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近段时间查阅文献、档案的经历，找出其中与普洱“老茶”制作、销售相关的内容，先罗列，后根据这些材料谈谈个人的分析。史料内容基本遵从时代早晚和逻辑关联密切程度之序。
文章开始前，我首先要对郭红军先生编著的《云南近代茶史经眼录》和周重林先生主理的“茶业复兴”公众号表达感谢，文章中许多内容或直接引自以上两个来源，或从上述两者获得启发。
因全文字数较多，故将原位于末尾的结论复制前移至开篇，结论内容与目前主流观点可能并不一致，但基本都是依托历史文献推导而来，具体依据来源及推导过程详见正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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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仅从以上文献资料出发，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从清代到1949年之前，国内绝大部分普洱茶消费地区主要喝的都是新茶，知道陈年老茶也可以喝，但还未了解（总结出）“越陈越香”的茶性并有意识地进行陈储；
2.香港与东南亚地区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有较为悠久的老陈普洱茶饮用历史，且进行有意识地陈储，云南茶商根据内销、外销的不同需求进行生产与供应，但生产环节的差异是否仅有压饼之后的陈储环节，则暂无确切文献支持；
3.云南本地制茶过程中进行人工加水发酵的历史远早于1973年，且很有可能正是由于当时就已经制造生、熟（按现在的区分标准）两种普洱茶，才造成了清代医书对普洱茶性状的不同记载。1949年之后由于一系列历史原因，作为制茶主流的国营茶厂丢失了熟茶技艺，最终只能找广东从头学起；
4.早期的普洱茶因交通不便，在部分距离较远的外省（北京、上海、浙江等）被视为奢侈品、药品，但随着交通的发展、产量的提高，上海、昆明和四川（包括重庆）等地的普洱茶已然走入寻常百姓家；
5.在成规模供应后，不论是内销的新茶还是外销的老茶，目标消费群体主要都是中下层普通民众，不仅价位不高，而且同一市场不同普洱茶品类之间的价差大多不会超过三倍，内销市场还会出现明显的季节性价格波动。
关于以上结论，我要说明的是，首先这还只是根据目前掌握的文献、材料分析而来的初步结论，如果大家可以帮忙继续补充正反任一方面的材料或提出对材料的不同解读，还望直接指出，通过多方有理有据的探讨，对结论予以修正、完善。
其次，厘清清末、民国时期普洱老茶制销的历史情形，与今天我们是不是应该存老茶、喝老茶完全是两回事，且没有因果联系。就好比高铁在今天的中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因此推导出秦始皇就是修筑了全国的铁路网才完成的统一；或者用“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这一事实来否定“哥伦布想去（且自以为到）的是东方、印度”。
再次，探究这一问题的目的，仅是因为我们对历史、对传统的纪念、缅怀和继承不应该建立在混沌不清甚至存在讹误的历史叙述之上。
最后，在我看来，普洱茶的原料选择、工艺演化、仓储完善，以上都是手段，目的是为了让茶提供更好的品饮体验。新茶老茶，喝着舒服就是好茶。我们不应该本末倒置，甚至舍本逐末。
（正文开始）
一、明代李元阳在《（嘉靖）大理府志》（1563年）中写道：“茶，点苍，树高二丈，性味不减阳羡，藏之年久，味愈胜也。”
这段文字原为“物产”篇目下“茶”这一条。因此前三个字可以理解为“（大理府的物产中包含）茶，（产地在）点苍，（这种茶）树高二丈……”。
关于这个史料补充一点，很多普洱茶研究文章在引用时都直接说是“感通（寺）茶”如何如何，但其实原文中并无明确提及“感通（寺）茶”（虽然感通寺确在苍山上），可能是根据其他资料将苍山所产之茶统一归为“感通茶”类目之下。
“藏之年久，味愈胜也”对“越陈越香”有非常直接的证明力，但遗憾的是，从空间上说大理边上的苍山不在普洱茶的核心产地西双版纳，从时间上说该条记录之后又过了近四百年才有提及普洱茶“越陈越香”的直接依据。“一直没人提”正不正常？我们下文再说。
二、清人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1765年）中载：
[卷六\木部]普洱茶
出云南普洱府，成团，有大、中、小三等。
《云南志》∶普洱山在车里军民宣慰司北，其上产茶，性温味香，名普洱茶。
《南诏备考》∶普洱府出茶，产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专、慢撒六茶山，而以倚邦、蛮专者味较胜。味苦性刻，解油腻牛羊毒，虚人禁用。苦涩，逐痰下气，刮肠通泄。
按∶普洱茶大者，一团五斤如人头式，名人头茶，每年入贡，民间不易得也。有伪作者，名川茶，乃川省与滇南交界处土人所造，其饼不坚，色亦黄，不如普洱清香独绝也。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
《物理小识》∶普雨茶蒸之成团，狗西番市之，最能化物，与六安同（按∶普雨即普洱也）。
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肚胀受寒，用姜汤发散，出汗即愈；口破喉颡，受热疼痛，用五分噙皮血者，研敷立愈。
闷瘄，《百草镜》云∶此症有三，一风闭、二食闭、三火闭，惟风闭最险，凡不拘何闭，用茄梗伏月采，风干，房中焚之，内用普洱茶二钱煎服，少顷尽出，费容斋子患此，已黑黯不治，得此方试效。
在许多引用《本草纲目拾遗》介绍普洱茶药用功效的文章中，用的最多的是“味苦性刻，解油腻牛羊毒，虚人禁用。苦涩，逐痰下气，刮肠通泄”，其实书中关于普洱茶的完整文段并不限于此，且上述这段并不是“原创”，而是引自《南诏备考》。就在同一本书的引用文段中，《南诏备考》说普洱茶“味苦性刻”，但《云南志》就说“性温味香”。
“味苦性刻”应该属于年份较新的普洱生茶的特征，依照我们今天的认知，有一定年份的老茶理应不再“味苦性刻、虚人禁用”，“性温味香”似乎才是普洱老茶的特性，但书中却对此完全没有解释说明。
是不是中医典籍一般不解释药材的年限新旧呢？不，恰恰相反，中医中药非常讲究药材的新陈，就以这部《本草纲目拾遗》为例，书中明确记载了许多药物需陈年才堪用，如陈年酱茄（茄子）、陈年冬菜、陈年芥菜、陈年南枣核、陈年酱油、陈年木瓜等等，至于陈年柑皮则早已直接通称“陈皮”，连“需陈年”都已无需特意说明。
另外，还是在同一部书中，除了普洱还介绍了许多可以入药的其他茶品，就在这些介绍中，陈茶几乎都有特别说明，比如：
雨前茶：“……三年外陈者入药，清咽喉，明目，补元气，益心神，通七窍，性寒而不烈，以其味甘益土，消而不峻，以其得先春之气，消宿食，下气去噫气，清六经火。”
雪茶：“出滇南，色白，久则色微黄，以盏烹瀹，清香迥胜，形似莲心，但作玉芽色耳。”
六安茶：“张处士逢原云∶此茶能清骨髓中浮热，陈久者良。……六安茶真正多年陈者三两，共为粗末，冲汤代茶，每日饮数次，终身不出天花，虽出亦稀，极验。”
除了“普洱茶”，书中对“普洱茶膏”也有介绍，其中说到“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能让经过熬煮而成的茶膏表现为“绿色”的，原料也自然是新茶而非老茶。
所以问题就来了，为何医书对干系重大的普洱茶之新、陈不着一字？
三、1877年3月底至4月初，《申报》刊登了一则广告——《普茶出售》：
本栈代售新到云南普洱龙凤贡茶，系徽友王子久随其戚谊迤南道张观察亲至蛮松、蛮砖各山口采办贡茶所余。能消食解暑，味极香浓；饭后泡饮，不伤脾胃；偶受风寒，则加姜片烹饮，兼可发汗。本地鲜有来者。新到本栈茶式，龙凤为记，零趸俱售。若有贵官商赐顾，请至本栈面议。
特此布闻
永安街孙春祥茶栈王子久告白
光绪三年二月
四、1877年5月30日，《申报》又刊载了另一则广告——《普茶减价》：
前售贡茶，住永安街孙春祥茶栈，消食不伤脾胃。现存无几，减价每斤规银一两。如整赐顾，面议再让。
此布
王子久再白
上述两则如同连续剧般的清朝商业广告我们放一起说，“光绪三年二月”的“二月”是农历，实际刊登的日期是3月底至4月初，前后两则广告相隔约2个月。从这两则广告中，我们可以看出19世纪末，上海茶商对其销售普洱茶的宣传口径：
1.产地在“蛮松、蛮砖各山口”；
2.功效为“消食（且不伤脾胃）”“解暑”“（加姜片）治疗风寒、发汗”。
同时，普洱茶在当时对上海人来说还是“本地鲜有来者”，这茶（自称）是采办者安徽人“王子久”亲自到云南产地弄到的贡茶所剩的部分，并且，仅仅卖了2个月就降价清仓了。
以上信息和“老茶”制作、销售有什么关系呢？关键点有三个：
1.为什么（会宣传）“采办贡茶所余”，如果推崇陈茶、需要陈储，不应该是当年上贡任务完成后，其余继续仓储陈化吗？轻易外流似乎不太合逻辑。
2.为什么卖了2个月就想清仓，甚至是明明白白落到文字的降价清仓？
3.为什么“不伤脾胃”，这难道不是老茶的特征吗？
以上三点和“老茶”制作、销售之间的逻辑关联有强有弱，有正有反，到底要怎么解读我们暂不深究，继续看材料，下文给出的材料都会有解答。
五、蒙自关海关报告
《1896年度报告》：
普洱茶出口不过一千余担，较上年百分约少四十五分。上年往香港销售者只有七十二担，本年则有六百担；上年往东京销售者有二千余担，今年只得四百余担。第东京销流如此之少，探闻人说皆因去年底普洱茶往东京者重征入口之税，所以价值高昂，禾造又失收入，不得资买而享此美茶矣。
《1900年度报告》：
普洱茶市道萧索，所缘天旱日久、收成歉薄之故云。
《1917年度报告》：
欧洲茶市滞销，输运维艰，故普洱茶不甚发达；加以英国政府禁止进口，香港茶价，大有一落千丈之势。
这里有个知识点：因为当时的海关管理人员（即报告作者及读者）为欧洲人，因此文中所谓“东京”是当时统治越南的法国人指代越南北部大部分地区的一个称呼，同时代其他欧洲人也予以遵从，而越南人称之为“北圻”，并非日本首都（由“江户”改名是在1868年）。
从以上材料看出：
1.欧洲人主导的海关，对普洱茶的评价是非常正面的，称其为“美茶”；
2.当时的普洱茶应该是与普通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平价茶，因此才会受到课税、农业收成不好的直接、显著影响；
3.香港和越南并不全是普洱茶的最终消费地，因此欧洲、英国的行情、政策才会直接影响到普洱茶的价格。
六、思茅关海关报告
《1899年度报告》：普洱茶产于思之南服十二版纳地面，因隶普洱府治，即以命名，年约出三万担之谱，运思则过半焉。其在原山即造成筒者固多，而运出散茶、募工拣造者亦复不少，皆发往各省销售，随处省份俱能购之，他处地方视此茶为药品。如浙江富室，每于饭后烹饮，言可消除积食。此茶亦运出缅甸、南掌，其数难于稽查。
《1904年度报告》：号商兼业茶叶，本年行情极形困惫，是上年过于兴旺，别镇购办甚伙，采摘民户只知务得贪多，变本加厉摧折，茶树小受伤残，逾时六七月之久，发荣滋长未能畅茂，出茶约少六千担之谱。
《1918年度报告》：……考向来运赴川省之茶叶，平常每年，约在万担左右。惟本年因盗贼横行，出川之茶，大受影响。约计由思茅运川省者，全年只有二千多担，兼以价值全无，存茶堆积如山。业茶者无法销售，是以山中茶户，虽经嫩叶满林，只好任其自老，不能雇工采摘，因惧茶之值难补工费也。此十二月间，由茶山回思骡夫人等，历历言之不爽，尤幸洎乎冬季，茶业稍有转圜，由边境运入东京者，约有数百担。
《1897-1901年十年报告》：……下文录自一份本关为光绪二十六年巴黎博览会准备之展品所附的报告，它将详述普洱茶的种植、焙制及加工情形：
普洱茶全部产自中国掸邦（Chinese Shan States），不过，由于它们名义上隶属普洱府，故统称为普洱茶。通常在云南消费，也有相当多的普洱茶运往西藏及国内其他省份。光绪二十四年经蒙自出口至东京的普洱茶有一千三百担，其中三百五十担据称运销香港。
普洱茶销往中国的每一个省份，由于它们远离产地，常被当作一种奢侈品（luxury），而非普通饮料。人们相信它具有药用价值，甚至因为它可以辅助消化而在饭后品上一点。
