹的，就是：一年来农民不仅战胜了饥荒，而且交纳了大量的粮食税，现在我们已经得到几亿普特的粮食，而且几乎没有使用任何强制手段。在1921年以前，农民暴动可以说是俄国的普遍现象，而今天差不多完全没有了。农民对他们目前的境况是满意的。我们可以放心地下这个论断。我们认为，这些证据比任何统计数字的证据都重要。农民在我国是决定性的因素，这是谁也不会怀疑的。农民今天的状况，已经使我们不必担心他们会有什么反对我们的活动了。我们这样说是心中完全有数的，一点也不过甚其词。这一点已经做到了。农民可能对我们政权这一那一方面的工作不满意，他们可能对此有怨言。这当然是可能的，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的机关和我们国家的经济情况还很糟糕，还不能防止这种现象，但无论如何，全体农民对我们已经完全没有什么严重的不满了。这是在一年中取得的成就。我认为这已经很不少了。
下面谈谈轻工业。在工业方面我们应当把重工业和轻工业区分开，因为两者的情况不同。至于轻工业，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这方面出现了普遍的高涨。我不想来谈一些细节。我的任务不是列举统计数字。但这个总的印象是有事实根据的，我可以担保，这个印象的基础丝毫没有什么不可靠的或不确切的东西。轻工业有了普遍的高涨，因而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的生活状况都有了一定的改善。这一点在其他地区要差一些，因为那些地区主要是重工业，因此不能一概而论。我还是要再说一遍，轻工业无疑正处于高涨状态，所以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生活状况的改善也是毫无疑问的。1921年春天，这两个城市的工人有过不满。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我们天天都在注意工人的生活状况和情绪，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不会看错的。
第三个问题是重工业问题。我应当说，这方面的整个情况还是严重的。在1921—1922年，这方面情况有了某种转变。因此我们可以期望，不久的将来情况会有好转。我们已经多多少少筹集了为此所需的资金。在资本主义国家，要改善重工业的状况，就需要有若干亿的借款，否则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史证明，落后国家要有几亿美元或金卢布的长期借款，才有可能发展重工业。我们过去没有这样的借款，我们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什么借款。现在关于租让等等所写的一切，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我们近来关于这个问题，特别是关于厄克特的租让合同问题写得很多。我们的租让政策，我觉得是很好的。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没有一个有利可获的租让项目，这一点请大家不要忘记。可见，对我们这个落后的国家来说，重工业的状况实在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不能指望富有国家的贷款。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有了明显的改善，并且我们看到，我国的商业活动已经使我们得到了一些资本。诚然，目前还是很少的，才2000万金卢布多一点。但总算有了一个开端，我们的商业使我们得到了资金，我们可以用来发展重工业。不管怎么说，目前我国的重工业仍然处于很困难的状态。但是我认为，有决定意义的是我们已经能够积蓄一点资金了。我们今后还要这样做。这些资金往往是取之于民的，我们现在还是应当节约。现在我们正在研究怎样削减我们的国家预算，精简我们的国家机关。我在下面还要谈谈我们的国家机关。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精简我们国家机关，我们必须尽可能节约。我们在各方面都实行节约，甚至在办学上也实行节约。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能成为独立国家。这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
要挽救俄国，单靠农业丰收还不够，而且单靠供给农民消费品的轻工业情况良好也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有重工业。而要使重工业情况变好，就需要好多年的工作。
重工业是需要国家资助的。如果我们找不到这种资金，那我们就会灭亡，就不能成为文明国家，更不用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坚决的步骤。我们已开始积累为重工业的自立所必需的资金。固然，我们至今搞到的数目才2000万金卢布多一点，但总算是有了，而且是专门用来发展我们的重工业的。
我想，我已经照我所答应的，概括地向你们叙述了我国国民经济最主要的部门；我想，根据这一切可以得出结论说，新经济政策现在已经收到了成效。我们现在已经有证据说明，我们这个国家能够经营商业，能够保持农业和工业的巩固阵地并向前走。实际工作证明了这一点。我想，这对我们来说暂时是足够了。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我们也懂得我们还必须学习。我们已经执政五年了，而这五年我们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可见我们是有成绩的。
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农民拥护我们。很难有比农民更拥护我们的人了。农民知道，他们在世界上最痛恨的地主是拥护白卫分子的。所以农民十分热诚地拥护我们。使农民保卫我们、反对白卫分子，这是不难办到的。过去痛恨战争的农民，尽一切可能支援了抗击白卫分子的战争，抗击地主的国内战争。但这还是不够的，因为实质上这里所涉及的只是政权留在地主手里还是留在农民手里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够的。农民明白，我们是为工人夺取政权的，我们的目标是通过这个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对我们最重要的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做好经济准备。我们不能用直接的方法来进行这种准备工作。我们不得不用迂回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它与国家资本主义的通常概念不同。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不过我们的敌人却把它说得毫无意义。这是不对的。土地属于国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经济上也有很大的实际意义。这一点我们已经做到了，我还要说，我们今后的一切活动都应当只在这些范围内展开。我们已经使我国农民满意了，使工业和商业都活跃起来了。我已经说过，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同从字面上理解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无产阶级国家不仅掌握了土地，而且掌握了一切最重要的工业部门。首先，我们租出去的只是一部分中小工业，其余的都掌握在我们手里。至于商业，我还想着重指出，我们在设法建立合营公司。我们已经在建立这种公司，这种公司的资本，一部分属于私人资本家，而且是外国资本家，另一部分属于我们。第一，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学习做生意，这对我们是必要的。第二，如果我们认为必要，我们随时都可以取消这种公司，所以可以说，我们一点也不担风险。我们向私人资本家学习，仔细研究我们怎样才能提高，我们犯了哪些错误。我觉得，我能够谈的就是这一些。
