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之后，有些女性主义者对生育政策的关注不详早期那么紧密，她们把目光投向了平等权利。
1924年，英国社会改革家埃莉诺·拉斯伯恩（Eleanor Rathbone，1872-1946）的《无以为继的家庭》（The Disinherited Family）出版，“从经济角度分析了母亲们对独立现金津贴的需求，以此替代围绕男性养家者赚取薪水所建立的社会组织架构”。（第295页）
当时的优生学家认为“向本就生育过多的地层母亲提供补贴会鼓励她们（和她们的丈夫）生下更多的孩子”，而拉斯伯恩则认为“改善女性的生活实际会使她们生育的孩子变少”（第295页）
这里可以折回去参考一下墨索里尼独裁统治下的意大利，为了鼓励生育，当时基于意大利著名人口统计学家拉多·基尼（Gorrado Gini）提出的“青年革命”理论，给所谓的拥有旺盛生育力的农村提供了鼓励生育的优待政策，而实际情况却是：
“但给予农民家庭同等的优待只会让他们的期望过高，让他们也像城市家庭那样精打细算从而限制生育。”（第96页）
这大概就是读历史的好处，你可以从中看到那些理论设想的现实结局，作为一个渺小的个体，我没有能力名垂青史，但是坐在家里窥探那些载入史册的大人物的经历还是可以做到的。
而围绕着平等权利，有一批女性反对以生育为中心的政策，她们为了“获得法律上的均等待遇和与男性完全平等的权利发起运动，由此在英国导致女性主义团体的深层分裂，这与美国的情况如出一辙。”（第296页）
在英国，1945年出台了“不受婚姻和就业状况限制的全民家庭津贴……仅在拥有第二个孩子（女性主义的提议曾包括第一个孩子）之后提供补助，且支付给一家之主，而非孩子的母亲”，而在拉斯伯恩等女性个人和女性组织的强烈抗议下，成功使得“这些补助支付给了母亲本人”。
从此前母性主义女性主义倡导的让“生育是社会功能”到上述“通过将收入从男性手中转移到女性手中的再分配方式来替代男性养家制度即家庭津贴法案（Family Allowance Act）是一场失败。但是，社会认可母亲有权在工资结构之外后的某些资助，这也算是一场胜利；”（第296页）。
看多了女权主义历史，你就会发现，很多女权主义者们本身就是一群喜欢喜欢围绕着某两个对立概念争吵不休的人，她们可能是觉得理清这些概念有助于推动女权主义的发展，但在她们针对这些对立概念，比如生育是“社会功能”还是“家庭功能”的所谓辩论中，本身就是在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说白了就是在消解她们所讨论的这个问题的意义。
生育涉及的层面很多，怎么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社会”或者“家庭”来概括，她们所讨论的“社会”和“家庭”这两个概念本身，就是在强化男权视角的世界划分范畴，在这样的前提下，无论她们怎么辩论，都是置于男权之下的所谓女性主义辩论而已。
比如她们争吵不休的国家福利，那些额外的补助真的能改善女性处境吗？
“相比之下，传统工资结构之外的国家福利给女性带来的优惠很少；生育变成短暂的经历，（对少部分女性来说）通过在外出工作方面的平权运动（affirmative action）她们似乎更容易获得自由、公正和平等。”（第302页）
题外话
比如现在公司推行的女性产假，看似是在为女性谋福利，实则只会导致用人单位更少雇佣女性员工，女性主义因为一个“女”字，就总是把“眼光”放在“女”字上，尤其是在谋福利的时候，总是觉得女性是弱势方一定要争取女性福利，但女性产假真的让更多的女性得到的更多的就业机会了吗？
“福利”这个词本身所内涵的，就是对女性身为弱势群体的二次肯定，这种肯定本身，如果没有智慧的现实操作手段，注定只会加剧女性处境的恶化。
所谓的女性主义者，如果跳不出一个“女”字，就会什么都是要求女的，比如女性要解放思想，女性要独立自主，女性要吧啦吧啦，同理，要求福利时，也是只会想当然地要求女性应该得到什么什么，但现实真的会如她们所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