……
种植园茶按产茶区的地名分为好几种，通常区分如下：
头等，生芽，每担平均价格关平银七十两—八十两。
二等，熟芽，每担平均价格关平银四十五两—五十两。
三等，尖子，每担平均价格关平银二十两—三十两。
四等，梭边，每担平均价格关平银十五两—十六两。
五等，底茶，每担平均价格关平银十二两—十三两。
六等，高品，每担平均价格关平银六两—七两。
前文提到，商业上将普通茶叶压成茶饼之后，思茅市场上的茶叶通常分为三种，即：
头等，细茶，饼状，每担平均价格十六两—十八两。
二等，粗茶，饼状，每担平均价格十二两—十四两。
三等，古宗茶（Ku-tsung-ch’a），球状，这是一种商业价值低的茶叶，专门加工出售给西藏古宗部落，他们每年带着大队骡马来思茅，特意购买这种茶叶赴西藏售卖，每担平均价格关平银九两—十两。
文中所谓“关平银”，又称“关平两”“关银”“海关两”，是清朝中后期海关所使用的一种记账货币单位，属于虚银两，简单理解就相当于现在我们在统计中所说的“美元”（并不实际流通，仅用于统计的价格单位）。
从以上材料看出：
1.普洱茶消费地包括国内和国外（内销与外销），只是当时国内其他省份多视其为奢侈品、药品，用于消除积食，且是“烹饮”（煮着喝）；
2.普洱茶内销的数量不在少数，正常情况下仅运往四川的普洱茶就占3万担里的1万担，即使内销全走滇川线路，内销占比也至少是三分之一；
3.当时海关掌握的普洱茶价格是按照茶叶的老嫩程度划分，并未涉及成品的新老年限，思茅市场上同样的头等饼状“细茶”，价格仅相差12.5%（16与18的价差）。
与我们希望探究的“老茶”制作、销售主题相关性最强的是上述第三条，即价格问题。因为涉及到下文很多内容，这里先展开说说。
首先，我们要明确，茶叶如果要刻意陈储，产生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包括显性的仓储成本、管理成本，以及隐性的资金（沉淀）成本和风险成本，等等。目前茶商自述陈储自然年均成本增加10-15%，且时间越长价差越不线性（越老价格越离谱）。
其次，成本的增加必然带来销售价格的上涨，因此卖方必须把卖价上涨的原因——陈储且“越陈越香”，面向买方解释清楚，否则没有哪个冤大头会多花至少10%的钱买品质不变甚至更差的商品。是故售卖老陈普洱茶的茶商绝不可能对自己所卖茶的年限遮遮掩掩，而买家也不会在购买高价老陈茶之后对其陈储的情况避而不谈，毕竟这就是溢价的来源，锦衣夜行非常人所为。
最后，茶叶买卖不仅是买卖双方的事，还会涉及到政府，特别是税收。前些年直播带货大火的时候，主播满口跑火车说自己卖出了几亿几十亿，最后被头部主播补税吓到立马闭嘴的事大家也都清楚。我们还是以上述（茶商自述的）年化10%的成本增加为例，一饼原价100元的普洱茶，在不考虑稀缺性造成的非线性溢价前提下，10年后至少要涨价到259元，20年后是672元，到了30年就是1745元。即使当年新茶再便宜，要是市场流通的都是陈茶，那么这其中征税的油水可也大得没边了。
说完了上面的内容，我们再回到材料：要是当年流通市场流行陈茶，那么和税收打交道的海关又怎么会只掌握到同款茶不到20%的价差？
七、1903年至1940年国内报纸刊载的普洱茶广告，特别是所涉广告词宣传点及价格（某些内容与今天我们的认识并不相符，我这纯粹是照搬照抄，大家可以参阅截图原文）：
1903年《新闻报》刊载《新到云南宣威火腿正普洱茶》：货色鲜明；
1919年《（北京）益世报》刊载《云南泰记普洱茶庄广告》：自办普洱名茶凡景谷、蛮松、倚邦、攸洛等山，雨前毛尖、大小方茶、五子圆茶，各种俱备，货真价实，四远驰名；
1923年《申报》刊载《云洱名茶初次来申》：用新法制的茶，比较用旧法制的高得多，这是人人公认的，但是各地都有新法改良的茶出现，云南则否。云洱茶，即云南普洱茶，是本公司用科学方法创制的，破天荒第一次到申。普洱茶是全球知名的，又加以新法制造，其味更自不同，且极合江浙人口味，各界不信，请尝试之；
1932年《（南宁）民国日报》刊载《南宁大马路宝星公司广告》：云南幼嫩普洱茶（又名姑娘茶）；
上海永安公司在《申报》上做了多年的促销广告，其中多有涉及普洱茶：1933年，云南元（圆）普洱茶每只七角半；1934年，云南元普洱茶特价每只七角；1935年，云南元普洱茶原价每只一元特价每只六角；1937年，元普洱茶每只六角半……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申报》上的促销广告除了普洱茶，还有其他类型的茶叶，但不同品类的促销方式不同，比如1935年那期，同样是永安公司茶叶部，“本牌各种红绿茶”一律照码八折，隔壁先施公司“本牌各种名山岩茶”八折，因此所谓永安公司的“云南元（圆）普洱茶”很可能就是只有一款、一价，没有品质区分。
八、1914年2月5日《大公报（天津版）·文苑》刊载了一首署名为“豆香老人”的旧体诗《除夕即事》，其中一联为：杯倾旧酿沧州酒，鼎煮新团普洱茶。
虽然不一定能得出“普洱茶”以“新团”为珍（与上句中的酒以旧为贵相对）的结论，毕竟写诗为了对仗，很多用词不一定精准、客观，但至少可以认为作者并不觉得“新团普洱茶”不能喝、不适合喝；同时，可以看出当时普洱茶还是以“煮”为主要饮用方式（这应该不是出于对仗考虑，毕竟“冲泡”的同义字可多得是，没必要把意思都换了）。
九、1935年《西北文化日报》刊载《兰州商业迟疲》一文，不是广告，但记录了当时兰州市面的物价，其中“普洱茶”的价格为三元三角。
十、1940年《新天津报》刊载《北京普？茶售价暴涨》与1942年《蒙疆新报》刊载《普洱茶运京后售价立见回弱》，这两篇报道说的是同一件的前后发展，因而放一起说。
《北京普？茶售价暴涨——来源颇为缺乏，较前上涨六倍》（标题的“洱”字可能是因为印刷厂没这个字号的活字可用）：
【北京中华社讯】普洱茶为治病药品，产于云南，京市茶庄及国药铺俱有代售，销路甚广，惟近年因滇省交通阻滞，货品来源中断，市间存底，均将告罄，售价暴腾，较事变前上涨六倍有奇云。
《普洱茶运京后售价立见回弱》：
【北京】京市茶庄前因市间普洱茶缺乏，曾派专员赴沪采办，以备夏令销售。第一批云南普洱茶一百七十箱已于前日运京，开价回落，比较五日前落下四分之一。
从这两则“新闻”里，我们能看出：
1.不管清朝宫中是怎么消费贡品普洱茶的，北京的市场主要还是将普洱茶视作“治病药品”，由“茶庄及国药铺”销售；
2.夏季是主要销售季节（之一）（“以备夏令销售”）；
3.整个品类的价格具有高度的涨跌一致性。
十一、1911年4月第9期-1911年5月第10期《云南官报》刊载的《云霁特别普茶庄广告》：
滇省普茶，驰名海内，不俟誉述。现在本庄同人审查有年，以方、团、饼茶采拣不精、焙制不良，爰纠合同志，于云南普洱府思茅厅大街开设茶庄，专采谷雨茶芽加工、拣提、焙制，用盒装贮，使香味历久不变。特蒙劝业道赏给美寿商标，远近发行，请认商标为记。
本庄总发行处：云南省城端仕街天申茶行；分售处：三牌坊戴天源号，四川叙州府合江门大亨正，香港永乐街敬和行、云济昌。
本庄主人谨白
这则广告比较特殊，因此把它拎出来说，首先它是云南本地报纸所刊，其次正文内容的信息量比较大：
1.“专采谷雨茶芽”，说明推崇春茶、嫩茶青；
2.“使香味历久不变”，在保存方面，追求和宣传的点是“历久不变”而非“助于转化、越陈越香”；
3.销售网络已经覆盖省城（昆明）、四川叙州府（宜宾）、香港，不是一个小茶庄；
4.“美寿商标”，这个商标及其历史很有门道，《普洱》杂志2013年第3期曾刊登过《“美寿”——一个老商标的故事》一文，专门予以研究解说，我这里不再赘述。
十二、《云南实业公报》分别在1921年8月第13期和1922年9月第2期刊载了《实业厅令各县知事、行政委员以笋叶包糖茶须将笋毛扫除净尽以免妨碍卫生由（第六○四号；八月十五日）》和朱文精的《组织云南茶业公司计划书》：
《实业厅令各县知事、行政委员以笋叶包糖茶须将笋毛扫除净尽以免妨碍卫生由（第六○四号；八月十五日）》
……至滇省贩卖之茶，均系以笋叶包裹，产茶之区相沿成习，骤然改之，亦非易易。盖由于用笋叶包裹，可以省费，并可以避除雨水及其他不纯正之气味侵入；且其质厚，远途运输不易破坏，虽稍有弊害，亦不无利益之可言。若欲其有利无害，非用洋铁制匣装置不可。但滇省产茶之区，均系边夷之地，交通不便，工艺不兴，制茶之户不惟无从购制此项洋铁匣，即有购者，用费亦属不赀。权其轻重，除采茶、制茶应注意避秽除杂之物、力求清洁外，若运输内地之货，外皮包裹仍不若用笋叶之为宜，惟须将笋毛扫除净尽，以免脱落掺入、妨碍卫生等因。
《组织云南茶业公司计划书》朱文精
（丙）制造部
改良制造，原属茶业之要务。然必原料充足，叶质佳良，设厂制造，乃能合算。滇茶形质粗松，水色混浊，色泽干枯；查其原因，半在制造，半在栽培。农民以茶为副业，不事耕耘、灌溉、肥培、修剪，故植茶之地，兼种杂粮者有之，草木横生者有之，地中养料，既为他种植物所夺，又但知采摘，不施以适宜之肥料。培养失宜之茶，无论如何精制，只能改其形状，究之质味淡薄者，不能使之浓厚，油气不足者，不能使之光泽。加工制造，形状改良，较之旧有之茶，更胜一筹，终不能与日本、锡兰红绿茶品并驾齐驱。欲达改良滇茶之目的，讲求栽培为先务之急也。现在所产之茶，先由茶户采叶回家，以锅焙之，生熟参半，置于草蓆或篾笆上，用足践踏成团，售诸茶商，以甑蒸之，置于布袋内，或模型中，压榨成饼，包以笋叶，售之于市。如此粗制滥造，难望远近行销。今欲畅销海外，非改良制造不为功；欲改良制造，必须设立制茶工厂，建筑房屋，购买机械、装置、器具，聘用技师，四者缺一不可。现在本所毕业学生，为数无多，纷纷回籍，以尽桑梓之义务。成立工厂，必有多数熟练之工人，乃敷分布，否则左支右绌，难收指臂之效，美锦学制，甚不合算。宜良所出之茶，除本所试验之外，产量无多，不能源源接济其他产茶各地。现奉令筹办传习所及制茶工厂、模范茶园；俟办有成效，原料充足，毕业人多，成立工厂，于经济上乃能获利。制造部之规划，今暂从略。
《实业厅令》一文告诉我们沿用至今的笋壳包装（当然，现在笋壳仅用于外包装，与茶饼直接接触的是纸）在当时是作为落后和存在卫生隐患的一种包装方式，官方更加推荐的是金属盒（“洋铁制匣”），只是碍于经济社会条件无法推广。
《组织云南茶业公司计划书》的作者朱文精是我国最早的一批出过学习茶业的留学生，云南省会泽县人，由云南选送出国留学，于1915年开始在日本开展相关学习，比吴觉农（1919年由浙江选送赴日）还早数年，学成归滇后于1919年成为云南省政府成立的茶叶实习所所长。在这篇文章中，朱文精较为粗略地介绍了当时的普洱茶种植方式、制作流程，虽然不够详细，但毕竟开启了近代以来在公开刊物上介绍普洱茶制作方式的先河（之一），后来相关的文献材料还会不断出现。
十三、褚守庄《云南之茶业》，该文先后在1934年第2期《昆华读书杂志》、1934年第7期《农业月刊》及1934年第6卷第7期《国际贸易导报》刊发
（四）云南一般制茶法
植茶二三年后，长及一尺左右，先将本株高尖采摘，使其渐次发茂；再过二三年，茶芽渐多，即行采茶。采茶日期可分春、夏、秋三季，亦有仅采春茶者。平均每茶一株，每次可采生叶三四两。其制法系将茶叶用甑蒸，或用锅炒；炒或蒸至叶瘪，取出放于簸箕上，用手揉搓；俟略凉，放于屋内干净地面，使地面吸收其水分，其时间为数小时或达次日，再移于簸箕或篾蓆之上，于日光下晒之，随晒随揉；揉至四五次，放于篾筐，是即粗茶。
约计制成此项粗茶一斤，需生叶四斤左右。
茶商至产地将粗茶购归，另行蒸揉，制成团茶、圆茶或方茶，用笋叶壳包裹，即行发售。行销西藏等地者，即系是项包装。
精制茶商，将上项笋叶壳包裹之茶，购而另蒸，雇女工将粗细大小各叶各别拣出，或用各种花熏过，装于洋铁罐中出售，每罐自半斤装起，至三斤不等。此项精制茶商，以昆明市最多。
（五）茶之消费情形
茶为本省人民唯一之原料，不论公私团体住宅，莫不置茶，客至即以茶待之。茶之浓淡，因嗜好而不同，但无掺糖者。其在迤西一带，则甚行烤茶待客，视为敬客之必要。又馈赠及婚礼中，茶亦占重要位置。
茶铺为本省一般民众娱乐场所之一。其在乡村，则有“公茶铺”者，且负有一村会议事项集合场所之使命焉。普通茶铺用“闲茶铺”与“围鼓茶铺”之分：后者乃集合蕊伶唱戏娱客，唯不化妆；前者则茶铺主人不设另外娱乐、听客畅谈者。此外尚有备留声机或请人演述说部，或笼鸟歌唱、以娱客者。
茶价每碗或每壶自滇币一角起迄三角不等，因设备及茶叶高低而异。茶铺除售茶外，兼售瓜子、松子等物，惟不售糖果、茶食。
