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蠹》中，韩非子在开头便指出“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后文所有引用均来自《五蠹》，不再标注）意为政治措施要根据社会的实际情况施行，而不能一味照搬古法，这体现出韩非所持“因时制宜”的历史观念。对于前人对古代的推崇，如诉诸文王周公权威的孔子，崇尚禹的墨子，言必称尧舜的孟子，韩非极尽反对，他并不认为人类发展的前一个阶段能明显地优于后一个阶段，历史是发展的，各个时代的生活方式、政治要务等均不尽相同，因而应当破旧立新，立足于社会现实而行，其观念某种程度上也映射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之动荡与变革之大。下文我主要就韩非对儒墨的历史观的批判和他对“变化”有怎样的深刻体察这两方面展开我的论述。
首先是所谓“历史退化论”的形成，这是由中国古代的社会形态导致的。中国作为农耕文明，农民世代固定在土地上，安土重迁，缺少变化，因而“经验”尤为重要，当下所遇之困难似乎总能在过往的经验中寻找到答案。这就使得“循古”的思维占据高地，一方面，人们总倾向于听取“先贤”的话语，诉诸先贤会使自己的学说更具力量；另一方面，人们会认为过去是最好的时代，而当下却在不断退化，因而优秀的治理不是创新，而是复古。在儒、墨等先秦诸子的学说中，都或多或少带有该观念的影子。
而对于这种历史观，韩非用一个寓言故事作出了强有力的回应：
“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这个故事在今天被称为守株待兔，意在讽刺那些不懂变通，死守经验的人。在故事中，兔子撞死于株是一个偶然事件，得到死兔是巧合所致，并非普遍可效法，类比至儒墨两家的学说，就是在说先贤之所言只是恰好适用于其所处时代，言论的提出和适用均具有一定偶然性，并非最普遍根本的规律，当时事易变，它们便会失去效力，这不是因为它们在逻辑上是错误的，而是言论的一成不变和现实的日新月异之间的矛盾。
韩非将儒墨两家比作守株待兔之人，是对他们复古做法的讽刺，那个宋人只简单地将守株和兔至之间建立起因果联系，而未曾思考其中更深层的原因，是一种机械式地经验主义做法；同理，如果只是一味地照搬古法，则也是对经验的过度依赖，缺乏了对现实的真切观察和理解，因而其不仅过于理想主义，脱离现实而难以实现，而且由于“循古”大幅简化了思考，只需根据经验机械地进行仿照，因而有不劳而获的“偷懒”嫌疑。这些注定儒墨之复古并不是一种好的治理方式。
为了用列举事实的方法来作证自己的历史发展观，韩非将历史分为若干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其独特的现实处境：“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一句点明上古时期人类生存的客观条件限制，即生产力过低带来的朝不保夕的危机；“中古之世，天下大水”一句表明中古时期人类社会的最大危险，即自然灾害对社会的冲击；“近古之世，桀、纣暴乱”一句则指出近古时期百姓苦难的根源，即统治者荒淫无度的黑暗。而现实处境的不同，又导致了各个阶段政治主题的不同：“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 而鲧、禹决渎”；“而汤、武征伐”，这些政治主题的发生不是效仿先贤得来的，而是根据当时人们的需要所作出的判断，是对社会现实的回应。
韩非不仅敏锐地察觉到现实处境变化所带来的政治主题变化，也深刻地指出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所带来的社会风气的变化：“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韩非并未否认古代“民不争”的淳朴的理想风气，但他认为，这种风气并非来源于先贤教化，政治治理等，而是因当时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自然形成的，是由社会现实情况的某一个方面所决定的。因此，如果只是倡导和呼吁如古人般的社会风气，而忽略了形成这风气的客观条件，这种呼吁必然收效甚微。
与历史发展一同变化的还有社会结构和观念，“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韩非指出在过去和当下的社会治理体系中，当权者的地位和权势有着很大的不同，这就使得人们越发贪恋官位。韩非舍弃了用品格的差异来解释不同时代人们对官位、钱财等的不尽相同的态度的做法，而是用权势、利益等原因将不同的态度统一起来，从而形成更加根本性规律性的认识。
“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总结而言，韩非准确地判断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新形势，并指出要根据新的形势要求来制定治国的方略，因此，“循古”的德治、礼治等便要退出历史舞台，就此，法治的变革随时代应运而生，而历史也证明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最为深刻且深远，这一切必须归功于对变化的重视，对现实的重视，归功于“因时制宜”的历史观念。
参考文献：
《韩非子译注》，张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
《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中国画报出版社，2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