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记录了自己与南比夸拉部落的相遇，孩子们通过相互告诉斯特劳斯对方的专名，来作为彼此的报复。而当这一举措被部落中的大人发现之后，孩子们遭到了责骂。斯特劳斯于是将这种“不向外人透露专名”的行为依据描述为“保护自身文化的纯洁性”。但是经由孩子们的相互报复，这种“完整性”遭到了异己的入侵。南比夸拉部落被卷入了西方的叙事结构，斯特劳斯便忏悔他所作的一切，并认为这种打破乌托邦的举措正是书写的暴力。显然德里达会从“部落自身的纯洁性“开始入手，并提出把诸如南比夸拉的原始部落想象成完美无瑕的交换体系是愚蠢的：部落之间的血战，抢夺其他部落的异性来繁衍后代。事实上，我们也只是从自身的“视角”出发而从未真正涉及关于南比夸拉部落的“现实”。在德里达看来，“在场的形而上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将言语的地位置于书写之上，自我（ego）是作为说出文本的先验在场，而书写仅仅是被主体肯定的中介物。文青正是追寻着这种超越性的精神体验：杜拉斯的文字往往会将读者带到他处，从一跟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也许法式的朦胧而冷淡的浪漫在此处体现的淋漓尽致：
“甲板地面，船舷上，海面上，随着太阳在天空的运行和轮船的航行，一种读不懂的、令人心碎的字迹慢慢显示，显示，然后同样缓慢消失。它是阴影、尖端、断裂的光线组成的变幻不定的角度和三角形,跟着海浪的倒伏而坍塌。然后不知疲倦地,重新形成，继续存在。”
索绪尔也正是通过逻各斯中心完成它的语言学的：“所指是原初的，而能指的意义只在于和其他能指产生差异并以此与所指发生联系。”所指总是先于能指而存在，并且能指具有随意性。因此逻各斯中心主义总是预设了某种超越性的中心，但矛盾的是它只有在拥有纯粹的内在性（interiority）时，才可能使书写作为语言的亚种存在。于是德里达直至要害：“书写没有本源。”
但这种完整性是何以可能被构想的？德里达把目光转移到卢梭的本源神话上：《语言起源论》中卢梭认为说话很“自然”地表达了主体于文字的其所是，而书写的词语却在思想与表达之间。也就是说，书写成为了表达的替补(supplement)，但是德里达指出在我们阅读卢梭时，他早已不在那里，我们只能通过其书写来介入他者的在场，而恰恰这种书写是我们自身所欠缺的。我们在介入的时间里被改写了，所以自我的在场也是被书写所构造的。因此德里达将替补转述述为“过剩”，这种充盈而膨胀的溢出正是我们存在而成为存在的基础：延异是作为并非本源的本源。意识流的手法正是如此瓦解了传统叙事的结构，我们被迫抛弃了原先的因为所以，将故事拆解成我们目光所及之处，亦或情人眼里的火焰：
“一个年轻的猎手的阴影大概也从这房间里走过，但这个幻影，是的，我认识他，他有时也在欢乐中出现，关于他，我对他说过，对堤岸的这个男人，我的情人，我对他说过，我对他讲过他的身体，他的性器官，也讲过那不可言喻的温柔，也讲过在森林和有黑豹出没的河口一带河流上他是何等勇猛。一切都在迎合他的欲望，让他把我捕捉而去，让他要我。我变成了他的孩子。每天夜晚，他和他的孩子都在做爱。有时，他害怕，突然，他担心她的健康，他发现她会死去，会失去她;这样的意念在他心中闪过。突然间他又希望，她真是那样柔弱，因此，有时，他还是怕，非常害怕。她的这种头痛病也使他害怕，头痛发作，她变得面无人色，僵死在那里，眼上敷着浸水的布巾。还有这种厌恶情绪，甚至厌恶生命。厌恶感一出现，她就想到她的母亲，她无端哭叫，想到不能改变世事，不能让母亲生前得到快乐，不能把害母亲的人都杀死，因为忿恨而哭泣。他的脸紧偎着她的面颊，吸取她的泪水，把她紧紧抱住，疯狂地贪求她的泪、她的愤怒。”
尽管如此，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他依然搭上了远洋的邮轮。所有的祈祷在看见远处的船只缓缓离去时，都会成为绝望的开端。爱欲所渴求的完满性，被落魄的情人和被他抛下的白人少女摔碎了。现实的匮乏将他摆上了崇高之位，可它是无力的，它是僵死的。幻想着有一天，在阳光笼罩的秋天，一点透过叶罅的树，在底下坐着，只是单纯地坐着，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干什么。也许这就是文青最大的特点，将理想寄托于未来，却又不将其付诸于实践。不过现实是残酷的，实在的混沌终将到来。而这是在沟口烧毁金阁寺之后所遮蔽的，未曾书写的真实，文本总是在这里停止：
“……余烬已开始在树木间翻飞，好似在金阁上空撒了一把金沙。
我跷起腿，久久地注视起这番景色。回过神时我才发现，身体各处都是烧伤和擦伤，正流着血。手指也在渗血，应该是刚才拍门所致。我舔舐着伤口，像一头隐匿行踪的野兽。
我从口袋里翻出小刀和用手帕包着的安眠药瓶，将它们扔向谷底。
手指触碰到另一个口袋里的香烟。我抽起了烟，就像一些人在工作结束后想吞云吐雾休息一下一样。
我决定活下去。”
可在这之后呢？尽管将象征着费勒兹的金阁寺付之一炬，可依然什么都没有改变，“生活是一场苦难“，这才是文本之后所未曾描述的，因为它已然是前中心化而无法言说的濒死本身。批判总是不够的，问题在于批判之后。解构（la déconstruction）二字不应转述为“瓦解结构”，而是解-构，瓦解-再构造。遗迹（trace）的激进之处就在于它是原初性的，而非原初的，它仅仅是差异自身，而不是某种在场的痕迹。原初的遗迹作为绝对之他者（le tout autre），把同一性发挥到了极限，以至于充满在整个存在中构建了自身的可能性。独立的符合必须在自身中包含着系统里其他符合的遗迹。且如果符号的同一性依赖于其他符号的空间-时间的遗迹的话，那么在这个无限替补的机器里，一种全然在场的意义总是永远都无法被触及。因此遗迹既不在场也不缺席，而是延异能够运作的条件。生命的褶皱吞吐着你我，而这是摆脱强迫症的捕获机器的唯一方法：我们需要成为“是”与“非是”以外的东西，为不在场的他者冠以名号。