本文作者褚守庄，时任云南省立第一茶叶实验场场长，“云南一般制茶法”部分顾名思义讲的是当时他所知的普洱茶制法，暂按下不表；“茶之消费情形”部分则介绍了茶及茶铺对当时云南人民的重要性，并且说明了茶叶在当时是普通民众的日常消费品，且茶铺中售卖的茶价差距最多只有3倍。
十四、许柱北《云南思普区游记》，原载1935年第32卷第9期《东方杂志》
甲、思茅
思茅是本人的家乡，是游历的出发点，所以按着次序，先由这里叙起。
……
这里再向西行，就到漫洒。这已是到了“茶山”边了。所谓茶山，并非一支，乃是千山万壑的集合名词。人数虽只三五十家，但是漫洒和漫乃，都有规模很宏大的石屏会馆，这足见石屏人的发拓力的伟大了。据这里的人说，早前茶旺时代——清季百年间，每年出茶二万多担，现在二千担还在不足了。我问“为何至此？”他说：“因为茶价不大好，又发生过疫症，人也少了，茶树也荒得多了，一无人经营，往往会被野火烧去，或被别种树挤死，所以茶树数渐少。又因生活日高，茶价又低，若是请人采，那么还不够工人的吃帐，遑论工资。”哦！我们天天闭着眼睛在讲推广茶业，有如何如何的希望，听了这话，热熏熏的心，泼得冰冷了。
镇越县境，全是产茶的山，驰名全国的普茶、贡茶，就是出在这里。不知道的人，以为普洱无茶，其实是误认普洱为宁洱县了。镇越是普洱道（前清为府）所属，所以统称普茶。前清凡是各地方最好的特产，都要献与皇帝，叫做“进贡”，普茶是被定为“贡品”的，足见他的好处了。不过销到远处的，是不是真正的普茶，那可就不知道了。以我看来，实是“特品”，不惟“清香”，并且“味厚”。每水一壶，约一加仑，只消放一钱四五，就很香了，并且还可泡得三几次。不过要易武、倚邦一带的山茶，才是这样。若是在坝子中摆夷所栽的，就名为“坝茶”，虽在普洱的境内，但是差得多了，它的味道是“苦而不香”，又还不经泡。易武、倚邦一带，有五大茶山之名，而五山之中，又以易武东山为最好。这支山上，又以王姓茶园为第一。我问是什么原故？他们说：“不惟土宜占得好，并且他家还注意培壅施肥。”在这一带，我从不听过茶要施肥的话，今天才知道“不单土宜还要人工”呢！
生在茶的都会——思茅，只知道春尖、春条、谷花（开花时，连茶花采在茶中，又是一种清香的味，名为谷花茶）等都是好茶，而春尖中的雨前、雀舌，已造极峰，从不听再有别种更妙的了，这或许是我少见多怪，也未可知。直到去年，春茶上市，我去到一个茶商的朋友家，他看给一杯茶，觉得他的香味，比春尖还好得多。我很注意这些事，所以细细地问他，他拿出来给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很怪异。我问他：“你们偌大的茶号，还吃这种老黄叶吗（一疋二寸多长，又薄又黄）？你们泡茶，有什么妙法，使老叶子也会这样好吃？”他说：“这不是普通的老黄叶，乃是由春尖中检提出来的。每季春茶，并不常有，不过偶尔有一疋，不相称的生在里面，特大特黄，非常好吃。所以只是业茶的灶家，可以专享，并没有得卖的。”它有个名字是“金飞叶”。
这篇文章很有意思，一是因为写作时间比较早，二是涉及茶的内容不少，三是作者是一个“外行人”。其中尤为关键的是第三点，与之前看到的和之后还会继续引用的材料作者不同，这位许柱北是个地地道道的制茶售茶外行人（连“谷花茶”的含义都没搞懂，以为是因“连茶花采在茶中”而得名），但同时又是云南本省（思茅）的具备一定财力与见识的普洱茶消费者。我们可以从他的笔下看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云南消费者眼中，普洱茶是怎么样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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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普洱茶是“泡”的，而非外省人那样煮着喝，但是他的泡法却和我们今日大相径庭：他是拿着4.5升（“一加仑”，如果是美制加仑就是3.8升）的特大茶壶（我们可以想象方桶农夫山泉也才4升），往里头投茶7.5克（“一钱四五”），并且还能泡个三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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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山头”方面，认为最好的普洱茶是“易武、倚邦一带的山茶”，其中“以易武东山为最好”，而东山上的“又以王姓茶园为第一”，原因在于这个茶园注重“培壅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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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季节”方面，认为“春尖中的雨前、雀舌，已造极峰”，并且在“春茶上市”时还会去茶商朋友家品茶，喝到了一款“比春尖还好得多”的黄片——“金飞叶”，了解到这茶因为产量极低，只有茶商自己才喝。
与本文主题关系最为密切的是第三条，作者说“好茶”，但只知有春尖，却完全没提到陈年老茶。作者是个外行，会不会因此而不知道“越陈越香”这回事呢？在我看来，这个可能性极小，因为上文已经分析了，茶叶的刻意陈储会产生爆发式增长的成本，这个成本必须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而为了让消费者买账则必须告知陈储带来的优势。因此，作为消费者不可能只知道“春尖”的“好”和“贵”，却不知道“陈年春尖”的“更好”和“更贵”。那么，会不会买卖双方实际早已“默认”就“应该”买卖老茶呢？你看，文中说的是“春茶上市，我去到一个茶商的朋友家”，要是都买、喝十年二十年的老茶了，还有必要挑着春茶上市的时候去茶商那儿喝？之所以不提，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买卖双方根本没有“越陈越香”的意识。
十五、陈雨泉《云南思茅之茶业》，原载1937年第1卷第1期《茶报》
思茅形势冲要，地位适中，扼内地与边区交通之枢纽。坝子（即边区）一带所产之茶有一部集中于此，由思茅茶号加以剔别或改装，一部以散茶或圆茶之形式运省（即昆明），一部制成紧茶售与年来二次之古宗。
茶号——现存茶号十一家：1.雷永丰；2.裕兴祥（雷永丰分出）；3.大吉祥；4.鼎春利；5.复和祥；6.同和祥；7.豫记（亦由永丰分出）；8.张美昌；9.同盛昌；10.慎德余；11.利昌。
此种茶号资本皆甚微薄，大约为云南半开（每二元抵国币一元）五千元至五万元。雷永丰号称殷实，制茶已有四五十年之历史，信誉较佳，所出之茶在迤东、陆良、曲靖一带，每担可多卖云南纸币六七十元（十元等于国币一元）。计雷家三号年出茶约千担，其中销省散茶约三数百担，售与古宗之紧茶约六七百担，占全体产量约五分之一，允为此中领袖。其余各号共占五分之四。全部产量，年约五千担。其中三千余担为紧茶，售与古宗；又千余担或制成圆茶，或以散茶形式运省。
茶之产地——思茅本地并不产茶，所有原料皆系由倚邦、易武（今镇越县）及猛海、车里一带驮运而来。五千担中，来自镇越者不及千担，其余皆来自猛海。由思茅至镇越，中经黄草坝、把边寨、默汉坡、柯里、中坡河而至倚邦，计程三百三十里，马程六日；再由倚邦经丫口寨而至易武约一百里，马程二日，共八日。由思茅至佛海，经老军田、普藤坝、景东寨、关坪、小猛养、车里、猛宋约五百余里，需时亦八日。茶运皆用马驮，马脚依季节而有高低，平时每站约为云南半开一元，茶季起时及雨水天可涨至二三元。
茶之生产——思茅茶号并不在产地设庄采办或向茶农、茶贩放款定买，所有毛茶皆由马帮驮来零星售与茶号。
茶之种类——依季节而分，大别可为“三春茶”“雨水茶”“谷花茶”三种。三春茶即清明、谷雨前后所出之茶，质地较好，充制圆茶或改装散茶运省之用，每担售价为半开三四十元。雨水茶即芒种、大暑前后所出之茶，茶质较春茶为次，充制造紧茶之用，每担售二十元至二十五元。谷花茶产于白露、霜降，适当禾谷开花之时，故名；色白价贵，每担在三十元以上，惟来货甚少，年不过百十担而已。
茶之质地——依质地而分，最佳者为生芽，极细色白，出倚邦及车里之大猛笼，年约千余斤，每斤售价半开二元，作为圆茶窝尖之用；次为倚邦出之尖子，年出四五千斤，每斤约一元，作为盖面之用；又次为猛海出之坝子茶，茶价每担二三十元，作为底茶（即心子）、橙尖（窝子旁）、二道尖（尖子底）及紧茶之用，制时须先经一度之剔别。
依制造方法而分，又有散茶、圆茶、紧茶三种。
散茶：散茶来自猛海等地者，因坝子马小不能载重，每驮仅为百斤，到达思茅后加以改装，大笼加重，小笼换装。大笼每驮可多装十余斤，大概十驮之中，可以节省运费一驮。由思茅至昆明为十六马站，每驮须运费二十五元至三十元，而改装费仅为一元。
圆茶：圆茶又名团茶。将散茶雇女工拣剔，分为五类：一为盖面；二为梭边；三为二道尖；四为橙尖；五为底茶。一盘灶为一组，有工人五：一司称饼，其职务为分配各种茶之重量；一为装甑，将称饼所分配之茶装入铜甑，然后置甑于蒸笼上蒸之，使茶质变软，便于揉制；一为装袋，将蒸软之茶由甑倾出，装入布袋中，提袋加以适当之摇动，使底茶、橙尖、二道尖、盖面，皆归于应居之位置，同时装入商标，技术须纯熟，故为主要工人；一为揉工，将装好之袋，以足踏木块用力揉之，使成饼形，然后放架上任干；又一为换水、打杂司零碎职务。以上五人一组，一日可制四驮，每驮得工资一元三四角，由茶号供饭。
拣茶概为女工，每担工资自二角半至三角；拣窝尖者可得五六角，惟为量极微。
圆茶每七饼装成一筒（每饼约重十两；每筒约重四斤十二两），每二十四筒为一担。
在思茅售价，一担为六七十元；在昆明约为五百元纸币（合半开一百元）。
紧茶：紧茶专售于古宗，全用手揉。其制法容另述之。每块重七两，七块为一筒，每驮仅为八十余斤，售价为二十五六元。
藏人古宗每年于废历十一月中旬来思茅，带来药料、粉丝等物售卖；或出售骡马，得银即以买茶。每次来马千余匹，约买茶千余担，驮回丽江卸存，是为冬盘。次年二月下旬又来，马匹较冬盘为多，买茶约二干余担，直驮回阿墩子，或解卸或售卖，是为春盘。春盘卸存卖却后又回至丽江，驮运旧存之冬盘茶，仍出阿墩子、川边一带售卖，从来不入拉萨。由拉萨至阿墩子马程七十八日；阿墩子至丽江十二日；丽江至景东十五日；景东至思茅十二日。古宗来思茅驮茶，远在六七十年前，至今年来不断。民十九曾自至猛海驮茶，因人马过多，过澜沧江渡江时，需时过久，影响春盘生意；又思茅茶商亦设法出而防阻，故以后即不复来猛海驮茶矣。
这篇文献主要介绍了普洱茶原料的分类和制茶步骤，说明了圆茶（饼茶）是用不同品质的散茶根据一定的标准混合压制而成。从制作到销售，始终未涉及陈储事宜。倒是写古宗商人贩茶时提到“旧存之冬盘茶”，但根据上下文可知，所谓“旧存”其实存期不过数月，目的也只是节约成本、便于运输。
十六、张凤岐《滇南的茶业》，原载1938年9月《新动向》第1卷第6期
“普洱贡茶”，是举世闻名的。然而普洱（即今日的宁洱县）并不产一株茶树。真正生产大量的茶树所在地，却是环绕着普洱区域一带的顺宁茶、景东茶及倚邦茶、易武茶……
这些地方出产的茶叶，以质料说，是很美好的；以销路说，除供给本省需用外，还远销到外国如越南、缅甸、印度；再由缅印转销前后藏。
作者最稔熟的产茶地是普洱、思茅沿边区域一带。这里，曾经有九个月的实际调查工作，而且是两度经历其地的（民国二十三年及民国二十五年）。本文所述的一切，完全是个人亲身口访眼见的客观事实。
普思沿边区域，今已依行政区划分为六县另一设治局。六县是车里、佛海、南峤、镇越、江城、六顺；另一设治局是临江设治局。这整个区域属于位于宁洱县（即普洱）的第二殖边督办公署管辖。这区域是僰掸民族（即滇俗名摆夷族）所聚集的。本区域最大的特产是稻谷、茶叶、樟脑、蔗糖、红木、植物油、淀粉、香蕉、橘柑及金、银、铜、铁、盐、硝、磺、矾、石膏、石油等……而以稻、茶、樟脑为最驰名，且已有成效。现在我略谈一下思普区域的茶产罢。思普区所产茶叶，分为方茶、圆茶、紧茶、砖茶、散茶等数种。