另外，我还想谈几个不很重要的问题。毫无疑问，我们过去干了而且将来还会干出许多蠢事来。这一点，谁都不能比我判断得更好，看得更清楚。（笑声）为什么我们会干出蠢事来呢？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第一，我们是个落后的国家。第二，我国的教育程度极低。第三，我们得不到外援。没有一个文明国家帮助我们，相反地，它们都在反对我们。第四，由于我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过错。我们接收了旧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是我们的不幸。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常常反对我们。事情是这样的，1917年我们夺取政权之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曾对我们实行怠工。当时我们被吓住了，便请求说：“请回到我们这儿来吧。”于是他们全都回来了，而这就是我们的不幸。现在我们有一大批职员，但是缺乏有相当真才实学的人来切实地管理他们。实际上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在这里，在上面，在我们执掌国家政权的地方，机关工作人员还在勉强履行其职责，可是在下面，他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而且常常反对我们的措施。在上面我们有多少自己人，我不知道，可是我想总共不过几千人，最多也不过几万人。但是在下面，却有几十万沙皇和资产阶级社会留下来的旧官吏，他们部分自觉地，部分不自觉地反对我们。在这方面，短时期内是没有办法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方面我们要作多年的努力，才能改善机关，改变它的面貌并吸收新的力量。这个工作我们做得相当快，也许太快了。我们办了苏维埃学校和工人预科，有几十万青年在学习，也许学得太快了，但是，工作总算是开始了，我想，这个工作一定会收到成效。只要我们做得不是太匆忙，几年之后就可以培养出大批能根本改变我们机关面貌的青年来。
我说过，我们干了许多蠢事，但在这方面我也应当谈谈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的敌人责难我们说，列宁自己也承认布尔什维克干了许多蠢事，那我要回答说：是的，但是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干的蠢事跟你们干的蠢事毕竟是全然不同的。我们刚刚开始学习，但我们是在进行系统的学习，我们深信，一定会取得良好的成绩。如果我们的敌人，即资本家和第二国际英雄们强调我们干的蠢事，那让我在这里引一位俄国著名作家的话来作个比喻，我把这句话稍微改动一下，改成这样：布尔什维克干蠢事，好比是布尔什维克说“二二得五”，而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即资本家和第二国际英雄们干蠢事，就好比是他们说“二二得蜡烛”。[194]这是不难证明的。就拿美、英、法、日同高尔察克签订的条约来说吧。请问世界上还有更文明更强大的国家吗？而结果怎么样了呢？它们不先盘算一下，不思索一下，也不观察一下，就答应帮助高尔察克。这是一次失败，我认为，即使从人的常识来看，这种失败也是难以理解的。
或者再拿凡尔赛和约这个更近更重要的例子来说吧。请问“了不起的”“显耀的”列强究竟在这里干了一些什么呢？它们现在有什么办法来摆脱这种一团糟的混乱状态呢？我再说一遍，我们干的蠢事比起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世界和第二国际一起干的蠢事来，简直算不了什么，我看这样说不是过甚其词。所以我认为，世界革命的前途（这是我应当简略论及的一个问题）是美好的，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我认为还会更好一些。现在我就来谈谈这些条件。
在1921年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们通过了一个关于各国共产[195]党的组织结构及其工作方法和内容的决议。决议写得很好，但它几乎全是俄国味，也就是说，完全是根据俄国条件写出来的。这是它的好的一面，也是它的坏的一面。它所以坏，是因为我相信几乎没有一个外国人能把它读完。我在讲话之前，又把它读了一遍。第一，这个决议太长，有50多节。这种东西外国人通常是读不完的。第二，即使读完，也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读懂，因为俄国味太重。这倒不是因为它是用俄文写的——它已被出色地译成各种文字——而是因为它浸透了俄国气味。第三，即使作为例外，有个把外国人能读懂，他也无法执行。这是决议的第三个缺点。我同几个到这里来开会的代表谈过话，我虽然不能亲自参加大会——这对我来说是很可惜的，但是，我希望在代表大会今后的进程中，能够同更多的来自不同国家的代表详细谈谈。我觉得我们写出这样的决议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切断了今后走向成功的道路。我已经说过，决议写得很好，对它的50多节我都赞成。但是，我们不懂得，应该怎样把我们俄国的经验介绍给外国人。决议中所说的一切都成了一纸空文。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一点，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我认为，对我们大家来说，无论是俄国同志还是外国同志，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俄国革命五年之后，我们应当学习。我们现在刚刚有了学习的机会。我不知道这个机会能够保持多久。我不知道资本主义列强能让我们安心学习多少时候。但是，我们应当利用不打仗、没有战争的每个时机来学习，而且要从头学起。
