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南沙存在大量集团式土地经营。所谓集团式，就是一个宗族或一个家庭承耕、管理大量土地以至围垦造田的经营模式。所经营的土地多为沙田或潮田。其中，以沙湾何氏宗族最为突出。
沙湾何氏宗族（留耕堂）经营沙田范围甚广，除沙湾周边其所属田亩外，北起北斗海(沙湾水道一部分)，南抵义沙(时属中山，今属南沙横沥镇)，东南至蕉门(今黄阁镇蕉门)，西止九牛石(在沙湾西河面)。全片土地包括围田、潮田、沙坦、水面，均由留耕堂承交赋税。
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沙湾”指的不是现在的沙湾镇，而是指番禺县“沙湾巡检司”所管辖的范围，覆盖沙湾河两岸，大致于今石壁、钟村、沙头、市桥、东环、大龙、石碁、桥南、沙湾、榄核、东涌等镇街的全部或大部分地域，亦包括今南村镇、石楼镇、大岗镇、横沥镇等一部分，相当于如今“半个南沙区+半个番禺区”。
清末民初，沙湾乡经营土地而成为大耕家的达十数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四大耕家”，即生利、利记、聊寄、信和 (又称信兴和)四大农场，他们历经数代，逐渐壮大而富甲一方。
其中，生利农场可以称得上是当时的沙湾最大农场之一，其创办人为何厚合；发展到第三代为极盛时期，由何柱保(早殁)、何柱彬等人共同经营。该农场承耕土地约60000亩，以大鹏(在今鱼窝头镇）的6242亩为本部，另设11个分场：低沙、高沙、庙南、东围、北围、庙青、新公、滘尾、濂字号、北斗、新沙。另外还有万生围、上坭、下坭、西樵、大塱5个临时分场。也就是说，生利农场大部分沙田土地、房舍资源主要集中在如今的南沙地区。
40年代中期，该农场就已拥有碾米厂1间、机榨糖厂1间、酿酒厂1间，在大涌口和鱼窝头有700吨谷仓2间，还配备了美国福特牌35匹马力中型拖拉机、法尔毛牌15匹马力小型拖拉机、12寸抽水机等机械化设备。此外，农场还有1艘载重5万斤的船以及3艘拖头大火船，其中“利农”号装甲船配有武器。
当时，农场稻谷年均亩产700斤(1947 年计)，比邻近高围田多收360斤，比邻近低围田多收300斤。（注：数据来源于《沙湾镇志》（上册）第四章 174页）
“四大耕家”，即生利(何柱彬、何树享)、利记(何同志)、信和(何湘)、聊寄(何亮涛) 四大农场，为乡中各大小地主之首，各有中立的武装队伍。“四大耕家”的第三代人多是高等院校毕业生，有较高的管理水平。
说到生利农场，就不得不提到一位重要人物——何柱彬。他作为生利农场的实际控制人之一，为广州南沙番禺等地区的抗日、解放运动做出不可忽视的贡献。
何柱彬(1900-1951)，字乾楚。1917 年到广州广府中学就读；1921 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后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曾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毕业后返广州任教于广东国民大学，后出任南京税警团和宪警处军需。
1932年，父何与柳及二兄何柱保双双病重，何柱彬即弃官回乡，接掌父业，经营生利农场，几年间农场耕地达6万亩，成为番禺县最大的地主和农场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何柱彬购置大量枪械武装场员，参加八乡(沙湾乡和渡头七乡)抗日联防。
1938年12月16日，日军侵占市桥。番禺沦陷后，何柱彬与父长时间避居澳门，但常返家乡，与乡中一些知名人士组建了“沙湾建设救济委员会”，通过合资以及从田亩收入中拨款建成“沙湾贫儿教养院”、“沙湾医务所”、“老人饭堂”与“德明小学”等，并捐款支持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经常与中共广游二支队领导吴勤和刘向东等交往，结识爱国民主人士，思想逐渐倾向革命。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何柱彬在澳门推动慰劳解放军运动，捐献稻谷10万公斤及其他支前物品一大批。
1950年间，何柱彬将先父遗下的农场设备和土地献给人民政府，请求省政府接受生利农场所有土地、房舍。政府派员接管后，将其改为省营农场，并任命何柱彬为副主任。此外，何柱彬还在澳门变卖部分家产，连同撤往香港澳门的军械、粮食和款项，用三艘汽轮载回，向人民政府交纳。
1950 年,何柱彬被选为番禺县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还代表番禺县民主人士出席广东省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1951年8月因故身亡。
1986年8月，中共番禺县委发出[番复（1986）7号]文件中说：“何柱彬先生在解放前曾与我党地下工作者、爱国人士交往密切，对我党领导的许多爱国社会活动，持积极态度。……何柱彬先生，生前爱国，思想进步，对革命事业作过一定的贡献，是一位爱国进步的上层人士。”
统筹：佘海霞
编辑：佘海霞、何就明、孟昱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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