佛海所制出的方圆形饼茶，多数销往暹罗、缅甸及香港、重庆等处。倚邦、易武两地所制出者则概销于越南河内以及思茅、昆明。紧茶于冬春间以一部份运出思茅售与藏人。我们每到春三四月在思茅，甚至在佛海，见有驮马千百成群的由西藏和由云南西北丽江一带来的藏人古宗人，露宿在县郡的附近山林旷地里，那就是大批来购茶叶的商贩了。其次紧茶的大部份则运往缅甸、印度由加伦埠分销前后藏，每年平均在五千担以上。砖茶一种，仅佛海制造，专运由缅甸、印度直达前后藏销售，为数并不多。散茶向来运销思茅，经思茅茶商改制为方圆形茶饼，每七饼包作一包曰一筒，重四斤十二两，一驮二十四筒，一担一百三十筒。然后运至昆明分销各地，这就是驰名天下的“普洱茶”了。最近佛海县茶商对于散茶，大都自行直接运至昆明。佛海制茶事业，蒸蒸日上。最近西藏商人且直接到佛海县购买茶叶，将来必夺思茅茶市无疑。
……
在蛮乱回子寨中，我曾遇着一位久住昆明的回籍茶商马某，他是经售团茶的，谈及茶业甚详。我把和他谈话以及我亲自调查的滇南茶业记叙如下：
（甲）以采茶时季论，茶分四类：
（一）春茶：废历三月中旬摘出；当地市价每百斤合国币十二元至十三元。
（二）黑条茶：废历四月采摘；出市时在当地售价每斤合国币五元。
（三）细黑条茶：废历五六月采摘；每百斤合国币五元五角。
（四）谷花茶：废历八月摘，即所谓“白尖茶”，每百斤合国币十五元；此系在采地向茶农收买的价格，若运至佛海发售，则可值每百斤国币十五元。惟白尖茶自叶的尖端摘下者，量最少，故价最昂。
此外又有所谓“粗茶”，亦名“二届茶”，为黄叶与黑条合拼掺合而成的，每百斤价仅国币三四元（收价）。
以上的四种茶均销运昆明。运输概系骡马输运，每驮运价自佛海县至思茅合国币四元。
在思茅不收落地税，惟出思茅境即缴茶消费税国币二元二角五分。
（乙）以销场言，茶分二种：
（一）团茶，又名紧茶。主要销路系缅甸、印度再转西藏；亦有运往思茅售给古宗茶商者。此项团茶，系老叶、黄叶合掺，质最劣，而味最浓。饮时须先煮，古宗人和之以酪及糖，吞食之，非此不足以解渴。团茶运往印度转藏，系由南峤县西南的打洛渡（亦即中国西南的极边）以通景栋（孟艮），再转加尔各答以抵藏地。每百斤成本国币四元。运往印缅者须先在佛海缴茶税国币二元二角五分；或在打洛渡出境时上纳亦可。
……
（二）圆茶：为质佳之茶，销运香港，系佛海茶商张棠阶等所经营。
（丙）以制法论，就我沿途调查所知，可分两种：
（一）炒茶：以叶采自茶树，置热锅中，炒焙之；然后置诸凉席，以手揉搓之；再曝于阳光使干。
（二）蒸茶：采茶叶焙干，再揉搓之；又置诸竹箩中，将箩置篾器中蒸发之，取出以铁炳，以手以足压之使平，放入小布袋中，称量其重量，压平后即成茶柄。
这篇文献主要讲的还是普洱茶的分类、制造、销售等问题，某些叙述与前、后的其他文献稍有分歧，也算正常现象，不再赘述，但是关于其中提到的一点可做商榷，即“普洱并不产一株茶树”这个认识。
这事首先不能完全从字面上理解，否则普洱找出几棵零星茶树自然不成问题，他想表达的是“普洱（这个地方）并不成规模地种植、制作普洱茶”这个观点。
这个看法其实早在清代阮福那篇大名鼎鼎的《普洱茶记》中就已经提出（“所谓普洱茶者，非普洱府界内所产”），后人也多认同并复述，但就我个人所知，同样久负盛名的清代“贡茶”产地——困鹿山，它不就位于普洱（宁洱县）境内吗？
另外，文中提到的“一位久住昆明的回籍茶商马某”我们在下文中可能还会遇到。而专做销港好茶生意的张棠阶经营的就是恒春茶庄。
十七、李拂一《佛海茶业状况》，原载1939年第1卷第5期《教育与科学》
一、绪说
普洱茶叶，驰名天下。其实现今之普洱并不产茶。或谓十二版纳各产茶区域，在过去曾隶属普洱府，以是得名。而《普洱府志》载，距今百数十年前，十二版纳出产茶叶，概集中普洱制造，同时普洱又为普思沿边一带茶叶之集散地，后制造逐渐南移，接近茶山，由普洱而思茅，而倚邦、易武，今则大部集中佛海制造矣。“普洱茶”一名之由来，当以开始集中普洱制造，以普洱为集散地得来为近似。
十二版纳，原包括思茅、六顺、镇越、车里、佛海、南峤、宁江、江城之一部及割归法属之猛乌、乌得两土司地。至近今所谓之十二版纳，则以前普思沿边行政区域为范围，即车里、南峤、佛海、宁江、六顺、镇越等县区及思茅之南部、江城之西部。其猛乌、乌得两土司地，早已不再包括在今之十二版纳之领域内矣。
澜沧江自北而南微东，斜分十二版纳为江内、江外两个区域：东为江内，西为江外。六顺、镇越两县及江城之西、思茅之南属江内；车里（一部分在江内）、佛海、南峤等县及宁江设治区属江外。一般人大部以江内产，即镇越、思茅县属之易武、倚邦、革登、莽芝、蛮砖、架布、漫腊及车里县属之攸乐山（位于江内）一带所产者为“山茶”；江外产为“坝茶”（按：“坝”为摆夷语，其义为原野。其实车、佛、南各县之茶叶，并不产生于原野，而繁殖于拔海四千呎以上之山地，或四千呎上下高原附近之丘陵。车里盆地拔海较低，约一千八百呎，而茶树之散布，则高在四千呎以上之猛崧、五六千呎之南糯山及攸乐山。“坝茶”一名似为不伦）。
佛海产茶数量，在近今十二版纳各县区，为数最多，堪首屈一指。同时东有车里供给，西有南峤供给，北有宁江供给，自制造商纷纷移佛海设厂，加以输出便利关系，于是佛海一地，俨然形成十二版纳一带之茶业中心。素以出产普洱茶叶著名之六大茶山，以越南关税壁垒之森严及运输上种种之不便，反瞠乎后矣。
兹以佛海为本文叙述范围，旁及车里、南峤及宁江设治区域。多年来搜罗之纪录皆远寄他方，旅途匆匆，尽一日之力，就记忆所及者为之。挂一漏万，知所不免也。
二、产区及产量
……
产茶时期，起自国历三月尾至九月或十月止，每年有六七个月之采摘期。在三月尾和四月初采摘者，曰“春茶”，曰“毛尖”，曰“白尖”，以概系白毛嫩芽之故。过此所生者曰“黑条”，色泽黑润，质重而色味浓厚，为制造“圆茶”“砖茶”之主要成分。黑条之后曰“二水茶”，又曰“二盖”，叶大质粗，叶色黑黄相间。二水之后曰“粗茶”，概系黄色老叶，不复有黑条间杂其内，品质最为粗下，专供制藏销紧茶包心之用。九月初再生一次之白毛嫩芽曰“谷花茶”，盖其时正当稻禾扬花之季，当地人民称稻曰谷子，因此遂名其时所产之白毛嫩芽为“谷花茶”或“谷花尖”，品质次于春尖，叶色则反较春尖为光华漂亮，不易变黑，通常用作圆茶之盖面。谷花茶之后，尚有一次之粗茶，第为数不多。其时已届农人秋收之期，跟着即有樟脑之出产，一般茶农于秋收之后，群趋于樟脑之制造，不复再有人上山采茶矣。
三、品质
就易武、倚邦方面茶商说来，则佛海一带所产之茶为“坝茶”，品质远不如易武、倚邦一带之优良。然易武乾利贞等茶庄，固尝一再到江外采购南糯山一带所产者发羼入制造；而佛海一带，每年亦有三五千担之散茶运出思茅，经思茅茶商再制为“圆茶（又叫七子圆）”“紧茶”分销昆明及古宗商人。制者不易辨，恐饮用者亦不能辨别谁是“山茶”谁为“坝茶”也。
就个人所知，江内外茶叶，除极少数例外，似为同一品种；且各产茶区之地理环境，亦大致相同。不过易武方面，茶农对茶园知施肥、壅根、除草、剪枝等工作，而佛海一带则无之耳。
民二十三四年期间，著者尝以佛海附近所产茶叶，制为“红茶”，寄请汉口兴商砖茶公司黄诰芸君代为化验，通函研究。据复函认为品质优良、气味醇厚。而西藏同胞且认为和酥油加盐饮用，足以御严寒、壮精神，由幼而老，不可一日或缺。虽由于嗜好习惯之各有不同，而佛海一带茶叶品质之不坏，可得一个旁证。
四、制法及包装
佛海茶叶制造，计分初制、再制两次手续。土民及茶农将茶叶采下，入釜炒使凋萎，取出于竹席上反复搓揉成茶，晒干或晾干即得，是为初制茶。或零星担入市场售卖，或分别品质装入竹篮。入篮须湿以少许水分，以防齑脆。竹篮四周，范以大竹箨（俗称饭笋叶）。一人立篮外，逐次加茶，以拳或棒捣压使其尽之紧密，是为“筑茶”。然后封口堆存，任其发酵，任其蒸发自行干燥。所以遵绿茶方法制造之普洱茶叶，其结果反变为不规则发酵之暗褐色红茶矣。此项初制之茶叶，通称曰“散茶”。
制造厂商收集“散茶”，分别品质，再加工制为“圆茶”“砖茶”及“紧茶”；另行包装一遍，然后输送出口，是为再制茶。兹分述如下：
（一）圆茶。圆茶大抵以上好茶叶为之。以黑条作底曰“底茶”；以春尖包于黑条之外曰“梭边”；以少数花尖盖于底及面，盖于底部下陷之处者曰“窝尖”，盖于正面者曰“抓尖”。按一定之部位，同时装入小铜甑中，就蒸汽受蒸之使柔，倾入特制之三角形布袋约略揉之，将袋口紧结于底部中心，然后以特制之压茶石鼓，压成四周薄而中央厚、径约七八寸之圆形茶饼，是即为圆茶。不熟练之技师，往往将底茶揉在表面，而将春尖及谷花尖反揉入茶饼中心，失去卖样，普洱茶揉茶技师之最高技术，即在于此。如底面一律，则此项揉茶技师，即失其专门家之尊严矣。每七圆以糯笋叶包作一包曰“筒”，七子圆之名以此。每篮装十二筒，南洋呼为一打装；两篮为一担，约共重旧衡一百二十斤。此项圆茶每年销售于暹罗者约二百担；销售于缅甸者约八百担至一千五百担。
（二）砖茶。砖茶原料以“黑条”为主；底及面间有盖以“春尖”或“谷花尖”者。按一定次序，入铜甑蒸之使柔，然后倾入砖形模型，压之使紧，是为“砖茶”。每四块包作一包，包时每块中心尚须贴一小张金箔，先用红黄两色纸包裹，外面加包糯笋叶一层，再装入竹篮即成。竹篮内周须衬以饭笋叶。每篮十六包，每担计两篮，约共重一百一十余斤。专销西藏，少数销至不丹、尼泊尔一带；年约可销二百担至三百担。此外尚有一种小块四方茶砖，仅洪记一家制造；装法包装，大体与砖茶相同，只不需贴金（箔）；年约销四五十担。
（三）紧茶。紧茶以粗茶包在中心曰“底茶”；二水茶包于底茶之外曰“二盖”；黑条茶再包于二盖之外曰“高品”。如制圆茶一般，将各色品质，按一定之层次同时装入一小铜甑中蒸之；俟其柔软，倾入紧茶布袋，由袋口逐渐收紧，同时就坐凳边沿照同一之方向轮转而紧揉之，使成一心脏形茶团，是为“紧茶”。
“底茶”叶大质粗，须剁为碎片。“高品”须先一日湿以相当之水分曰“潮茶”，经过一夜于是再行发酵。成团之后，因水分尚多，又发酵一次，是为第三次之发酵。数日之后，表里皆发生一种黄霉。藏人自言黄霉之茶最佳。天下之事，往往不可一概而论的。印度茶业总会，曾多方仿制，皆不成功，未获藏人之欢迎。这或者即是“紧茶”之所以为“紧茶”之唯一秘诀也。紧茶每七个以糯笋叶包作一包曰一“筒”，十八筒装一篮；两篮为一“满担”，又叫一驮；净重约旧衡一百一十斤左右；专销西藏，少数销于尼泊尔、不丹、锡金一带；年可销一万五六千担。
其经由思茅，或思茅茶商制卖给藏人古宗者，每篮只装十五筒，两篮为一担曰“平担”。竹篮内周亦须衬以饭笋叶，篮口并须以藤片绊牢，与“圆茶”“砖茶”之制法相同；只篮形或长或方，或大或小，稍有不同耳。……
六、茶叶价格
佛海一带茶叶产量，在云南境内，为数最多，而价值最廉。民十六年间，制“紧茶”用之三搭货散茶（即黑条三成、二水及粗茶七成）曾一度跌至每担（旧衡一百斤）半开滇币四元。近两三年来，因运销活跃，较过去颇呈高涨之势，然最高纪录，亦尚未超过十四元也。兹将最近三年来生产各色初制散茶及再制茶之价格，列为表于后，以资比对。……
这篇文献的作者李拂一在云南茶产业发展中的地位应该无需赘言，因此我也不免“以人举言”，较为大篇幅地引用了他的文章。相比前人，李文中出现了佛海茶叶制造过程中的人为加水发酵的制茶方法，并且分别出现在初制（制散茶）和再制（紧茶）两个大步骤中，并且还特意说明了散茶初制进行发酵的结果是制出了“不规则发酵之暗褐色红茶”。
从这个文献的记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原本主流的“70年代云南茶界从广东学来了渥堆熟茶制法”的认识不一定有误但至少不完整，（最迟至）20世纪30年代，云南的茶人就已经了解并使用了人工加水促进发酵的技术，可能当时并不称为“渥堆”，但总体思路和方法确是一脉相承，云南本地也是“熟茶”制作的源头之一。
普洱茶在散茶阶段就有部分（另一部分则是“零星担入市场售卖”）是通过人工加水进行发酵，制成“不规则发酵之暗褐色红茶”的结论，不仅有助于我们理清普洱茶发展史，而且还能解释之前我们无法想通的一系列问题：为什么清朝的医书中会同时出现普洱茶“性温”和“性刻”两种记载，普洱茶膏也有“黑如漆”和“绿色者”两种？为什么从清朝开始，普洱茶就可以宣称“不伤脾胃”？
我们完全可以猜想，从清朝开始，顶着“普洱茶”名号的茶其实就已经不只有一种制法，经过人为加水发酵的未经发酵的茶品自然呈现不同的颜色和性状。
十八、陈珍琼《茶馆与昆明社会调查》，1941年
……
（三）茶商组织交易情形——省外运入的茶即由昆明市的茶庄经手。彼等交易方法是采货物互换制。譬如省外运入红茶若干，则由昆明市运去普洱茶若干。以价值作计算，省外运入之红茶五千元，于是昆明即运出五千元之普洱茶。此种货物互换制，由昆明市三大茶庄复聚号、宝森号、宝聚号与上海之茶号汪裕泰、鸿裕泰、益昌采用。双方以交易年数久，互相信赖，故此种货物交换制能持久。至于北平之香片茶，大部是由在滇之京货庄由北平购入运来，经手转售与昆明市之茶庄。互换茶以七子饼茶与小五子贡茶占绝对多数。七子饼茶上海甚畅销，即俗谓“普洱茶”也。