全党和俄国各个阶层都有求知的渴望，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种学习的愿望说明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再学习，外国同志们也应当学习，但不是象我们那样学习——我们必须学习读、写和理解读过的东西，这对我们还是需要的。有人在争论，这属于无产阶级文化，还是属于资产阶级文化？我不来答复这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首先学习读、写和理解读过的东西，这是毫无疑问的。外国人不需要这样做。他们需要更高深一点的东西，在这方面首先是他们也要理解我们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结构所写的、他们没有读过也不理解就签了字的东西。这应当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必须执行这个决议。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决议的俄国味太浓了，它反映的是俄国经验，所以外国人完全不理解，他们也决不会满足于把这个决议象圣像那样挂在墙角，向它祷告。这样做是什么也得不到的。他们应当吸收一部分俄国经验。至于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不知道。也许，例如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会帮我们很大的忙，因为他们会向意大利人说明，意大利人还不够文明，他们的国家还不能保证不出现黑帮。也许，这是很有好处的。我们俄国人也应当设法向外国人解释这个决议的原理。不然的话，他们是绝对不能执行这个决议的。我坚信我们在这方面不但要向俄国同志说，而且也要向外国同志说：目前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是学习。我们的学习是一般的学习。他们的学习则应当是特殊的学习，是要真正理解革命工作的组织、结构、方法和内容。如果这一点做到了，我深信，世界革命的前途不但是美好的，而且是非常美好的。（热烈鼓掌，经久不息。高呼“我们的列宁同志万岁！”再次热烈欢呼。）
载于1922年11月15日《真理报》第25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45卷第278—294页
注释：
[193]这是有关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两篇文献。第一篇即列宁的贺词是在1922年11月5日大会开幕式上宣读的。第二篇是列宁在11月13日上午会议上作的报告《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报告是用德语作的，当天从德文速记记录译成俄文。在本卷《附录》中收有这个报告的三个提纲，第三个是用德文写的。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召开。大会开幕式在彼得格勒举行，以后的会议从11月9日起在莫斯科举行。58个共产党、3个其他政党（意大利社会党、冰岛工人党、蒙古人民党）以及5个工人组织（青年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国际妇女书记处、美国黑人组织、国际工人援助会）的408名代表出席了大会。
第四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和下列问题：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关于资本的进攻、关于共产国际纲领、关于共产党员在工会中的任务、东方问题和土地问题等等。
列宁在1922年10月7日俄共（布）中央全会上被选入俄共（布）代表团领导小组，他领导了俄共代表团的全部工作，并积极参加了大会重要决议的起草。他还时常会见参加大会的各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代表，帮助他们制定革命行动的政策和策略。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俄国问题的决议，给新经济政策以高度评价。大会指出，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努力才能保障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免遭帝国主义国家侵犯和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危险。大会号召全世界劳动者大力支援苏维埃俄国。
大会详细分析了国际革命运动的现状和任务，认为共产国际执行的统一战线策略是正确的。关于共产国际策略的提纲规定了共产党反击资本的进攻和根据统一战线的策略加紧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的任务。大会从统一战线策略出发提出了工人政府的口号，认为工人政府是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形式。
大会讨论了凡尔赛体系建立后的国际形势，指出这个体系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加剧了军国主义化和增加了新的世界大战危险。因此，大会号召各国共产党，首先是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
大会采取了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新步骤，向海牙国际和平大会、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以及各国工会发出公开信，号召它们采取共同行动来反对资本的进攻和战争危险。大会确定了共产党人在工会运动中的任务，提出了争取工会运动统一的口号。
在讨论共产国际纲领问题的时候，大会考虑了列宁的建议，没有把这个纲领作为定稿加以通过，准备对它作更细致的推敲。11月21日大会通过了以俄共代表团的草案为基础的关于共产国际纲领的决议，决定把所有的纲领草案转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进行研究加工，同时责成各国党起草本国的纲领。
大会分析了被压迫的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提出了反帝统一战线的口号。为了更确切地阐述共产党在土地问题上的政策，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在土地问题上的行动纲领草案。
大会还在一些专门委员会和全体会议上讨论了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美国、南斯拉夫、丹麦等国共产党的活动。——272。
[194]这里是借用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罗亭》中一个地主毕加索夫的话。毕加索夫极端蔑视妇女，认为妇女愚昧无知，缺乏逻辑思维。他说：“一个男人，打个比方说，也许会说二二不得四，而得五或者三个半；可是一个女人却会说二二得蜡烛。”——285。
[195]指共产国际三大通过的《关于各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的提纲》。——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