二、省内的茶
（一）产地——云南茶之主要产地，大部偏在本省西南一隅，……
（19）佛海、南峤、车里等县——三县地方通称思普沿边，即旧时十二版纳地（十二版纳地原包括思茅、六顺、镇越、车里、佛海、宁江、江城之一部及割予法属之猛乌、乌得两土司地；至近今称之十二版纳，则以前思普沿边行政区域为范围，即车里、南峤、佛海、宁江、六顺、镇越等县及思茅之南部、江城之西部地）。因澜沧江流贯境内，故产茶区域，有江内及江外之别。江之东为江内，即六顺、镇越及江城之西、思茅之南及车里之一部；所产之茶，通称“大山茶”。其产地以倚邦、易武、漫撒、架布、蛮砖、莽芝、革登、蛮松、攸乐等处为著；而以攸乐为中心。江之西为江外，即佛海、南峤、车里三县及宁江设治局地；所产之茶，通称“坝子茶”。其产地以佛海、南糯、苏岵、猛崧、蛮芳、猛遮、顶真、猛混、猛阿、蛮欶、猛亢等处为著，以南糯、猛崧为中心；而车里之蛮金、蛮时、蛮芳三地所产，即历史上有名之“三宋茶”（三宋为车里之一区，位在西北）。以产量言，江外较江内为多，年约二万担，江内年约二三千担。
佛海产地以第一区（即猛海土司）为最多。如郢猛海（佛海县治）、蛮兴、蛮海、蛮贺、蛮榭、景买、蛮丹、南里、蛮扫、蛮真、蛮夏、蛮耷、蛮喷弄、蛮拉闷、蛮赛、蛮斐、蛮董、蛮旯、蛮丁景、蛮峦嶝、蛮降、蛮峦、蛮禄、蛮崃、蛮磊、蛮蚌、亚康、蛮舀、蛮满、蛮崀、蛮泐、蛮袄、蛮两、蛮罕、蛮先、蛮中、葩宫、贺南、大小呼拉、苏岵六村、葩珍五村、葩盆黑龙塘、上下水河赛等六十余村。凡海拔由三千九百五十尺至六千尺之村寨，无不有茶，年产约一万担。
车里产区，分江内江外。江内以攸乐为中心，江外以南糯及猛崧为中心，车里之三大产区也。其余为蛮累、猛笼，落水洞等地次之。年约八千担。
南峤产区以景真、猛翁、景鲁、蛮菖兑、西定、猛满、旧笋等为著，年产约五千担。
宁江设治局以蛮糯、猛阿、猛亢、最播等处为最，年产约五六百担。
……
（五）交易情形——云南中国茶叶贸易公司的茶，由产地装箩运省，在省装盒，在市上销售。该公司在正义路中国国货公司设有推销部；并寄在市内各茶庄、百货商店、饮食店推售，给以寄售之商号佣钱若干，每盒照批发价寄售，以市价九折算。现市价该公司出品之红茶四元一盒四两装；绿茶分宝字每盒三元三两装、洪字二元八角一盒三两装、顺宁毛峰每盒三元四角三两装、顺宁凤绿每盒三元二角三两装、熏花每盒三元二角三两装。至普通茶商之交易情形当有所不同。昆明市之茶多数由茶商由产地办来昆明，亦有一部分为产地茶号直接寄昆明市茶行，一小部分则是由茶农自己摘下挑运来省。来昆明市之茶，十之八九是先寄于茶行中，由茶行转手售出。当有大批茶运到省时，茶行中人即通知昆明市各茶庄，言明今日到有某某种茶，请来看货议价。于是各茶庄便派员至茶行看货，卖主当时亦在场。买主看货论价，卖主要价，茶行中人便在中拉拢，使交易有所成。交易成后，彼可得利也。现茶行规定应取之佣钱，凡一百元之交易，取三元佣钱。但事实上，茶行中人一百元之成交，取不到三元之佣钱，实在一百元之成交，茶行中人只取得二元三四角之佣钱。茶行除每百元成交收三元佣钱外，其他如过秤钱、出店钱皆无。茶叶卖主在货物未卖出前，可以向茶行中预先支取货价，亦有因事急于返里，茶叶卖主将货物议价售与茶行，由茶行自己出售。茶庄买入的茶叶，首先雇女工拣茶，将劣茶拣出；然后将好者分门别类，在门市上出售。茶叶用木箱装，箱大尺许见方，前用玻璃遮盖，玻璃面上用红纸写出茶叶之名称，与每一单位之价钱，任顾客选买。茶叶价钱，好茶卖贵，劣茶价廉。计：
普洱雨前细芽茶国币九元四角一旧斤；
雨前雀舌春蕊茶七元三角一旧斤；
雨前银针白芽六元二角一旧斤；
蛮松春尖茶五元五角一旧斤；
凤山春尖茶五元三角一旧斤；
倚邦春尖茶五元一角一旧斤；
普洱红茶五元三角一旧斤；
双熏香片七元一旧斤；
加熏香片六元二角一旧斤；
雨前白尖三元七角一旧斤；
净细毛尖三元六角一旧斤；
宝红阳春三元三角一旧斤；
配茶三元四角一旧斤；
头字宝洪一元八角一公两；
普洱七子元茶每筒二十二元。
……
第二节 昆明市所用的茶
一、来源
昆明市所用的茶，绝大部分为本省迤西、迤南一带茶区所产之滇茶，一小部分是由外省如杭州之龙井、北平之香片、祁门之红茶和从锡兰来的红茶。本省之茶，顺宁、云县、缅宁、双江等所产之茶，由产地用驮马运至下关，由下关再驮运至昆明。今滇缅公路畅通，下关至昆明已有用汽车载运。佛海一带所产之茶，先集中于思茅，然后转运来昆明。至于外省来之茶，于战事未发生前，是由上海转来，从海道入海防转滇越车运入。锡兰红茶，则乃于抗战后，外省人士迁居后方，富有资产者仰慕洋货，乃大部从缅甸走私输入。
二、种类
滇茶名称不一、种类甚多。依云南中国茶叶贸易公司所定名，计有三大种：
（1）红茶：顺宁云红。
（2）绿茶：A.宝字滇绿；B.洪字滇绿；C.顺宁毛峰；D.顺宁风绿；E.绿球；F.宜绿。
（3）熏花：A.茉莉双熏；B.茉莉三熏。
依照云南省茶庄之定名，种类又极多。计有A.普洱雨前细芽茶；B.雨前雀舌春蕊茶；C.雨前银针白芽茶；D.蛮松春尖茶；E.凤山春尖茶；F.倚邦春尖茶；G.普洱红茶；H.双熏香片；I.加熏香片；J.雨前白尖茶；K.净细毛尖茶；L.宝红阳春茶；M.配茶；N.头字宝红茶；O.普洱七子元茶。这是昆明市通常所用之茶。
云南所产之茶，以产地别，有凤山茶（顺宁县产）、猛库茶（双江、缅宁等县产）、景谷茶（景东、景谷县产）、三宋茶（车里县产）、大山茶（镇越、江城等县产）、坝子茶（佛海、南峤等县产）、十里茶（昆明县属十里铺产）、感通茶（大理县产）、太和茶（保山县产）、宝洪茶（宜良、路南等县产）等之名称；以销路别，有销四川之沱茶，销西藏之砖茶、紧茶，销暹罗、南洋、香港之圆茶，销夷人之蛮庄茶，销本省之散茶；又以采摘时间别，则有春茶（在国历三月底至四月初采者，亦称春尖、毛尖、白尖）、夏茶（此期所采，前者曰黑条，后者曰二水茶）、九月初所采之谷花茶，余则有雨前、明前等等，与各省所称相同。
三、制法
滇茶的制法——制造工作，大致可别为初制与复制二步。
（1）初制：滇茶采茶时期，普通分为春、夏、秋三季；然亦有至四次者。其在春季所采者，曰春茶；约在国历三月下旬开始采摘，产量最多，价格最昂。其在夏季所采者曰夏茶，亦曰二水茶，质最劣，价最低廉。此后所产者曰秋茶，亦曰谷花茶，质较二水茶为优。普通自三月下旬至九十月间，均可采摘；平均年约七个月。茶农白日采茶（大半以妇孺采摘多），当晚入锅反复炒拌；至叶瘪，置于簸箕或竹帘，以双手揉搓，使成条索，再行抖散；或晒或晾，使其半干，再事揉搓；初制工作，即为完成。然亦间有揉至四五次者，通常是以两次为度；亦有揉时加以米汤，使易成团者；亦有不用锅炒，而以日蒸者。初制成后，装入竹筐，候街子日零星出售。或分别品质，略加水分，装入竹篓；篓内四周，范以竹箨；装入以后，任其发酵，自行干燥。滇茶多数水色不清，非红非绿，成为暗褐色，即此因也。通称曰“散茶”，销本省。
（2）复制：散茶分别其品质，再加工制为圆茶、砖茶及紧茶。其制法分述如下：
A.圆茶。圆茶大抵以上好茶叶为之，以黑条作底曰“底茶”；以春尖包于黑条之外曰“梭边”；以少数茶尖盖于底或面，盖于底部下陷之处曰“窝尖”，盖于正面曰“抓尖”。按一定之部位，同时装入铜甑中，就蒸气受蒸之使柔，倾入特制之三角形布袋，约略揉之，将袋口紧结于底部中心，然后以特制之压茶石鼓，压成四周薄而中央厚、径约七八寸之圆形茶饼，是即为圆茶。不熟练之技师，往往将底茶揉在表面，而将春尖及谷花尖反揉入茶饼中心，失去卖样，普洱茶叶揉茶技师之最高技术，即在于此。如底面一律，则此项揉茶技师，即失其专门家之尊严。每七圆以糯笋叶包作一包曰“筒”，七子圆之名以此。每篮装十二筒，南洋呼为“一打装”；两篮为一担，约共旧秤一百二十斤。
B.砖茶。砖茶原料以黑条为主，底及面间有盖以春尖或谷花尖者。按一定次序，入铜甑蒸之使柔，然后倾入砖形模型，压之使紧，是为砖茶。每四块包作一包，包时每块中心尚须贴一张金箔，先用红黄两色纸包裹，外面包糯笋叶一层，再装入竹篮即成。竹篮四周须衬以饭笋叶，每篮十六包，每担计两篮，约共重一百一十余斤。
C.紧茶。紧茶以粗茶包在中心曰“底茶”；二水茶包于底茶之外曰“二盖”；黑条茶再包于二盖之外曰“高品”。如制圆茶一般，将各色品质，按一定之层次同时装入一小铜甑中蒸之，俟其柔软，倾入紧茶布袋，由袋口逐渐收紧；同时就坐凳边沿照同一之方向轮转而紧揉之，使成一心脏形茶团，是为紧茶。底茶叶大质粗，须剁为碎片；高品须先一日湿以相当之水分，曰“潮茶”，经过一夜，于是再行发酵；成团之后，因水分尚多，又发酵一次，是为第三次发酵。数日之后，表里皆发生一种黄霉。紧茶每七个以糯笋叶包作一包曰一筒；十八筒装一篮；两篮为一满担，又叫一驮，净重旧秤一百一十斤左右。
四、品质
昆明市所用之茶，不外春茶、二水茶、阳春茶三种。品质以春茶最好，味香甜清新，可消湿解闷；二水茶品质较劣；阳春茶品质则比二水茶优良，但不及春茶味之香。至于红茶与绿茶之品质，则红茶性热，但味较浓香；绿茶性清，而味亦不及红茶之香。因红茶经过发酵作用，性子较燥热。红茶香味不亚于祁门红茶，然与祁门红茶又迥然有别；汤色滋味则确超乎祁门红茶，堪比锡兰红茶，而又无锡兰红茶之辛涩；可合牛乳，可以单独饮用，与锡兰红茶必须配合牛乳饮用，又复不同。
五、数量
昆明市茶的消耗量，当以茶馆销售最多。因昆明中下级人士饮茶，大都跑茶馆去饮，而昆明市人口又是以中下阶级人士占绝大多数。普通人家茶之消费量，一日冲泡三两次茶，不过用茶叶三数钱而已。昆明市有茶馆大小一齐计，大概有二百五十家左右，每家平均一日有一百茶客，一百茶客要半斤多茶叶，于是全市茶馆一日所需之茶叶约一百二十五斤（这里指旧秤而言），一年昆明市茶馆业所消耗的茶叶数目颇有可观。据茶庄业同业公会杨主席之估计，春尖茶每年运至昆明市量约一万多担，阳春、二水茶共约一万多担。至于云南中国茶叶贸易公司所出之红茶、绿茶，在昆明市销售约八千多担。其次如锡兰红茶、杭州之龙井茶、北平之香片茶、祁门之红茶在昆明市销售数量更少，实在数目因无统计，故无估计。
……
四、营业情形
自战事发生后，昆明市物价逐步上涨。水涨船高，茶叶行中亦不能例外。茶叶过去售一元二数角的，现已售至五六元（一斤计），其赚利颇多。最近四年来营业状况，以民国二十八年度最佳。当时昆明市有大部人口移入，茶叶消费量大增。同时滇越路货运畅通，茶叶出口很多。运销香港、上海等地，在该地茶价都卖得很好，且又换得港汇与申汇，在汇水上已赚有不少利。该年度全市各大小茶庄莫不有盈余，为营业最盛时期。至民国二十九年度，昆明市物价突飞猛涨，营业大受打击，茶叶消费量骤然减少。至二十九年度下半年，滇越路又中断，茶叶无法外运，营业由极盛时期转入衰落时期。最近更因空袭频繁，营业更形不振。
这篇文献的性质又有些特殊，它不是茶业从业者、研究者的研究文章，而是当时（1941年）西南联大的学生陈珍琼的社会调研报告。虽然主题和方向是“昆明社会”，但切入点却是“茶馆”。西南联大确实不负绵延至今的盛誉，陈珍琼同学在这篇调研报告中体现出了严谨的学术风格和广博的研究视野，把昆明的茶叶消费也来龙去脉般好好地研究了一番，报告体现了不逊于茶业从业或研究者的专业水平。
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1.上文看到《申报》刊载的普洱茶广告，在产地云南省有了呼应，即“七子饼茶上海甚畅销，即俗谓‘普洱茶’也”。结合文中列举的价格（“普洱七子元茶每筒二十二元”），我们也可以看出抗战时期物价飞涨的恐怖：1933年至1937年，上海市场的云南元（圆）普洱茶每只原价仅仅一元，促销时可以做到六至七角，但战后的1941年，昆明的价格就已经涨到了（折合）每只三元多，即使这时日占的上海还能买到普洱茶，那价格也不知道已经涨到哪里去了。
2.昆明茶庄卖茶，价格最高的是“普洱雨前细芽茶”（九元四角一旧斤），根据上下文应该是散茶（茶庄进货后还需要拣茶），现在我们最为熟悉，也是曾经畅销上海的“普洱七子元茶”每筒二十二元，即每饼三元一角多，如以文中“每篮装十二筒，两篮为一担，约共旧秤一百二十斤”折算（每饼约为426g），则相当于一旧斤卖价四元四角，不到“普洱雨前细芽茶”价格的五成。目前我们说的“山头”，当年也不是完全不讲究，但不同山头（蛮松、凤山、倚邦三地同样的春尖茶）的价差非常细微。并且，不论散、饼，价格都不涉及陈储年限。
3.与李拂一的记述相似，文中同样记载了初制时存在部分茶“略加水分”“任其发酵”，制成“暗褐色”的散茶进入流通领域，或再行“复制”，且滇茶“多数”如此。
十九、俞陛云《吟边小识〔卷三〕》，原载《同声月刊》1941年10月20日出版第11期
清宫自开放后，旧储食品，任人购取，普洱茶尤多，最近亦三十年前所贡，味极香醇。宋人韩子苍诗：“白发先朝旧史官，风炉煑茗暮江寒。苍龙不复从天降，拭泪看君小凤团”。偶值深院煎茶。诵拭泪凤团句。白发遗臣。无复预赐茶之盛矣。
这里引用的《同声月刊》是龙榆生主编的一份侧重于诗词创作和研究的学术期刊，1940年12月由同声社在南京创刊。文章的作者俞陛云也是近代史上的名人，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中进士后参加殿试，与夏同龢、夏寿田同登戊戌科进士前三名，俞陛云以一甲三名赐探花及第，授编修；1914年被聘为清史馆协修，编修清史，不久由此移居北京，与溥仪私交甚厚；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不愿出任敌伪工作，居京郊寓所，以卖字谋生，闭门以书、画自娱，保持民族气节。
文章是俞陛云作为清朝遗老在清亡30年之际的感慨，他看到原本的清宫旧藏普洱茶现在流入了市场，并且都是三十年以上的老茶（光绪末年普洱茶上贡已经难以为继），“味极香醇”，现在自己就在家中煎茶，想到了宋人韩驹（两宋之间）的诗句，发觉其境遇和自己非常相似，因此有感而发。
从这个文段中我们可以看出，40年代的北京人，对普洱茶的饮用方式依旧还是“煎”，即现在我们说的煮茶，并且也喝30年以上的老茶，喝了觉得“味极香醇”。但是“最近亦三十年前所贡”和“味极香醇”之间的因果关系，至少文段中表现得并不确切。
关于清宫藏茶流入市场的事件，当年的记述不在少数，当时购买老普洱茶者有之，但也有不少人买了清宫数十年陈的绿茶、红茶，只不过这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事见唐鲁孙（满族镶红旗人，珍妃、瑾妃的堂侄孙，1908年生于北京，曾被誉为“华人谈吃第一人”）的《紫禁城的小掌故拾零·茶库和缎库》。也是在这篇文章中，唐鲁孙还写道：
笔者在故宫拍卖物资的时候，也曾经买过几饼沱茶。等抗战胜利，把云南新制沱茶两相比较，前者厚重柔炼，后者头一口虽然清新甘洌，但是细细品尝，就觉得有点烦浊下凝，不如前者悠然意远啦。笔者不擅品茗，个人感觉如此，是否是贡品经过精细加工，市售沱茶制造比较粗放的缘故，就不敢妄自悬揣了。
拿着清宫旧藏至少三十年陈的沱茶和当时新制的沱茶“两相比较”，觉得差异可能在于“贡品经过精细加工”，大凡当时有任何关于普洱茶“越陈越香”的“常识”，想必都不会有如此想法。
我也曾好奇当年云南贡京的普洱茶究竟是不是陈储转化好的陈年老茶，如果是的话又是几年陈？从40年代的民国和现代人看来，故宫中旧藏的普洱茶是老陈茶，这确实是事实，但这又与“茶入宫之初陈不陈”是两回事。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又查到了1959年成稿的《纪我所知集（云南掌故）》，作者罗养儒，1887年生人，是清朝云贵总督岑毓英幕僚罗实夫之子，他跟随其父在云南为官，足迹遍布三迤（云南）大地，晚年将自己毕生见闻写成了这部《纪我所知集》。书中有《解茶贡》一篇，专门讲解晚清云南采办上贡普洱茶事宜，其中说到：
此一件事，在光绪朝以前，究不知作何办法。在光绪年间，贡茶是由宝森茶庄领款派人到普洱一带茶山上拣选采办，自是一些最好最嫩之茶。茶运到省，则由宝森茶庄聘请工匠，将茶复蒸，乘茶叶回软时，做成些大方砖茶、小方砖茶，俱印出团寿字花纹，是则不仅整齐，而亦美观。此外，又做些极其圆整、极其光滑之大七子圆、小五子圆茶，一一包装整齐妥当，然后送交督抚衙门。此则照例派员查验点收，随即装箱，准备派人解贡。
观之可知，至少在作者可以了解到的光绪年间，贡京普洱茶是茶庄派人直接到茶山上采办，散茶运到昆明（省）后再行压制，完成后押解赴京。因此贡茶在产地云南就是新茶，并不存在陈储一事，至于到了北京，宫中是不是“喝老茶、存新茶”却暂无确切资料佐证。
二十、1941年10月《申报》刊载《陈年云南普洱茶出售》广告
现有上项（顶？）名茶六十六饼约念（廿）余公斤，因鄙人需款求脱，如有茶庄及客户批购，电话80832转黄君。
这则刊载于1941年的广告第一次出现了“陈年云南普洱茶”的概念，并且根据上下文还体现出“舍不得”（“需款求脱”）的意思，可以说是今天我们所知“越陈越香”理念较早且直接的文献证明。可是“越陈越香”的消费理念会是突然冒出来的吗？这似乎也不合逻辑，对此我个人的分析且容下文详述。
二十一、陈培英、王振亚《滇南三县紧茶产销概况》，原载1941年第6卷第31期—33期《农报》
车佛南三县茶园概况
云南之产茶名区，多偏于西南一隅，尤以六大茶山（指倚邦、易武、蛮砖、莽芝、革登、架布而言）实为滇茶之策源地矣。考现今产茶县份，有顺宁、昌宁、云县、佛海、车里、南峤、双江、缅宁、景东、景谷、澜沧、江城、镇越等共廿八县份。其中以佛海、车里、南峤产量最多；且集中于佛海，运销西藏。兹将三县茶园之概况，依见闻所得，分述于后：
一、茶园分布状况：车、佛、南三县凡高至四千英尺海拔高度之崇山，低至丘陵小岗，皆滋生茶树及樟树，尤以佛海为最。全县可分为四大产茶区：（一）猛混；（二）猛海；（三）猛板；（四）打洛。产茶面积尚未有正确之统计，但每年产茶数量约在一万担，可见其面积之广阔矣。车里产茶区分江内、江外两区，江内以攸乐山为中心，江外以南糯山及猛崧山为中心，每年产茶总量当在八千担以上。南峤县产茶区域，分布零散，其中以顶真、猛满、猛翁、景鲁、蛮迈等乡为多，年产量约五千担。总计三县每年产茶数量约在二万余担，全以西藏为销售之尾闾。
二、茶丛混什：茶丛生长漫无条理，倾斜急峭之陡坡固有生长，低湿平坦之山谷，亦有散布。有密翳相倚、枝叶交错者；有挺拔二三丈屹然独立者；有弯枝坠地、若将倾倒者。总之茶丛生势，混乱漫然，土人（阿卡、摆夷）殆不经心修理，任其自然生长，致令疏密不一、行列不分，影响摘茶收量，诚非浅鲜！
三、茶树老朽：满山遍野所睹之茶树，无不呈衰老秃头之态，绝无新植者代替之（除非茶果落地自发新芽、新枝）。此种衰老之态，固由于不加剪枝、台刈、施肥等管理，亦由于滥施采摘，以致树势日益衰退。全园茶丛现秃头乌脚之状态，兼且茶树年龄过高（约百余年），寄生植物如地衣、苔藓、仙人指甲兰及蕨类等丛生树干上，妨碍生长，更使其树势衰老枯萎。
紧茶制造方法及其总产量
滇南气候亦可分为干季及雨季。十月至翌年三月为干季，四月至九月为雨季。每值雨季开始，茶芽饱受润泽，益以气流之温暖，蓬勃滋长，嫩枝增新，春芽舒展，致令阿卡婆娘颜开眉动，准备采摘。直至新枝伸长五六寸、嫩叶七八枚，然后采摘。其滥摘之甚，殊属惊人，赤裸剥光，不留片叶残存。摘采盈筐（有孔竹筐），背回屋内，施行杀青手术。然老嫩叶不分，量多而镬小，任其底焦然后打滚一次，约需十余分钟，即取出摊于竹蓆上，用手搓揉，历时二十分钟，略成条索，散播于竹蓆上，俟明天阳光晒干，即成散茶或毛茶。
售与茶商，再雇工制成紧茶，运销于缅甸仰光转至西藏。兹将紧茶制造方法详述如下：一、制造紧茶之用具及设备：砖砌灶一个、秤一把、铁镬一个、镬盖一个（中有一小孔）、铜甑一个（中有筛状铜网）、白布袋数百个、揉茶櫈一对。
二、原料及其分量：原料以粗制散茶为中心，二水茶（即夏茶）为外面，黑条茶（即二春茶）再包于外面。现将其分量列下：
（1）粗茶（老叶），约四两
（2）二水茶，约三两合成七两半
（3）黑条茶，约半两
三、制造过程：先将老叶粗茶切碎，并洒以清水，使其湿润，约经一二昼夜，即开始制造。灶前有四个揉茶师，另有一个小童司秤分量。称得一定量之各类茶，倾入铜甑内，以蒸气热之，使其柔软；俄顷复倒入特制之三角形布袋揉之，在揉茶櫈上竭力搓揉，并由袋口逐渐收紧，使成一心脏形之紧茶；放置于一侧，俟冷却后脱袋重制，周而复始。每人一日可制三百余个至四百个。一茶灶共有茶师四名，制造一日，茶制得一千五百个左右。制好之紧茶，堆积于一隅，俟茶价高昂，即装箩运至仰光转销西藏。以上为制造紧茶之简单方法。至于三县全年总产量，尚未有正确之统计，现凭过去之估计，三县制成紧茶销售西藏、锡金等地，年约一万六七千担；余外制成圆茶销售于暹罗、缅甸者约二千担；此外尚有散茶数千担销售于内地如昆明等县。
这篇文献中比较引人注意的是时人对“茶丛混什”“茶树老朽”的看法，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原生态古树”，在当时的茶人看来不仅不是加分项，反而是本地茶业的弊病，甚至可以说把自然遮阳（密翳相倚、枝叶交错者）、高杆（挺拔二三丈屹然独立者）、原生态（任其自然生长，致令疏密不一、行列不分）、古树（茶树年龄过高）、螃蟹脚（寄生植物如地衣、苔藓、仙人指甲兰及蕨类等丛生树干上）全给喷了一遍。对此我们也应当从历史的眼光进行分析，看到这一观点在当时当地的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另外，紧茶制作中加水发酵的步骤再次出现。
二十二、吴仁润《重庆市茶叶内销概况》，原载1943年第4卷第3期《中农月刊》
一、引言
近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香港、缅甸，相继沦陷，我国对外海路交通，已濒断绝，茶叶价格低廉，包装笨重，值此运输困难时期，欲求大量外运，势不可能，是以茶业界人士，咸转移目标，注重内销。作者以渝市为战时首都，人口稠集，茶叶消费数量，必有可观。乃于去年四月起就渝市销茶数量、价格、种类、茶业组织、市场等方面，详加调查，编成报告，用供茶业管理当局施政之参考。调查方法：直接访问及间接查询、通信等方式，均所采用。凡重庆市有关茶叶方面之直接、间接、公私团体机关，甚至有关之私人，均为此次调查之对象。
民国以来，以迄抗战前之军阀防区时代，为第二时期，亦即所谓滇茶专销时期。期内腹岸余孽犹存，茶叶运渝，通过防区，例须缴纳过境税，入境后尚须照章缴纳营业税；同时复巧立名目，苛征杂捐，税率虽微，然阻碍茶销、为害人民则一也。民国廿六年抗战军兴，政府西迁渝市，此种制度始告彻底废除。本期内茶销种类，几全为滇茶。民四以前，尚无所谓“沱茶”；当时行销渝市最盛之习惯“春茶”，分“宋营”及“普洱”两种名目，均系滇产，亦称“七子茶”，十五筒一支，三十筒一担，运渝后由滇帮字号经销，本地茶店除毛茶外不得染指。嗣后双方发生纠纷，经官判定，本帮茶店得于除毛茶而外，兼售春茶。民四以后，滇人发明沱茶制法，乃大量运川，以渝市行销最畅；至今川省人士，嗜此不疲，而对其他红、绿等茶，意存菲薄，盖浸染已久，有以致之也。沱茶销渝，民四以迄民廿七年此二十五年间，独踞王座，他茶慑于焰炽，绝莫能与之竞争。此段期间，渝市亦有外省茶叶销售，如杭州真正道地之龙井茶，以洋铁罐装盒运渝，颇能风靡一时，但比之沱茶销量，则犹小巫见大巫，实莫能撄其锋。本期特征为商销势力较大，政府仅居征税监督地位，对茶事无所改进。民廿七年以后至最近为第三时期，即官商竞销时期。中茶总公司迁渝，翌年五月营业处成立，开始售茶，外省红、绿茶乃如澎湃怒潮，一涌而扣渝市之门，分臠沱茶独占之席，行销数量，日甚一日，大有与年俱进之概。自是而后，红、绿茶与沱茶虽不能平分秋色，然而其势逼人，堪称劲敌。民三十年十一月中旬，云南中茶公司在渝成立四川营业分部，经售大宗沱茶，然附售其他茶类，亦复不少。自民廿八年迄至最近之一段期间内，渝市茶销种类，红绿杂陈，名目繁多，合北京等外路茶店所售者，大概不下三四十种，交易情形亦渐趋复杂，绝非昔日闭关时代可比。
三、种类及产地
重庆市销售之茶叶，名目众多，殆难一一枚举。其分类方法不一，大抵不外由制造方法、制茶形态、采制时期、出产地点及市场销售习惯等项而分。但渝市茶叶店零售茶分类，标新立异，欲求罗列，实不可能。兹就上述分类一一述之如后：
滇红：系云南南部顺宁、佛海、宜良、南峤等县所产之红茶；分特等云红、超等顺红、优等南红三种，为云南中茶公司经营输入。其茶外观极似绿茶，一经冲泡，水色转红，鲜艳夺目，颇能引起一般消费者之好奇而饮用之。滇红以茶树品种与印度阿萨姆茶种近似，故其水色、叶底、滋味等均佳，大有超越祁红、宁红之概。
标准红茶：为中茶公司所售之一种拼合红茶。其中拼堆成分计有祁红、宁红、湖红、滇红、恩红、鹤红等数种，茶味、水色、香气，无一不佳；盖其集众优良红茶品质之大成于一身也。
滇绿：本市云南中茶公司所售之滇绿，系滇省南部凤山、景谷、景东、宜良、佛海、车里、顺宁等县所产，花色凡三种：曰特等毛峰绿茶；曰超等凤绿；曰优等滇绿。大都依其产地及采摘时期而定名。其色、香、味三者尚能差强人意，与川人酷嗜之沱茶相差不远，故其在渝销路，尚称不恶。
紧茶：滇茶来川，茶商习制成各种形状，如心脏形、饼形、砖形、碗形等，谓之紧茶。
渝市所销紧茶，普通仅有沱茶、普洱茶两种，兹简述于下：
A.沱茶。渝市所销沱茶，多产自滇南顺宁、景谷、双江、缅宁等县。按其份量，有一筒四饼、一筒五饼两者，俗称四子、五子沱茶。按其号牌，大而言之，有景关、景谷两种；细分之，约有六种之多：即上等关茶、宝元通五子、四子宝星、胜利五子、胜利谷茶、凤字关茶是也。中茶所售，按其牌号形状，又分景关、复兴与破块等三种。沱茶形似粗碗，饮用时以手剥开，每次一钱五分即可，否则即苦涩不堪入口；分量适当，味善可口，茶力颇足，可以继续冲泡至五六次以上，叶形参差，殊不整齐，且杂茶籽茶梗甚多，外省旅渝人士，颇不堪饮。然川省人民嗜此颇深，消费量特巨，实非外路茶所能转变于万一也。
B.普洱茶。亦产于滇南宁洱、双江等县。渝市所销售之普洱茶，云南中茶公司经销者为砖形，分福、禄、寿、喜四种；源强行经售者为圆球形，系一筒七饼。两种茶形虽不一，而品质则殊难划分，大抵此茶，色、香、味三者，均与沱茶相似，善于品茶者，有时亦难真正辨别。除此而外，市上尚有一种沿街兜售之普洱茶，形小，成串球状，一筒七子，叶底黝黑，恐系伪制者，亦未可知。
……
（四）价格
茶叶价格常因茶叶分类方法、产制品质、采摘时季、牌号等级、鉴定眼光等而异；同时供需关系、其他物价变动、交通运输、时局演变等社会经济因素，亦对其有重大之影响。故抗战以还，一般物价均趋上涨之际，茶叶价格自必受其影响而上升。兹将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九月之重庆市三种足以代表本市一大部分人士消费之茶叶价格——景谷沱茶、中等毛尖及白茶等趸售价格列录如下，以供参考外，并进而研究其长期趋势、季节变化及其与一般物价之相关性。
这篇文献的性质与前文所引陈珍琼《茶馆与昆明社会调查》类似，只是着眼点从省内的昆明转到了当时的战时首都重庆。从文中可知，重庆的茶叶消费习惯与昆明确实有不小差异，比如主流的茶品就是我们现在依旧耳熟能详的云南产“沱茶”，极盛时“独踞王座，他茶慑于焰炽，绝莫能与之竞争”，这在云南省内反而是不可想象的。
文中，对于重庆销售的茶叶价格，作者列举了分类方法、产制品质、采摘时季、牌号等级、鉴定眼光、供需关系、其他物价变动、交通运输、时局演变等等或微观或宏观的影响因素，唯独没有提及“陈储年限”。
二十三、谭方之《滇茶藏销》，原载1944年第3卷第11期《边政公论》
紧茶制造，分初制与复制。兹将其制造过程分述如下：
（1）初制。初制之茶，统称“散茶”。其品质最劣者，名曰“底茶”；“二介茶”又称“高品”，较底茶为优；品质最优者，名“梭边”，又称“黑条”。初制之方法，将鲜叶采回后，支铁锅于场院中，举火至锅微红，每次投茶五六斤入锅，用竹木棍翻搅匀和，约十数分钟至二十分钟，叶身皱软，以旧衣或破布袋包之，而置诸簟上搓揉，至液汁流出、粘腻成条为止，抖散铺晒一二日，干至七八成即可待沽。
（2）复制。茶叶揉制前，雇汉、夷妇女，将茶中枝梗、老叶用手工拣除。粗老茶片经剁碎后，用作底茶；拣好之“高品”“梭边”，须分别湿以百分之三十三水，堆于屋隅，使其发酵；底茶不能潮水，否则揉成晒干后，内部发黑，不堪食用。上蒸前，秤“底茶（干）”三两，“二介”“黑条（潮）”亦各三两。先将底茶入铜甑；其次二介；黑条最上。后加商标，再加黑条少许，送甑于蒸锅孔上；锅内盛水，煮达沸点，约蒸十秒钟后，将布袋套甑上，倾茶入袋，提袋振抖二三下，使底茶滑入中心，细茶包于最外，用力捏紧袋腰，自袋底向上，推揉压成心脏形。经半小时，将袋解下，以揉就之茶团堆积楼上，须经四十日；因气候潮湿，更兼黑条、二介已受水湿，茶中发生Lipose类之酵素，而行发酵，俗名“发汗”。
（3）人工。制造紧茶，须用揉工四人，另用一小童司秤，每人每日可制一二百余至四百个；一灶共有茶师四名，一日制造共得一五〇〇个左右。
（4）包装：紧茶每七个为一筒，用竹箨包成长筒形；每十八筒装成一篮，篮内分六层，每层三筒；二篮为一驮，共二百五十个；每个净重六两五钱至六两八钱，故每驮净重约一〇五斤至一一〇斤。
这篇文献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关于紧茶“复制”步骤中的人工加水发酵环节，作者进行了更为详细的介绍，强调了必须进行部分（“高品”“梭边”）而非全部的加水发酵，否则会“不堪食用”，同时还特别介绍了紧压完成后还需要“堆积楼上，须经四十日”，让茶继续发酵，并说这一步骤俗名“发汗”。对于普洱茶“发汗”工艺，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篇文章进行专题介绍——《发汗茶：云南百年工艺简史》（https://mp.weixin.qq.com/s/BaKGG-OvoZFPqfzvFh_8sg），内容可供参考。
二十四、徐方干《滇茶产销之研究》，原载1945年第11卷第6期—8期《经济汇报》
（丙）潮茶。潮时将拣选之茶三四篮（约百五十斤），铺于地板上，厚以十寸为度；成团者则搓散之，以水喷散于叶上，用耙用脚，且耙且翻，均匀转拌，再行铺平，洒水拌搅，至三次为止。大约每茶百斤，用水三十斤，茶与水之比例，成为七七与三三；潮毕堆积于一隅，使其发酵，温度高时，在中心者达一〇六度（按：华氏度），近边者约九十二度，堆面因被风吹易于干燥，故时须洒水（俗称被单水），水量约一喷壶半；如为细茶，则所需水量较少。潮工非熟练者不能胜任，盖水量过多，则茶身软，易于粘袋而破烂，且干后收缩，茶身变小，不合卖相；若过少，则采时伤手，且分量太重，不适包装运输。底茶切不可潮水，若受水潮，则内必起黑霉（俗称冲心霉），不堪食用。
……
（己）发酵。制茶之最后手续为发酵。将制成之茶，堆积于地板上，约四五日，即起发酵作用（俗称发汗）。发汗后，则茶身硬实，不易压坏；茶身内外起黄霉，色如松仁，霉愈多，则茶味愈佳。
……
沱茶分上、中、下三等：上等者曰“上牌”；中等者曰“中牌”；下等者曰“下牌”，以茶之品质而区别。品质之优劣，则视沱面嫩叶之多寡，及沱内之枝梗、败叶、梗块等杂物是否拣提干净，如有者，则以含有之成分多少而定；再视色香味如何。若泡出之水色黄绿浓厚、明洁而有光泽，香气清幽不杂，味纯正而回味带甜者为上乘，购者应凭自己之经验而体认。
沱茶尚有正牌、副牌和杂牌之分。正牌者为各制茶者用自己之商标或牌名。因沱茶销售地仅有四川一省，故茶号每年制造多少，均以历年所销售之数量为标准。如正牌茶多制，恐品质难于一致，有损名誉；又以正牌茶价恒高，如届新茶上市前，仍未能售完，则茶价下落，反致受损。但欲扩充营业，则另制副牌，藉以保存正牌之名誉；且价有高低，可任客选购，营业较为活动。以上均为自制、自运、自售，并在宜宾设有专号。至杂牌，系在下关、昆明、景谷街等处，设厂制造，任人在各该地购买运销宜宾，则不设号栈者。
……
由上列三种分析表，可见沱茶之高价，恒在四、五、六、七、八、九等月之间。盖沱茶之采制均在清明以后，装运来渝，其间虽运输上种种关系，然每年春茶上市，至少已在春夏两季之交，春茶品质既优，价格自必高昂。此后夏茶上市，茶质渐粗，价格亦较低，故沱茶之最低价发生期间，多在第一、第四两季。
这篇文献中除了详述发酵（发汗）工艺之外，还对销川沱茶的销售情况进行了详述，我们从中可以获悉当时认为沱茶的优劣主要看的是“嫩叶之多寡”“枝梗、败叶、梗块等杂物是否拣提干净”“色香味如何”，且视出汤“黄绿浓厚、明洁而有光泽，香气清幽不杂，味纯正而回味带甜者”为上乘。与我们现在对普洱茶的优劣评判标准相比，应该说大部分还是相近的，只是我们今日不再完全推崇“嫩叶”，掺杂一定比例的“枝梗”完全可以接受，甚至觉得梗是形成茶味完整度的必要组成部分；另外在汤色方面，汤色“黄绿”显然是指未经发酵或经过部分（底茶部分不沾水）发酵的新茶，否则即使是全不进行湿水发酵的老生茶也不会汤色黄绿。
另外，文中还特意强调了沱茶有正牌、副牌和杂牌之分，其中“副牌”的作用就是为了维持“正牌”价格高位运行，同时还明确解释说“如届新茶上市前，仍未能售完，则茶价下落”和每年茶价的季节性波动规律，这一价格现象与“越陈越香”的价值取向可谓截然相反。
二十五、童衣云《云南茶之产销》，原载1947年第2卷第3期《闽茶》
云南茶业之特质
云南茶区与国内其他茶区，颇多异殊之处，短长互见。故言发展云南茶者，自有先了解云南茶业物质之必要。否则从事策划，难免南辕而北辙矣。
（一）茶树品种之特殊。云茶为大叶种，与印度阿萨姆种相同；国内茶人，有视以为珍品者。此种茶叶之优点，在于叶内组织粗松，极利制造红茶，发酵易，水色浓。以其身骨厚实，故成茶不问红绿，均味厚耐冲泡，白毫之丰富肥美，举世无匹，惟香气较逊耳。
（二）云茶制品之特多。云茶制品有沱茶、藏销紧茶、饼茶以及配茶等种类，对于原料处理上既有莫大之便利，而副产物中之片末、梗头，亦几利用殆尽。上等原料（指毛茶）制沱茶；次等原料及沱茶副产物，可作紧茶；甚至灰末、老梗等下料，犹可作成一种名“灰面团沱”之茶出售。此种制品配料范围之宽，为国内一般茶区所不及。
（三）茶季特长。迤西南一带之茶，自清明开采，可至寒露（冯绍裘先生曾在大雪节边采制数斤，名曰“雪茶”，可见茶季之特长）。倘栽培得法，年采十次（指一丛茶被采次数）并非难事。
（四）云茶市场之稳固。云茶以其品质（品种与制品）之特殊，与他种茶叶无冲突竞争之虞。四川人嗜沱茶，西藏人酷嗜紧茶，已成习惯，非其他茶叶所能取而代之者。是以云茶之销路固稳如磐石（但得视成本如何）。
吾人站在栽制立场以言云茶，则有上述诸优点，似乎颇有其前途。倘欲求述其发展，试从另一角度观察，则障碍重重，固未许乐观也。……
文章作者童衣云，曾任云南中国茶叶贸易公司顺宁（今凤庆）实验茶厂任总务主任，并参与冯绍裘先生主持的“滇红”试制工作；1940年5月，云南中茶公司所属宜良茶场改为茶厂，出任第一任厂长；同年10月，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在昆明金碧路建立复兴茶厂（昆明茶厂前身），出任厂长。上文引用部分为全文近末尾处关于滇茶“特质”的文段，目前看到的是“优势”部分，其后是“劣势”内容。
我们从文段中可以看出，作者列举了云南茶业的种种优势，但其中（也包括其后并未引用的劣势部分）并没有提及普洱茶“越陈越香”的特点。那么“越陈越香”可以被视为普洱茶的优势（至少是特点）吗？不论从目前的市场情况看还是对比全国的其他茶叶品类（越陈越香者不止普洱一家，但即使加总其比例也较小），结论不言自明。
行文至此，已列举了一大批1949年之前与普洱茶产销及陈储相关的、较有代表性的文献资料，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如有补充素材或对引用材料有不同见解可直接留言。
只是根据以上内容，我们还是有不少问题难以疏通，最关键的就是为什么大部分材料都显示内销市场并无普洱茶“越陈越香”的意识以及随之而来的陈储行为，但从40年代上海出现的“陈年普洱茶”广告中却又可以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难道是日本侵华带来了“陈年普洱茶文化”（40年代初日本已侵占包括上海在内的大片中国国土）？但也从来没听说日本茶道有推崇老陈茶的说法啊。
就在山穷水尽之际，两篇49年之后的回忆文章给我带来了柳暗花明之感：分别是马桢祥的《泰缅经商回忆》（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1965年出版）和马泽如的《云南原信昌商号经营概况》（也有题为《原信昌商号经营泰国、缅甸、老挝边境商业始末》的版本，内容基本一致，最早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16辑》1982年出版）。
马桢祥和马泽如都是回族且是一家人，分别在江城和昆明开设了敬昌茶号和信昌商号，其中马泽如可能就是上文张凤岐《滇南的茶业》提到的“一位久住昆明的回籍茶商马某”。
马桢祥在《泰缅经商回忆》中写道：
三、易武茶在海外的行销
我们对茶叶出口一事，在抗战时期是很重视的，它给我们带来利润不少。易武、江城所产七子饼茶，每筒制好后约重四斤半。这种茶较好的牌子有宋元、宋聘、乾利贞等，稍次的有同庆、同兴等。在江城所加工的茶牌子较多，但质量较低，俗语叫“洗马脊背茶”，不像易武茶质细味香。这些茶大多数行销香港越南，有一部分由香港转运到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主要供华侨食用。也有部分茶叶行销国内，主要是新春茶。而行销港、越的多是陈茶，就是制好后存放几年的茶，存放时间越长，味道也就越浓越香，有的茶甚至存放二三十年之久。陈茶最能解渴，且能发散。香港、越南、马来西亚一带气候炎热，华侨工人下班后，常到茶楼喝一两杯茶，吃点点心，这种茶只要喝一两杯就能解渴。
易武产的宋元、宋聘茶在香港每筒可卖港币50元，稍次的卖40元。江城茶每筒只卖25—30元。抗战前易武、江城的茶是雇马帮驮运到昆明，搭火车经滇越铁路转运香港。也有的由当地雇黄牛驮运到坝溜江，再搭木船顺江直下至越南河内。在江城我们开设有敬昌茶号，最初每年加工茶叶二三百担，后来逐渐增多。敬昌牌号的茶叶初运到香港时因是新牌子，每筒只值十七八元。后来经过改良加工提高质量，每筒已能提高售价至25元，甚至达30元。抗日战争爆发后，云南与外地交通断绝，易武、江城各商号加工的数千担茶叶无法运出，各号家银根吃紧，无法周转，因此急欲脱售。我们趁此机会把他们急需要卖出的茶叶贱价买下，囤积起来，等到抗战胜利后，就找到一条出路，雇马帮和黄牛帮把自己加工的和买来的茶叶共一两千担，陆续运到缅甸的景栋，装汽车运到泰国的喃邦，搭上火车直运到泰国的首都曼谷，再装上轮船运往香港。当时香港存货稀少，每筒茶叶可比平时多卖得三五元，正所谓贱买贵卖，获利不少。
马泽如的《云南原信昌商号经营概况》是这样说的：
茶叶：江城一带产茶，但以易武所产较好，这一带的茶制好后，存放几年，味道更浓更香，甚至有存放到十年以上的。出口行销香港、越南的，大多是这种陈茶。因为一方面经泡，泡过数开仍然有色有香；另一方面又极易解渴，且有散热作用，所以香港一般工人和中产阶级很喜欢喝这种茶。这种茶一部分还从香港转运到新加坡、菲律宾等地供华侨饮用，因而销量也比较大。我们在江城成立敬昌茶号揉制七子饼茶，就是看到外销很有发展前途。但在试销初期，敬昌茶是新牌子，抵港后只能以低价求售。经过我们在揉制过程中认真剔除老杆黄叶，改进工艺技术，提高质量后，牌子逐渐打响，价值也就接近名牌货了。由于越陈的茶价值越卖得高些，我们一方面在江城收购陈茶；一方面增加揉制产量，从每年生产二三百担逐渐增至一千担左右；同时加强外运，分三条路线运输香港：第一路由马帮驮到昆明装滇越火车到海防再海运到港；第二路从江城雇牛驮到老挝坝溜江下小木船进越南转口运港；第三路从江城雇牛或马帮驮到老挝或景栋转运到泰国曼谷，到达曼谷后再装海轮运港。这样源源不断地做了些年，赚的钱确实不在少数。
到了1940年冬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南进侵略，占领了越南，切断了我们的一、二两条货运路线。这时几家石屏人揉制的名牌茶运不出去，资金无法周转，急于以贱价脱货求现，加上其他几家茶号加工的茶，也在同样情况下要贱价出售，约共二三千担，我们资金雄厚，运输上还有第三条路线可走，就一齐兜买下来，除了从第三条路线运港外，还把驮运到昆的茶改装汽车运广州山口至香港，大约过了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并在1942年上半年先后占领了缅甸、泰国、香港等地，这就完全切断了我们的外运路线，而我们还有大批茶存在国内，也只得减产停运。幸运的是，等到抗战胜利，我们一面恢复生产，一面抓紧分别从国内广州和国外景栋两路赶运大批存茶到港，此时正值香港存货稀少价格高涨，我们的到货反而卖了高价，而这些货物，又大多是贱价买入的，获利更不在少数。
两人提供的信息总结起来就是以下几条：
-
1.行销国内的茶叶主要是新春茶，销往香港、东南亚的普洱茶（下简称“供港茶”）大多是陈茶，且似乎担心当时（60年代）的读者难以理解，还专门有一句解释——“就是制好后存放几年的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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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港茶陈期一般是“几年”，但越陈越香且越陈越贵（“越陈的茶价值越卖得高些”），故有陈储“十几年”（马泽如）“二三十年”（马桢祥）的，但对此两人都用了“甚至”一词透露这一做法并非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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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供港茶消费人群主要是“一般工人和中产阶级”，可见终端价格必不至于高企，且陈茶最合其口味，看重其解渴、散热（发散）效果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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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云南本地能收购到陈茶（“在江城收购陈茶”），但此陈茶或许属于“内销滞销”的概率更大，如果是友商供港茶则没必要做转手买卖，若确是如此，则在一定意义上透露出内销茶与供港茶可能本身差异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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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当年宋元、宋聘、乾利贞、同庆、同兴等茶号品牌就已经是名牌产品，有相当的品牌溢价，但天花板级别的宋元、宋聘（每筒50元）也只有新牌子茶（每筒17元）的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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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抗战胜利（1945年）后信昌、敬昌将前期（1940年）因交通不畅、友商资金链吃紧而低价收购的茶（“易武、江城各商号”“石屏人揉制的名牌茶”）卖到缺茶涨价的香港，每筒才比平时多卖三五元，可算出溢价只有12%（以多卖5元对比“稍次的卖40元”）至20%（“江城茶每筒只卖25元”），还不到今天陈储2年（假设每年仅上浮10%，2年后便已溢价21%）的价差。
这两篇文献为我们的研究补上了一块非常重要的拼图，即民国时期普洱茶内销与外销的产品是存在差异的，内销为新茶，外销（实际销往香港、东南亚）主要为老陈茶。这就解释了为何1941年的上海忽然出现了此前从未见过的“陈年普洱茶”广告，因为日本侵华后，上海与产地云南的直接联系受到了很大影响，普洱茶不得不由云南直供变成了由香港、东南亚供应（此时滇、港之间的货物往来也已濒于瘫痪），而香港、东南亚的消费、品饮习惯早已是老陈茶，因而进入上海的自然也只能是这类普洱茶。
“民国时期内销普洱茶是新茶”这一结论除了上文已经引用的文献，还有其他佐证吗？
我也曾经读到过一篇题目为《民国大师喝不喝百年老茶？》（https://mp.weixin.qq.com/s/EToUPByV7zvtWU-SwXiG3A）的文章，作者引用《民国茶范：与大师喝茶的日子》一书的考证，列举了数十位民国大师喜好的茶品，但对于“民国大师是否喝老茶”这一问题，文章中说“《民国茶范》的考证里没有，我更不敢妄自揣测。”虽说不敢妄自揣测，但其实意思已昭然若揭。
我不揣冒昧，也跟着这个思路查了几位大师（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张恨水、郁达夫、老舍、弘一法师、林徽因、萧红）的文集、全集，发现别说“老茶/陈茶”，连“普洱”出现的情况都是凤毛麟角，几位的全集加一块，“普洱茶”出现的次数都没《清实录》（甚至其中一朝）这个正经史书多，连老舍（老北京，又写过名篇《茶馆》，很多普洱茶相关言论都托名老舍）和郁达夫（曾长期在东南亚从事抗日工作最终牺牲）这两位的全集中都干脆就只字不提“普洱”。反而是张恨水的小说《魍魉世界》（以战时重庆为背景，原名《牛马走》，连载于40年代初的重庆《新民报》）里，对普洱茶做了令人眼前一亮的描写：
第12章 飞来的
……
饭后，二奶奶引着各位女客上楼，仍在小客室里坐着，女仆将熬着的普洱茶，用赛银的瓜式锑壶，提了进来，由壶嘴子里带了腾腾的热气，斟在茶几上紫砂泥的茶杯里。那杯子敞着口，像半个球，外面是浅紫色，里面上着乳白色的釉彩。这普洱茶，是黑黄色，斟在里面颜色配得很好看。西门太太两手捧了紫砂泥的茶杯碟子，托起来看看，笑道：“温公馆里，件件事都很考究，喝国产茶，就用国产茶具。”二奶奶笑道：“这也是我们以前在上海买的宜兴陶器，现在出一百倍的价钱，也买不到了。其实我们自己喝茶，却也随便不过。待起客来，把漆黑的普洱茶斟在玻璃杯子里，那未免有失雅道。”……
民国时期，外省饮用普洱茶多习惯煮着喝，这事之前已经有许多文献都已提及，这里不再赘述，但相比其他文献，这个文段又向我们展示了之前较少提及的普洱茶“汤色”，我们知道了在民国重庆的茶桌上，普洱茶的汤色是“黑黄色”甚至“漆黑”的。
如果没有之前文献的铺垫，看到这个汤色描述，我们多半会觉得民国大户人家喝的应该是老生茶，毕竟之前我们多认为熟茶是70年代才出现，而新生茶再怎么煮都不会是黑色系。但我们现在完全可以推测，当年他们喝的应该是经过人工发酵的普洱茶，经过发酵的普洱茶煮后的汤色相比未经人工发酵的老生茶更加接近文中所谓“黑黄色”“漆黑”。
结论
仅从以上文献资料出发，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从清代到1949年之前，国内绝大部分普洱茶消费地区主要喝的应当都是新茶，知道陈年老茶也可以喝，但还未了解（总结出）“越陈越香”的茶性并有意识地进行陈储；
2.香港与东南亚地区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有较为悠久的老陈普洱茶饮用历史，且进行有意识地陈储，云南茶商根据内销、外销的不同需求进行生产与供应，但生产环节的差异是否仅有压饼之后的陈储环节，则暂无确切文献支持；
3.云南本地制茶过程中进行人工加水发酵的历史远早于1973年，且很有可能正是由于当时就已经制造生、熟（按现在的区分标准）两种普洱茶，才造成了清代医书对普洱茶性状的不同记载。1949年之后由于一系列历史原因，作为制茶主流的国营茶厂丢失了熟茶技艺，最终只能找广东从头学起；
4.早期的普洱茶因交通不便，在部分距离较远的外省（北京、上海、浙江等）被视为奢侈品、药品，但随着交通的发展、产量的提高，上海、昆明和四川（包括重庆）等地的普洱茶已然走入寻常百姓家；
5.在成规模供应后，不论是内销的新茶还是外销的老茶，目标消费群体主要都是中下层普通民众，不仅价位不高，而且同一市场不同普洱茶品类之间的价差大多不会超过三倍，内销市场还会出现明显的季节性价格波动。
关于以上结论，我要说明的是，首先这还只是根据目前掌握的文献、材料分析而来的初步结论，如果大家可以帮忙继续补充正反任一方面的材料或提出对材料的不同解读，还望直接指出，通过多方有理有据的探讨，对结论予以修正、完善。
其次，厘清清末、民国时期普洱老茶制销的历史情形，与今天我们是不是应该存老茶、喝老茶完全是两回事，且没有因果联系。就好比高铁在今天的中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因此推导出秦始皇就是修筑了全国的铁路网才完成的统一；或者用“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这一事实来否定“哥伦布想去（且自以为到）的是东方、印度”。
再次，探究这一问题的目的，仅是因为我们对历史、对传统的纪念、缅怀和继承不应该建立在混沌不清甚至存在讹误的历史叙述之上。
最后，在我看来，普洱茶的原料选择、工艺演化、仓储完善，以上都是手段，目的是为了让茶提供更好的品饮体验。新茶老茶，喝着舒服就是好茶。我们不应该本末倒置，甚至舍本逐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